第1章 中國現代化運動的各階段
本篇原為筆者在五○年代末期所寫的英文講義,后經胡適之先生之鼓勵,用中文改寫,原擬送給台灣之《自由中國》發表。后因該刊迭遭困難,我們乃在海外另行籌辦一個新的中文月刊,叫《海外論壇》,在紐約編輯,香港發行。此篇乃改由《海外論壇》於一九六0年出版的第一、二號連載刊出之。本稿之初撰,距今雖已四十年,滄桑幾變,然今日重讀之,個人思想仍前後如一,而文中所言,與四十年來的歷史發展,似亦無太大的骶觸。故重刊於此以就正於高明。全篇除增加一句和略改三、五個不必要的形容字之外,悉任其舊。文中所引孫中山先生的話,在《海外論壇》所載的原文中,未註明出處。今篇則增注之,以便嚴肅讀者之查對也。(作者補志於一九九八年春節)
我國近百年來所發生的“革命”、“維新”、“變法”、“改革”或“改良”等形形式式的運動,真是屈指難數。這些運動之發生大體說來多發乎仁人志士救國救民的願望。為貫徹這些由願望而發生的運動,已不知有多少先賢先烈為之而拋頭顱灑熱血。然時至今日這些“運動”仍然方興未艾,吾人試一翻閱中國近代史,一眼看去,真覺這是一筆令人難解的爛帳。
不過我們今日如回頭仔細分析過去百年的史跡,則又覺這筆爛帳之中似頗有線索可循。吾人如試把“同治中興”、“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抗戰”乃至中共的席捲大陸,與夫今日正在滋長中的“民主自由”運動等等連成一氣,作一個有系統的分析,我們便發現這些重要史跡不是單獨發生的。相反的,它們是一個接着一個的發生,層次分明的連在一起形成一個總運動。而上述諸運動只不過是這一“總運動”的各階段。一言以蔽之,這一個“總運動”便是中國的“現代化運動”--也就是近代中國的政治、社會文化的“轉型運動”。
1.1 世界性的現代化運動
須知此一“現代化運動”並非我國特有的現象,它是世界性的。簡言之,便是十九世紀初,西歐工業革命之後,西方文化隨其商業和武力向外發展,引起世界其他文化內部一種改革性的反應。借用湯恩比教授(ArnoldJ.Toynbee)歷史哲學上的名詞,那就是文化之間的“挑戰和反應”(challenge-and-response)的現象。
但是西方文化這種“挑戰”,在各民族文化中所引起的“反應”卻各有不同。例如宗教一項,現在對中東、印度、非洲等民族文化仍具有極大的挑戰性。但在我國則已經變成我們向西方文化反挑戰的最好課題。要言之,由於各民族文化本質之不同,它對現代化運動的反應之內容與特性亦各異其趣。
1.2 我國現代化的內容與特性
現代化運動反應在我國的內容與特性,又是些什麼呢?筆者不揣淺薄,試歸納之為六大項目如后:
一、獨立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國家形式。此種國家形式是顯然和我國固有的“民無二王”的世界性國家形式(universalstate)迥然有別。
二、工業化和社會化的國民經濟。我國固有的是農業的國民經濟,和不平均的財富分配製度。
三、合乎人類理性,合乎科學,並能適應工業化社會的道德標準和社會制度。我國舊道德和舊的社會制度,凡不能與此三點配合的(例如:“三綱”、盲婚、守節、宗族制度等)均在現代化運動過程中逐漸被揚棄。
四、專精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研究。
五、教育及其工具之普及。
六、民主政治。亦即是一種足以保障基本人權,採用多數決定和法治的原則,用選舉方式產生的政治制度。
舉此六點,我們不是說我國古代學術思想中沒有這方面的學說。相反的,這六項概念都可在我國文化遺產中找到根據。但是那些根據只是少數學者的理想。它沒有成為我們的立國基礎。沒有形成被群眾接受,蔚成一時風氣,而為“舉國和之”的運動。
我們更不是說所謂“西方文明”中已完成這六大項。我們是說在他們的文明中,這六項已成為主題,其整個文化的趨勢是向這一方向發展的。而我國自同治中興之後,在西方文化挑戰之下,也是亦步亦趨向這一方向發展的。不過我們這一發展的原動力則是由西方文化的“挑戰”所產生的罷了。
1.3 階段性和“一次革命”論
正因為我們的“現代化運動”是在西方文化挑戰之下發生的,我們“應戰”的過程便十分艱苦。因為要現代化,我們不特要“布新”,我們還要“除舊”。對這項除舊布新工作的辛酸,知之最深者,實是孫中山先生。所以他說:“革命事業,莫難於破壞,莫易於建設。”反觀我國近百年來現代化運動的史實,和各種形形色色的運動,無一而非這項“除舊布新”工作之中,“破壞”和“建設”所引起的。由於這些運動性質之不同,它們也標誌出我國現代化運動中顯明的“階段性”。
試讀我國當代各大思想家和革命導師們的言論。我們便知道他們多數是只看中了這一“現代化運動”整體之中某幾個階段,或某幾項課題,因而只注意某幾項工作,而忽略其他各項。如早期搞“夷務”或“洋務”的人,他們只看中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船炮政策。
但是後來亦有少數“先知先覺”,看準了今世現代化的潮流而主張我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通盤的現代化。不過這些人,多為“一次革命”論者,他們主張把這“現代化”的百年大計“畢其功於一役”!
1.4 孫中山“心灰而意冷矣”
孫中山先生便是這樣的一位。辛亥革命之後,他老人家便立了一個九年計畫的“革命方略”。他說要照他的“方略”做下去,九年之內中國便變為一個通盤現代化的新興的國家。誰知對他這方略首先不贊同的不是別人,正是他那群萬死不辭的信徒,同盟會的“老同志”。因此中山先生喟然嘆曰:
……乃於民國建元之初,予則極力主張施行革命方略,以達革命建設之目的,實行三民主義;而吾黨之士多期期以為不可。經予曉喻再三,辯論再四,卒無成效。莫不謂予之理想太高,知之非艱,行之維艱也。嗚呼!是豈予之理想太高哉?毋乃當時黨人之知識太低耶?予於是乎不禁為之心灰意冷矣!
何以那批老同志在為山九之時,對革命導師忽然不信任了呢?歷史家感到迷惑了。胡適之說:“民國初年,民黨不信任他(指中山)的計畫的事,很有研究的價值。”
其實這也不是什麼費解的事。從一個角度來看,黨員不信任黨魁,固然是黨員“知識太低”;然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又何嘗不是黨魁沒有把握住時代而脫離了群眾?對現代知識有高度認識,為革命而出生入死的“黨員”們知識尚且太低,則“區區庶民”又何能追隨景從呢?
1.5 不能落伍,也不可躐等
中山先生所領導的辛亥革命,實是世界史上最偉大的革命之一。但是領導這偉大的革命的國民黨人及其導師到臨死時還要說“革命尚未成功”!自有其黨派成見的共產黨人則根本否定“辛亥革命”之為“革命”。他們之所以如此者,便因為他們都是一次革命論者。把中國歷史看成汽車。他們要把這汽車按他們預定的路線,開往他們所預定的目的地。換言之,他們都希望把一個有三千年文化根基和特殊生活方式的老大民族,於極短期中變成他們所指定的新的文化和新的國家形式。
但是中國近百年史告訴我們,他們的願望都落空了。這個古老的文化是在變,並向現代化的方向亦步亦趨的在變。但它卻沒有聽從任何人或神的指示去“搖身一變”。相反的,它是在一個階段一個階段的變。任何力量不能阻止它向前變動,任何力量也不能“揠苗助長”強迫它跳躍前進。換言之,在中國近百年的現代化運動中浮沉的任何個人或團體,不能落伍,但是也不可躐等。民國六年,隨張辮帥到北京搞復辟運動的康有為,便“落伍”了。落伍到連他最忠實的學生梁啟超都要罵他“厚顏”。中山先生在辛亥之前便想搞“平均地權”,那便是他老人家“躐等”了。躐等到連“同盟會老同志”也罵他“大炮”。
1.6 各階段及其主題
落伍之可悲,固無論矣。勇往直前的跳躍前進何以亦發生反效果呢?史實告訴我們,中國的現代化運動,是分階段完成的。而各階段有各階段的主題和若干副題。主題便是各該階段的“當務之急”。而副題(可能是次一階段的主題)在現階段則往往是“不急之務”。而完成這主題與副題的方法則可能是骶觸的。
因此,集中全力完成主題,可能增加解決副題時的困難。但是忘卻主題而側重副題的,則往往為該階段所唾棄。古人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又說:“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如果忘卻主題而側重副題,則是“本末倒置”,“不知先後”。
所以中國近代史上,在各階段中,凡是從事解決“當務之急”的主題的社會力量,往往是前進的、成功的。同時凡是不知先後,側重副題,搞不急之務的,則未有不失敗的。這種搞不急之務的社會力量,在此階段必然有害!
但是如果中國現代化運動進入次一階段,則主題與副題,俱同時變動。以前的副題可能變成主題。前一階段的進步的社會力量,如不能隨主題之變動而進步,則這一力量必然變成阻礙中國現代化的力量。
這種反覆變動與社會力量之興遞,在中國近代史上昭然若揭。請申其說。
1.7 洋務和變法
今日吾人追溯我國現代化運動的史實,從“同治中興”到現階段的“民主自由運動”,我們如按各運動的性質來分,大體可以分為四大階段及若干小階段。
從同治元年(一八六一)總理衙門成立之日起至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之簽訂,可算我國現代化運動之第一階段。這一階段中的主題是“洋務”。因為我國經過鴉片戰爭及英法聯軍失敗之教訓,國人才開始認識西方文化表現在堅船利炮上的實用科學。因此自恭親王而下,有識之士,競談“洋務”。這樣才有同光之際的新式南北洋海軍及各種路礦機器船政的建設。不管當時守舊派是如何的反對,這一時期的“洋務”建設是有相當成就的。其後張之洞在其所著《勸學篇》中所說“中國學術精微,綱常名教,以及經世**,無不畢具,但取西人製造之長,補我不逮,足矣”的一套理論,事實上便是這一時期“洋務”運動的“哲學基礎”。張氏言大眾之所欲言,所以他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論調,亦是風靡一時的新學說。也是當時守舊派所誓死反對到底的“以夷變夏”的“謬論”。
但是中日戰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遂逐漸被揚棄。國人進一步而談“變法”。須知談變法的人並沒有否認西學之可以為“用”。國人至此已服服貼貼地接受了西方的實用科學,而進一步談西方式的“變法改制”了。因此,政治性的變法改制便是乙未至辛亥這一階段我國現代化運動的主題!
康有為主張“君主立憲”;孫中山主張“建立民國”。他二人雖有緩進激進之不同,其變法改制的基本態度則是一致的。由於清廷的頇昏□,助成了激進派的成功,而完成了中國現代化運動中的第二階段。
康孫兩氏除主張政治性的變法改制之外,都看到了其他方面--社會、文化、教育、經濟等之徹底改革。康氏另著有《大同書》;孫氏亦著有《三民主義》。但是這些方面的改革在當時均是“副題”,不是當務之急,因而引不起群眾的反應。如同盟會誓辭“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中之最後四字,便為黨內人士駁難最多之處。國內同盟會支部,有的竟乾脆把這四個字刪除。這種刪除絕不是如共產黨史家所說,為的是“保存資產階級本身的利益”。主要的原因是這一條不是“當務之急”。它的重要性被那時的“主題”所掩蔽,引不起所謂“革命群眾”的反應。
戴季陶說:“至於從革命的思想和知識上說,許多前時代的黨員,也實在固陋得可怕。從前總理在時,每次定了一個前進的方針,大家總是把它拚命向後掇!”這就是因為“前進的方針”在“前一時代”是引不起群眾反應的。
1.8 “莫難於破壞”的“五四運動”
但是時代是前進的。“前進的方針”到后一時代,群眾的反應就不同了。民國成立了八九年,國人對西方文化挑戰的了解又進了一步。他們感覺到只是政治性的變法改制,仍不足以建立出一個新型的國家。因而繼續要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等的總改革。這項要求遂把中國現代化運動推入第三階段而爆發了“五四”前後的所謂“新文化運動”。
“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當時最精闢的一句口號便是:“以科學的批判的態度,重新估定一切價值。”果然在“科學的批判的態度”之前,兩千年來獨家經理的“孔家店”內許多(我們沒有說“全部”)陳貨都變成無價值的廢料了。此外如釋迦牟尼、朱熹、王陽明,乃至晚近入口的耶穌等的“一切價值”都成了問題。
舊有的束縛一旦掉去,中華民族的思想突然得到了空前未有的大解放。所以“五四”時代的“新文化運動”,實如孫中山所說的“革命事業,莫難於破壞”的“破壞運動”。事實上,它除在文學改良上另有輝煌成就之外,其他方面的收穫亦只此而已。“五四”的大師們,掌握了“科學的批判的態度”這一項武器,把舊的東西,摧枯拉朽的毀掉了。但在這破壞的廢墟上,他們建設了些什麼呢?
他們的確曾提出“科學”和“民主”兩個建設性的口號。但是什麼是科學,什麼又是民主呢?不但當時搖旗吶喊的孩子們莫知所云;當時的領袖們也沒有說出一套完整的學說以替代他們所毀掉的東西。因此“五四運動”之“立刻後果”便是思想界空前未有的“無政府狀態”!
再者,“五四”所破壞的只是舊思想。而舊思想所產生的舊的社會體系,卻屹立未動。因此為竟“五四”的破壞未竟之功,為重行畫出今後建設的藍圖,各項“主義”就紛紛而起了。
1.9 拿一個主義做標準
且看孫中山先生的說法。民國十二年十二月二日,孫中山先生在打走陳炯明、沈鴻英等軍閥之後,在廣州歡宴各有功革命將領時,發表一篇演說。中山說:
民國成立到今日已經十二年了。這十二年中沒有一天沒有變亂。這個變亂不已的原因在什麼地方呢?簡單的說就是新舊潮流的衝突……,舊思想是妨礙進步;總是束縛人群的。我們要求人群自由,打破進步的障礙,所以不能不打破舊思想。今天要請諸君來打破舊思想究竟用什麼標準呢?大略的講便是拿一個主義做標準。
那時相信孫中山的人當然就拿“三民主義”做標準了。不相信三民主義的人呢,自然就另搬出其他“主義”來了。因此在“五四”之後短短數年之內各有一個主義的“共產黨”、“國家主義派”、“社會黨”、“法西斯主義”集團、“無政府主義”集團,乃至於“實驗主義”者都各立門戶的應運而生。久已為黨內同志所忘懷的國民黨和它的三民主義,這時又活躍起來,實行改組。
這些新興黨派,乃至改組后的“中國國民黨”都是繼“五四運動”而產生的。其性質與民國初年的“國民黨”、“共和黨”、“進步黨”等是絕對不同的。民國初年的黨是純英美式的政黨。“五四”以後的黨是着重社會運動和文化改革的黨。
且看中國共產黨的發起人,後來又為國民黨中最有影響的反共理論家戴季陶氏關於國民黨改組的看法。他說:“民國八年以後(亦即“五四”以後),國內青年……漸漸覺悟起來,由清談文化運動,進而為部分的社會運動,更進而為具體的國民革命運動。和民國六年以來黨內的改組氣運相銜接,而中國國民黨的改組,於是乎實現了。”
1.10 本末倒置的中共
反看中共呢!中共在國民黨容共初期,黨員人數實際不過數十人。它是在國民黨中寄生長大的。至北伐時代,它已變成嚴重的破壞“國民革命”的力量。那時它拋開了那一階段的兩個主題--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而集中全力去搞那不急之需的“副題”--土地革命,社會革命。把北伐軍的後方哄得烏煙瘴氣。有的兒子正在前方和軍閥浴血作戰,老子卻在後方被“農民協會”戴着紙帽子在遊街。當軍閥和帝國主義統治區內尚歌舞昇平;北伐軍解放了的地方反而階級鬥爭起來,共產黨這一鬧,一方面抵銷了國民革命的力量,一方面也鬧垮了國民黨的黨權,為軍人獨裁鋪路。
結果呢?共產黨在國民黨內被血淋淋的“清”了出去。它不服,還是繼續暴動,結果是流竄了二萬五千里。如果不是日本軍閥侵華,中國共產黨早成了歷史上的名詞了。倖免於死之後,還得向它曾經宣佈過死刑的“新軍閥”、“人民公敵”高呼萬歲。其所以然者,便是他們錯把“副題”當成了“主題”,不知先後。它幾乎破壞了北伐,妨礙了抗戰。它是那一階段的惡勢力,不折不扣的該階段的反革命。
1.11 抗戰後的新主題
可是抗戰勝利之後,局勢便全部改觀了。以前國民革命的兩大主題是基本上完成了。因之以前的“副題”現在卻變成了“主題”。這新的“主題”便是“土地改革”和“社會改革”。這一階段也有一個“副題”,那便是“民主人士”所搞的“民主自由”運動。關於這主題,共產黨是搞這套起家的,經驗豐富;關於這“副題”它也學了乖。並假扮了一副“民主自由”的面孔,把“統戰”搞得有聲有色。國民黨完全被孤立起來。
至於國民黨呢?它本身是個革命黨,但是現在卻再也找不到革命的對象。它完成了前期的兩大主題;而抗戰後的新主題它又無法掌握。它的高級領袖們既缺乏遠見,黨的本身亦積重難返,負不起應付新階段新主題的責任。因而一個有蓋世功勛的革命黨,這時反成了人家革命的對象。讀史者有餘慨矣!
1.12 大陸上在搞些啥子?
中共統治大陸已經十整年,它在大陸上究竟搞些啥子?“民主自由”的老口號,它已完全拋棄了。(其情形亦如國民黨之拋棄“工農政策”。)因為那原是“統戰”時代騙騙人的。
至於“土地改革”和“社會改革”呢?這兩點,它當真血淋淋地幹了起來。但是它所做到的亦只是對舊制度的徹底破壞。以前“五四”的英雄們把我國的“舊思想”摧枯拉朽的破壞了;現在“十一”的好漢們,卻把我國的“舊制度”玉石不分的摧毀了。因此我國以前的“多種重心的社會”(multi-centeredsociety)在短短數年之內一變而為中共專制;由一個“新階級”(用南共MilovanDjilas的新名詞)來統治的單純的社會。換言之,我國舊有的“父兄”、“紳董”、“老師”、“大龍頭”等等所有的安定社會的力量,通統被摧毀了,代之而起的是這一新的統治階級的秘密警察和手槍。
我國舊有的社會體系,雖已不合“現代化”的要求,理該改變。但是秘密警察和手槍所控制的社會,是否就合乎二十世紀,現代化的文明呢?這點似已不必多贅!
所以我們說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任務是社會性的破壞,竟“五四”的破壞未竟之功。破壞的任務終了,它本身也就完結!
中國共產黨嚷革命嚷了數十年,試問時至今日,除了它自己之外,革命的對象又在何處呢?
試看中共“鳴放”期間,“右派”的反□怒潮,和現在海外和台灣的“民主自由”運動的方興未艾,歷史已明白地告訴我們現代化運動已進入另一大階段。
1.13 現階段,新主題
現階段在大陸上爭取“民主自由”的“右派”,中共只說他是“人民內部的矛盾”,不敢說他是“反革命”。因為這“右派”的確是自中共內部發生的,其中堅分子多半是對“人民有功”的人。不是可以斬盡殺絕的“美蔣特務”。
台灣呢?它現在亦為這一問題陷入極為痛苦的矛盾。它一面要打着“民主自由”的旗號以反共;一面又要壓制由這一口號所產生的群眾運動。
凡此都足以說明中國現代化運動前一階段的“副題”,現已變為此一階段的“主題”。這一“主題”是反不掉的。它十年、八年、三十年、五十年之後必然大行於中國。中國近代史告訴我們,以前各階段的主題都是歷盡千辛萬苦以後才完成的。
世界文化史也告訴我們,文化的挑戰是不能置之不理的。中國文化史亦告訴過我們,中國文化不但可以吸收外來文化的優點,而且可以發揚光大使其超過其在母文化中的程度。中國的佛教便是個例子。“民主自由”的思想和制度既然是西方文化對我國文化挑戰的一個主要的課題,我們的文化絕不會冥頑不靈的相應不理。相反的,在我們沒有能消化而發揚它之前,我們的文化由此一挑戰所引起的震動是不會停止的。
1.14 中共的工業化和死結
我國文化向這一方向反應在現階段最大的魔障便是中國共產黨。它甘願把中國文化拖進斯拉夫文化的死巷子。按中國近百年來現代化進行的程序來看,中共已經是走向古物陳列館的路上去了。它今日之所以尚能肆無忌憚,作威作福的道理,便是因為它還抓住了一個現代化建設性的重要課題——中國的工業化。今日中共官報上唯一真能大吹特吹的只有這一點。海外僑胞對中共深惡痛絕之餘,有時亦難免引中共向洋人誇耀的也是這一點。它是中共今日的“續命湯”。
中國工業化,本是任何政權都應該做的大事。隔壁王阿狗如做了“主席”也是要實行工業化的。只是工業化的方式或有不同罷了,不過其艱苦過程則誰也不能避免。美國在工業化過程中,大企業家逼迫小企業家自殺。投資者亦鬧過“黑色禮拜五”一類的醜劇。但蘇聯工業化過程中亦何嘗不是餓死婦孺數百萬,硬把糧食出口換取外匯物資呢?
中共今日的工業化便是採取俄國式計畫經濟的方式,在全國人力物資之中竭澤而漁。俗語說:“要鐵用,連飯鍋也打掉!”這豈不是中共今天的事實?因此中共政權獨裁專制,殘酷暴虐愈利害,其竭澤而漁式的工業化速度也可能愈快。相反的說,中共在經濟建設上其工業化的速度愈高,其在政治設施上獨裁專制殘酷暴虐亦愈厲。因之在中共工業化達到最高峰時,亦即其殘暴的統治達到絕頂之時。換言之,在共產黨制度之下,人類團體生活中“政治”和“經濟”兩大問題,不但不能同時解決,並且是背道而馳的。其經濟問題能日趨解決,其政治問題便日趨嚴重。至其經濟問題可能作適當解決之時,便是其獨裁專制的政治制度面臨崩潰之時,亦即是“自由民主”呼聲最高之時。共產黨徒都是經濟決定論者,他們根本不相信“上層建築”的政治問題可以成為他們的致命傷。所以其將來的結果,必然就“龐涓死於此樹下”!
中共今日所採取的便是這項自殺政策。為著高度的工業化,它把大的中國變成世界最大的奴工營。它要奴工們犧牲自由,束緊褲帶,這樣中國便可“十五年趕上英國”或“二十年後過好日子”。在中國長期積弱之後,這兩項號召是動聽的;是有高度說服性的。其魔力不下於抗戰時期的“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但是它這項騙局至多只可維持十五年至二十年。過此人民就不特要放鬆褲帶,而且要恢復全部自由。屆時統治者是否會自動的恢復人民的自由呢?曰否!因為那是違反中共政權發展的邏輯的。君不見“百家爭鳴”時統治者的面色乎?中共區內不會再有“百家爭鳴”出現。要有也不是統治者自動號召的了。
所以即使不談外界因素,只取“以經解經”的方式分析中共政權,天安門上的好漢至多還有十五年的安穩日子好過。
1.15 今後十五年的台灣
或謂俄國革命迄今已四十餘年,何以並未動搖。其實中俄兩國未可相提並論。俄國文明本為西方文明之邊緣,所以它只可在西方文化之內作畸形的發展,而不足以向西方文化實行反挑戰。所以白俄在出國之後,未幾即為住在國所同化。不若我輩“唐人”在海外住了幾代還不能變為老番,所以中國文化不能全部蘇維埃化,中國人亦不能全部赤化,此其一也。中國自那拉氏到毛澤東經過了四十年,俄國自尼古拉到列寧只有幾個月,所以俄國今日缺少我們所有的三十歲到五十歲的中堅分子的民主自由的鬥士,此其二。我國尚保存一個台灣沒有赤化,可以作我們“民主政治的實驗區”。俄國的克侖斯基及其他反共俄人,均無所憑藉,此其三。
有此三點,則中俄之局勢迥異。此三點中尤以第三點最為重要。蓋共產黨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均自成一個整體。要對共產黨“取而代之”,則必須以一個更完美更前進的整體來代替它。這個整體不是一個空洞的什麼主義或宗教。這個整體必須是經過實驗的合乎中國國情的前進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新制度。
借用實驗主義者一句名言:“真理不是可以發現的,真理是不斷製造出來的。”所以台灣今後十五年的工作,應該是捨棄任何教條式的主義,以“科學的實驗室的方法”在政治民主、經濟平等、人身自由的原則下,實驗出一個新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以替代共產黨這一套反動的體制。如果台灣能在十五年之內,製造出一個新的真理來,到那時共產黨的反動已達最高峰,那樣才能水到渠成把共產黨那一套,摧枯拉朽的送到北冰洋里去。
中國文化的前途系於台灣今後十五年的發展。而這一發展的開端,便看台灣是否能抓住中國現代化運動現階段的主題!
1.16 最後階段和文化反挑戰
不過,抓住現階段的主題實非容易。在西方文化向我國挑戰的過程之中,“民主自由”這一項遠在清末便是我國各種“改革”或“革命”運動中主要的口號之一。但是它卻始終沒有變成任何階段的“主題”。因為在以前任何階段,事實上我國尚沒有完成此項課題的政治的和社會的條件。所以這一項口號我們喊了數十年,至今日始成為現階段的主題。這也說明它是中國現代化運動中最難的一項課題。在其他各項課題逐一完成之後,始輪到它有變成“主題”的機會。事實上,其他各項課題之完成,原亦是使它變成主題的先決條件。
再者,在現階段現有的主題之外,我們實在找不出什麼“副題”來。所以現階段的“民主自由運動”的內容極為單純;陣線亦極為明朗。“五四”時代擁護“德先生”的人群複雜極了。大家同床異夢,但是卻打了相同的招牌,結果上了共產黨“統戰”的圈套。這種現象現在是沒有了。正因為它目標單純,陣線明朗,所以它沒有足為下一階段主題的副題參雜其間。因此現階段的“民主自由運動”,實是“中國現代化運動”的最後階段。中國民族文化如能通過這一關,那便是中國現代化運動之徹底完成。到那時我們民族的新文化便可在政治、經濟、社會、教育各方面對西方文化作一個通盤的反挑戰。彼之所長我悉有之;彼之政治經濟各方面之矛盾,我均可調和而化除之。夫如是,則我民族以六萬萬人口之眾,居富強安定之大國,以政治民主、經濟平等、人身自由之最完滿之新制度出現於世界,其時我們縱不願為保持世界和平之盟主及人類進化之領袖,恐亦不可得矣。
不過目前這一關實在是我民族文化生死存亡之樞紐。斯拉夫、日耳曼、拉丁諸民族都在這一關之前了下去。我們能否平安過關,便看今後十幾年中,我民族在台灣實驗之結果。言念及此,不禁心嚮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