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中國近現代史的拓荒者郭廷以先生

10.1 教我做research的啟蒙師

在海內外大中學裏教授文史學科，簡直就教了一輩子。行有餘力則以撰文；以中英兩文著書寫稿，至今也在千萬言以上。不知老之已至，還在不斷塗鴉。引句時髦話，說我自己是個“職業史學工作者”（professionalhistorian），大致也不算過分。畢竟搞了一輩子嘛。

俗話說：“家有黃金萬兩，不如一技隨身。”我這個“職業”史學工作者，如果啖飯維生，也有“一技隨身”的話，想來想去，這個“一技”，就應該是英語裏的research了。

research這個英文單字，近日幾乎成為現代學人的口頭禪。小至在學術上情竇初開的大一大二的在學青年；老至白髮盈頭的國學大師，大家忙個不停，都是在“做research”。但是research究竟是什麼通義，翻譯成漢語，可不大容易。

我個人最初對這一辭彙發現翻譯上的困難，那還是大學一、二年級的事。那時我閱讀“西洋通史”班上的英語教科書，學會了這個辭。但是翻查所有的英漢辭典，都把這個辭譯成“研究”、“探索”……一類的意思。其實“研究”、“探索”等等，均不能涵蓋這個research的英文單字。

“research”是個很具體的治學的法則與程序；而“研究”（正確英譯應為study）則是空泛的抽象名詞。正如我們日常口語常說的，對某件事物要研究、研究。意思是探索、探索，討論、討論。這就不是research了。

research是近代西方科學興起以後的研究法則和研究程序的總名稱。這種法則和程序，在我國傳統學術里有一些與它有關的零星名詞，如“考據”、“訓詁”、“由約及博”（演繹）、“由博返約”（歸納）等等，而沒個涵蓋一切的總名稱。

所以“做research”的完整程序，就要包括胡適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就要包括傅斯年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如今時近二十一世紀，胡、傅之說已早嫌不足。在當前的“行為科學”里，還有個“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的程序。然後再找出，大至宇宙發展，小至社會裏的酒色財氣等等運行的“規律”（laworrules）。嚴格的說起來，這一整套的法則和運作的程序，才叫做research。聰明的胡適把這一套簡化成“科學實驗室的方法”；這也就是他宣傳一輩子的現代化的“治學方法”。雖然以偏概全，也不太離譜。

適之先生說，他學會這套“治學方法”，是他在康奈爾大學讀書時，翻閱《大英百科全書》，無意中翻到的。以後就受用了一輩子。

顧頡剛先生說，他學會這套“治學方法”，是看胡適的《水滸傳考證》，看出來的。

郭廷以先生學會這套“方法”，顯然是在清華大學讀研究院時，受了蔣廷黻和羅家倫兩人的影響。羅是清華校長；蔣是歷史系主任。他兩位對郭老師都是最賞識的。蔣是哥大的博士，與胡適一個山門出來的。羅則是胡的學生，謳歌胡適一輩子。

我自己開始學“做research”，則是在大學二年級，上郭廷以老師中國近代史一課，逐漸摸索出來的。那時我已知道這套治學方法和程序叫做“做research”。但是怎樣翻譯成中文呢？我就苦思不得其解了。

原來在比較文化學上，兩種語言的互譯，一般都是具體翻譯易，而抽象翻譯難。例如我國道德觀念里的“仁”、“義”二字，尤其是“義”這個辭，在英語裏就無法直譯。《三國演義》上說關雲長“義薄雲天”。這個“義薄雲天”簡直就無法翻譯。因為在西方的道德範疇里，沒有“義”這個概念。因此英文裏就沒有這個同義字了。要把“義薄雲天”這宗漢語道德觀念，譯成英文，你就得嚕嚕囌蘇，轉彎抹角，講它一大片了。

research這個西方概念，也沒個漢語同義字，因為我們原先沒這套東西。我學了這套東西，是在郭老師課堂里摸索出來的。至於怎樣摸索的，那還得從頭說起。

10.2 《萬有文庫》沒啥好書

那時是抗戰中期最艱苦的歲月。一九三九年夏季，我在熔全國“流亡學生”於一爐的“國立（第八）中學”畢業。接着參加科舉考試，竟然考進了重慶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系。戰時中學畢業生參加“全國統考”，能考入頂尖的中央大學，那真比滿清“鄉試”中，考個舉人還要難。

我以一個十九歲來自淪陷區的流亡學生，穿着草鞋短褲，千里步行，翻山涉水，在敵機狂炸聲中，跑到了重慶。頭髮已兩月未剃，初生的小鬍鬚，已在腮上唇邊，四處萌芽。加以經年不知肉味，兩條腿瘦成兩枝泥稀稀的竹竿。那副尊容，今日回思，仍覺可笑。就這樣，我跨入了沙坪壩，那全國青年心目中最崇高尊貴的“國立中央大學”；真是板兒進了大觀園。

那時全國統考，只考“筆試”，未考“口試”。我考入中大時，首先還要在形式上補考個口試。我乃到歷史系辦公室的門外去排隊候試。當那位助教喚我進去時，我看那上面坐着一位面目森嚴，戴着一副黑框大眼鏡的“教授”。我向這“教授”鞠個躬。他頭也不點一下，只是把手一指，叫我在他公案前的小凳子上坐下。他稍看一下我的文件，兩眼向我一瞪，問道：

“你在中學裏讀過些什麼書？”我一下就被問慌了。想不出在中學裏讀過些什麼“書”。只是記得戰前我校有一部嶄新的《萬有文庫》。我們師生愛惜它，借閱時，都用手帕包着看，以免污染。所以我情急智生說：

“讀過《萬有文庫》。”

“《萬有文庫》？”教授說：“《萬有文庫》裏，沒什麼好書！”

“……”我情急智不生，不知如何作答。

“還讀過些什麼？”教授又追問一句。

“還讀過《史記菁華錄》。”我恭敬作答。其實那不是在“中學裏讀的”；是在私塾里讀的。姑且舉出來搪塞一下。教授聞言還是面無表情。

“還有呢？”教授又問一句。

“還讀過《資治通鑒》。”我忽然想起那是在“中學時期”讀的；雖然不是在“中學裏面讀的”。

“哪一段？”教授又問。

“都讀過，只漏掉一本。”我誠實地回答。因為我家那部《通鑒》丟掉一本。

“好啦。”教授手一揮。那助教就招呼我可以退出了。

我站起來又向教授鞠個躬，然後緩步退出門外。結束了這場緊張的口試。在門外，我悄悄地問一位似乎更年長一點的同學：這位教授叫什麼名字。

“他是郭廷以教授！”他老腔老氣的回答我一聲。

抹抹我頭角的冷汗。乖乖，今日想來，猶有餘悸。

十多年後，郭廷以老師在我紐約的公寓裏吃稀飯——他那時長途飛行勞頓，時差又作祟。有點發燒，在我家休息。後來精神好轉時我戲說此一故事。

郭老師居然還完全記得我們那一小段對話。並解釋給我新婚的妻子聽，為什麼《萬有文庫》裏沒有好書。——郭老師的記憶力是天下無雙的。他能說出我同班同學每一個人的名字。

口試完畢我就到柏溪分校去報到入學了。

柏溪是中大一年級新生所在地。郭老師那時是大牌教授，大牌教授是不教一年級的，所以我就選不到他的課了。只記得他有一次專程來柏溪向我們新生講演訓話，面目還是如許森嚴，戴的還是那副黑框大眼鏡。拄了一枝大手杖，坐滑竿而來。十分莊嚴肅穆。至於他那次訓了些什麼話，我已完全記不得了。

大二，我們就選入沙坪壩了。“中國近代史”是大二必修課。我就正式作了郭老師課堂里的學生了。

10.3 定遠軍艦四炮齊發

那時沙坪中大，師生兩造的陣容都十分整齊。學生個個都是鄉試出身的舉人，不用說了。教授陣容也十分堅強。但是中大畢竟是繼承明朝國子監：民初兩江、東南的國學傳統。講起歷史來，內容既高且深又大，真是天馬行空。

我記得繆鳳林老師曾把二十五史“圈點”三遍。胸若淵博，口若懸河。動不動就來一套“漢唐明之往史可證”。他老人家還寫了一套長逾千言的白話詩，印發我們誦讀。也是開口閉口漢唐明不斷的。

金毓黻老師授我們“宋遼金史”，也是一揮千里的。我記得他老人家講到王安石變法時，把變法條款，一條條寫在黑板上，然後逐條評論說：這條很好！那條不好。這時我們在大二，已有幾分“胡迷”傾向，對金老師那樣傳統史學中“贊論式”的史評，已大為存疑。但是在班上師威咫尺，誰也不敢問一聲。

沈剛伯老師那時授我們“西洋通史”。他老人家上堂，只大褂一襲、粉筆一枝，其外別無長物，但講起希臘羅馬來，卻一瀉如注。在沈老師堂上，我們向不記筆記，大家只是跟隨他那口湖北調，前仰後合，歡聲雷動。

在這群天馬行空的教授陣容里，郭廷以老師倒別具一格。我記得他上堂時，總是抱着大宗講義和參考書，另加拐杖一枝。他面目森嚴地講起課來更是一章一節，有板有眼，一絲不苟的講下去。他老人家手既不舞、腳也不蹈；聲音亦無陰陽頓挫。他有條有理的口述下去，我們記筆記的，也就頭也不抬，眉也不皺，奮筆疾書，他講啥、我記啥。只要你記得快，筆記並不難記，因其章節分明也。日子久了，功夫到家，老師咳個嗽，我們也可照樣記下，不爽絲毫。一學期下來，厚厚的一本筆記，便是一本很詳盡的“中國近代史教科書”。

我特別記得他講甲午戰爭，黃海之役那一段。老師說：“……劉步蟾忽然下令開炮，定遠艦上四炮齊發，把天橋震斷，丁汝昌被摔下橋去，受了重傷……”他講得像背書一樣，聲調既無節奏，內容似乎也平淡無奇，但這樁故事，我們記筆記的人聽來，可說是驚心動魄。尤其是上一課堂才聽的“漢唐明”一鍋煮；下一堂課，則是“四炮齊發”——二者之間的“史學”距離，未免太大了。

聽中國傳統史學聽慣了，對漢唐明一鍋煮，不覺稀奇；但是在“四炮齊發”之後的結果如何？就有“且聽下回分解”的迫不及待的求知慾了。

郭老師講這節課時，不但念出他講義上的正文，並在黑板上寫出他的小注和中西文參考書。我們急於要聽下回分解的人，就真的去翻閱參考書了。——中文參考書閱覽之不足，為著求知慾，也是為著時髦，也就真的去碰碰洋書了——老師不是說過，開炮的原是洋炮手？原始故事，也出自洋書？

10.4 洋書中竟有新天地

我個人那時便是郭師班中幾個好奇者之一。尤其是我的祖先曾當過淮軍，到過台灣，到過高麗。對他們當年的故事，我自幼即耳熟能詳，但永遠是一知半解。這一下好了，在郭老師班上愈陷愈深，興趣愈濃，我就真的跑到松林坡頂的圖書館中，想借閱那些洋書了。誰知這些洋書自南京裝箱運至重慶后，迄未開箱。當那個圖書館員拿到我的“借書條”，口中喃喃自語說“尚未開箱、尚未開箱”時，圖書館范（？）館長適自他身邊走過。他便把我的借書條順手遞給范館長。館長見條，未加考慮便說“開箱、開箱”!——這倒使我這個並不認真的借書者感到過意不去。我並不那麼認真要讀此書。勞師動眾，私衷何敢？

後來我才知道這原是出於羅家倫校長的條論。他說在空襲無常的時代，珍貴圖書，能不開箱，便不開箱。但若有師生要借閱，則務必開箱。——這小事也可看出有功中大的羅校長的學術眼光與氣魄。為我這位大二的小蘿蔔頭，無意中的要求，大學圖書館竟為我劈鎖開箱，把兩本大洋書讓我借出。——書既已出箱，我就不得不借，既借了，縱使看不懂，心理上也不得不看——真是大錯錯已成，追悔莫及。

這是我治中國史徵引西書的破題兒第一遭。書看得似懂非懂，但是郭老師講義上那許多故事，卻都被我找到了。並且還找到一些郭師未引用的故事。真是別有天地，眼界大開。因而我把我課堂上所記的筆記，也大事補充了一番，並註明出處，真是得意非凡。

這時我有一位中學歷史老師劉次辰先生，他剛從國立第八中學升入國立社會教育學院作講師。該院新成立，圖書設備全缺。劉老師苦無教科書可用。他知道我在沙坪壩，乃專程訪我取經。他看到我那本中國近代史筆記，竟如獲至寶。他借去之後乃將練習簿拆散，叫他班上學生每人各抄敷頁，拼起來，便成為一本厚厚的中國近代史講義了。此後他隔周必至。我那兩學期的筆記，也就變成他現炒現賣的教科書了。

劉老師抄得得意之餘，曾力勸我將此冊筆記出版，他保證有銷路。但是這是郭廷以老師的講義，我何能據為己有加以出版呢？！不過劉老師對我的鼓勵，倒啟發出我另外一種靈感——我自己為何不能另起爐灶，自著其書呢？！既有這樣的靈感，我也想找個好題目來“上窮碧落下黃泉，勤手動腳找材料”，自著其書了。——這一個構想與籌畫，也就是我個人“學做research”的開始，而這個起步，則是自郭廷以老師的“中國近代史”班上得到啟發的。

10.5 從海軍史到郡縣考

說做就做。我真的選了個海軍史的題目作期終作業，“動手動腳找材料”的寫了起來。

我在試撰中國海軍史時，遇到很多困難，我想只有郭老師可以指導解決。不幸在當年大陸上受高等教育的舊傳統里，師生的距離太遠，學生對老師是可望而不可及。有“學”而無“問”。我們自己在做些什麼研究，老師全不知道。我們也不敢告訴他們；更不敢間他們。——十餘年後，我個人教讀海外，我看到外國大學裏，師生融融樂樂、不分彼此、打成一片的情形，才了解到我們舊傳統里“程門立雪”那一套師生關係，太可恨了。——那是學術界被官僚作風所污染，不能自拔的結果。我國民主政治搞下起來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這種官僚傳統，演化為入黨做官，變成黨僚作風在作祟。

就以胡適之先生來說吧！適之先生在美國和我們這些後輩學生真有說有笑，有問難、有辯論，親如家人。可是我看池後來在南港，卻被他的“秘書”、“副官”、“部下”、“學生”們，“先生”長、“先生”短的捧成個官僚。蔣老總統在“官邸”之內，被內侍稱“先生L而不名。胡適之先生在他的南港“官邸”之內，也被他的秘書、副官稱先生而下名——“院長”本是“特任官”嘛！我看他在南港由副官和秘書們，捧着個小本子，終日低聲下氣的跟在屁股後面寫“起居注”，把“胡院長”捧成個“蔣總統”。這哪是“胡適”呢？這是對適之老師莫大的侮辱！但是適之先生是位最通情達理之人，最能隨俗。他對“捧”他的人，有時也破格愛護，屈予優容——這是“人情”，而胡適則是個最有人情味的人。他最民主、最平凡，但是環境硬要強迫他“做官”，他也可做總統！

後來我在大陸上也參加過若干次學術會議。我看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鬍繩，和我們一道擠大巴士、吃大鍋飯的平民作風，倒頗像“胡適”，令我這位“歸國華僑”，內心肅然起敬。而回到台灣的胡適，反被副官們捧得不像“胡適”，也真是天大怪事。

話說回頭，那時我雖然未敢去找郭老師，而郭師對我們倒頗為關心。一次我和數學友嬉笑於松林大道之上，忽見老師手拄巨杖自坡頂施施而下。我們趕緊收起笑聲，肅立道旁讓路。老師走近了，忽然停下，用手杖指指我，說：“唐德剛你那篇文章寫得不錯，嗯。”他說得我好臉紅，無言苦笑以對。老師走了，我們就嘻嘻哈哈的跑掉了——這要在美國，我們就和老師一齊嘻嘻哈哈了。郭老師本來就很嚴肅，再加上個嚴肅的師生傳統，使我們見到他正如小鬼見閻王一般。他說了一句話就走了。我們立刻開溜，溜著好輕鬆。

郭老師的一句評，當然對我也是個大鼓勵，因為在課堂上，批評其他名作家是習以為常的。海軍史的嘗試是我寫長篇的處女作。其時我與那《海軍整建月刊》的主編通信頻頻，都是用老腔老氧的文言文寫的，使他把我誤認為“中大教授”。我想去函更正，但是我系中一些臭皮匠好友，一致認為“犯不着”。因此做了一陣假教授，真是可鄙之極。

附帶說一句。那時中大二、三年級學生為大後方報刊寫專欄是成筐成簍的，沒啥稀奇。好友龐曾濂（史系三年級）那時竟在重慶《大公報》上寫“星期論文”，鄭士鎔（政治系二年級）我們叫他“鄭狀元”。他以〈三民主義憲政論〉一文，榮膺當時教育部主辦“全國大專學生論文競賽”的首獎。“狀元”是當時陳立夫部長親“點”的。龐、鄭二人那時都享譽全國，文名借甚；所論也都擲地有聲。——我那點灰溜溜的假教授論文，在沙坪學友中是上不得枱盤的。我和牙祭好友都相約保密。

龐、鄭兩兄今日皆定居紐約。我們幾位白頭宮男，偶爾相聚，戲談沙坪往事，還是歡笑不絕的。

我那部處女作俊來寫得半途而廢。主要的原因是“書到用時方恨少”，尤其是洋書。第二則是那位主編希望我“倒寫”；我不習慣。那時美日在太平洋上的海空鏖戰正烈。主編要我以當前大戰為借鑒，先自“將來”寫起。——事隔五十多年了，想不到他那時對我的指派，今日竟由我的學生和朋友王書君教授，一肩挑起來了。書君近在哥大榮任“訪問學者”，他的兩本有關二次大戰海空戰鉅著，正暢銷兩岸，真可喜可慰也。

另一個改變我寫作計畫的原因，是research經驗多了，在其他課程的期終作業里也可盡量發揮。我選賀昌群老師的“南北朝史”和“秦漢史”，秦漢史的期終作業，我就把它通俗化一下發表了。稿費是夠三個臭皮匠，吃一頓“小金剛”（沙坪壩上香味四溢的小餐館）。

大三時，我選修顧頡剛先生的“商周史”，也把期終作業寫成〈中國郡縣起源考〉。曾蒙顧老師用硃筆作長批，說什麼“有眼光、有裁斷”，大大獎勵一番。前年顧師百年冥誕，各界盛大紀念。我忽然也收到一份請東，便道去蘇州參加。我問顧潮學妹如何找到我的名字。她說她們正替顧師編年譜，查看顧師日記，發現了我的名字，“還有分數呢！”——半個世紀未碰“商周史”了，真愧對名師。但是這篇短短的期終作業後來在“安徽學院”（今日安大前身）的學報上發表了，史系主任李則綱教授和中文系主任朱清華教授都批覽了。它竟變成我進入安大教書的敲門磚。後來我進哥大，它也幫我在哥大的“中國歷史研究部”找了一份工作，因為它證明了我可讀中國古書。

最可笑的是，它又把我介紹成“小門生”的身分，去替胡適老師寫自傳。替胡老師寫自傳（寫傳記或年譜是另一回事），不深入古籍，胡老師是不要的。這一點我想羅爾綱先生一定知道。——一篇短短的期終作業，混了這麼多碗飯吃，真如胡老師所說的：“社會對一個人的報酬，實遠大於一個人對社會的貢獻。”然追根究底，我這項“一技隨身”，實啟蒙於郭廷以老師“中國近代史”那一課。

做會了research，興趣也廣泛了，學不主一，東掐掐、西抹抹，結果一事無成，連郭老師所啟蒙的一本簡明中國海軍史，也沒有繳卷，真愧對數十年來的良師益友。老大徒傷悲，悔恨無已。“我被聰明誤一生”，但願後輩青年學子，毋步老朽後塵。

10.6 紐約接機以後

一九四三年我在中大畢業后，曾考取中大歷史研究所作研究生。無奈離家日久，返鄉省親心切。其時家鄉敵軍已退走，川皖之間尚有安全的陸路可通，我就還鄉了。翌年湯恩伯打敗仗，河南陷敵，我又得機入“安徽學院”作講師，中大便沒再復學。一九四八年赴美留學；四九年大陸政權易手，回憶沙坪師友，就如同隔世了。

誰知在五〇年代中期某月日，我忽然收到一封發自台灣的國際郵箋，字跡好熟悉。一看原來是郭廷以老師寄來的，真喜出望外。信中他說即將訪問紐約，並寫出班機時刻，盼我能接機，餘事面詳。我接書真十分興奮。屆時乃開了我那百元老爺車趕往“荒怠機場”（IdewildAirport，后改名甘乃迪國際機場）接機。那時荒怠機場名副其實，還是一片荒野。四周蘆葦高過人頭。汽車自蘆葦夾道中，緩緩開入機場。但是地雖荒僻而接機者仍是人頭濟濟。我站在鐡欄之外，見百碼之外的機上旅客循梯而下。接機人群均搖手歡迎。郭老師剛出機門，還在梯上時，我就認出了。——那倒不因為他是中國旅客的緣故，而是因為他那熟悉的體形和動作，雖然他已不用手杖；藍布大褂也改成了西裝。我雖然舉手大搖，我想他是不會認識我的。他有學生千百人，相別十餘年。他何能認出我呢？當他走近了，我正預備自報姓名時，老師竟搶先破容一笑說：“德剛，你來啦。”我接過他的手提包，握手相迎（仍然不敢用西式擁抱），師生都高輿無比！

那是郭老師第一次訪問美國。人地生疏，一切由我安排。我做他的隨員，他的秘書，他的代表，他的翻譯，和他的司機。到處奔走洽談，日夜不停。

郭廷以教授那時正忙着組織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籌備處”。五〇年代的台灣仍有其“文化沙漠”之名；經濟上也一窮二白。郭師美國之行的目的，第一是向福特及其他基金會，申請補助，第二是想輿美東諸名大學掛鈎。——那時美國的“名”大學，都還在美東呢！

天下事最難的是伸手向人要錢！次難的是訂立不平等條約。人家榮華富貴，你一窮二白，攀起親來，門不當、戶不對嘛！縱使貴人好見，而貴人之下的與你說相同語言的“二爺”、“馬弁”等人的臉色有時是直如秋霜、如破鞋，令人出而哇之。

郭老師原本是一位寡言鮮笑的嚴肅學者，為著中國近代史而向一些不值一顧的假學者、爛政客，強作笑容，低聲下氣，我這位老師的道童、隨員、小和尚、汽車夫、樊噲……每為之怒不可忍，衷心尤為之惻然。——然郭老師有傳教士精神，為著“近史所”這個baby，他任勞任怨，篳路藍縷，一鍬一鏟地為它奠基，真令人感動，也令人悲傷。——這是他第一次的美東之行。

其後郭老師又數度訪美，一次並偕一青年隨員李念萱兄同來。鍥而不捨，金石可鏤。近史所已逐漸成型。當我於一九六二年接管哥大中文圖書館時，郭師曾看中了我館珍貴的“複本書”（duplicates）。我也簽請哥大備案，送了他七大木箱之多，並為他承擔運費。郭師如獲至寶，連說：“這樣我們圖書館就有基礎了。”那時書市不大，基本參考書和政府檔案如北京政府公報，都早已絕跡也。

郭廷以老師原是位純學者，寡言鮮笑，應付複雜的政治環境，原非其所長。在他“拜拜”成長期中，他這保母是焦頭爛額的。——筆者那時也被無辜地捲入哥大的校圍政治，在數個政客互斗之間，也額爛頭焦，不能自拔。

我們沙坪老師生偶爾聚會，也只能相濡以沫——人生曲曲彎彎水，世事重重疊疊山，我們師生兩造的辛酸過程，可說彼此都終始其事。郭師向我求援和訴苦信件，我相信還可找出不少封來，雖然一大半都給我丟了——何從說起呢？！

郭師後來在紐約逝世時，張朋園教授和我，可能是他僅有的兩個“老學生”去給他送葬了。

他是我做research的啟蒙老師；也是我平生為老師送葬的唯一的一個人。

師生遇合有綠，謹撰此篇略表追思之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