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問題所在

以上講的，大概就是中國古代政制怎樣由“好制度”變成“壞制度”的過程。那麼，何以至於此呢？錢先生也總結了幾條，比如“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權的傾向”，以及中國社會過於平等，中國人民過於自由，中國政治太講法治不重人治等等。這幾條，除了第一條外，其他結論都讓我們目瞪口呆。但仔細讀來，才發現原來錢先生的概念和我們大相逕庭。他老先生說的“平等”，其實是“平鋪”；他老先生說的“自由”，其實是“散慢”；他老先生說的“法治”，其實是“死摳條文”，或“教條主義”、“本本主義”。這就沒有什麼好討論的了，因此我們只討論第一條：“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權的傾向”。

從秦漢到明清，帝國的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權的傾向嗎？有。比如地方行政從郡、縣兩級，到州、郡、縣三級，到道、州、縣三級，到路、州府、縣三級，到省、府、州縣三級，再到名義上的省、府、州縣三級，實際上的總督轄區、省、道、府、州縣五級，就是中央政府不斷破壞原有制度，不斷從上往下派出官員、增設建制，亦即不斷從地方收權向中央集權的過程。結果，是“管官的官多，管民的官少”。上級機關日趨龐大，地方政治日趨糜爛，管理成本增加了，問題卻越來越多，效果也越來越差。

那麼，帝國又為什麼要向中央集權呢？這就要先弄清楚權力集中到哪裏去了。集中到所謂“中央政府”那裏去了嗎？沒有。實際上，以宰相為首腦的“政府”的權力，也在同時被逐步蠶食。東漢的相權小於西漢，隋唐的相權小於東漢，宋元的相權小於隋唐，明清則乾脆取消了宰相。中央政府沒了首腦，只剩下一群秘書和部長名不正言不順地在那裏維持工作。這樣的“政府”，難道也是集權政府嗎？

顯然，從秦漢到明清，一方面是地方政府的權力被逐步削弱，另方面是中央政府的權力被逐步剝奪。收回來的權力集中到了一個人的手裏，他就是皇帝。

所以，帝國制度的全部問題，就在皇帝這裏。

皇帝自然是不能沒有的。沒有皇帝，就不叫帝國了。何況正如錢穆先生所說，一個統一的國家不能沒有一個元首，這個元首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也只能是皇帝。這當然也在理。問題是元首可以有兩種，一種是虛位的，一種是實位的。帝國也可以有兩種，一種是名義上的，一種是實際上的。王國、共和國，也一樣。比如君主立憲的英國，就是名義上的王國實際上的共和國。她的國家元首就是虛位的。薩達姆時代的伊拉克，則是名義上的共和國實際上的王國或帝國。她的國家元首則是實位的。可見，有沒有皇帝，要不要皇帝，或者一國之首叫不叫皇帝，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皇帝作為國家元首，究竟是虛位的，還是實位的。

錢穆先生主張和讚賞的，顯然是一種“皇帝虛位的帝國制度”，即“皇帝是國家的惟一領袖，而實際政權則不在皇室而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皇帝是國家的元首，象徵此國家之統一；宰相是政府的領袖，負政治上一切實際的責任”。作為一種主張，錢先生此說自然不無道理；但要說這是中國人的“一向意見”，恐怕就值得商量。

中國人一向主張帝國的元首（皇帝）虛位嗎？否。倘若果真如此，就不會有所謂帝國了。帝國制度是從哪裏來的？是從邦國制度演變而來的。邦國是一種什麼樣的制度？是普天之下一個名義上的國家聯盟領袖（天下共主），天子之下若干個各自為政的諸侯王國。如果把這“天下”看作一個國家，則這個“國家”的元首（周天子）就是虛位的，即“天子虛位，國君實位”。後來，不但國家聯盟的領袖（天子）是虛位的，組成聯盟各國的元首（諸侯）不少也變成虛位的了，政權實際上掌握在卿大夫手裏，即“政由寧氏，祭則寡人”。錢先生的主張，豈非老早就實現過了？

可惜大家都說不行。說不行的人還不肯坐而論道，都要用拳頭說話。最後是打出了一個大秦王朝，也打出了一個帝國制度。創立這個制度的秦也有一個特點，就是從來沒實行過國君只當虛位元首，把政權交給王國政府的制度。實際上，秦王國之所以能在兼并戰爭中勝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於秦孝公依靠商鞅的變法，打擊了封建領主勢力，把政權、財權和軍權全部集中在國君手裏，建立了“國君集權”的制度。秦始皇既然是靠着這個制度把王國變成帝國的，那麼，他在由秦王變成了皇帝之後，又怎麼會把政權交給宰相？

當然，這裏還有一個問題，即大秦王朝和帝國制度的建立，究竟是偶發事件還是歷史必然？從結果看，顯然是後者，因為“百代皆行秦政治”，漢唐宋元明清也都是不叫“大秦王朝”的大秦王朝，即帝國。所以，帝國是一種必然。帝國既然是必然，那就由不得你喜歡不喜歡，也一定會按照自己的規律來運行。這才有漢的削藩（取消封國的自治權），唐的分省（將中央最高行政機構由一個宰相府分成尚書、中書、門下三省），宋的釋兵（收回將帥兵權，改由文臣將兵），明的罷相（廢除宰相制度），也才有前面說的種種變革。這些變革，說到底，就是要把所有的權力都集中到皇帝手裏，而且集權、集權、再集權。

實際上，錢穆先生講的其他問題，比如宋以後的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平鋪的社會”等等，也都因此而生。錢先生所謂“平鋪的社會”，其實也就是沒有貴族階級的社會。沒有了貴族階級，就只剩下了兩個等級，或一個關係，即君與臣。君只有一個，其餘都是臣，地位一樣，這就是“平等”（其實是“平抑”）。沒有了貴族階級，官位不能世襲，政權對外公開，只要考試合格，人人可以做官，這也是“平等”（其實是“均等”）。沒有了貴族階級，地方上也就沒有核心人物，沒有凝聚力，這就“自由”（其實是“散慢”）。機會均等，大家一樣，互不買賬，就不能靠人治，只能靠王法律條來治理，這就是“法治”（其實是“律治”）。錢先生所說的種種問題，是不是都由廢除貴族政治始？

那麼，帝國為什麼要取消貴族階級呢？因為貴族制度和帝國制度是不兼容的。帝國制度的本質，是“中央集權，一人專政”。這個“一人”，在理論上就是皇帝。皇帝的權力就是“皇權”。皇權是一種最高權力，也是一種絕對權力，是不受制約和毋庸置疑的。既然如此，則“卧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一人之下”，又怎能再插進來一個“萬人之上”？所以宰相制度終歸要廢除，貴族階級也一定要取消。貴族階級取消以後，政權就一定要向全社會開放。不但任命制一定會取代世襲制，而且科舉制也一定會取代察舉制和薦舉制，因為只有科舉制才最平民化，最少貴族氣。結果，自然是造就了一個“平鋪的社會”。同時，它也造就了一種“官僚的政治”，因為填補貴族權力空白的是朝廷任命、平民出身的官僚。

顯然，貴族政治是和邦國制度共生的，官僚政治則是和帝國制度並存的，而官僚制度又是依附於皇權政治的。也就是說，沒有皇帝那至高無上的權力，就沒有官員的權力，更沒有什麼官僚政治和官僚集團。皇權雖然在實際上可以由太后、外戚、權臣，甚至可能會由太監來代行，但在法理上是屬於皇帝一人的，也是最終要交還給皇帝本人的。如果像曹操那樣“挾天子以令諸侯”，便要被罵作“亂臣賊子”，“天下共討之，全民共誅之”，哪裏還能像錢先生所說的那樣，皇帝虛位，只做象徵，一切實際上的政務都由宰相處理，一切實際上的政治都由政府負責？這恐怕只是錢先生的一相情願吧！

當然，這種“理想狀態”也不是一點影兒都沒有。西漢初年就有那麼點意思。但我們要說清楚，那是西漢初年。那時，大家對帝國是一種什麼樣的制度，心裏還沒有譜。邦國制度的影響還沒有完全消除，劉邦集團的江山也還沒有坐穩，只好採取“一國兩制”的方針，實行“半封建半郡縣”或者“半邦國半帝國”的制度，即“郡國制”。這是一種過渡形態，是終將被完全的帝國狀態取代的。蕭何他們趁這個大家都還摸不清頭腦的時候為後世宰相們爭取的權力，也是遲早要被後世皇帝奪去的。我們現在當然無法弄清蕭何他們當年是否也有錢先生那樣的政治設計和政治理想，但可以肯定，這種“元首虛位，政府負責”的模式並沒有被確認，──既沒有在法理上被確認，也沒有在觀念上被確認，因此想破壞就可以破壞。

這大約就是錢先生心目中的“好制度”終於變成“壞制度”的原因了。說到底，罪魁禍首就是皇帝制度。正是因為有了皇權的至高無上、不受制約和毋庸置疑，才有了後來的一切。顯然，要回答“好制度”何以最終變成了“壞制度”，就必須追問在過去的二千多年間，中國何以要實行一種以皇帝為實位元首，而且擁有至高無上絕對權力的帝國制度。這無疑是一個重大的課題，也許要另外寫一本書才能回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