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制度並不能保證一切

我們不妨就拿醫生的紅包這件事來做個分析。

憑良心說，我對醫生收受紅包，是持同情態度的。老話說，黃金有價醫無價。又說人命關天，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生命畢竟是最可寶貴的東西。所以，一個醫生，如果醫德醫術都好，起死回生，妙手回春，就該拿高薪、得重獎。可惜現在還做不到，也就只好由病人來獎勵了。但是，另一方面，病人已經按照規定繳納了醫療費用，再送紅包，豈不是在完糧納稅之後再交“耗羨”嗎？再說了，獎勵應該是在事後，紅包卻必須送在事前，這和送“冰敬”、“炭敬”又有什麼兩樣呢？因此，它又是一種非典型腐敗。問題在於，儘管官方三令五申，媒體也再三披露，但只要自己家裏有人要上手術台，病人家屬就會千方百計地給醫生、護士、麻醉師送紅包，擋都擋不住，這又是為什麼？

說白了，是不放心。

誰都知道，當一個病人走上手術台時，他就把命交給醫生了。手術的結果，他自己是完全不能把握的。從理論上講，一個手術，有三種可能：成功，基本成功但有後遺症，失敗。造成這三種結果的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但在那些不懂醫術的病人心裏，則認為全在醫生的“一念之差”。這是他們千百年來和官府打交道得出的經驗。在他們看來，病人做手術和草民打官司，是一個道理，即都是把自己的小命交給一個素不相識、卻又握有生殺予奪之權的人去擺佈（只不過病人交的是肉體生命，草民交的是政治生命）。擺佈的結果，他自己是不知道的，也是不能控制的，你讓他怎麼放心？

事實上官府的斷案，也有極大的隨意性。所謂“官斷十條路”，也就是在相當寬泛的範圍內，左一左，右一右，寬一點，嚴一點，都合法。反正怎麼判都是官有理。上級考核下級，就更是如此。“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一個官員管事多，可以說他勤勉，也可以說他無事生非，擾民；一個官員管事少，可以說他懶惰，也可以說他無為而治，高明。反正嘴是兩張皮，咋說咋有理，而且是誰有權，誰有理。

這就不能不事先提防。實際上許多人的送禮，並不一定就是想攫取更大的利益，多半還是為了避免傷害。在中國傳統社會，一個手中握有權力的人，如果要想傷害一個並無權力的平民老百姓，那是很便當的，有時甚至不過舉手之勞。關於這一點，吳思的《潛規則》裏面舉了許多生動的例子，我就不重複了。我認識一位裴響鈴老人，原先在一家報社當記者，只因為領導看他不順眼，就趁“反右鬥爭”之機把他送去勞教，連手續都沒有辦，也沒有送審和報批。相反，這位受害者要為自己討個公道，卻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後來，裴老寫了一本書，叫《我這一生》，由燕山出版社出版，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看看。

其實，只要看過幾齣古裝戲，多少有點歷史知識，便都會知道“民告官”有多難。攔轎喊冤，要先“掌嘴”（也就是打耳光）；上堂擊鼓，要先打五十大板；告御狀（也就是向最高法院申訴），要滾釘板（也就是趴在釘滿鋼釘的木板上背訴狀，而且要背得一字不差）。所以，如果不是有天大的冤情，幾乎沒有人願意去告官。何況，就算民告官不那麼難，該走的程序總還要走。等你把所有的程序走完，很可能人已經殺了，牢已經坐了，所有該受的罪也都已經受了，甚至你已經傾家蕩產家破人亡了。比起送紅包來，哪個合算？相反，如果只要送了紅包，就能解決問題或者不受傷害，又有多少人會不送？

可見，紅包，是用相對較少的代價換取公正和安全的經濟手段，也是中國人（包括老百姓和地方官）在千百年歷史中付出血的代價才換來的人生經驗。在整個社會尚未得到合理的改造之時，我們不能單純地譴責紅包。

既然紅包反正要送，那麼，有個“例”，有個“規”，總比沒有好。至少，大家心裏不會一點底都沒有。也就是說，人們並不指望不送紅包，而只希望能有個規矩。這個規矩應該包括以下內容：第一，它能規定一個大致“合理”不太離譜的價格，並能有一個方便的渠道把這個價格告訴我們；第二，應該能讓當事人知道如何送，保證能送到，對方不會嫌少或拒收；第三，紅包送達以後，自己的權益能夠得到保障。如果大家都能按照這三個標準做事，那就謝天謝地阿彌陀佛了。取消紅包？想都不要想！

那麼，能不能建立一種制度，讓我們的人民（也包括下級官員）不用送紅包，自己的權益就能得到保障，或者就能得到公平的待遇公正的評價呢？這當然是應該努力去做的事，而且應該說也做得很努力了。這些年許多人都有一個共識，就是認為腐敗之所以“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是因為制度不健全，讓人鑽了空子。因此應該加快制度的健全和完善。這當然並不錯。但如果以為只要有了完善健全的制度就萬事大吉，卻未免過於樂觀。在我看來，再好的制度也只是“術”，不是“道”。“道”不變，變“術”是沒有用的。而且，說得悲觀一點，只怕是制度越嚴密，腐敗就越嚴重。

這不是危言聳聽，也不是杞人憂天，而是我自己的切身體會。就說學術界，這些年建立的制度可以說是夠多的了。評職稱、評博導、評博士點、評重點學科、評獎，都有種種繁瑣的、細緻的、量化的、可操作的規定，還建立了諸如“匿名評審”之類據說是很“科學”的制度。結果怎麼樣呢？依我看，照樣還是“該上的上不了，不該上的上了”，而且比先前有過之而無不及。比如評職稱，以前是開教授會議，由教授們決定誰上誰不上。後來說這是“人治”，要不得，要改成“法治”，定出種種條條杠杠，對號入座。比方說當教授要權威刊物論文多少篇，核心刊物論文多少篇。這樣一來，學校評職稱，就變成了刊物評職稱。於是這些刊物的行情大漲，大家都到他們那裏去拉關係走後門。一旦獲得這些“硬件”，學術水平再差的人也變得牛皮哄哄，拿着這些論文理直氣壯地要職稱，誰不同意他說誰腐敗。至於這些所謂的“論文”水平到底如何，甚至是不是“槍手”捉刀，則是沒有人管的事。因此，自從實行了這些制度以後，學術界的整體水平不但沒有提高，反倒降了下來。

同樣，所謂“匿名評審”也不管用。不錯，送材料的時候，申請人的名字是匿去了。材料寄回來的時候，評審人的名字也匿去了。但材料寄給誰，寄的是誰的材料，負責寄送的人知道呀！這樣一來，申請人和負責人關係的好壞，就起到決定性的作用了。結果，常常是這邊材料還沒有寄出，那邊就接到了說情或者告狀的電話。如果是評博士點、評重點學科、評獎，還可能會有人拎着大包小包登門造訪。老實說，這事我也干過，既託過人，也受過托。中國社會是一個人情社會，你不能一點面子都不講。如果是你的老朋友、老熟人、老同學，甚至是先前於你有恩的人找上門來，你能不大開方便之門？至少，在不太離譜的情況下，你不會太堅持原則吧？

所有這一切，都不違反制度（向評審人說情或者告狀除外，但你永遠查不出）。尤其是發表論文達到多少篇就可以當教授，更不違反制度。如果評審不能通過，還會有人打抱不平。結果，我們就“合法”地評出許多根本不合格的教授、博導。我不知道他們是該叫“真的假教授”，還是該叫“假的真博導”，也許該叫“非典型教授”吧？這可比做假文憑還可怕。假文憑總歸可以查出，這些“真的假教授”和“假的真博導”卻可以堂而皇之地招搖撞騙，不知廉恥地誤人子弟，直至把我們的學術界搞得烏煙瘴氣。

或許有人會說，這還是因為制度不夠完善和健全。這話沒錯。但是，再完善再健全的制度，也是靠人來執行的。人不變，制度再好也沒有用。最後的結果，恐怕還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防不勝防。中國人在這方面，可是積累了上千年的經驗。因此，根本的問題在於改造社會，改造國民性，這可是比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重要得多，也艱難得多的事情，正可謂任重而道遠。

所以，非典型腐敗和非典型肺炎一樣，是不好對付的。甚至我們還可以說，非典型腐敗比非典型肺炎更難對付。因為這場病，我們民族已經得了很多年，也治了很多年，卻一直治不好，以至於弄得幾乎人人都是帶菌者，時時都是潛伏期。其原因，就在於以前開出的藥方，多半治標不治本，反倒弄得那病毒有了抗藥能力。治標不治本的原因，則又在於沒有找到病根。因此，要根治非典型腐敗，就必須對它進行病理分析。

實際上，只要稍加分析，我們就不難發現，所謂非典型腐敗，其實是一種區域性歷史現象。原始社會沒有，發達國家也不太多（他們那裏有腐敗，但很少有非典型腐敗）。它的疫區，主要在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那些有着東方專制主義傳統的發展中國家。如果再縮小檢索範圍，則又不難發現，無論典型腐敗，還是非典型腐敗，都無不發生在權力關係之中。腐敗這東西，戰場上沒有球場上有，商場上沒有官場上有。戰場上靠的是武力，商場上靠的是財力，它們都不靠權力。商場上如果也要搞腐敗，則這種商業活動必與權力機構有關，比如和政府做生意，或需要政府的批文。此為國際之通例，故西方發達國家也頻頻爆出此類醜聞。戰場上如果也搞腐敗，則必非真正的戰爭。所謂並非真正的戰爭，是指戰爭的一方根本無心作戰，作戰雙方是非對抗性的（比如美國與伊拉克）。至於球場上出現腐敗，則因為賽事原本可以看作一種帶有表演性和商業性的“虛擬戰爭”，當然很容易被收買。

顯然，腐敗是與權力和利益有關的事，是權力與利益之間的一種交易。因此，但凡存在權力關係的地方，就有腐敗的可能。如果這種權力關係比較隱秘，則表現為非典型腐敗。同樣，只要這種權力是可以贖買的，腐敗就必然發生；而當這種可贖買的權力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以至於原本通過正常渠道就可以解決的問題也要進行權力的贖買，一些原本正常的人際交往也有了權力贖買的性質，權力的贖買已成為人們的一種習慣時，非典型腐敗就會成為社會難以根治的頑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