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削藩其事

我們知道，秦漢是中國國家制度發生重大變化的重要轉折時期。秦始皇兼并六國，則是一場深刻的革命。因為它徹底顛覆了舊制度，建立了一種新制度。這箇舊制度，就是“邦國制”，歷史上叫“封建制”，也就是把天下分封給諸侯，建立各自為政的“邦國”。這個新制度，就是“帝國制”，歷史上叫“郡縣制”，也就是把原來的“許多國家”變成“一個國家”，把原來各自為政的“邦國”變成中央統一管理的“郡縣”。這也是秦漢以後、辛亥革命以前一直實行着的制度。不過，剛開始的時候，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贊成“郡縣制”，很多人主張繼續實行“封建制”，還把秦王朝“二世而亡”的原因歸結為沒有“封建”（分封諸侯）。迫於無奈，劉邦在建國初期，只好實行“一個王朝，兩種制度”的方針：京畿地區，實行“郡縣制”，由中央政府統一領導；外圍地區，實行“封建制”，封了許多王國，由王國的君主自行治理。當時的意思，是要讓他們充當中央政權的屏障，也就是“藩”。藩，就是籬笆（藩籬）的意思。所以這些國家就叫“藩國”，這些國家的君主就叫“藩王”，他們到自己的封地去則叫“之國”或“歸藩”。這樣一種郡縣與封建並存的制度，就叫“郡國制”。

不過，劉邦在實行“一朝兩制”時，也留了一手，即只准同姓封王，不準異姓封王。為此，還殺了一匹白馬來做盟誓，叫“白馬之盟”。後來，呂后破壞這個規矩，封姓呂的做王，就被視為“亂政”，最後被武力平定。平定諸呂的功臣，就是後來平定七國之亂的將領——太尉周亞夫的父親周勃。

其實同姓封王也未必靠得住。比如這回帶頭造反的吳王劉濞，就靠不住。劉濞是劉邦哥哥劉仲的兒子。古人兄弟排行，叫“伯仲叔季”。劉邦出身平民，家裏沒什麼文化，就用這“伯仲叔季”來做名字。劉邦叫劉季，其實就是“劉小”。他哥劉仲則其實就是“劉二”。劉二是個沒有用的，他兒子劉濞卻能幹，為劉邦立下汗馬功勞。那時劉邦正發愁吳越一帶沒有一個得力的王侯去鎮守，就封劉濞做吳王。不過劉邦馬上就後悔了，因為他覺得劉濞的樣子似乎有“反相”。但是君無戲言，覆水難收，封都封了（已拜受印），改不過來，只好摸着劉濞的背說：五十年以後東南有人作亂，不會是你吧？天下同姓是一家，你可千萬別造反。劉濞立馬跪在地上磕頭如搗蒜，說侄臣哪敢呀！

這當然只能作為故事來聽。劉濞造反並不因為他身上有“反骨”，晁錯削藩也並不因為劉濞要造反。晁錯大講特講削藩時，劉濞還沒造反吶！事實上，削藩不是針對哪一個諸侯的，而是針對“郡國制”的。按照這種制度，藩王們是有實權的。他們有自己的領土、政府、軍隊和財政收入，儼然“獨立王國”。如果地盤大，人口多，資源豐富，其實力便很可能超過中央政府，比如劉濞的吳國就是。吳國地處長江中下游，富饒之國，魚米之鄉。吳王煎礦得錢，煮水得鹽，富甲一方，勢可敵國。長此以往，勢必尾大不掉，成為中央政權的心腹之患。這就要鉗制，要打擊，要削弱其勢力。這就得“削藩”——先裁減其領地再說。

但是這有風險。因為沒有哪個藩王是願意被“削”的。人家到嘴的肥肉，你生生地奪了去，就連阿貓阿狗都不會願意，何況鳳子龍孫財大氣粗的藩王？那不逼得他們狗急跳牆才怪！所以景帝和群臣都很擔心，我們削藩，他們會不會造反？晁錯卻不以為然。晁錯說：“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也就是說，削藩，他們造反；不削藩，他們也會造反。現在削藩，他們馬上就反，但是為害尚小。暫不削藩，他們反得遲一些，但是後患無窮。因為那時他們已羽翼豐滿，存心造反，你可怎麼收拾？所以得“先下手為強”。

可見，削藩，是建立在藩國必反的前提下的。那麼，吳王他們果真要反嗎？

這當然也不是一點依據都沒有。比如前面提到的鄧公，就說過“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的話。吳王自己，也說他“節衣食之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但這也只是一說，而且都是事後說的。事實上，吳王造反，事前並無證據。“七國之亂”平定后，政府軍在他們那裏也沒找到什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相反，《史記》、《漢書》都說“吳王濞恐削地無已，因以此發謀，欲舉事”，或者“吳王恐削地無已，因欲發謀舉事”，即都認為吳王的造反是削藩逼出來的，也可以說是“正當防衛”或“防衛過當”。至於晁錯彈劾楚王和膠西王的那些事，比如楚王在太后喪期亂搞女人，膠西王賣了官爵，也都不能說是“罪大惡極”。當然，晁錯是御史大夫（副總理兼監察部長），彈劾這些諸侯是他分內的工作。但如果以此作為削藩的理由，那就是找岔子了。

不過，吳王不反，不等於別人不反；此刻不反，不等於將來不反；劉濞本人不反，不等於他的兒子孫子不反。曹操沒有篡位，曹丕不是篡了？朱元璋一死，燕王朱棣不就反了？而且口號也是“清君側”。當然，曹丕也好，朱棣也好，都是後來的事，我們不能據此反推劉濞或他的兒子孫子也是要造反的。但諸侯坐大，對於皇權確實是威脅，曹丕和朱棣就是證明。所以，站在帝國的立場，削藩確實是對的。如果任由諸侯擁兵自重，造反的事就遲早會要發生。我們不能不佩服晁錯的深謀遠慮。

何況，正如黃仁宇先生所言：“根據當日的觀念，造反不一定要有存心叛變的證據，只要有叛變的能力也可以算數。”（《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何況劉濞不但有能力，也有形跡，比如靠着財大氣粗，廣散錢財，招兵買馬，籠絡人心，而且專門招募那些亡命之徒。這不是想造反又是什麼呢？漢景帝也說，吳王大力發展鑄銅和煮鹽產業（吳王即山鑄錢，煮海為鹽），用這些收入來吸引人才（誘天下豪傑），一大把年紀了還公然造反（白頭舉事），如果沒有萬無一失的準備，會跳出來嗎（此計不百全，豈發乎）？所以，滅吳，也不算冤。

００其實，就算吳王劉濞是冤枉的，這個冤大頭也只好由他來當。因為削減藩國領地，削弱諸侯勢力，最終取消封建制的藩國，將“半封建半郡縣”的“郡國制”變成徹底的“郡縣制”，是歷史的必然趨勢；而郡縣與封國并行的“郡國制”，則是新舊兩種制度討價還價和政治妥協的結果，是漢代統治集團在建國之初的權宜之計。而且，這種不倫不類的制度給西漢統治集團帶來了不小的麻煩，不是異姓王造反，就是同姓王叛亂。柳宗元在他的《封建論》裏就說了這個問題。柳宗元說，公元前201年，韓王信反。高祖前往平叛，被困七天。這就是“困平城”。公元前196年，淮南王英布反，高祖又前往平叛，被流矢所中，一命嗚呼。這是“病流矢”。此後，惠帝劉盈，文帝劉恆，景帝劉啟，“陵遲（衰微）不救者三代”。相反，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卻充分地體現出它的優越性。秦末天下大亂，然而“有叛人而無叛吏”（有起來叛逆的民眾卻沒有起來叛逆的官員）。漢初天下大亂，然而“有叛國而無叛郡”（有起來叛逆的封國卻沒有起來叛逆的郡縣）。中唐天下大亂，然而“有叛將而無叛州”（有起來叛逆的將領卻沒有起來叛逆的州府）。歷史證明，郡縣制是有利於帝國之長治久安的。

既然遲早要削藩，那麼“長痛不如短痛”。既然決心要削藩，那就不能“吃柿子專揀軟的捏”。不論從哪個角度看，吳王都首當其衝。只有把吳楚這兩個最強最大最牛的王國壓下去，其他諸侯才會就範。所以，晁錯的話——“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真不如改成“反之亦削，不反亦削”。總之是要拿他開刀，沒什麼冤不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