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高薪未必養廉

權力可以換錢，這個道理大家都知道。權力如何換錢，大家知道的可能比我還多。那就不說也罷。現在要考慮的，是解決的辦法。

這是很有現實意義的。因為不但明清，就連時下的腐敗，也部分地與低薪有關。我們的省長、縣長雖然不必自己掏錢雇“幕友”、“師爺”（也不允許），調動工作時也不必自己掏路費，更不必四處打點，逢人便送別敬，但工資單上的那點薪水，也實在不能算是很高。當然，他們還有工資以外的許多無法準確估算的福利，比如住房，比如醫療，比如用車，比如不需要自己花錢的吃喝玩樂，正所謂“工資基本不動，飯菜基本不弄，煙酒基本靠送”。可惜這些好處只有在職的時候才有。一旦離職，就什麼都沒有了。另外，也不是所有的官員都有上述好處。地方有貧有富，官缺有瘦有肥。某些非要害部門（也就是北京人所說的“蒸餾水衙門”）的幹部，日子就相當清貧；而某些要害部門（比如紀檢部門）的幹部，因為紀律嚴明，日子也過得緊緊巴巴。

因此，類似於明清官場陋規的非典型腐敗，便在不少地方和部門死灰復燃。當然，公然地收受“使費”、“部費”、“門敬”、“跟敬”是不大可能，到地方上視察，臨走時也不會有什麼“程儀”。如果有，那是要被視為“典型腐敗”的。但非典型腐敗之所以是非典型腐敗，就因為它總能找到恰當的方式，讓大家無話可說，或者無法可查。所以，內容千古不變，花樣卻不妨翻新。比方說，花巨資給你裝修房子，卻只象徵性地收一點“材料費”，就是一個辦法。用考察的名義請你出國旅遊，也是一個辦法。此外，還有請打麻將和請打高爾夫球的（贏家是誰自然不言而喻），有請題字、寫文章然後送潤筆、稿酬的。此類“辦法”數不勝數，我們以後有機會再說。

同樣，公然地收取“耗羨”，也是不可能的，而亂收費、亂攤派、亂集資，則是明顯的違法亂紀。但“跑部進京”之類的事情還是要做，而且開銷也不小。這些錢不能完全由地方政府出，更沒有由地方官自己出的道理，再說也出不起。這個也有辦法，就是讓企業出，然後將跑來的項目交給這家企業去做。這很“公平”，也很“合理”，大家都沒有話說。企業因為出了錢，當然該得這個項目；地方官等於給這家企業跑來了生意，當然也該附帶地享受一些好處，比如吃滿漢全席，住總統套房，以及將一些不便報銷的款項交由企業解決等等，便等於是收取“耗羨”了，只不過並不裝進官員的腰包而已。實際上，招待重要客人，請吃飯，請跳舞，甚至請洗桑拿，然後“找個老闆來埋單”，已是某些地方官的常規做法，也是公開的秘密。總之，由於官員們的薪資實在太低，要用錢的事情和地方又太多，這就使他們不得不“曲線救國”，想些並不明顯違法亂紀的辦法，而非典型腐敗也就應運而生。

於是便有人主張，應該高薪養廉。

高薪養廉並不是什麼新主張，早就有人提出並實行過了。這個人就是清代的皇帝雍正。雍正皇帝即位不久，就做了三件與反腐倡廉有關的事，這就是耗羨歸公、高薪養廉和取締陋規。雍正是一個了解下情的皇帝。他很清楚，“耗羨”這種正常稅收外的附加稅，是收得沒道理的，但又取消不得。當真取消了，官員們就沒法過日子；而如果一仍舊例，又等於姑息縱容。雍正的辦法是“耗羨歸公”。具體地說，就是將過去由州官縣官私征私用的耗羨，統統上繳省庫，然後再由省里發給州縣。這項改革的意義是很大的。首先，耗羨歸公，國家便可以名正言順地進行規範（主要是規定提取的比例），而州縣因為多收無益（反正只能從省里領到規定的數額），就不會再亂攤派。這就堵住了亂收的口子。其次，耗羨歸公以後，州縣徵求耗羨，不過是完成任務；上司發還耗羨，也不過是發放津貼。雙方都不是送“紅包”。既然不是紅包，也就沒有人情。州縣既不敢借口孝敬上司而加重盤剝，上司也可以理直氣壯地管理下級。這就堵住了腐敗的口子。第三，歸公的耗羨，除填補虧空和留作公用外，統統用來發放“養廉銀”。這筆錢，雖然還是從官員們那裏來的，但比起這個敬那個敬來，畢竟公平合理多了。這就在“反腐”之外又有了“倡廉”。

雍正時期養廉銀的數字相當可觀。比如總督的年薪是白銀180兩，而浙閩總督的養廉銀則是18000兩，一百倍。縣官的年薪是45兩，而其養廉銀至少也有400兩，多的可達2000兩，倍數也很不小。吏、戶、兵、刑、工五部尚書（部長）、侍郎（副部長）和管部務的大學士（國務委員）則發雙俸。因為他們沒有養廉銀可領，手上又有權，難免地方官來和他們搞權錢交易。其他京官，也都有所津貼。比如一品大員年俸180兩，恩俸則有270兩，比例雖不及外官大，但京官的應酬開銷要小得多，大體上也能平衡。

有了養廉銀，雍正便認為可以取締陋規了。那時的陋規是很嚇人的。比如山東的州官縣官拜見巡撫一次，衙門裏就要收門包（也就是開門費和通報費）16兩。繳納1000兩稅銀，則要另交30兩手續費。下級拜見上級，本來是談公務，卻要先用銀子作敲門磚；納稅人交稅是盡義務，卻要另外拿錢答謝收稅人。這是什麼規矩？混賬規矩！因此雍正勒令取締，並通令全國：“倘有再私收規禮者，將該員置之重典，其該管之督撫，亦從重治罪。”

應該說，雍正的這一系列舉措，是既有道理又可操作的。可惜其收效卻甚微。公元1735年，雍正去世，乾隆繼位。就是從他這個寶貝兒子開始，大清帝國又重新走向腐敗。各種陋規死灰復燃，且愈演愈烈。比如前面說到的那個張集馨，道光二十七年調任四川臬台時，在北京就又送了15000兩銀子的“別敬”。其中軍機大臣（實際上的宰相）每人400兩，六部尚書每人100兩，侍郎每人50兩，軍機處秘書每人也有16兩。至於使費、部費、門敬、跟敬之類，各地方、各衙門、各官員也都照收不誤。這還是“非典型腐敗”。典型的腐敗就更是駭人聽聞。乾隆朝大學士和珅，家財竟達八萬萬兩，相當於當時政府十年的財政收入，法王路易十四私產的14倍；也相當於雍正五年國庫儲銀的16倍，康熙末年國庫儲銀的100倍。看來，高薪也未必養廉。

高薪為什麼就未必養廉呢？因為高薪之外的誘惑，要遠遠大於養廉銀的數額。誰都知道，“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一年千把兩銀子怎麼抵得住？這還是“清知府”。如果是和珅那樣的大貪官，這點養廉銀哪會放在眼裏？所以，高薪養廉只可能對那些操守較好的官員起一點補償作用，幫助他們堅守下去，對真正的貪官是不起作用的。它也不能遏制腐敗，頂多不過揚湯止沸而已。

問題在於，即便那些操守較好的官員，在高薪養廉的條件下，也只能做到自己不搞典型的腐敗，無法抵制非典型腐敗。比如張集馨，就是操守較好的。林則徐當然也是。但他們也都既收規禮，也送規禮。為什麼？就因為那“禮”是“規”，是規矩，是規約，是遊戲規則。你要想在官場上混，就不能破壞規則。何況，陋規雖然“陋”，但它的名目並不醜陋，反倒很有人情味。比如冬天送的叫“炭敬”，夏天送的叫“冰敬”，也叫“瓜敬”。送點木炭送點瓜，總不好說是行賄受賄。這實在是一種有中國特色的政治智慧，明明是行賄甚至勒索，卻弄得溫情脈脈。結果，你不能不送，也不能不收。不送，是不通人情；不收，是不近人情。一個不懂人情的人，在中國是連做人都做不了的，何況做官？

還有，就算你不愛錢，也不在乎升遷，你總不能不為屬下着想。你的家丁、童僕、跟班等等，千里迢迢跟着你到外地做官，圖個什麼？你的書吏、衙役、門子，為你鞍前馬後東奔西走，又圖個什麼？他們可不是什麼“聖人之徒”，沒讀過四書五經，也沒什麼平治天下的理想。他們除了想跟着你風光風光，吃香的喝辣的，也就是想多撈幾個。你自己不要，還能不讓人家要？如果你這裏總是兩袖清風一貧如洗，他們就會跟別人去了。不要以為中國人就沒有市場經濟的觀念，擇木而棲他們還是知道的。

況且，你可以不為自己的屬下着想，卻不能不敷衍上級的屬下。所以，長官的門房那裏，你要送“門敬”；長官的跟班那裏，你要送“跟敬”。如果不送，那好，你就別想見到長官，而關於你的流言蜚語卻總是會飄到長官的耳里。因此，就連位極人臣的軍機宰輔們，有時也不得不籠絡得寵的太監。因為太監雖不入流，卻是皇上身邊的人。身邊的人，總是比別的人親近，也比別的人方便。想幫你或是想害你，有時只不過是一句話的事情，豈能“小看”？同樣，長官身邊的人，你當然也馬虎不得。

好了，你既然要敷衍上級的屬下，也就不能不讓自己的下級來敷衍，不能不準自己的門房、跟班接受“門敬”、“跟敬”。那就太不近人情了。何況這也很難說就是腐敗。國外酒店的門童也收小費的么！只不過，他們的小費是根據服務的好壞來定的，而在咱們這裏，門敬、跟敬的多少卻取決於長官的官階，也算是一種中國特色吧！

其實這也不奇怪。因為種種陋規，雖然範圍有大小，數額有多少，但都無不圍繞一個中心。這個中心就是權力。總督巡撫為什麼要孝敬軍機宰輔？下級官員為什麼要結交首長秘書？就因為他們接近權力中心。所以，規禮的數額雖然一般以官階的高低為準則，卻又並非一成不變。比如張集馨當陝西督糧道的時候，送給巡撫的規禮就比總督多。巡撫的規禮按季送，每季1300兩，一年四季共5200兩。總督的規禮按節送，每節1000兩，一年三節（春節、端午、中秋）共3000兩。這是因為，總督的官雖然比巡撫大，但隔了一層，不是直接領導，也不同城（陝甘總督駐節蘭州，陝西督糧道則和陝西巡撫同在西安），權力和影響力反倒小一些。這就叫“縣官不如現管”。所以，哪怕你面對的只是一個科員，但如果你的案子正好歸他管，你就得意思意思。部長那裏，倒未必一定要打點。也就是說，在這裏，真正起到作用的不是別的，正是權力，尤其是那些能夠直接產生影響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