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歷史總是讓人惦記

擺在讀者面前的這本小書基本上是講歷史的。它和中央電視台科學教育頻道的《百家講壇》多少有些瓜葛，因為部分內容在那裏講過。

眾所周知，《百家講壇》是一個學術性的欄目，尤以講述歷史見長。這類節目並不好做。做好了固然“雙贏”（學術擴大了傳播範圍，電視提升了文化品位），做砸了卻是“雙輸”（學術失去自身品質，電視失去廣大觀眾）。這是許多學者和電視台都不敢輕易涉足此事的原因：他們害怕吃力不討好，落得個豬八戒照鏡子──裡外不是人。

然而《百家講壇》的編導卻告訴我，他們的收視率並不低，高的可達百分之零點五以上，低一點也有百分之零點一。百分之零點五的收視率是個什麼概念呢？通俗一點說，就是平均有千分之五的電視機選擇了這個頻道。當然，調到這個頻道的更多，鎖定的又少一些，所以說是“平均”。中國是個人口大國。按照這個比例推算，收看的人數將是一個天文數字。

當然，賬不能這麼算，前面對收視率的解釋也不完全準確。但要說很多人在看，總是不錯的。這就奇怪。中國歷史上的王朝，最近的一個，清，離我們至少也有上百年，遠的就更不用說了。如此遙遠的是非恩怨，干我們甚事，怎麼會有那麼多人關注呢？

也只有一種解釋：歷史不能忘懷。

的確，歷史總是讓人惦記，也不能不讓人惦記。正如馬克思所說，人們不能隨心所欲地創造自己的歷史。他們只能“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進行創造。這樣一來，誰對歷史了解得更為深刻和透徹，誰就更可能成功。相反，如果僅僅把思想和眼光局限於現在，那他恐怕就連現在也把握不了。國家如此，個人亦然。實際上，偉大的時代必定具有歷史感，偉大的人物也必定具有歷史感。只有平庸的時代才鼠目寸光，也只有那些平庸之輩才會對歷史不屑一顧。何況歷史本身就是一部連台大戲，有人物，有故事，有情節，有動作，有懸念，有高潮，充滿戲劇性，豈能不讓人興趣盎然？

於是就有了對歷史的各種說法和多種說法。

最常規的是“正說”，比如《三國志》和《大唐西域記》；最流行的是“戲說”，比如《三國演義》和《西遊記》。《三國演義》是“戲說”嗎？是。因為它不但“演義”（發揮），而且“演變”（篡改）。就算它態度嚴肅，不是“戲說”，也有歪曲編造成分，是“正說”加“歪說”，甚至“胡說”。不過《三國演義》還只是“走調”，《西遊記》就“離譜”，只好稱之為“大話”。我們現在都知道《大話西遊》“大話”了《西遊記》，很少有人想到《西遊記》才是“大話”的祖宗！但《西遊記》是沒有問題的，因為誰都知道那是神話。《三國演義》就不一樣了，很多人把它當作歷史來看，甚至以為那就是歷史。從這個意義上講，《三國演義》是不叫《大話三國》的《大話三國》。

看來，小說家言是靠不住的，比較靠得住的是歷史家言。《百家講壇》的收視率那麼高，就因為大家都想知道歷史的真相，儘管所謂“正史”也難免事實加傳言。

然而真正靜下心來閱讀歷史文獻的人卻鳳毛麟角，“正說”的影響力和讀者面，與“戲說”、“大話”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語”。為什麼呢？因為後者好看，前者難懂；後者有趣，前者乏味。真實的不好看，好看的不真實，想滿足趣味就難免“上當受騙”，要弄清真相就必須“硬着頭皮”。這就矛盾，讀者也就兩難，因此要有一個辦法。這個辦法，我以為就是“趣說”。所謂“趣說”，就是歷史其里，文學其表，既有歷史真相，又有文學趣味。這當然很難，但並非做不到，黃仁宇先生的《萬曆十五年》便是典範。

趣說並不容易。首先作者得有趣，其次得有文學修養。所謂“有文學修養”，並不等於一定要讀過多少經典名著，更不等於有多高的學歷、學位、職稱和頭銜，當然也不等於一定得是中文系畢業的，而是要有文學感。這是一種體驗的能力，品味的能力，把握情調的能力。沒有這種能力，書讀得再多也沒有用。

有文學感的人一般也都有歷史感。因為文學是人學，史學也是人學。沒有人，就不會有歷史，也不會有文學。所以，要想理解歷史，必須參透人性。歷史是不能復原的。你頂多只能散亂地見到些秦磚漢瓦，依稀聽得鼓擊鐘鳴。然而人性卻相通，正如今日之蒼穹，正是當年之星空。秦時明月漢時關。漢代的關隘（歷史條件）可能已蕩然無存，秦時的明月（共同人性）又何曾消失？因此研究歷史也好，講述歷史也好，都必須“以人為本”，以民族的文化心理為核心。以人為本，歷史才是有意義的。以民族的文化心理為核心，一個個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在我們面前才可能變得鮮活起來。這些鮮活的故事和生命將促使我們反省歷史，反省社會，反省人生，反省自己，於是趣味之中就有了智慧。

這就不但是“趣說”，而且是“妙說”。沒有思想的趣說只是易拉罐飲料，有思想的妙說才是好酒。歷史和酒原本就有些拉扯，比如“漢書下酒”、“青梅著酒”。所以，歷史也是可以釀酒的。本書不敢說是一壇好酒，只要沒做成醋，就謝天謝地了。

本書收錄的文章，斷斷續續寫了好幾年，有的發表過，有的沒有。這次一併結集出版，全承蕭關鴻先生一再敦促支持，在此謹致謝意！

易中天2005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