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辛：我寫《孽債Ⅱ》

記得，我青年時代寫作的長篇小說《蹉跎歲月》引起轟動的時候，不少讀者問起我，小說里的幾位主人翁，後來怎麼樣了？特別是那些曾經下過鄉，後來幾經坎坷終於回歸到都市裏來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都對我說，我們回歸的經歷，我們初回到都市掙扎生存的經歷，我們遲到的婚姻和家庭，都有很多精彩的故事，你仍可以寫一寫。那個年頭，剛剛允許和鼓勵一部分人自己創業，幹個體戶。一些沒及時找到工作、求得安定的知青，就下海乾起了個體戶，有的人甚至很快嘗到了甜頭。他們也對我說，你寫啊，寫寫我們回到城市經商的酸甜苦辣，也是很有意思的。

我知道那確實是很有意思的題材，但我沒像他們所說的那樣，接着寫《蹉跎歲月》的續集。最主要的原因是，蹉跎歲月中的一代人，沒有續下去的“題材”。或者更準確地說，他們回歸都市以後的生活還剛剛開始。就如同我們當年，初初下鄉那幾年，也是激情澎湃，也有很多故事，卻產生不了作品一樣。

可能是由於這種心理吧，當長篇小說《孽債》隨着改編成電視連續劇又一次轟動全國的時候，上至擔任各級領導的幹部，下至里弄里的老頭、老太太、老媽媽，碰到我都說，你應該趁熱打鐵，把《孽債》的續集寫下去，一定會受歡迎。我們都盼望着。

面對一張張充滿期待的笑臉，面對一雙雙真摯的眼睛，除了笑，我一時答不出話來。為什麼呢？原因也是相同的，《孽債》裏的五個孩子，或者說這五個孩子代表的知識青年下一代，他們剛剛經歷了大起大落的生活，突然之間，又要表現他們長大了的生活，這樣的反差似乎是太大了。

實事求是地說，一些出版社、雜誌社的編輯，一些影視公司的編導、製片人，一些曾經當過知青的企業老總，都曾找到我的辦公室來。有的極力慫恿我儘快寫出《孽債》的續集；有的根據讀過和看過《孽債》的感受，還寫出了續集應該表現的主題思想、人物脈絡，故事該往哪裏發展，要寫幾對戀愛；更有甚者，連續劇的故事梗概和電視劇每一集的大綱都拉出來了；當然，還有熱心的企業家多次表示，只要一有續集，我們立刻投資拍攝。等等。

我一直沒有寫。不過，我始終懷着濃郁的興趣，關注着知識青年下一代的生活。

他們在想些什麼，他們在追求些什麼，他們如今的生活現狀，和我們年輕的時候，有些什麼不同？理想有什麼不同？對待人生、對待世界有什麼不同？

有一次，我應邀和浙江大學的一些文科研究生座談，一位小夥子站起來對我說：“葉老師，我就是孽債的產物。我的媽媽是城裏的下放知青，而我的父親是當地人。但是大返城時，媽媽沒有離開農村回上海去。我們一家人現在生活得很幸福。你也應該寫寫像我們這樣的家庭。”

上海的雜誌曾經報道過一個引人矚目的案子。一個遠在新疆的知青子女，按政策可以回上海報進戶口。由於經濟的原因，她沒有及時到上海來辦理手續。幾年以後，當她總算可以承擔到上海的費用，回到上海來辦理入戶手續時，她發現，已經另外有一個人用她的名字報進了戶口，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上海人，而且至今仍使用着她的名字在工作。於是引發了一場不大不小的官司。

還有一回，一個在某大型超市擔任播音員的年輕女子走進我作家協會的辦公室。她說她是一個知青子女，一個“孽債”。她現在和自己的丈夫都在上海打工，租了一間房子，還有一個孩子，日子過得還可以。不過她不知道自己的父親是誰，也不知道母親是誰，只知道她的母親曾經是一個知青，愛上了一個當時有工作的男人，但那個男人是有家的。當她的母親有了她以後，那個男人消失了。母親在農村裡生下了她，把她託付給了一家農民，說是進城去找男人，去找孩子的父親。從此以後，母親也一去不復返了。她就是在那戶農民家庭里長大。當她中學快畢業的時候，村裡人把她出生的真相告訴了她。於是她的世界崩潰了，她再也讀不進書，再不想在偏僻的小村莊裏生活下去，她借口要進城去尋找父母，踏上了進城打工的路，輾轉了幾個省會城市，才來到了上海。她洗過碗，當過服務員，干過清潔工、營業員、接線員，最終在超市裏當上了廣播員。她今天的丈夫也是一位知青子女，她和丈夫還有孩子生活在一起。不過這孩子不是她生的，而是丈夫和另一個打工女子生的。那個打工女子也像她的母親當年一樣，失蹤了……

我瞠目結舌地瞪着這個還很年輕，說著一口標準普通話的女子，懷疑她在對我談她構思的小說還是她的真實經歷。她大概看出了我的懷疑，於是又說下一次我把小孩帶來。然後，她又給我講她丈夫闖蕩都市的經歷……她講的經歷比一部長篇小說的情節還要曲折和多變。那個下午，我只得出了一個印象，這些知青的孩子，融進了當代生活的進程，原來竟也如此艱難。

於是乎《孽債Ⅱ》的輪廓在我的頭腦里逐漸地有了一些雛型。

既然是《孽債Ⅱ》，那就得扣緊五個孩子的命運來展開，那就要同“孽債”這兩個字緊密相連，那就得準確地寫出這一代孩子融進生活中經歷的坎坷、困惑和碰撞。

有一對知青夫婦，他們當年插隊落戶時，算是幸運的，先後被抽調到當地的中、小學任教。他們在共同的命運中相知、相戀，結婚成家，他們為最初分到的一小間婚房歡喜雀躍。為了教好書，在生下女兒以後，就把女兒送到上海外婆家哺養。多少年過去了，他倆雙雙面臨退休，於是決定回上海來同女兒生活在一起，共享天倫之樂。可是長大了的女兒對父母沒有一點感情，外婆已經辭世。外婆留給外孫女什麼，對於他們來說，這一切是天經地義的。用票證購買東西，“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的歲月雖然過去了沒多少年頭，但是在他們的心目中，那已是恍若隔世的事情。儘管如此，在他們步入社會生活，融進五光十色的當代社會各個階層時，面臨著戀愛、婚姻、家庭、經商、事業、工作的種種現實，同樣會受到財富的誘惑，同樣會遭遇欺騙，同樣會陷入情感的難以抉擇，同樣會感到委屈和困惑，同樣有種種意想不到的煩惱和苦悶，同樣……

《孽債Ⅱ》，要表現的就是長大了的五個孩子，今天遭逢的這一切。理清了這一思路，一切對於我來說就顯得清晰了。五個孩子的個性是我熟悉的，五個孩子的家庭情況及變遷是時時挫在我心上的，甚至五個孩子的未來，我都能看得到。於是乎，從去年秋冬開始，筆記本上的點滴收穫逐漸匯攏，人物在我腦子裏呼之欲出，一些細節那麼鮮明地展現在我的眼前。從元月一日起筆，經過九個月的寫作，《孽債Ⅱ》成形了。

關於寫作本身，也許我還可以多說幾句。從1977年早春時節，我的處女作《高高的苗嶺》出版至今，三十年來，我已經出版了五十幾本書，如果算上各個出版社為我編選出版的《葉辛代表作系列》（三卷本）、《當代名家精品》（六卷本）、《葉辛小說散文自選集》（二卷本）、《葉辛知青作品總集》（七卷本）、《葉辛文集》（十卷本）、《葉辛經典知青作品全集》（八卷本），那麼，一本一本的書，出版將近有九十本了。看起來數量似乎很大，而實際上，對一個勞動大半輩子的作家來說，這是必然該有的收穫。記得我初次訪問日本時，名作家三好徹問我，出版了多少本書？那時在同行者中，我算是作品較多的，於是我便如實地說，我已出了二十八本書。三好徹說，啊，在中國作家中，你真寫得不少。於是我問他，你一共出版了多少書。他說，算上編選的文集，有一百零三本吧。他看到我驚訝的表情，又補充說，在日本的著名作家中，這是一個普遍的數字。作家的一生，就是要在勤奮的筆耕中度過。

可能是插隊落戶的歲月中，棲身在茅草屋裏、土地廟改建的小房子裏守着煤油燈寫作的日子，在我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我養成了珍惜時間的習慣。只要一有時間，我就願意坐在書桌前沉思、書寫，把稍縱即逝的思緒隨時記錄下來。有了一塊一塊的時間，我就願意進入寫作狀態。幾乎每一個夜晚，我都是臨近十二點才入睡的；幾乎每一個雙休日，我都是在寫作中度過的。我們國家實行“黃金周”已有二十多個年頭了，我可以坦率地說，每個黃金周我都是在從早到晚的寫作中度過的。寫作當然需要有種種條件，具備種種素質，但是勤奮創作、埋頭苦幹是最基本的條件和素質。

《孽債Ⅱ》的寫作也不例外，我利用了每一個雙休日，除了推辭不掉的講座，我把所有的業餘時間都用上了。特別是氣溫高達35℃以上的整個暑期，我一天也不敢浪費，天天躲在我市人大常委會406那間小小的辦公室里，從早寫到晚。可能辦公室的空調是從天花板上瀉下冷氣來的，以至於不知不覺間患上了“網球肘”，至今未愈。藉此機會我還要感謝市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的同志，除了不可請假的會議，他們免去了我的一切活動，使我得以能專心致志沉浸在《孽債Ⅱ》的世界之中。

願每一位關心我的讀者，願每一個當年的知青夥伴，同樣能喜歡我的這本新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