勸君免談陳寅恪(六)

勸君免談陳寅恪：六勸君免談陳寅恪

陳寅恪是了不起的，可惜我們學不來。

首先是“頂不住”。無論是誰，當真要堅持“自由思想，獨立精神”，就必須有本事頂住來自各方面的壓力。要知道，壓力並不僅僅來自官方，來自當局，也來自民間，來自群眾。比方說在“文革”前，官方對陳寅恪還是相當關心、愛護、客氣、尊重，乃至於“護短”的。反倒是群眾對陳寅恪很不買帳，極為不滿，正所謂“群情雖未洶湧，但相差也不太遠”。實際上歷史系一再堅持批判陳寅恪，一再堅持將陳寅恪劃為“中右”，在一定意義上即代表着“民意”。這也是該系領導人在受到上級批評時頗感委屈，一有風吹草動又故技重演的原因之一（另一個原因則是他們認為自己的做法“大方向”是正確的）。所以，上面的彈壓歸彈壓，下面的動作歸動作，批判會還是照開不誤。既然不能把陳寅恪揪到會場上來，那就在會場當中放一把椅子，以為代表，缺席審判，直弄到“千夫所指”的地步。

陳寅恪能“橫眉冷對千夫指”，我們能嗎？

不是說我們不可能擁有陳寅恪那樣的人格力量，而是說人格力量究竟有多大，還值得懷疑。《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一書作者問得好：“文化的品格到底有多大力量，能使一個人‘頑固’地堅守着逆潮流的、已等同‘過街老鼠’的精神世界”？說到底還是“有恃無恐”。陳寅恪的地位太高來頭也太大了。他可以因為沒有及時收到戲票而向副省長大發雷霆，質問“你這個副省長到底管事不管事”，咱也能？

不能，就只好撤退。你可是不要小看“群眾”呢！“群眾”的力量是很大的。一人一口唾沫，就能把你淹死。我在《閑話中國人》等書中多次說過，中國文化的思想內核是群體意識。其具體表現，就是要求凡事都“大家一樣，人人有份”。那麼，憑什麼我們大家都學習馬列學習政治，你陳寅恪就可以不學習，還要吃香的喝辣的？同理，憑什麼我們大家都隨波逐流，唯獨你陳寅恪就可以堅持“自由思想，獨立精神”？想不通。想不通就要革你的命。一時半會革不了，就等待時機。時機總是會有的。比方說，文化大革命。那時，就連陶鑄都被揪了出來，看誰還能保得了你！

顯然，我等一般學人如果也想堅持“自由思想，獨立精神”，除非全社會都認同獨立自由，不要求“人人有份，大家一樣”。但現在卻很難。

其次是“守不住”。怎麼個守不住呢？因為要“學以致用”。中國的讀書人，或曰知識分子，內心深處歷來就有一個解不開的疙瘩，那就是總覺得自己的滿腹經綸得有地方派個用場，否則實在是可惜了的。所謂“有用”，倒不一定是要拿去換飯吃，換錢花，更主要的還是要有利於國家民族國計民生。因此這種想法不但不可恥，反倒很崇高。

這種崇高感很容易地就會解除了堅守“獨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心理防線。比如歷史學家周一良就是。周一良也是陳寅恪的學生，卻同時又是“文革”中臭名昭著之“梁效”（即所謂“清華北大兩校大批判寫作組”）的成員。這在別人看來是恥辱，周先生現在看也是恥辱，但當時的感覺卻是慶幸。慶幸什麼？慶幸自己所學的知識總算派上了用場。這不能簡單地看作是周先生為自己“附逆”行為所作辯解的“託詞”，而應看作他的真實想法。周先生是讀過舊書的人，從小滿腦子灌輸的就是“修齊治平”那一套。按照這一套說教，一個人之所以要讀書，是為了修身；而之所以要修身，則是為了齊家、治國、平天下。也就是說，學以致用，服務於政治，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事情。所謂“學成文武藝，貸與帝王家”，實現的不但是一個讀書人的人生價值，也是知識學問的自身價值。相反，有一肚子學問卻沒人看重賞識，沒有用武之地，則是最讓人難熬的。這時，如果來了個買家，而且是大買家，你還不趕緊賣出去？

甚至還有自己上杆子送上門的。比如馮友蘭就是。馮友蘭也是參加了“梁效”的，因此也和周一良一樣，頗為情議所不容。說起來馮先生也是海內大儒，怎麼會如此糊塗？其實，與其說是“糊塗”，不如說是“自覺”。對此，夏中義的《九謁先哲書》有很好的分析。我同意他的觀點：馮先生是頗有些“聖人情結”的。他的理想，是要成為“當代中國的孔夫子”，成為當局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首席顧問。你既然打算通過權力中樞來施展“為王者師”的抱負，就先得讓權力瞅着你順眼；而討好權力之捷徑，則莫過於“順着說”。這當然無妨看作一種策略，卻也是一種危險的遊戲。因為無論如何，“順着說”和“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是不能兼容的，而順了第一回，就會有第二回，第三回。結果，一路順將下來，馮先生幾乎已不知道自己是誰。最後，“國師”沒當成，反倒當了“梁效”。

馮友蘭守不住，周一良守不住，我們就守得住？

第三是“耐不住”。堅持“自由思想，獨立精神”，其實就是堅守個人立場，不以社會的好惡為好惡，不以他人的是非為是非。那好，你既然已經“自外於群眾”，也就不能指望別人在乎你、看重你，把你當回事，也不能指望別人理解你、賞識你，聽你那一套。總之，選擇了獨立自由，就只能走一條孤寂的道路，你能耐得住這份寂寞么？

就算耐得住吧，也還有一道坎兒不大容易邁得過去。你可以甘於寂寞，“不求聞達於諸侯”；你可以孤芳自賞，不把別人放在眼裏；但你總要吃飯吧？連陳寅恪都感嘆自己是“求醫萬里，乞食多門”，咱們比他就更不如。吃的、穿的、住的，都是“人家”的，而且並不富餘。一旦“人家”不給了，咱就會衣食無着，咱就得掃地出門。我在《你好，偉哥》一書中說過：人們總喜歡罵中國的學人和文人沒有骨氣，卻常常忽視一個現實問題：他們每個月就那麼幾個小錢，上有老下有小，又要養家又要餬口，頭頂上那幾片瓦和腳底下的立錐之地都是單位上的，看病吃藥哪怕就幾片阿斯匹林也要靠單位報銷（說得不好聽也就是討），你叫他如何硬得起來？

的確，要想有思想的獨立，必先有人格的獨立；而要想有人格的獨立，又必先有經濟的獨立。大家都說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但魯迅先生能夠“吃了人家的也不嘴軟”，原因之一恐怕就在於他不必餐餐都吃人家的。這才能堅持思想言論的獨立自由。問題是，魯迅先生可以靠稿費版稅養活自己，又有多少學人能靠學術研究獲得經濟上的獨立呢？

自由思想，獨立精神，真是談何容易！

還是陳寅恪自己說得好：“自由共道文人筆，最是文人不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