勸君免談陳寅恪(四)

勸君免談陳寅恪：四人品與氣節

陳寅恪的這種態度很容易被人誤認為是反對現政權，反對共產黨，反對馬列主義。其實不然。倘若如此，他為什麼不去香港、台灣，為什麼同意擔任全國政協常委，為什麼還要和杜國庠、馮乃超這些共產黨人交往？他甚至也不是什麼社會活動都不參加。1954年5月3日的“敬老尊師座談會”他就參加了，還戴了大紅花，這也是一種“時俗”么！怎麼並無反感，反倒欣然？

這裏面一定還有更深一層的原因。

陳寅恪的政治態度一直是個謎。他好像誰都看不慣。袁世凱當大總統，他譏為巴黎選美：“花王哪用家天下，佔盡殘春也自雄”；張群組閣，他譏為妓女作秀：“催妝青女羞還卻，隔雨紅樓冷不禁”；國民黨長江防線失守，他也幸災樂禍：“樓台七寶倏成灰，天塹長江安在哉”。但如果你認為這是因為嚮往新中國，或是懷念舊王朝，恐怕就錯了。他在回憶洪憲稱帝一事時說，當時不少文人都對袁某人極盡歌功頌德之能事，讓他深為道德的淪喪而痛心。“至如國體之為君主抑或民主，則尚為其次者”。君主還是民主，這在許多人看來是至關重要必須力爭的，而陳寅恪以為其次。那麼，什麼才是最重要的呢？

是道德，是人品，是氣節。

1964年5月，陳寅恪向自己晚年最知心的弟子蔣天樞托以“後事”，並寫下了帶有“遺囑”性質的《贈蔣秉南序》一文。在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里，陳寅恪稱自己雖“奔走東西洋數萬里”而“終無所成”，現在又“奄奄垂死，將就木矣”，但也有足以驕傲自豪者，那就是：“默念平生固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似可告慰友朋”。也就是說，他陳寅恪一生之最為看重者，不但不是金錢地位，甚至也不是知識學問，而是人品與氣節。

事實上陳寅恪願意與之交往或表示敬重的，不論是國民黨共產黨，還是無黨無派，都是人品極好的人。陳毅，光明磊落，直率坦誠；傅斯年，為人正直，疾惡如仇；劉節，秉性梗直，寧折不彎；冼玉清，一生清白，遺世獨立。有意思的是，他們還多半都有些脾氣。比如陳序經為人是很謙和優容的，但當有關當局強迫他加入國民黨時，他把“烏紗帽”摜在桌子上：“如果一定要我參加國民黨，我就不做這個院長”。又比如杜國庠一生為人寬厚平和，但面對極左思潮也會拍案而起，氣憤地表示“批判陳寅恪批得太過分”！因此他們也都往往會做“傻事”，說“蠢話”。比如劉節就曾在1958年“大放厥詞”：什麼大躍進人人意氣風發，“一起發瘋”倒是真！這種“逆言”也是說得的？但他實在忍不住。

當然，他們也多半都沒有什麼“好下場”。

沒有好下場是明擺着的，甚至是他們“自找”的。文化大革命中，劉節聽說“造反派”要批鬥陳寅恪，竟奮然表示願意替代陳先生上台挨斗，並視為一種榮耀。如此“不識好歹”“自討苦吃”，如此“螳臂當車”“以卵擊石”，還能有什麼好結果？然而，明知沒有任何好處，同時也於事無補，他們卻偏偏還要做。也正是在這裏，我們看到了一個人品質的高貴。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陳寅恪“吾道不孤”！

然而陳寅恪作為一個歷史學家，還有更深的想法。在1950年正式刊行的《元白詩箋證稿》一書中，他談到這樣一個歷史慣例：但凡新舊交替之時，總有人佔便宜，也總有人吃大虧。那些乖巧的小人，“往往富貴榮顯，身泰名遂”；而那些刻板的君子，則常“感受苦痛，終於消滅而後已”。為什麼呢？就因為其時新舊道德標準和新舊社會風氣“並存雜用”，有的人善於利用形勢適應環境，而有的人則無此“乖巧”而已。

顯然，陳寅恪是把自己的某些“老朋友”，看作了“乖巧的小人”。

於是我們大體上清楚了。為什麼陳寅恪對杜國庠那樣和自己“道不相同”的共產黨人信任敬重，對某些先前的“同道”反倒蔑視而戒備？就因為前者“氣節不虧”。陳寅恪是從舊社會過來的人。他當然不會不知道在那個時代，堅持馬列主義，信仰共產主義，要擔怎樣的風險。那是要掉腦袋的！所以，新中國成立以後，他們大講馬列主義，就不但可以理解，而且也理所應當。他們“本來”就是馬克思主義者么！

那些“眉樣入時”的“白頭學究”們卻“原本”不是。“不是”當然也可以變成“是”，但要看怎麼個變法，以及為什麼要變。如果是自己通過學習研究，改變了觀點，倒也理屬正常，無可厚非。然而一夜之間毫無思考，就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便很可疑。在陳寅恪看來，這不是降身辱志，便是投機取巧。但不論何種情況，都是“變節”。氣節一虧，則其人不可取矣！

事實證明，陳寅恪的看法並不完全正確。1949年以後，中國學人的改變立場觀點，宗奉馬列主義，有的是“曲學阿世”，有的不是。汪籛就不是。他屬於“心悅誠服”的那一類。否則，當他自告奮勇充任“說客”，南下廣州請老師進京時，就不會那麼天真了。汪籛碰壁五羊城以後，受到不少埋怨。比他年長的其他陳門弟子都認為他不該用“官腔”和先生說話，更不該惹老師生氣，甚至有人痛斥他“不知天高地厚”。這實在是冤哉枉也！汪籛對恩師的敬仰和感激是終其一生的。正因為“感恩戴德”，他才會那樣說話。因為他對馬列主義的服膺是真誠的。事實上在汪籛的學術研究中，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陳寅恪的治史方法渾然天成，了無陳寅恪所痛恨的“貼標籤”的痕迹，文風新穎，令人耳目一新。這難道不是好事？正因為此，汪籛和陳寅恪談話時，才會充滿了“時俗”的口吻。在他看來，弟子發現了寶藏取得了真經而不與先生分享，那才是不道德。

歷史的悲劇或悲劇性也正在這裏。汪籛和陳寅恪都是真誠的，道德的，而雙方的格格不入卻一至於此。一個要“革命”，一個要“守節”，這一場衝突是在所難免的了。問題是，陳寅恪為什麼要對汪籛發那麼大的脾氣，以至於說出“你不是我的學生”這樣的話？

答案也許就在汪籛筆錄的《對科學院的答覆》裏面。在這篇自述中，陳寅恪說：“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這其實也是陳寅恪的一貫思想。因此他在《答覆》中開篇就說：“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於我所寫的王國維紀念碑中”，而碑文的核心和靈魂，也就是這八個閃亮高岸的文字：自由思想，獨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