勸君免談陳寅恪(八)

勸君免談陳寅恪：八豁出去，就能了

其實，有些事，也不過就是“一念之差”。

就說前面那些東西吧，當真想通了，也沒什麼了不起。不就是學術地位嗎，不就是話語權力嗎，不就是科研經費嗎，不就是崗位津貼嗎？不就是當教授當博導，吃香的喝辣的，坐飛機住賓館，在主席台前排就坐放個屁都有人鼓掌嗎？我們能不能不要？不要，你可就管不了我啦！平時我們總說豁出去了，豁出去了，也就是說，豁出去，就能“了”。

問題是你豁不豁得出去？

陳寅恪不能說是完全豁得出去的人，但至少部分地豁出去了。比方說，他能不在乎他所作的研究是否有用，是否入時：“平生所學供埋骨，晚歲為詩欠砍頭”。他也不太在乎自己的著述是否能名垂千古：“名山金櫃非吾事，留得詩篇自紀年”。但他對自己身後這些著作的命運還是在乎的：“擬就罪言盈百萬，藏山付託不須辭”。他還不是“滿不在乎”。

陳寅恪的可貴之處，在於他能夠做到並不在乎自己所作所為有沒有意義。意義，這是我們繞不過去的最後一道彎，邁不過去的最後一道坎。我可以不要名，不要利，不要有用，不要別人承認，但我總不能不要“意義”吧？連“意義”都沒有，我做它幹什麼？

然而陳寅恪卻似乎把“意義”看得很淡，一再宣稱自己不過“聊作無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這話理所當然地被許多人看作是自嘲、反話、憤激之辭，或表現了他的痛苦和無奈。我們當然已無法確知陳寅恪說這話的真實想法，但我寧願把它看作一種徹底，一種為了堅持“自由思想，獨立精神”而悟到的徹底，儘管徹底得很無奈。

徹底是很重要的。徹底才無礙，才無羈，也才無所畏懼。因為所謂“自由思想，獨立精神”，看重的不是“內容”，而是“形式”。也就是說，它並不在乎你想的是什麼，有沒有意義，只在乎你之所想是不是獨立自由的。是則是，否則否。你想的東西再沒有意義，只要是獨立自由地想出來的，就是“自由思想”。反之，即便再有意義，也不是。

從這個角度來看陳寅恪的許多“自嘲”、“自貶”、“自損”，我們就會有別樣的體會。1952年，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出版，陳寅恪為該書所作之序卻被刪去。陳致信楊樹達先生云：“拙序語意迂腐，將來恐有累大者，今刪去之，亦未始非不幸也”。陳此處之所謂“迂腐”自別有意味，但陳寅恪的著作中從思想到行文均不乏“迂腐”甚至“陳腐”之處，恐怕也是一個事實。問題是，“迂腐”難道就不是一種聲音，就該滅絕？如果“迂腐”該滅絕，那麼，和“迂腐”沾邊的，比如陳腐、陳舊，還有刻板、獃滯，是不是也該滅絕？如此推論下去，請問又有什麼不該滅絕？

意義也一樣。如果沒有意義就不能存在，就該滅絕，恐怕世界上的人早就死光了。你想，這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人能說出有意義的話，又有多少人句句話都有意義？何況一個問題或一句話有沒有意義，原本就是不大說得清楚的事情。杞人憂天數千年，天並沒有塌下來，那麼，杞人還該不該憂天，杞人憂天還有沒有意義？哥德巴赫猜想猜了那麼多年都沒能猜出來，究竟有多少意義，還要不要再猜？實際上，科學史上許多課題開始時是沒有什麼意義，或看不出什麼意義的。正因為歷史對無意義表現了寬容，才有了今天科學長足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講，極少數的“有意義”其實是靠眾多的“無意義”來支持的。沒有“無意義”就沒有“有意義”。比如在我們看來，吃蜘蛛是沒有意義的（其實皮洛耶人就吃）。但如果沒有人吃蜘蛛（也包括吃別的不能吃的東西），我們今天也不會吃螃蟹。

更何況，如果我們今天以“沒有意義”為由不準別人想某個問題說某句話，那麼，明天別人也可以用同樣的理由不准我們想某個問題說某句話。你可以這樣限制我的思想，我也可以那樣限制你的思想，最後的結果，必然是大家都不能自由的思想，而不能自由地思想，其實也就等於不能思想。

所以，無論從哪個角度（自由思想或發展學術）講，我們都得肯定“無意義”的意義。而且，為了徹底，為了確保思想的自由，我們還得否定意義的追求。

否定意義的追求，有這個必要嗎？既肯定“有意義”，也寬容“無意義”，難道就不好就不行嗎？果真如此，當然很好。可惜，如果我們的口號如此，就不會有人去做“無意義”的事了。有意義的事不做，卻去做無意義的，誰會這麼傻？那麼，大家都去做有意義的事，又會怎麼樣呢？就會放棄“自由思想，獨立精神”。因為一件事有沒有意義，不是你自己個人說了算的。要麼是社會大眾說了算，要麼是權威人士說了算。只有當他們認可了你的意義，你的所作所為才是有意義的。顯然，這就必須以他人的是非為是非，以他人的標準為標準，哪有什麼“獨立精神，自由思想”？

事實上，中國知識分子之所以總是“毛”，總是想附在某張“皮”上，就因為他們總想有意義。在中國，純粹的知識、學問，從來就是沒有意義的。只有當它服務於現實，比方說能夠安邦治國或者富民興國時，才被承認為有意義。中國的讀書人為什麼那麼熱衷於濟世熱衷於做官？就因為只有這樣，“無意義”才能轉換為“有意義”。所以，與其說中國知識分子有一種“政治情結”，不如說他們有一種“意義情結”。

於是，為了使“無意義”轉換為“有意義”，中國知識分子不得不有意無意、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附在某張“皮”上。因為單獨的“毛”沒有意義。單獨的“毛”，無根無底飄浮不定，風一吹來就滿天亂飛，不要說別人看着沒勁，連自己心裏都不踏實。

然而知識分子之所以是知識分子，不僅因為他有知識，更因為他是“分子”，既是極少數，又有獨立性。如果附在某張“皮”上，哪還是“分子”嗎？王瑤先生說得好：“分子不獨立，知識也會變質”。顯然，要想無愧於知識分子的稱號，就得堅持獨立立場；要想堅持獨立立場，就不能附在某張“皮”上；要想不附在某張“皮”上，就不能太在乎意義能不能實現。但意義如果不能實現，即等於沒有意義。因此，當我們決定選擇和堅持“自由思想，獨立精神”時，就得先問自己一句：你能不能豁出去連“意義”都不要？

意義其實是最難豁出去的。但“若為自由故，意義亦可拋”。因為你如果連意義都可以豁出去不要，那就沒有什麼豁不出去的了。正如一位詩人所說的——船完全被撞破之後，也就不會沉沒了。它的每一塊零散的木板，將永遠漂浮在海上。

要談陳寅恪，就必須先把這些問題都想清楚。

我們想清楚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