勸君免談陳寅恪(八)
勸君免談陳寅恪:八豁出去,就能了
其實,有些事,也不過就是“一念之差”。
就說前面那些東西吧,當真想通了,也沒什麼了不起。不就是學術地位嗎,不就是話語權力嗎,不就是科研經費嗎,不就是崗位津貼嗎?不就是當教授當博導,吃香的喝辣的,坐飛機住賓館,在主席台前排就坐放個屁都有人鼓掌嗎?我們能不能不要?不要,你可就管不了我啦!平時我們總說豁出去了,豁出去了,也就是說,豁出去,就能“了”。
問題是你豁不豁得出去?
陳寅恪不能說是完全豁得出去的人,但至少部分地豁出去了。比方說,他能不在乎他所作的研究是否有用,是否入時:“平生所學供埋骨,晚歲為詩欠砍頭”。他也不太在乎自己的著述是否能名垂千古:“名山金櫃非吾事,留得詩篇自紀年”。但他對自己身後這些著作的命運還是在乎的:“擬就罪言盈百萬,藏山付託不須辭”。他還不是“滿不在乎”。
陳寅恪的可貴之處,在於他能夠做到並不在乎自己所作所為有沒有意義。意義,這是我們繞不過去的最後一道彎,邁不過去的最後一道坎。我可以不要名,不要利,不要有用,不要別人承認,但我總不能不要“意義”吧?連“意義”都沒有,我做它幹什麼?
然而陳寅恪卻似乎把“意義”看得很淡,一再宣稱自己不過“聊作無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這話理所當然地被許多人看作是自嘲、反話、憤激之辭,或表現了他的痛苦和無奈。我們當然已無法確知陳寅恪說這話的真實想法,但我寧願把它看作一種徹底,一種為了堅持“自由思想,獨立精神”而悟到的徹底,儘管徹底得很無奈。
徹底是很重要的。徹底才無礙,才無羈,也才無所畏懼。因為所謂“自由思想,獨立精神”,看重的不是“內容”,而是“形式”。也就是說,它並不在乎你想的是什麼,有沒有意義,只在乎你之所想是不是獨立自由的。是則是,否則否。你想的東西再沒有意義,只要是獨立自由地想出來的,就是“自由思想”。反之,即便再有意義,也不是。
從這個角度來看陳寅恪的許多“自嘲”、“自貶”、“自損”,我們就會有別樣的體會。1952年,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出版,陳寅恪為該書所作之序卻被刪去。陳致信楊樹達先生云:“拙序語意迂腐,將來恐有累大者,今刪去之,亦未始非不幸也”。陳此處之所謂“迂腐”自別有意味,但陳寅恪的著作中從思想到行文均不乏“迂腐”甚至“陳腐”之處,恐怕也是一個事實。問題是,“迂腐”難道就不是一種聲音,就該滅絕?如果“迂腐”該滅絕,那麼,和“迂腐”沾邊的,比如陳腐、陳舊,還有刻板、獃滯,是不是也該滅絕?如此推論下去,請問又有什麼不該滅絕?
意義也一樣。如果沒有意義就不能存在,就該滅絕,恐怕世界上的人早就死光了。你想,這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人能說出有意義的話,又有多少人句句話都有意義?何況一個問題或一句話有沒有意義,原本就是不大說得清楚的事情。杞人憂天數千年,天並沒有塌下來,那麼,杞人還該不該憂天,杞人憂天還有沒有意義?哥德巴赫猜想猜了那麼多年都沒能猜出來,究竟有多少意義,還要不要再猜?實際上,科學史上許多課題開始時是沒有什麼意義,或看不出什麼意義的。正因為歷史對無意義表現了寬容,才有了今天科學長足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講,極少數的“有意義”其實是靠眾多的“無意義”來支持的。沒有“無意義”就沒有“有意義”。比如在我們看來,吃蜘蛛是沒有意義的(其實皮洛耶人就吃)。但如果沒有人吃蜘蛛(也包括吃別的不能吃的東西),我們今天也不會吃螃蟹。
更何況,如果我們今天以“沒有意義”為由不準別人想某個問題說某句話,那麼,明天別人也可以用同樣的理由不准我們想某個問題說某句話。你可以這樣限制我的思想,我也可以那樣限制你的思想,最後的結果,必然是大家都不能自由的思想,而不能自由地思想,其實也就等於不能思想。
所以,無論從哪個角度(自由思想或發展學術)講,我們都得肯定“無意義”的意義。而且,為了徹底,為了確保思想的自由,我們還得否定意義的追求。
否定意義的追求,有這個必要嗎?既肯定“有意義”,也寬容“無意義”,難道就不好就不行嗎?果真如此,當然很好。可惜,如果我們的口號如此,就不會有人去做“無意義”的事了。有意義的事不做,卻去做無意義的,誰會這麼傻?那麼,大家都去做有意義的事,又會怎麼樣呢?就會放棄“自由思想,獨立精神”。因為一件事有沒有意義,不是你自己個人說了算的。要麼是社會大眾說了算,要麼是權威人士說了算。只有當他們認可了你的意義,你的所作所為才是有意義的。顯然,這就必須以他人的是非為是非,以他人的標準為標準,哪有什麼“獨立精神,自由思想”?
事實上,中國知識分子之所以總是“毛”,總是想附在某張“皮”上,就因為他們總想有意義。在中國,純粹的知識、學問,從來就是沒有意義的。只有當它服務於現實,比方說能夠安邦治國或者富民興國時,才被承認為有意義。中國的讀書人為什麼那麼熱衷於濟世熱衷於做官?就因為只有這樣,“無意義”才能轉換為“有意義”。所以,與其說中國知識分子有一種“政治情結”,不如說他們有一種“意義情結”。
於是,為了使“無意義”轉換為“有意義”,中國知識分子不得不有意無意、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附在某張“皮”上。因為單獨的“毛”沒有意義。單獨的“毛”,無根無底飄浮不定,風一吹來就滿天亂飛,不要說別人看着沒勁,連自己心裏都不踏實。
然而知識分子之所以是知識分子,不僅因為他有知識,更因為他是“分子”,既是極少數,又有獨立性。如果附在某張“皮”上,哪還是“分子”嗎?王瑤先生說得好:“分子不獨立,知識也會變質”。顯然,要想無愧於知識分子的稱號,就得堅持獨立立場;要想堅持獨立立場,就不能附在某張“皮”上;要想不附在某張“皮”上,就不能太在乎意義能不能實現。但意義如果不能實現,即等於沒有意義。因此,當我們決定選擇和堅持“自由思想,獨立精神”時,就得先問自己一句:你能不能豁出去連“意義”都不要?
意義其實是最難豁出去的。但“若為自由故,意義亦可拋”。因為你如果連意義都可以豁出去不要,那就沒有什麼豁不出去的了。正如一位詩人所說的——船完全被撞破之後,也就不會沉沒了。它的每一塊零散的木板,將永遠漂浮在海上。
要談陳寅恪,就必須先把這些問題都想清楚。
我們想清楚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