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講 冤死的晁錯(下)

晁錯是一個有學問的人、有才華的人、有思想的人，但不等於他就是一個適合搞政治的人。為什麼呢？他性格有問題。晁錯不善於處理人際關係，恃寵驕人，氣死了丞相申屠嘉，得罪了一大批正人君子。

他為人“峭直刻深”，咄咄逼人，逮住了理就不依不饒。他頭腦中只有“該不該做”，不考慮“能不能做”，以及是“現在就做”，還是“將來再做”。這些性格特徵就註定其很難完成特殊的歷史使命。

首先說，晁錯是一個有學問的人。晁錯最早是學“刑名之學”的。什麼叫“刑名之學”呢？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學政治法律的，也就是說晁錯是政法學院或者政法系畢業的。因為他的學習成績還不錯，而且主要是文字功夫好，後來就當上了太常掌故。我們要知道，古人判案子很講究判決書的起草，要求判決書寫得很有文采。晁錯很有文采，所以選他做太常掌故。

太常掌故是個什麼官呢？太常掌故是太常寺裏面的一個官。太常寺又是一個什麼機構呢？太常寺就是我前面說過的漢代中央政府九個部當中的一個部，而且是第一部，主管祭祀、禮儀和教育。太常寺有一個活動叫做博士考試。這個漢代的博士不是現在的博士，它不是學位。漢代的博士是官，它的工作是掌握歷史知識，以備皇帝諮詢。因為那個時候治國靠經驗，而歷史上發生過一些什麼事情，這些事情是怎麼處理的，要知道這些典故、這些故事，才好來處理當前的事務，所以需要有一批專門的人才掌握這個，這個官就叫做博士。

晁錯時來運轉是什麼時候呢？是被太常寺選拔去讀《尚書》。我們知道，由於秦始皇焚書坑儒，古代典籍失傳，很多典籍流散在民間，傳人一代一代地沒有了。到了漢文帝的時候，懂得《尚書》的只剩下一個人，叫做濟南伏生。等漢文帝找到這個人的時候，他已經九十多歲了，不可能把他請到朝廷里來了。怎麼辦呢？漢文帝只好下命令說，太常寺不是教育部嗎？選拔一個可造之才，到濟南伏生家裏去學。蒼天有眼，太常寺選中的就是晁錯。晁錯在濟南伏生家，跟着濟南伏生學了《尚書》——這是儒家的學說。他原來學的是法家的東西，現在又學了儒家的東西，這叫做學貫儒法。學問大長，名聲也大長。晁錯回到朝廷以後，說起話來是頭頭是道。漢文帝說，這是個人才啊，這個人才不能浪費了啊，那就去輔佐太子吧。太子就是後來的漢景帝。於是漢文帝就任命晁錯做了太子舍人，後來又做了太子門大夫，再後來做到太子家令。太子家令是個什麼級別呢？算是一個中層幹部。

晁錯也是一個有智慧的人，口才特別好，能言善辯。他進了太子府以後——太子嘛，他是儲君，就是他等着做皇帝，他平時不管事兒，沒什麼事兒做，晁錯又一肚子學問——就天天跟太子談學問，談得太子對他有點崇拜，經常和他坐而論道。太子的家人也對他有點崇拜，就給他起了個外號叫“智囊”。

晁錯還是一個有思想的人，他非常關心國家大事。他雖然在太子府裏面做一個家令，或者還只是做一個門大夫，官職不大，但是位卑未敢忘憂國，不時地向漢文帝提出各種各樣的建議。他給漢文帝上了好幾道疏文，其中最有名的是談兩件事情的：一件事情是守邊，一件事情是勸農。這篇疏文後來被收入《漢書》的時候被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收入晁錯的本傳，一部分收入《食貨志》——收入《食貨志》的後來被命名為《論貴粟疏》，這是一篇很有名的文章。晁錯可以說是西漢初年和賈誼齊名的思想家——賈誼，我們知道，他的《治安策》和《過秦論》都是非常有名的——晁錯的這兩篇疏文也被認為是可以和賈誼的那兩篇疏文齊名的“西漢鴻文”。從這個角度講，晁錯他又是一個有思想的人、有辦法的人，還是一個不甘寂寞的人。正因為他是一個有學問、有思想、有能力、還不甘寂寞的人，就命中注定了他會來趟朝政這汪“渾水”——他一定會來管這個國家的事情，他不會袖手旁觀的。

但問題是，晁錯這個人雖然有學問、有才華、有思想、有能力，但是他只適合做一個政論家，不適合做一個政治家。就是說，他發議論是可以的，出主意是可以的，真正做事、搞政治是不可以的。為什麼呢？

晁錯首先暴露出來的問題，是不善於處理人際關係。當他還在太子府的時候，和朝中的大臣關係就不好。我們看《史記·袁盎晁錯列傳》裏面有這樣一句話，說袁盎及諸大功臣都不喜歡晁錯，很不喜歡他。你想想，他在太子府裏面不過做個舍人、門大夫、家令，並不是什麼職權很大的、很重要的官員，只不過喜歡發發議論而已，大家就已經不喜歡他了；一旦他進入中樞，擔任重要職務，結果就可想而知了。果然，漢文帝駕崩，漢景帝繼位以後就重用晁錯——因為漢景帝覺得晁錯是一個智囊，所以他一上台，第一件事就是任命晁錯為內史。內史是個什麼官呢？內史負責的是京城地區所有的行政工作，相當於現在一個首都的市長——所以晁錯是越過了副部級，直升正部級。這樣一來，晁錯恐怕是有點得意忘形，至少是有點趾高氣揚了。仗着漢景帝信任他，不停地提意見，不停地提建議，今天要改這個，明天要改那個……漢景帝是言聽計從，一一採納他的意見，這一下子弄得朝中的其他大臣就不太高興了。

我們知道中國古代的政治，在官場上都有一整套成文或者不成文的規矩，一般情況下都得因循守常。漢代政治在武帝以前是以道家的治國理念為國家意識形態的，主張清靜無為，主張一動不如一靜，主張以柔克剛。總而言之是不喜歡折騰。這是第一個特點。

第二個特點呢，漢初的那些高級官員基本上都是貴族或者功臣，有的是當年跟着劉邦一起打天下的，雖然能力不一定很強，但是熬熬年頭也就慢慢地熬上來了，所以大家對於像晁錯這樣一個靠着能言善辯、夸夸其談就青雲直上的傢伙很是看不上眼。那麼，晁錯這個時候應該怎麼樣呢？他呀，應該夾起尾巴做人。可他不，今天出個主意明天出個主意，像根“攪屎棍子”，攪得朝廷上下不得安寧，大家對他也就忍無可忍了。

第一個被晁錯惹毛的人是當時的丞相申屠嘉。申屠嘉被惹毛了以後，找了個碴子就要殺晁錯。找了個什麼碴子呢？晁錯不是當了內史嗎？那就是首都的市長了，內史有一個辦公機構叫內史府，內史府有一個門朝東邊開，晁錯覺得這個門朝東邊開，出出進進不方便，他就在南邊開了一個門。南邊是什麼？南邊是太上皇的廟，從南邊開一個門就得把太上皇的廟的外圍牆打一個洞。申屠嘉想，好傢夥，太上皇頭上動土啊，大不敬！於是找人商量着說，我們明天上朝的時候彈劾他。不知道這個消息怎麼就走漏了，晁錯得到消息之後連夜進宮去見漢景帝，把情況都說了。漢景帝說，這個事情朕給你做主了。

第二天一上朝，丞相申屠嘉就把這個事提出來。漢景帝說，哎呀，這個事兒朕知道了，這個晁錯他是在太上皇廟的牆上開了一個洞，不過那個牆不是內牆，那是外牆。晁錯他開的是最外面的那個，沒戳到裏面去。外面那個地方是幹什麼的呢？是安置閑散官員的，沒什麼了不起的。最後漢景帝說了一句最關鍵的話：這個事是朕讓他做的。申屠嘉沒有話說了，回到家裏吐血而死。這就是說，晁錯剛一上台就氣死一宰相。

申屠嘉是什麼人啊？申屠嘉是跟着高祖劉邦打天下的功臣啊！這樣的人都搞不掂晁錯，還有誰能擺平他？晁錯——我們可以想像得出——他在朝中更加是恃寵驕人，不把別人放在眼裏了。

這裏順便要說一下申屠嘉這個人，他可不是小人。我們去看史書對申屠嘉的評價，這個人其實是一個非常廉潔的清官，有個說法叫“門不受私謁”。什麼叫“門不受私謁”？就是他在自己家裏頭是從不接待客人的。其他的官員你不要到我家裏來談事，有事咱們上朝，到辦公室去談。袁盎曾經找過申屠嘉，申屠嘉說，袁公有什麼事嗎？公事明天到辦公室找辦事員談，如果是私事，本丞相無私事，清官嘛。由這件事情而來，申屠嘉在這個朝廷當中威望是很高的。晁錯你得罪了申屠嘉，你就同時得罪了一批正人君子，比方說後來聯名上書要殺晁錯的廷尉張歐。他是個什麼樣的人呢？也是個大好人。廷尉我不是說了嗎，是司法部長兼最高法院院長。張歐他辦案子有一個原則，就是拿了判決以後，他要先看，看了以後，如果他發現這個案子有疑點，比方說證據不足、程序不對，就要發回去重審；如果交上來的案卷左看右看都挑不出毛病，那是證據確鑿，這個人也確實是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不能赦免他了，那張歐會親自到監獄裏去宣讀判決書，流着眼淚，是一邊哭一邊讀，說你犯了什麼滔天罪行，不殺不足以平民憤，弄點好酒好肉伺候，你就上路吧。張歐是這麼一個人，你想這樣一個人都主張殺晁錯，晁錯得罪人得罪到什麼程度，我們就可想而知了。

那麼，晁錯為什麼不得人心呢？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政見不和。他主張削藩，其他人主張不動——“道不同，不相與謀”。第二個原因是性格不好。《史記》和《漢書》講到晁錯的時候都用了四個字：“峭”、“直”、“刻”、“深”。峭，什麼意思呢？嚴厲；直，什麼意思呢？剛直；刻，什麼意思呢？苛刻；深，什麼意思呢？心狠。一個人又嚴厲，又剛直，又苛刻，又心狠，能討人喜歡嗎？不討人喜歡。誰會喜歡這樣的人呢？誰會跟這樣的人成為好朋友呢？這樣的人怎麼會有一個好的人緣呢？而沒有一個好的人緣，你怎麼能在政府裏面混呢？這就是晁錯性格上的原因。

晁錯的這個性格，我們在電視劇《漢武大帝》裏面也看到有所表現。晁錯推出削藩的政策以後，朝野嘩然。晁錯的父親就千里迢迢從潁川趕到長安來找晁錯，他是這樣說的：外間所有人都說，你為政濫用權力，只管向皇上出壞主意，專以侵削劉氏諸王的封地為務。俗話說，疏不間親，天下劉姓都是一家，劉姓都是天子的親戚啊！為父就想問你，你能不能閉口不言？你一心為了鞏固他劉家的天下，難道你就不怕咱晁家有一天被滿門抄斬、滅門九族嗎？

聽父親這麼說，晁錯是這樣表白的：父親，兒子是從政之身，當仁不讓！削藩是利社稷安國家，關係到大漢朝千秋萬代、長治久安的大事。兒子義不容辭！父親，兒子忠孝難以兩全！

這個情節表現了什麼？表現了晁錯的忠心耿耿。晁錯是一個既忠心耿耿又深謀遠慮的人，按說他實在是一個國家棟樑，但是晁錯的忠心耿耿和他的深謀遠慮都有一點問題。什麼問題呢？晁錯他是為國深謀遠慮，但是為自己一點兒都不深謀遠慮，所以《漢書》對他的評價是：“銳於為國遠慮，而不見身害。”就是說自己要倒霉了，他都不知道。這樣的人，按照我們一般來說的道德標準來看，是一個大好人啊：大公無私、一心為公、一往無前、奮不顧身，這不是很好嗎？怎麼會不好呢？這裏面有一個問題，就是不能為自己考慮的人，他往往也不能為別人考慮；不懂得民情的人，不懂得那些人之常情的人，也往往不懂國情。國家是什麼？國家是由具體的人民構成的，人民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你不了解人，你就不能以人為本——所謂以人為本，就是要了解人性、人情，包括人之常情，你不能夠沒有人之常情。一個不把自己生命放在眼裏的人，往往也不把別人的生命放在眼裏；一個不把自己的生命當回事兒的人，也不會把別人的生命當回事兒。你既然不能把別人的生命當回事兒，又怎麼為民眾謀福利呢？一個連自己都保衛不了的人，你能夠保衛國家嗎？所以對於這樣一種奮不顧身，我們要一分為二地來看：承認他道德上高尚的一面，也看到他缺陷的一面。

忠心耿耿又有什麼問題呢？忠心耿耿的人往往會有這麼一個問題：我既然是一心為公的，誰反對我，就是一心為私；我既然是忠臣，誰反對我，那就肯定是奸臣。這樣他就會以自己來畫線了，他就聽不進去別人的意見了。而一個人不能夠聽取別人不同的意見，他就不能做出正確的決策——兼聽則明嘛。如果晁錯你做到了兼聽，就不能說只要你是一心為公，而別人只要和你意見不同就是一心為私的。晁錯就是這樣固執，這是不是有問題呢？

第三個問題，就是他那個一往無前。一往無前，我們以前也認為是一種很高尚的品德——當然我們某些時候是需要一往無前，需要奮不顧身的，也需要執著，需要認死理——但要看什麼人，什麼事兒，什麼情況。比方說你做學問，執著是好的。為什麼呢？要追求真理。一個學者、一個科學家，一定要執著，一定要認死理兒——我認準了這個，我就這條道兒走到黑了，不碰到南牆我絕不回頭，也許在探索過程中我還沒有碰到南牆就找到真理了。但是政治家不行，政治家必須是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該堅持的時候堅持，該妥協的時候妥協，該讓步的時候讓步，該迂迴的時候迂迴。而且政治家要考慮的問題不僅僅是一件事情該不該做，而且還要考慮能不能做，現在就做還是將來再做——這是一個政治家所需要的素質，他得看三步。而晁錯是執著、堅持、認死理、只看一步——削藩就是對的，就是要做的，能不能做他不考慮，現在就做還是將來再做他也不考慮。

漢文帝是做了考慮的，所以晁錯一再向漢文帝上書，漢文帝不採納。後來晁錯給漢文帝上疏的時候寫了這樣一句話：“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意思是說，我是一個很狂妄的人，我說了一些狂話，請英明的皇上來做出決策。漢文帝對此的批示是什麼呢？漢文帝批示說：“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就是說一個國家最糟糕的是什麼？能夠提意見的人其實並不狂，但是如果做決策的人他糊塗，這就糟糕了。所以說漢文帝是政治家，他是清楚的，他很清楚建議歸建議、決策歸決策——建議沒有狂不狂的問題，什麼建議你都可以提，但是決策有英明不英明的問題，決策不能不英明。這個道理文帝懂，但景帝不懂。景帝不懂的結果是什麼呢？他採納了晁錯的削藩策，而且還讓晁錯自己來主持這項工作——這一下子麻煩就大了。

為什麼說讓晁錯來主持削藩是不對的呢？削藩不正是他的政治主張嗎？他提出這個政治主張就讓他來推行難道不是很合適嗎？

我們先要看削藩是一件什麼樣的事兒。對於這件事情，宋代的蘇軾，也就是蘇東坡，他有一篇文章叫《晁錯論》。《晁錯論》的一開篇，蘇東坡就提出一個觀點來，他說，一個國家最困難的事情、最難做的事情是什麼呢？是看起來天下太平而實際上埋藏着隱患，這個事情是最最難辦的，因為你不知道怎麼辦才好。那要怎麼辦呢？只有那些特別的、傑出的、優秀的人才可以擔當這樣的一個重任，而晁錯不是這樣一個人！也就是說削藩其事是其事，晁錯其人非其人——削藩這件事情做是該做的，但是讓晁錯來做是不對的。按照蘇東坡的觀點，做這件事情要有三個條件：“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圖”。第一個條件是“知其當然”，就是事先把這個事情想得清清楚楚，清楚這個事情的來龍去脈和利害關係——我如果做的話可能會怎麼樣，我如果要做的話應該怎麼樣，全部把它想清楚了。晁錯把削藩的事想清楚了沒有呢？應該說他沒有想清楚。我們看到他提出的就只是一個口號：“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就這八個字，並沒有看到他做什麼可行性研究，也沒有看見他提出可操作的方案，他只是覺得應該這樣做，其他的一切準備都是沒有的，所以說晁錯不具備第一個條件。

因此他也就不具備第三個條件——“徐為之圖”。“徐為之圖”就是說到了最後，即事情的緊要關頭，你有足夠的智慧和辦法慢慢地、不動聲色地來處理問題——晁錯也不具備這個條件。

更重要的呢，他也不能做到“事至不懼”，就是事情來了以後不害怕。因為你要做的事情非常困難，尤其是大家都不能接受、都不能相信、都不能同意的事情，你硬着頭皮硬要做，這叫“冒天下之大不韙”。你應該預計到一旦發動以後會引起強烈的反彈，會遇到很多的困難和麻煩。這個時候，你一定要做到臨危不懼、指揮若定、神閑氣定，然後“徐為之圖”——這一點晁錯也沒有具備。吳楚叛亂以後，晁錯自己也蒙了，可以說是景帝和晁錯君臣倆都蒙了。雖然他們有一些思想準備，討論過這個問題，說削藩以後他們會不會反呢？晁錯說，不管他的了，“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反正是要反的，管他呢！漢景帝說，是啊，是要反的，我們就搞他一下！這會兒吳楚反了，兩個人說，真反啊？他們還真反啊？沒有主張了，完全沒有主張。

這個時候晁錯出了兩個餿主意，正是這兩個餿主意，直接把他自己送上了斷頭台。

晁錯這兩個致命的餿主意是什麼呢？

第一個餿主意是要殺袁盎。晁錯為什麼要主張殺袁盎呢？因為袁盎原來是吳國的丞相。最初分配官職的時候，袁盎就不想去吳國。他覺得吳王這個人很恐怖，摸不清楚他是什麼意思；而且吳王是跟着高皇帝打天下的大功臣，國家又強大，我袁盎去做一個丞相，如果中央政府和吳國它們兩個鬧矛盾，我夾在當中不是成了風箱裏的耗子啊？所以他不想去。有人就給袁盎出了這麼一個主意，說你反正會喝酒，你去吳國以後呢就做一件事情：喝酒。如果中央派使節來問吳國怎麼樣，你就報告說吳王不造反——吳王沒有造反的意思。袁盎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後來他被晁錯找了個碴子罷了官，現在是一介草民。這個時候吳國一造反，晁錯就把他御史府的人召集起來開會，說你們看看，我主張呢把袁盎殺了，因為袁盎接受吳王的賄賂，老是報告說吳國不會造反，現在吳國造反了嘛，只要把袁盎一殺，我們就知道，他們兩個搞什麼鬼名堂了。結果他的下屬都不贊成，說，部長啊，這個吳國要是沒造反，你把袁盎殺了說不定還有些用，你把袁盎抓起來還能看吳國會有什麼反應；現在吳國反都反了，兵都打過來了，你把袁盎殺了有什麼用呢？再說袁盎也是我們朝廷的大臣嘛，並不是吳國的大臣嘛，他怎麼會有陰謀詭計呢？這樣大家就都不同意殺，一看大伙兒都不同意殺，晁錯就在那裏猶猶豫豫、舉棋不定。

這消息很快就傳出去了，袁盎得到消息就出去找竇嬰——因為袁盎現在已經是一介草民，罷了官了，沒有資格見皇帝。竇嬰就趕快找到漢景帝，說你應該把袁盎找來問一問，因為袁盎曾經是吳國的丞相，他比較熟悉吳國的情況，我們現在既然要對付吳國造反，應該請袁盎來討論一下。

漢景帝覺得有道理，就召見袁盎——他召見袁盎的時候晁錯就在旁邊——漢景帝就問，袁盎，你曾經是吳國的丞相，你熟悉吳國的情況，你覺得吳國的造反能成還是不能成氣候啊？袁盎說，他們不能成氣候。漢景帝問，怎麼可能不成氣候呢？你想想想，吳王“煎礦得錢，煮水得鹽”，那麼有錢，都一大把白頭髮了，他還造反，沒有足夠充分的準備他會反嗎？袁盎說，吳國有錢不假，有人也不假，但是吳王招募的都是一些亡命之徒，都是一些黑社會，這些人是沒有義的，不忠不義的人怎麼能打得過我們正義之師呢？所以說他們肯定不能成氣候。

漢景帝一聽，覺得這個人不錯，就問，你有什麼好辦法？說說看！袁盎說，臣有一個主意，但是只能單獨和陛下彙報。景帝說，好好，其他人都走開。可晁錯還站那兒不動窩。袁盎說，國家機密，人臣不得與聞。景帝只好跟晁錯說，你也走吧。晁錯就只好走掉了。

袁盎說了一句話：“今計獨斬錯。”這句話的意思是說，現在我的一個錦囊妙計就是馬上把晁錯殺了。因為古人打仗講究的是師出有名，你如果沒有正當名義去打仗是打不贏的，那叫做不義之師。現在吳楚兩國的旗號是什麼呢？他們說的不是造反，吳楚兩國一再說我們不是造反，我們是“清君側”，我們是幫助皇帝，我們是鞏固大漢江山。那麼最好的辦法——不管是借口也好，是旗號也好，是真實原因也好——就是把他們這張嘴堵起來，而堵他們這張嘴的辦法就是殺晁錯。殺了晁錯，吳楚那邊就沒有起兵的理由了，它就會不戰而退，咱們“兵不血刃”即可平定叛亂。景帝就說，我想想吧，如果真的能起作用呢，我也不在乎一兩個人的——這一兩條人命又算什麼呢？這是晁錯的第一個錯誤，他不該提出殺袁盎；他不提出來殺袁盎，袁盎也不會提出來殺他。

晁錯出的第二個餿主意更是糟糕。是什麼呢？他提出：請漢景帝御駕親征，而他自己則留守京城。蘇東坡說，外出打仗是危險的，留下來看家是安全的——這是誰都知道的。在這個緊急關頭，晁錯你怎麼能把最危險的事情派給皇帝，而把最安全的事情留給自己呢？這是沒有任何人會同意的。晁錯提出此議，惹起朝中一批忠臣的不滿，說你晁錯這樣做簡直是奸臣嘛，你把皇帝推向第一線，自己卻躲在家裏面，是不是等皇帝被打敗了以後你來當皇帝？這樣做是任何人都不能容忍的。所以蘇東坡說，這個時候，即便沒有袁盎，晁錯也是死路一條！相反，如果晁錯這時候提出：削藩是我提出來的，這個禍是我闖的，我負責任，請皇上任命我為大將軍，我帶兵去打，我衝上前線，我身先士卒……讓皇帝覺得很安全，他會殺你嗎？他只會派軍隊，給錢，給糧，給草，支援你去打仗。這樣一來，你打敗了，死掉了，你晁錯是烈士；打勝了，打贏了，你晁錯是功臣——可晁錯你怎麼會想出這個讓皇帝親征自己留守的餿主意呢？

當然了，晁錯最大的錯誤，是太相信皇帝了。他認為他忠心耿耿，他認為他一心為公，他認為他一往無前，他認為他奮不顧身，他認為他給皇帝出了這個好主意，皇帝怎麼著也會保他！沒想到——文帝、景帝雖然在歷史上算是好皇帝了——他們同樣是要殺人的。

這就是晁錯之錯，他太急於成功了，他就想在自己有生之年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負，干成一件驚天動地、轟轟烈烈的大事。他也太個人英雄主義了，他不知道即使是一個英雄也是需要有後援的，也是要有後盾的。而他這種孤軍奮戰，是既無後援——朝廷的大臣不幫他，也無後盾——最後皇帝也不幫他，捨棄了他，漢景帝實際上是用其計、殺其人。在這些人的眼睛裏，晁錯也好，或者是其他什麼功臣，比方說韓信、竇嬰這些人也好，都不過是他的狗和馬，不算是人。用得着你的時候，他會用；用不着的時候，他就殺——這是歷史的教訓。

當然，晁錯畢竟是袁盎第一個提出來要殺的，所以晁錯的死還是和袁盎有關係。那麼袁盎又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既然晁錯是君子、是忠臣，是不是意味着袁盎就是小人、是奸臣呢？

這個問題，我們下一講再談，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