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三 如此君臣

年羹堯是雍正即位之初的一大寵臣，而且寵得不像樣子。年羹堯在西北大營花錢如流水，雍正一一照付；年羹堯直接插手官員的任命，雍正一一照準。他實際上是沒有相位的宰相，沒有王爵的西北王。元年(公元1723年)十二月，雍正賜給他團龍補服等物件，年羹堯受寵若驚，表示惶恐不安，以為“非臣下之所敢用”。雍正卻批示說：“只管用!當年聖祖皇帝有例的。”青海軍事告捷，雍正興奮異常，竟然稱年羹堯為“恩人”。雍正還說：“你此番心行，朕實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顏對天地神明也。”他還要求“世世子孫及天下臣民”都和他一起傾心感悅年羹堯，並說：“若稍有負心，便非朕之子孫；稍有負心，便非我朝臣民也。”雍正對年羹堯的恩寵，已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另一個得到殊寵異榮的寵臣是隆科多。隆科多不是雍正的藩邸舊人，原先地位也不高，只是個尚書。只因為宣詔有功，便一夜之間，平步青雲，被任命為總理事務大臣，與廉親王允、怡親王允祥、大學士馬齊平起平坐。允和馬齊是利用對象，允祥和隆科多才是依靠對象。所以，康熙去世九天後，雍正即賜他公爵銜，兩天後又下令稱他“舅舅”。從親戚關係講，雍正與隆科多確實分屬甥舅(隆科多是康熙皇后佟佳氏娘家兄弟)。但皇家不同於民間，甥舅關係要皇帝承認才算數。所以這個頭銜，也算是封的，不是當然的。雍正還給隆科多戴了三頂高帽子：“聖祖皇帝忠臣，朕之功臣，國家良臣”，還說他是“真正當代第一超群拔類之稀有大臣”。隆科多在康熙朝並無突出貢獻，怎麼會是“聖祖忠臣”？“國家良臣”也沒太多根據，譽為“稀有大臣”更不知從何說起。說到底，還是因為顧命擁立有功，因此只有“朕之功臣”一句是實。一個皇帝，為了酬勞功臣，竟不惜把話說得那麼絕，那麼肉麻，雍正倒真是古今第一“稀有皇帝”。

然而年、隆二人的下場也很稀有。三年(公元1725年)四月，年羹堯無緣無故被免去川陝總督和撫遠大將軍職務，調任杭州將軍。七月，被革去將軍職銜。九月，被捕下獄。十二月，以大逆、欺罔、僭越、狂悖、專擅、貪婪、侵蝕、忌刻八大罪行共九十二款，勒令自盡。隆科多則在官職一降再降后，於五年(公元1727年)六月被捕。十月，以大不敬、欺罔、紊亂朝政、奸黨、不法、貪婪六大罪行共四十一款，被判處終身圈禁，並於次年六月死於禁所。這兩個顯赫一時炙手可熱的權臣寵臣，幾乎在頃刻之間便家破人亡身敗名裂，就連旁觀者，也都看得驚心動魄目瞪口呆。

年羹堯、隆科多之罪，說白了就是“辜恩”。

雍正確實曾寄大希望於年、隆。他的希望，不僅是要年、隆二人儘力輔佐他，更是要樹立一種君臣關係的楷模。他很看重君臣之間的互相信任和互相體諒。有一次，在給年羹堯的信中，他特別提到，西寧軍事危急時，年羹堯擔心皇上看了奏摺，會“心煩驚駭”，便“委曲設法”，在報告戰況時“間以閑字”，既沖淡了火藥味，又不隱瞞軍情。雍正對他的這份小心極為感激，說“爾此等用心愛我處，朕皆體到”，每次向怡親王允祥和舅舅隆科多提起，“朕皆落淚告之，種種亦難書述”。他還說，“你此一番心，感邀上蒼”，“方知我君臣非泛泛無因而來者也”。顯然，他是把年羹堯當作忠君模範來看待和培養的。

因此，當年羹堯被賜團龍補服而上表致謝時，雍正批示說：“我君臣分中不必言此些小。朕不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賞爾之待朕；爾不為超群之大臣，不能答應朕之知遇。唯將口勉，在念做千古榜樣人物也。”二年三月，年羹堯為被賜自鳴表一事上表謝恩，雍正又批示說：“從來君臣之遇合，私意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耳。”他又說：“總之，我二人做個千古君臣知遇榜樣，令天下後世欽慕流涎就足矣。”

不能說雍正講的都是假話。他確實是想當一個好皇帝的。好皇帝當然要有好臣僚，也要有好的君臣關係。雍正這個人，是比較孤獨的。做皇子時，他是“孤臣”；當了皇帝，則是“獨夫”。他生性剛毅、急躁、猜忌、刻薄、冷峻挑剔，易暴易怒，因此在諸王大臣中很沒有人緣，幾乎和誰都搞不來。康熙晚年，又特別痛恨阿哥結黨。雍正為討父皇喜歡，更是擺出一副公事公辦的樣子，結果是自己更加孤獨，性格也更加孤僻。因此，當了皇帝后，就很想能有人儘力支持他，以便建立自己的統治系統。然而當是時也，諸王不服，而群臣觀望，信得過且可以依賴的，除十三弟允祥外，就只有隆科多和年羹堯。這時的年、隆二人，對於雍正，真可謂久旱之甘霖，撐天之支樁，所以雍正對他們的褒獎吹捧，甚至到了巴結的地步，可能連他自己事後也覺有失君王體統。不難想見，當他發現年、隆二人竟是那樣的有負聖恩時，心裏是何等地惱羞成怒、怒不可遏。

但他哪裏知道，他說的那種君臣關係，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在專制政治的前提下，君臣關係天然是不平等的，而相互支持、相互信任、相互關心、相互激勵等等，只能存在於平等的人之間。因此雍正對年羹堯等人的要求，根本就不可能實現。年羹堯本人也不知檢點。據揭發，年在西北軍營，十分地作威作福，飛揚跋扈。給他送禮要叫“恭進”，他給人東西叫“賞賜”；屬員道謝要說“謝恩”，新官報到要稱“引見”。給將軍、督撫的函件，也不用咨文而用令諭，簡直就是視同僚為下屬。他班師回朝時，雍正命王公大臣郊迎。官員們跪在地上向他致敬，他端坐馬上，看都不看一眼。王公們下馬問候，他居然也只點點頭。年羹堯甚至在雍正面前也不知收斂。雍正找他談話，他叉開雙腿坐在凳子上，指手畫腳，唾沫橫飛。更為嚴重的是，當時社會上盛傳，說雍正做某某事整某某人都是聽了年羹堯的話。這就大大地刺傷了雍正的自尊心。雍正一貫以乾綱獨斷、洞察幽微自居的，哪裏受得了這個？

雍正也不是沒有提醒過年羹堯。二年(公元1724年)十二月十一日，年羹堯正在從北京返回西北的路上，雍正在他的奏摺上批示說：“凡人臣圖功易，成功難；成功易，守功難；守功易，終功難。為君者施恩易，當(去聲，適當)恩難；當恩易，保恩難；保恩易，全恩難。若倚功造過，必至返恩為仇，此從來人情常有者。”然後他講了功臣得以保全的三個條件，即一靠人主防微杜漸，不讓功臣們陷於危地；二靠功臣相時見機，自己不至於蹈其險轍；三靠大小臣工避嫌遠疑，不把功臣們推上絕路。雍正這話，說得已很明白：作為一個功臣，是很危險的。一不小心，就會進入危地，踏上險轍，走進絕路，由功臣變為罪人。所以他說：“我君臣期勉之，慎之。”可惜，年羹堯把這些話全當成了耳邊風，在回西北的路上，照樣趾高氣揚，作威作福。因此雍正報復心起一發而不可收拾。

這就是雍正的“君臣觀”：任何臣子，都不能欺騙他，糊弄他，不能和他耍心眼，更不能背叛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