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我飛跑着，任憑雨點打在我的臉上，任憑雨水澆在我的身上。我心頭的那股火，需要冰冷的水來澆滅。

麻石鋪的街道凹凸不平，低洼地上的積水被我的腳踏得往四處飛濺。迎面走來一個打傘的路人，疾速地往一邊讓着，嘴裏沖我不滿地咕噥着：“你脹憨了……”

我剛放慢了點步子，一個靈巧的身影閃到我的跟前，用塑料傘擋住了我的去路：

“庄顏，你跑到哪兒去？”

我一愣怔，站在路中間，眼瞪瞪地望着身前的畢雪萌，她偏着腦殼，清朗晶亮的眸子裏閃着疑惑的光，抿了抿嘴，又問我：“沒找到舒吟嗎？”

“找過了……”天知道我的嗓子陡然間怎會變得如此嘶啞，好像拚命嚷叫了一整天似的。

“出什麼事了？瞧你的臉色……”

“沒……沒啥。”我極力掩飾着自己的不安，連連搖頭否認。

“去我那兒坐坐吧，雨大，你又沒帶傘。”畢雪萌建議着，用眼睛徵詢地望着我。

我默默地點着頭，隨在她身後，拐進了百貨商店左側的一條窄弄。

畢雪萌的宿舍就在百貨商店樓上，過去我和舒吟、馮士敏也都來過。蛇場坪雖是條鄉場上的小街，但街上的幹部和職工，差不多都有家有口，偌大的商店二樓，只住着幾個女同志，每人一個房間。畢雪萌的單身宿舍在臨街的拐角，屋內寬敞、整潔、單調，地板拖得乾乾淨淨。除了一張單人床、一隻三抽桌、兩把椅子以外，什麼陳設也沒有，所有的日常用具，臉盆、熱水瓶、肥皂盒、鍋兒、瓶瓶罐罐，都一溜兒挨牆放着。進門的時候，我看到她煮飯的鐵爐子，就架在走廊里臨窗的角角上。

我在她屋裏的椅子上坐下，手托着太陽穴，一聲也不吭，太陽穴邊上的一條筋脈，在那裏“別剝別剝”地跳着，我手上也感覺得到。

“看你那煩惱的樣子。喂，你吃晚飯了嗎?”畢雪萌留神地注視着我問。

光顧着生悶氣，哪裏還想到吃晚飯，她這一問，倒提醒了我，我情不自禁搖了搖頭。

“你坐坐，我下面給你吃。”畢雪萌說著，走出屋去。

這時候我才醒悟過來，我在舒吟那裏坐了半個多小時，她始終都沒提到吃晚飯。這是我和她相戀以來，頭一次沒受到她的邀請在她那兒吃飯。

只一忽兒工夫，畢雪萌就給我端來一大碗蔥花麵條，我還是當知青時的老脾氣，走到哪兒吃到哪兒，不講客氣，撩起麵條，就往嘴裏扒拉。

“你和舒吟吵嘴了吧?”畢雪萌隨口問我，走到臨街的窗戶邊，兩眼朝外望着，像是在看雨下得大呢還是小呢。

“嗯。”我應了一聲，一邊咀嚼麵條，一邊斷斷續續地告訴她，“為了一個學生，鑰匙寨上的學生。她只記着這學生出身地主，就一味地戴起有色眼鏡瞧人家。說人家思想反動、表現不好。她哪裏知道，當初為教育這個學生，為幫助他樹立正確的人生觀，為他也能健康成長。我曾耗費了多少心血和精力……”

不知怎麼搞的，不知不覺間，我給畢雪萌講起了房敬貧。這個孩子的出世，就是他災難的開始。他的祖父，是鑰匙寨上的大地主，公社化那年已經死了。他的父親房思貴，一九四九年解放的時候，剛好十九歲，在省城的高中畢業之後，老地主因為大兒子房思榮念了大學就遠走高飛，一定要把小兒子留在身邊，接他的班。為此，再不同意房思貴進大學。房思貴沒有經濟支配權，只得遵從父命，於一九四八年暑期回到鑰匙寨上，過着遊手好閒的生活。老地主為了穩住他的心，在一九四九年春天，給他娶了個十七歲的貧家姑娘為妻。解放以後，土改工作隊根據黨的政策，在劃分階級成分的時候，給房思貴定的是：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學生，工作隊領導還對他說，只要他熱愛勞動，奉公守法，黨會把他和自食其力的普通農民一樣對待的。房思貴沒被押上台鬥爭，沒被定為地主，相反同樣也分到一份老地主的產業，心裏覺得，共產黨明察秋毫，自己是該和大伙兒一樣，用勞動來養活全家。從此後，他便開始了下田土的生活。幾年以後，樣樣農活他都摸得，並且還能編出一手好篾籮、提籃。他念過書，有點文化，腦瓜子也靈，潮濕背陰的山坡口上出產名貴的天麻，一般的農民靠碰運氣，撞上了，挖出來賣點錢。他卻經過琢磨、分析，會認天麻。每年四五月間，雨季開始，只要一得閑，他就往山嶺里鑽，專門尋找開花、冒葉的天麻。在這多霧多雨的時節，生長在地底下的天麻最易長葉開花了。找到了天麻的所在，他並不馬上挖出來，而是做上記號，讓天麻在地底下盡情發育，長得飽滿豐實。直要到了冬臘月間，他才背上背篼，帶上一把挖鋤，去把他認定了的天麻挖回來。說來也怪，他挖回來的天麻，不但個個飽滿豐實，塊莖齊全，而且數量多，滿滿一背篼，足有幾十斤重。拿到場上去賣，收入是很可觀的。年年在天麻上有一筆收入，經常編出些牢實堅韌的篾籮、提籃、筲箕去賣，又能得些收入，房思貴幾年間就翻蓋了土改分給他的三間茅屋，先把它由泥牆變為磚牆，再把它由茅草頂變為瓦頂，最後還搭了一間偏梢屋作為灶房。在社會主義社會裏，依靠自己的雙手，房思貴的日子一天天過得好起來。

鑰匙寨上的寨鄰鄉親，都曉得他這些錢來得明，歷次運動也沒人找他的麻煩。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緊跟着還沒結束的“四清”搞起來了，鑰匙寨上來了工作隊，隊長就是現在的公社副書記范信義。范信義在到工作隊之前是供銷社的支部書記，到了鑰匙寨，全面負責這一片幾個大隊的工作，權更大了。他一來，就給房思貴抄家封屋，勒令他二十四小時內搬到指定的破茅屋居住。他說房思貴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急先鋒”，是“典型的自發勢力”，是“剝削狂”。有人說房思貴的本人成分是學生，他眼珠子一瞪道：“什麼學生?房思貴是道道地地的地主階級孝子賢孫，他解放前就過剝削生活，解放後走資本主義道，給他重新戴上地主分子帽子!”

工作隊長一句話，房思貴“漏網地主”的帽子就給扣上了。那一年，房敬貧剛剛兩歲。從那以後，運動年年有，批鬥會年年開，鑰匙寨上的“死老虎”是房思貴，“活靶子”也是房思貴，即便批鬥對象是其他人，也要把他拖去，作為“社會基礎”，狠斗猛批一番。至於平時的義務工、臟活、累活、不支工分的活，派到他頭上的就更多了。同寨上那些不懂事的娃崽，還常隨意地撿起泥巴、石頭片子朝他頭上扔，興起了還往他身上吐口水，叫他低頭、勾腰、跪在地上走路……

房敬貧從小就是在這麼一種氣氛中長大的。生長在這樣一個環境裏，他的個性自然變得孤僻、懦弱，膽小怕事。我初初教他的時候，他的那雙眼睛特別令我心驚。這雙眼睛總是恐懼地盯着我手上的教鞭，即使我把這根教鞭放在講台上。不用它指黑板上的字，他也盯着它。每當我為了集中全班的注意力，抓起教鞭“嘭嘭”敲打黑板的時候，這雙眼睛尤其可怖，還露出哀憐的淚光。彷彿這根教鞭，隨時有可能落到他的頭上一樣。後來我才知道，我的那幾個同事，那幾位鑰匙寨幹部的親屬，在教他的時候，不管為了啥原因惱怒起來，總要拿他開刀，以表示教師愛憎分明的階級立場。罰站壁角，有他；罰打手心，有他；罰留在辦公室抄一百遍生字，也有他。那根教鞭呢，有事沒事，也會落在他的頭上，以顯示教師的權威。是的，很多人都奇怪我上課不使用教鞭，我不使用教鞭，就是從教房敬貧開始的。我不忍心看他那雙眼睛，我不希望他時時擔心我的教鞭落在他的頭上。

最使我震驚的，是這麼一件事。我剛接房敬貧他們這個班的時候，調整了一下學生們的座位。我發現他個子矮小，卻坐在最後那一排的角落裏。我根據個子矮的同學坐前邊的原則，請他坐到第一排來。可他縮在那個角落裏，怎麼也不願意，那雙佈滿疑雲的眼睛惶惶地瞪着我，我催得急了，他哀求般地說：“庄老師，我坐這兒好，讓大家坐前面，我坐這兒好，我能聽見……”

“可你看不見啊!”我笑着說。

“不怕，能聽見就好了……”

我的心頭一陣酸辛，啊，這個孩子，他太自卑了。

教過了一兩個月，我就發現，這孩子不但自卑，沉默寡言，老是用疑懼的目光瞅着人，他還有些自暴自棄。他經常地無故缺課，不交作業，即使交上來的作業，做得也很潦草。可我同時還發現，他成績雖差，可有時候，方格本的字又寫得特別好，我教的應用題，他也能做對。這就是說，他不是寫不好字，不是不懂算術法則，而是他沒有用心。為此，我找他談過話，可每次談話，他都勾垂着腦殼，眼瞼微垂，一句話也不說。不論我怎樣費盡口舌，他都不回答，不吭氣。

對他的教育，我差不多已經失望了。我在心裏說，我已經對他盡了自己的責任，他實在不聽，我也沒法。強扭的瓜不甜，硬灌下去的知識，他不一定能接受，算了吧。

正在這時候，一件事改變了我們的關係。那天，是冰凌遍地的冬天裏難得的一個晴朗的日子，學生們都在操場上玩耍，我和一幫小姑娘在跳繩，歡聲笑語不時地在空氣中飄散。陡地，我一眼看到，鑰匙寨大隊主任的兒子，那個十六歲了還在五年級班上的老留級生，猛地撲向房敬貧，粗暴地從他手中奪過籃球，高高舉起，朝着房敬貧的腦殼，狠狠地砸下去。房敬貧驚駭地往一旁避去，臉扭歪了，眼睛驚恐地瞪得老大，老留級生砸了籃球，還不解氣，掄起拳頭，捶了房敬貧兩拳，又飛起一腳，踢在房敬貧屁股上，把他踢了個嘴啃地。引得圍觀的學生們一陣驚呼銳叫，但也有幾個人在嘻嘻地笑。老留級生似還不解氣，正要就勢騎到房敬貧身上去，我已忍無可忍，用從未有過的聲氣，大喝了一聲：“站住!”

天理良心，在看到老留級生舉起籃球狠砸房敬貧那一眨眼間，對於要不要上去干涉，我是有過那麼幾秒鐘的猶豫的。要知道他的父親是大隊主任，是我的頂頭上司。雖然小學校已經轉成公辦，受蛇場坪教區管，但因學校地處鄉間，學生又都是鑰匙寨大隊團轉的娃崽，一切方便都要依靠大隊提供。但看到留級生的兇相，房敬貧的可憐相，我再也顧不了那麼多了。我沖了過去，從地上抓起籃球，照着留級生對付房敬貧的樣子，舉起來，朝着留級生的臀部，用盡全身力氣砸了下去。

留級生雙手抱着挨了砸的屁股，“哇”一聲哭了。大大小小的男女學生們惶惶然瞪着我，房敬貧縮在角落裏，怕得瑟瑟發抖。

我用憤怒得發抖的嗓門厲聲問道：“痛不痛?你哭什麼?我問你痛不痛?我叫你也知道一下打人的滋味!”

滿是喧嘩笑鬧聲的操場變得清風鴉靜，只有留級生嚶嚶地哭着，玩耍着的孩子們全站定下來，連辦公室里那幾個教師，也聞聲站到台階上來望着我。

我說過，我是糊裏糊塗當上教師的。我沒有進過師範學校，我沒有去進修過，說到底，我只是一個知識青年。一個知識青年的忍耐性是有限度的，其實，一個鄉村小學教師的修養也是有限的。從道理上來說，打學生是錯誤的，但在此時此刻，我這錯誤卻避免不了。就像我們想像中的一些幹部，他們理該十全十美地成為老百姓的表率，可他們也避免不了犯錯誤一樣。

“哎喲，你要死了，打人噢……”

聽到這兒的時候，畢雪萌從窗戶邊轉過半邊臉來，輕輕地插進了一句。從她清明水亮的眼神里，我看得出，她聽得非常入神。

“是的，我回敬了留級生。”我點頭承認，我為什麼不敢承認呢。我甚至還能找出前科呢，我家裏有一部《教育詩》，我記得，既是教育家、又是文學家的馬卡連柯還打過一回學生呢。當時，我真是氣極了。朝着留級生吼完，我又轉過身來，放大聲音對驚慌失措地縮在牆角的房敬貧喊着：“你怕什麼?你是人，你給我站起來!看看以後還有哪個敢打人……”

不管這件事後來惹出了多少麻煩，引起了一些什麼議論，我都無所謂。就是在這件事發生以後，房敬貧變了，他上課時聽得那麼專心，老是用一雙信賴的眼睛瞧着我，在我板書的時候，他悄悄從最後那個角落裏的座位上踮起腳跟，細辨黑板上的每一個字。他的作業本變得異常的整潔乾淨，字體工整，演算正確，紅勾勾和“優良”分數顯着地多了。

我的估計沒有錯，這是一個聰明的孩子，在心靈深處，我開始慢慢地喜歡他了。這年寒假，為了連夜趕送一個從雪坡上摔下來的孩子到公社衛生院，我受了寒，孤零零地躺在屋子裏，忍受着高熱、寂寞的疾痛引起的不適，房敬貧總是和幾個學生一起，來給我的暖瓶灌滿開水，還用小臼子，舂溶泡酥了的黃豆，濾鮮豆漿給我喝。我給房敬貧寫下了弗蘭西斯·培根的一句名言：知識就是力量。我還給孩子們講到山鄉的貧困、落後，而要改變這貧困落後的面貌，就需要知識，需要整整一代有文化的勞動者。總之，我的用心沒有白費，房敬貧的學習突飛猛進，他勞動踏實、寡言少語，尊師守紀，成了我班上一個突出的好學生。他還是那麼孤僻，那麼自卑，不過他逐漸地變得深沉了，他除了學好功課，還向我借書看，什麼樣的書都借，一直到進入中學，他也沒改變這個習慣。我的書雖然不少，但也有限，這些年裏，他不知還從其他什麼渠道，借來了一些書讀。書讀得多，自然促使他想得多，想得多必然成熟得快，必然會向老師提出一些問題。這又有啥錯處呢?

就是這樣一個學生，舒吟不答應給他報考高中，甚至對他嗤之以鼻。這怎不叫我氣惱、憤然、不解呢!

碗裏的蔥花面不知什麼時候吃完了，除了半中間用典型的上海姑娘那種語氣插過一回話以外，畢雪萌自始至終站在窗戶邊，兩眼眨巴眨巴地望着窗外，靜聽着我的陳述。講完以後，我才發覺自己有點唐突，也不管對方愛聽不愛聽，更不知她會怎麼評價。是支持我呢，還是說舒吟對。我仰起臉來，急切期待地等着她開腔。

畢雪萌還是在窗邊沒動，只是微側過她那張輪廓鮮明的臉，輕柔地說：

“看得出，你的心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