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蘇聯青年近衛軍出版社

你們優秀的文學傳統曾對我的生活和創作產生過重大影響，由此，我始終對你們的國家懷有一種特殊的感情。我的小說《人生》被你們譯成俄文出版，我深感榮幸。藉此機會，我謹向聞名於我國的青年近衛軍出版致以崇高的謝意。許多中國讀者都知道，Ｈ·奧斯特洛夫斯基著名的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正是在這一出版社出版的——這本書對我們來說極其珍貴。你們可以想到，此時我的心情非常激動。

附：《人生》俄譯本後記

〔蘇〕謝曼諾夫

還在我去中國旅行這前不久，我在莫斯科就拜讀了路遙的中篇小說《人生》。那時就知道，路遙是“文革”之後登上文壇的中國作家。中篇小說《人生》是他在中國引起熱烈反響的第一部較大的作品。這篇作品最早把注意力引向對農村和城市交叉地帶的描寫，反映了當代尖銳的生活衝突，圍繞這部中篇小說，無論在讀者中間，還是在評論家中間，都引起了爭論。但是，爭論的最終結果是新作者被承認了，而且成為一九八三年度全國文學評比的獲將者之。

以後，我看到過根據路遙小說改編的電影，這部電影在世界各國放映，電影是感人的和富有特色的（特別是對農村婚禮的精彩描繪），但是，中篇小說始終揭示了社會衝突，在描繪否定人物、反映城鄉生活中展開。最後，我在中國和作家路遙本人會見了，他是一位純樸的、同時又是一個聰明的、善於思索的人。作家本人比我想像的要稍稍老一點，他已經是陝西作家協會的副主席。這個陝西是中國北方的一個省。而這個北方已經為中國和全世界輸送了許多優有的散文作家，例如趙樹理，他的短篇小說《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和其他一些描寫中國農民的作品在我國已廣為人知了。

更有意味的是，路遙不久之前寫成的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一九八六年推出第一部）也是獻給農村的。這部長篇小說使讀者轉向“文革”時期。作家趙樹理正是在這個時期被迫害致死的。作者對歷史現實進行了廣泛的概括，積極地運用了民族傳統。同時，路遙既和歐洲文化，也和俄羅斯文學遺產聯繫着。

現在，中國的社會生活正在發生着廣泛的變化，吸收歐洲文化已是一個現實問題，而路遙的思想是特殊的，他認為創作自由和民族責任感對於一個作家同等重要：“我們不能容忍社會上的某些低級的審美觀點”，“作家們任何時候都不能喪失普通勞動者的感覺。我們一旦消極地對待勞動人民，那麼，我們的作品就會成為無根的草。”

人這裏流露出路遙的另一個重要思想，民族的根首先在農村。中篇小說《人生》像中國當匠其他許多作品一樣，在這一點上，接近我們的“農村”散文。作者沒有把農民理想化，既寫他們熱愛勞動、儉樸和正直，同樣又寫出他們缺乏文化、怯於和鄉村領導幹部鬥爭。正是這些農民——藉助各種必要的條件——終究成為中篇小說里道德原則的薈萃所在。

近來年，全面的“尋根文學”在中國發展起來了，但是，這並不完全是路遙向我們提供的內容，而更準確的是以中國鄉土主義或拉丁美洲的“魔幻現實主義”精神對古代和原始力量的理想化。路遙帶着譴責的態度談到這種文學：“令人費解的是，為了‘尋根’，是不是要號召所有的作家和藝術家深入到‘原始森林’里去。”

當然，年輕作者的中篇小說是在中國文化長期衰退的時期以後寫出來的。因而，中篇小說無論在藝術思想發展方面，或者是在風格表現手法方面，都絕不是沒有缺點的。但是《人生》以對中國當代文學不尋常的關注熱情，在十分溫柔的形式里所傳達的鮮明的社會性而吸引着人們。中國的評論家不是毫無緣由地說道：“中篇小說描繪出複雜的生活衝突。城市和鄉村，社會和家庭，奮進與沉淪，希望和悔恨，愛情和苦悶交相錯綜在一起，而所有這些都是在當代社會生活真實的畫面里展示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