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指桑罵槐
方言費解、難懂、易生歧義，所以還是要說普通話。
然而方言又是很有趣的。同一件事情，用方言說，就可能比普通話有趣。
一、麻煩與趣味
方言這玩意，有時想想是很麻煩的。
比方說日本。在東北人嘴裏好像是“一本”，在湖北人嘴裏好像是“二本”，到了上海人嘴裏，又好像是“十本了”。到底是幾本？其實一本也不本，是日本。
方言中的麻煩不少。除了語音的問題，還有詞彙的問題。比如廣州話把危險叫做“牙煙”，把兒媳婦叫做“心抱“，就很費解。危險怎麼是牙齒冒煙呢？兒媳婦又怎麼能用“心”去“抱”？“本地狀元”的說法也很可笑。所謂“本地狀元”，其實就是麻風病人。如果“本地狀元”是麻風病人，那麼“外地狀元”是什麼病人？愛滋病嗎？更可笑的是把“合在一起湊在一塊”叫“共埋”。我想和你一起吃飯，就叫“我想共埋你食”。外地人聽了，還不得嚇出一身冷汗？共埋？什麼共埋？殉葬啊？
想想廣州人也真有意思，他們忌諱“死”，卻不忌諱“埋”，說“埋”的事情不少。比如進店叫“埋棧”，入席叫“埋位”，靠岸叫“埋頭”，算賬叫“埋數”，結束叫“埋尾”，結賬叫“埋單”。埋什麼單？當然是賬單。北方人不懂“埋單”是什麼意思，只知道埋單的時候要付錢，便想當然地寫成“買單”。後來弄清是“埋單”了，又猜想這大約是因為廣東人要面子，才會用鈔票把賬單“埋”起來。其實“埋”在粵語中，有“靠攏”和“閉合”的意思。所以“埋櫃”可以暗指搶劫（搶劫要靠近櫃枱）；“埋街”也可以暗指從良（意謂妓女關門不再做皮肉生意）。埋單，則應該理解為把賬單“合”起來，而不是“埋”起來。它既不是拿錢購買賬單，也不是用錢埋葬賬單。
方言費解、難懂、易生歧義，所以還是要說普通話。
然而方言又是很有趣的。同一件事情，用方言說，就可能比普通話有趣。廣州有句話叫“砂煲兄弟”。砂煲兄弟也就是酒肉朋友，但比“酒肉朋友”更俏皮，因為有雙關的意義。廣州人把混叫做撈，把泡叫做煲。混日子就叫撈世界，泡電話就叫煲電話粥。吃沙鍋，是既要“煲”又要“撈”的，所以“砂煲兄弟”就是一起混世面煲生活的人。至於他們“煲”的是不是“無米粥”（沒有結果的事），那就只有天曉得。
這樣形象生動的說法全國各地都有。成都話“貼心豆瓣”，上海話“連檔碼子”，武漢話“夾生紅苔”，北京話“柴禾妞兒”和廣州的“砂煲兄弟”都有異曲同工之妙。所謂“柴禾妞兒”，就是鄉下姑娘；夾生紅苔，就是又蠢又輩又不懂規矩的人；連檔碼子，就是同夥；貼心豆瓣，就是心腹。但用方言一說，就特別有味。尤其是“貼心豆瓣”，有一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妙處和風味。四川人的豆瓣是拿來做醬的。醬諧音將，貼心豆瓣也就是心腹幹將。但這幹將再貼心，也不過豆瓣醬。豆瓣醬的用場，無非剁碎了做麻婆豆腐或者炒回鍋肉。所以，當成都人說某人是某某大人物的“貼心豆瓣”時，譏諷調侃的味道便很麻辣。
其實，甭管什麼方言什麼話，只要說得好，說得漂亮，說得有趣，就有藝術性。藝高人膽大，北京人手藝（也許得叫“嘴藝”）好，就特別敢說。比如說一個人精，北京的說法是“要是長毛，就成猴了”；說一個人壞，是“拍拍腦袋，那膿水兒就能從腳底下流出來”；說一個人為了巴結別人東奔西跑地獻殷勤，就叫“狗顛屁股三兒”；說一個人笨，則叫“人家偷驢，他拔撅子”。是不是很有趣？
方言為什麼比較有趣呢？因為方言是民間話語，不像官話那樣有許多講究。官話的講究是很多的，比如要求統一、規範、標準。不統一，不規範，不標準，就沒法讓儘可能多的人聽懂，也就不成其為官話了。方言則不同，它原本就是“一方之言”。只要一個地方的人聽得懂，就能成立，所以各地方言中都有一些外地人聽不懂的詞兒，就連北京話也不例外。比如不忿（不服氣）、不吝（不在乎）、抽立（輸光戰敗）、搓火（着急上火）、底兒潮（有犯罪前科），都是正在流行的當代方言，外地人聽得懂的也不多。
多樣也帶來了豐富。比如“打”，在粵語中就有十幾種說法。除了一般的打，還有春（用拳頭從上往下打）、撻（用手背打）、捆（用手掌打）、鑿（曲着指節從上往下敲腦袋）、做（悄悄地打）、砌（狠狠地打）等等（其他一些用粵語方言字表示的說法恕不一一列舉），正所謂“怎一個‘打’字了得”？
這是古風。古人說話，其實比今人講究。比如肌肉皮膚，在古代就不是一個概念。人曰肌，獸曰肉；人曰膚，獸曰皮。皮是和毛聯繫在一起的。毛長在皮上，所以說皮毛皮毛，“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人身上沒有毛，因此不能叫“皮”，只能叫“膚”，同樣，肉是可以吃的（肉食或食肉）。人不能吃，因此不能叫“肉”，只能叫“肌”。“肌膚受之父母”，不能說成“皮肉受之父母”；而大老爺在堂上恐嚇人犯，說“從實招來，以免皮肉受苦”，實際上就有點不把人當人了。
後來就沒有那麼多講究了。肌肉皮膚，混為一談。因為語言要統一，許多地方都得馬虎一點，只好含糊其辭。簡單、含混、粗線條，才易於流通，所以普通話往往粗疏，方言反倒過細。比如“沒有”，閩南話就分“無”和“未”。無是不存在，未是還沒有，一個立足於空間，一個立足於時間，但到了普通話那裏，統統都是“沒有”。
難怪方言的表現力比較強了。
二、吃不了兜着走
方言豐富、有趣，大家便都愛說方言，至少在親朋好友們聊天時是這樣。
聊天，北京叫“侃”（侃大山），上海叫“吹”（吹牛皮），廣州叫“傾”（傾渴），成都叫“擺”（擺龍門陣），東北叫“啦”（啦呱），西北叫“諞”（諞傳），新疆叫“宣”（宣荒）。其中新疆的說法最有意思。宣是講，荒是遠，也是荒唐荒誕，甚至只不過道聽途說的“荒信兒”。宣荒，自然可以漫無邊際地東拉西扯，從家長里短一直扯到地老天荒。閩南人的說法也很絕，叫“化仙”—烏龍茶一泡，榕樹下一坐，看着潮起潮落雲散雲飛，天南海北隨心所欲地聊開去，便飄飄欲仙了。
方言中的話多驚人妙語，我懷疑就是聊天時聊出來的。方言不同於官話，除了有和官話相同的那些用途外，還多半用來說閑話。說閑話的特點是放鬆，是百無禁忌，用不着一本正經，周吳鄭王。可以胡說八道，可以信口開河，可以張冠李戴，可以指桑罵槐，甚至可以不考慮語言的規範，因為萬一“吃不了”，還能夠“兜着走”。
事實上說話一旦隨便，也就容易出彩。方言中很有些讓人拍案叫絕的說法。比如一個人在別人面前張牙舞爪耀武揚威甚至叫板挑釁，武漢話就叫“抖狠”。抖，可以理解為抖擻，也可以理解為抖摟，還可以理解為振作（抖起精神）。不過，狠，是骨子裏的東西，如果都“抖”了出來，一眼讓人看穿，顯然是不智之舉，所以但凡“抖狠”者，多半都有些虛張聲勢。如果對方比他還狠，他就會一邊開溜，一邊說：“你等着，我回去叫我哥哥來！”
北京話當中形象生動的說法更多。比如說一個人不識抬舉，別的地方叫“給臉不要臉”，北京叫“給臉不兜着”。這“兜着”，就比“要”生動，鄙夷的成分也更重。意思說你這傢伙平時就沒什麼人賞臉，好容易有人給了，還不趕緊兜着？又比如一個人行為乖張，就說他“吃錯藥了”；脾氣暴躁，就說他“吃槍葯了”；態度惡劣，就說他“吃了耗子葯”；無所畏俱，就說他“吃了豹子膽”；一點小事就興高采烈，則說他“吃了蜜蜂屎”。蜜蜂是釀蜜的，蜜蜂屎想必也甜，但再甜也是屎。何況蜜蜂屎才多大一點？小甜頭么！
上海人也愛說“吃”，比如吃牢（認定或咬住）、吃硬（碰硬）、吃癟（壓服）、吃慌（着急）、吃酸（棘手）、吃排頭（挨訓）、吃生活（挨打）、吃夾檔（兩頭受氣）、吃馬屁（聽奉承話）、吃花功（受人迷惑）、吃賣相（只看外表），就連開車開到路口過不去也叫“吃紅燈”。紅燈是管制交通的，怎麼能“吃”呢？上海人也“吃”。
紅燈能吃，豆腐就更是吃得。吃豆腐，就是占女人的小便宜。說些輕挑的話啦，做點小動作啦，嬉皮笑臉半真半假地挑逗啦，大體上屬於性騷擾的擦邊球，因此叫“吃豆腐”。豆腐白嫩，使人聯想到女人的肉體；豆腐又是“素”的，意思是並無真正的性關係。所以，吃吃豆腐，在許多男人看來也沒什麼了不起。但如果碰到特別潔身自好的正派女人，也可能讓他“吃耳光”，甚或讓他“吃官司”。
沒有人願意“吃官司”，也沒有人願意“食死貓”。“食死貓”是廣州話，意思是受冤枉背黑鍋。廣州人不說“吃”，而說“食”。比如食谷種，就是吃老本；食塞米，就是白吃飯；食貓面，就是被申斥，相當於上海話的“吃排頭”；食碗面反碗底，就是忘恩負義，翻臉不認人。最讓人看不起的是“食拖鞋飯”，意思是靠與自己有密切關係的女人出賣色相過日子。“食拖鞋飯”和“吃豆腐”正好一對，都不怎麼體面，但前者更沒面子。
一個人，如果總是“食死貓”或者莫名其妙地“吃官司”，那就是運氣不好了。運氣在吳語中叫做額角頭，也叫額骨頭。額骨頭也就是額頭。運氣為什麼叫額頭呢？大約因為運氣是要“碰”的。人身上，最容易被“碰”的就是額頭。所以，一個人運氣好，在吳語中就叫
“額骨頭高”或“額角頭高”，甚至直接就叫“額角頭”，比如“儂今朝額角頭”，就是“你今天運氣特好”的意思。
野史中額骨頭最高的人是蘇小妹。蘇小妹據說是蘇東坡的妹妹，曾被蘇東坡作詩取笑說：“腳踵未出香房內，額頭先到畫堂前”，可見其額頭之高。小妹也不含糊，當即以老兄的長臉作答，道是“去年一點相思淚，今日方流到嘴邊”，也可見其臉面之長。看來兄妹兩人都其貌不揚，一個“沖頭”，一個“馬臉”，正所謂“人不可貌相，海不可斗量”。
額骨頭最高的神則是壽星。誰都知道，壽星的額頭又大又高還肉突突的，不折不扣的是一個“壽頭”。然而在上海，“壽頭”卻是罵人的話，意思和北京的“傻逼”差不多。因此傻裏傻氣就叫“壽頭壽腦”，上了當還一點感覺都沒有的則叫“壽頭麻子”（也叫“壽頭碼子”、“壽頭模子”），而獃頭獃腦、土裏土氣、不懂世故、不通人情就叫“壽”。這就奇怪，難道做壽星不好？原來此“壽頭”非彼“壽頭”。它不是壽星頭，而是豬頭。江南習俗，冬至之前，要買豬頭腌透風乾以備敬神之用，又尤以額頭皺紋如壽字者為上選，叫“壽字豬頭”，簡稱“壽頭”（參見薛理勇《閑話上海》）。所以，壽頭的意思就是豬。顯然，誰要是做了壽頭，或被看作壽頭，旁邊便多半會有人在磨刀子了。
“壽頭”既然是豬，“沖頭”也跟着倒霉，都被看作是最好欺負，不斬白不斬的“翰大”；而慫恿那些“壽頭壽腦”的傢伙衝鋒陷陣盲目行事，自己坐收漁利的行為，就叫“斬沖頭”。上海人一個個“門檻精來兮”，好容易逮住一個“壽頭”，豈有不狠狠“斬一記”之理？
真不知長着一個大沖頭的壽星老兒聽了會作何感想。
大約也只能“吃不了兜着走”了。
三、搗糨糊，還是倒江湖
上海人把傻叫做“壽”，成都人則把傻叫做“瓜”，比如瓜兒（傻子）、瓜兮兮（傻乎乎）、瓜眉瓜眼（傻頭傻腦）。傻為什麼是瓜呢？原來這“瓜”不是西瓜南瓜冬瓜葫蘆瓜，而是“傻瓜”。去掉一個“傻”字，就成了“瓜”。
豬頭變壽頭，傻子變瓜兒，其實都是方言在“搗糨糊”。它總是在那裏指桑罵槐，其結果，是弄得我們連這三個字究竟是“搗糨糊”還是“倒江湖”也搞不清。楊東平先生的隨筆集《最後的城牆》中就有一篇文章談到這個問題。我同意東平兄的意見，“倒江湖”也好，“搗糨糊”也罷，都有點調侃，有點無奈。但“倒江湖”在調侃無奈的同時，畢竟還多少有點身手不凡、高深莫測的英雄氣，“搗糨糊”就純粹是調侃甚至嘲諷了。它往往有胡日鬼、瞎折騰、惹是生非、調皮搗蛋的意思，也指那些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浪頭很大，貨色不怎麼樣的人。你想，糨糊就是糨糊，再搗也是糨糊。搗得越起勁，就越可笑。再說，什麼不好搗，搗糨糊？所以，誰要是自稱“搗糨糊”，那他不是自謙，就是自嘲。
然而語言又是需要“搗糨糊”的。因為語言既不能“鬧革命”，又不能“倒江湖”，咱折騰不起。要想生動活潑一點，也就只有“搗搗糨糊”。
北京人就最會“搗糨糊”。
北京人是語言天才。話語到了他們嘴上，就像足球到了貝利腳下一樣，怎麼玩怎麼轉。一個普普通通的詞，他們也能玩出花樣來。比如“菜”，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詞，可北京人卻整出顛菜（走人）、來菜（好事來了）、出菜（出活、出產品、出成果）、瞎菜（抓瞎）、歇菜（歇着）、暈菜（暈頭轉向）一連串新詞兒出來。這可真是太會做“菜”了。至於這些“菜”之間有什麼關係，那就只有天曉得，所以是“搗糨糊”。
北京人“搗糨糊”的招數很多，一般地說有移花接木、掐頭去尾、顛三倒四、含沙射影好幾種，總的來講是怎麼好玩怎麼說，怎麼俏皮怎麼講，哪怕把話倒過來說。
比方說“爺”這個詞，原本是尊稱，可在新北京話當中，就未必了。許多被稱作“爺”的，其實不是“爺”，也沒人當真把他們當“爺”。冒兒爺（土裏土氣、傻頭傻腦、沒見過世面的人）就不是，板兒爺（拉平板三輪車的）也不是，侃爺和倒爺，包爺（包攬訟事的人）和攬爺（招攬顧客住店的人），當然也不是。還有“捧爺”，是專門給人捧場的，能算“爺”嗎？諸“爺”之中，也就“款爺”還對付。但他和這麼些“爺”們混雜在一起，就算是“爺”也不是“爺”了。事實上款爺們雖然一個個財大氣粗牛逼烘烘，北京人還真不會打心眼裏把他們當回事。不就是有倆錢嗎？拿去買兩根蠟燭三刀紙，愛上哪燒上哪燒去！
拉平板三輪車的是“爺”，開的士的則叫“哥”（的哥）。同樣，成了“腕兒”的歌星影星各路明星也不能叫“爺”，只能叫哥叫姐，昵稱“星哥兒”、“星姐兒”，好像自已家裏人似的。其實“星兒”們即便是哥兒姐兒，那也是大哥大、大姐大，他們成不了咱的哥們姐們，就像冒兒爺永遠都不會被人當爺看一樣。這就叫“星星不是那個星星，月亮也不是那個月亮”。如果星星還是那個星星，月亮還是那個月亮，那還叫“搗糨糊”嗎？
其實北京人自己就是“爺”。正因為自己是“爺”，因此拿誰都敢“開涮"。北京人損人的本事是沒得比的，講究的是罵人不吐核兒。比如臉上皺紋多，就說人家“一臉的雙眼皮兒”。雙眼皮是大家都喜歡的，一臉的雙眼皮就哭笑不得。更損的是說人家“一臉的舊社會”。所謂“一臉的舊社會”，就是一臉苦相，但再苦，也不能把人家打發到舊社會去呀！
這也是北京人“搗糨糊”的招數之一—用政治話語開涮。楊東平說得好：“政治是北京生活的鹽。沒有政治，北京生活就會變得寡淡無味。”（《城市季風》）同樣，沒有政治，北京話也會變得寡淡無味。所以，你常常會在新北京人的嘴裏聽到諸如反動、叛變、苦孩子、根正苗紅、水深火熱、向毛主席保證、不能幹階級敵人想干又幹不了的事情之類的政治術語甚至“文革”語言，但如果你認為他們是在講政治，那就大錯特錯了，實際上，他們只不過是在給自己說的話撒點味精加點鹽。因此，當他們使用這些政治話語時，多半都是活用、曲用，甚至反用，比如“挖資本主義牆腳”。
這就不但是“搗糨糊”，而且也是“倒江湖”了。事實上新北京話中也不乏江湖氣。匪、狂匪、不吝、渾不吝，在北京是“拔份兒”的。拔份兒有出風頭的意思，但和上海的“摜浪頭”不一樣。“摜浪頭”往往是虛張聲勢，“拔份兒”卻常常要動真格的，至少要真能豁得出去，“是條漢子”。上海是沒有什麼“漢子”的，趙無眠先生開玩笑說，魯迅在上海住了那麼多年，也才住出“四條漢子”來（《南人北人》）。不是“漢子”，又要“摜浪頭”，便難免有些“開大興”的味道。開大興，就是裝假、作偽、信口開河、胡說八道，說一些不能兌現的大話和空話。大興，即大興街，在上海南市小西門外，原來是專門加工非真金首飾的地方。首飾當然是真金的好，真金的貴，所以，大興貨便有便宜貨甚至假貨的意思。開大興，也就是廣州人所謂“大隻講”（說大話）了。
其實北京人也說大話的。“老子天下第一，誰敢叫板起膩？打噎就是煩你，只因身懷絕技”，是不是大話？沒法子，北京是中國最大氣的城市，北京人是中國最大氣的市民，他們不說大話，誰說？所以，北京人即便是在“搗糨糊”，我等也當以“倒江湖”視之。
四、活法與說法
的確，方言不僅涉及地域，更涉及文化。
什麼是文化？文化就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方式。說得白一點，就是活法。有不同的活法（生活方式），就有不同的說法（表達方式）。就算是“指桑罵槐”，那“桑”也得因地制宜。比如北方有“狗腿”，南方有“蟹腳”；北方有“立馬”；南方有“落篷”（收場）。“落篷”這話，北方人是不懂的，因為騎馬的北方人不知那“篷”為何物。
上海人當然懂得“落篷”的意思。他們祖上就有不少是坐烏篷船進上海的。不過到了上海，就不坐船了，坐車。上海有汽車、電車、黃包車，如果要省錢，也可以“開11路電車”。所謂“11路電車”，其實就是人的兩條腿；開11路電車，就是步行。這是典型的“上海俏皮話”—拿現代化生活方式來說事。這話後來別的地方也跟着說，如果他們那裏也終於有了電車的話。沒有電車，有公共汽車也行。
上海俏皮話或上海流行語總是打着這個工商業城市的烙印，“商”味十足，工業味十足，世俗味十足。比如最近流行的套牢、解套、價位、到位，就原本是股市和商界的術語，現在也用於社會生活。一個人如果被某事纏得死死的，就叫“套牢”；而在餐桌上問人家“到位了嗎”，則是問人家是否吃飽。又比如“立升”，也是上海才有的說法。立升，原本指電冰箱的容量。容量大立升也大，當然售價也高；容量小立升也小，當然售價也低，於是上海人便用“立升”來指一個人的財勢。有立升，就是有財勢；立升牢大，就是財大氣粗。如此，則北京的“腕兒”或“款爺”，在上海人眼裏就不過是一台特大的冰箱。
其實冰箱的檔次和價格並不一定和容量成正比，但如果價格相近檔次相當而容量較大，就顯得實惠。上海人是講實惠的。就連說話，也講究簡明快捷，不喜歡拖泥帶水。他們往往直筒筒地問人家“儂幾歲”，根本不管對方是大爺，還是小姐。那語氣，就像是在商店裏問價。商店裏的營業員也缺少“人情味”，他們常常會直筒筒地問人家“儂買哦”，而不會像北京人那樣問“您瞧着哪件兒可心”。上海人的這種說話方式往往令北方人尤其是北方的老年人不快。北京人問人年齡，是有很多講究的，問老年人，得問“高壽”；問中年人，得問“貴庚”；問青少年，得問“十幾”；只有對小娃娃，才問“幾歲”。饒這麼著，也得多說幾句：“小朋友，告訴爺爺，幾歲啦？”不興直筒筒問人家“儂幾歲”的。在北京人看來，這就叫禮數；而在上海人看來，這是啰嗦。
上海人不喜歡啰嗦。不是說上海人就不講閑話。上海人也講閑話的，而且，上海人有時比北京人還啰嗦。一個中文名叫馬天明的美國小夥子會說一口流利的普通話。北京人聽了只有一句：“嘿，哥們，夠地道的啊！”上海人卻會發出一連串的感嘆：“啊呀呀，馬天明！你的中國話講得這麼好呀！你是在哪兒學的？學了幾年啦？了不起呀！”但不難看出，上海人雖然話多，卻沒有廢話。除表示驚嘆外，還提出了問題，表示了好奇。
事實上上海人即便講閑話，速度也快，句子也短，信息量也大。他們說話就像辦企業做生意，希望低投入，高產出，少支付，多回報，因此即便罵人，也不願多說一句話，能短就短。一個字最好，兩個字還行（如翰大、壽頭、洋盤、癟三、赤佬、推板、搭漿），三個字就很夠意思了。上海人罵人、損人、批評人、對他人行為表示不以為然的口頭禪，以三個字的居多，如阿木林（獃頭獃腦土裏土氣容易上當受騙的人）、阿土生（沒見過世面的土老冒）、十三點、豬頭三。不要以為三個字就簡單，其實裏面的內容蠻“豐富”的。比如豬頭三，是“豬頭三牲”的歇後語，意思是牲口。又因為“牲”和“生”同音，便主要用來罵初到上海的陌生人。上海是個大世界，外地人和鄉下人進了上海，總會有點暈頭轉向不得要領，因此但凡反應遲鈍者均可謂之“豬頭三”。又比如十三點，一般認為和“二百五”是一個意思。但二百五為什麼是十三點呢？有人說是因為“痴”字十三畫，所以也叫“福熙路”（也是十三畫）。又因為有個“點”字，因此“十三點”也叫“蠟燭”，意思是“不點不亮”。還有“鹹肉庄”，是罵人盡可夫者的。鹹肉意謂非鮮貨，肉庄意謂可以賣，這可真是不折不扣的“指桑罵槐”了。
上海人的“三字經”當中常常包含着一個動賓結構，比如開大興、軋苗頭、放生意、拆爛污、講斤頭、掉槍花、搭架子、扳錯頭、塌便宜、尋開心、拆棚腳、扦頭皮、掰雀絲、鑿壁腳、軋台型、摜浪頭、吃螺螄、擺噱頭等等。軋苗頭就是察言觀色，見風使舵；放生意就是做好圈套，設計害人；拆爛污就是不負責任，把事辦糟；講斤頭就是討價還價，談判條件；掉槍花就是耍花招（擺噱頭也是）；搭架子就是裝樣子；扳錯頭就是找岔子（掰雀絲也是）；塌便宜就是佔便宜；尋開心就是戲弄他人；拆棚腳就是拆台；扦頭皮就是揭短；鑿壁腳就是說壞話；軋台型就是出風頭；吃螺螄就是說話結巴。如此多樣複雜的內容，都可以用三個字的動賓結構來表示，恐怕就得歸結為上海人喜歡這樣一種形式結構了。
事實上如果把這些俚語連起來念，是不難讀出一種上海式節奏來的。精明的上海人對話語也精打細算。一個字構不成動賓結構，兩個字能行，但不過癮，也少了點味道，四五個字又多了點，還是三個字最合適，既省事，又有意思。比如“講斤頭”就比“講價”有趣，“掉槍花”也比“搞鬼”好玩。所以上海人（也包括吳語區許多地方人）喜歡這種三字動賓結構。就連維持表面的排場，也叫“撐市面”；就連罵人，也叫“罵山門”。
五、雅與俗
北京人就沒有上海人那麼匆忙。
北京人，尤其是老北京人，一般的說是比較悠閑的。北京不是工商業城市，沒什麼“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觀念，也犯不着節省什麼時間。傳統北京的主流社會是由達官貴人、公子王孫、文人學士們構成的。他們的生活節奏一言以蔽之日慢。你想，官員要打官腔，文人要玩深沉，少爺要拔份兒，他們都要擺譜，也都要講禮數，怎麼能快？有點什麼事，就屁顛屁顛的，那是“下人”的作派。上流社會是不興“猴急”的。貴人多忘事，貴人話語遲。上流社會講究的是處變不驚，見慣不怪，雍容華貴，閑適恬淡，溫文爾雅慢條斯理才顯得有派頭，有城府，有底氣，有修養，大將風度。上以風化下。上流社會帶了頭，弄得一城的人也都不緊不慢，邁着四方步，拎着鳥籠子。就連做生意，也跟釣魚似的。大家都不着急，大家都不上火，反正大家都有的是時間。
有時間，就能把文章做足。北京人說話，最喜歡掰開了，揉碎了，從裏到外又從外到里，不說到山窮水盡不罷休，非把死人給說活了不可。北京人是很能誇大其詞的。比如說東西少，就說“還不夠塞牙縫兒”；說個子矮，就說“還沒三塊豆腐高”。你想一塊豆腐才多高？個子再矮，也有三百塊豆腐高吧？可北京人就敢這麼說。
分量上要說夠，數量上也要說足。比如說一個人又精又鬼，就說他有“三十六根轉軸，七十二個心眼”，夠多的吧？因為要把文章做足，所以即便“指桑罵槐”，那“桑樹”也不能只有一棵。比如說一個人小氣，一般也就說他是“鐵公雞”，北京人卻能說出一連串的比喻來：“瓷公雞，鐵仙鶴，玻璃耗子琉璃貓。”這麼些寶貝，當然都是“一毛不拔”。又比如說凡事都得付出代價，就說“打耗子也得有塊肉皮，逮家雀也得撒把米”；說一個人長得丑，不招人喜歡，就說“豬不嚼，狗不啃，姥姥不疼舅舅不愛”。姥姥舅舅是最疼愛外孫外甥的，豬狗則不怎麼挑揀。一個人，如果當真弄得連豬也不嚼，狗也不啃，姥姥也不疼，舅舅也不愛，那可真是沒什麼指望了。
看來，北京人對待話語，就像廣東人對待中央政策，講究用好用活用夠用足。持這種態度的還有成都人。我在《讀城記》一書中說過，成都人和北京人，大概是中國最愛說話的兩個族群。他們都是一天不說話就沒法過日子的“話簍子”。北京人管說話叫“侃”，成都人管說話叫“擺”。北京人“侃大山”，頗有些移山填海的氣派；成都人“擺龍門陣”，講究的是鬧熱，麻辣，繪聲繪色，有滋有味，沒完沒了，必須極盡鋪陳、排比、誇張、聯想之能事。成都人說話，也是十分“到位”甚至不怕“過頭”的。比方說，紅，要說“絆紅”；綠，要說“翠綠”；白，要說“雪白”；黑，要說“黯黑”；香，要說“噴香”；臭，要說“傍臭”。總之，是要把文章做足，才覺得過癮。
所以，成都人也有北京人那種舉一反三由此及彼的本事。比方說，弄虛作假，在成都人那裏叫“水”；偽劣產品叫“水貨”，而一個人說話不算數，或做事不到位，便叫“水得很”。由此及彼，則又有“水客”、“水功”、“水垮垮”、“水漩兒”等說法。再比方說，一件事情沒有辦成，就叫“黃”或“黃了”，其他地方也這樣說。但成都人則進而發展為“黃腔”、“黃棒”、“黃渾子”、“黃蘇蘇”，甚至還有“黃師傅”和“黃手黃腳”等等。
不過北京話和成都話相比，也仍有雅俗之別。比如公共汽車上擠，成都人會嚷嚷：“擠啥子擠啥子，進火葬場還要排隊轉輪子的么，瓜不兮兮的，出得倒門出不倒門？”北京人卻會說：“別擠了，再擠就成相片啦！”北京人比成都人幽默。
幽默是一種人生狀態和人生境界。惟其如此，才能在大俗中見大雅。北京人是從來就不怕“俗”的。即便有“雅”的說法，他們也要換成“俗”的。比如惹是生非，在北京就叫“招貓逗狗兒”；班門弄斧，則叫“聖人門前賣三字經”。你不能不承認這些俚語比成語更有味道。魯班門前弄斧頭固然有點可笑，但要是真有三板斧呢？而最最“小兒科”的三字經居然拿到聖人門前去賣，那就實打實地可笑到家了。更可笑的是“別拿武大郎不當神仙”，意思是要尊重人，別小看人，不要把人不當人。這就奇怪。要說“別拿呂洞賓不當神仙”還像回事，武大郎算哪路神仙呢？但反過來一想，又覺得特別有道理。你想吧，要是連武大郎都被當成了神仙，還有誰不是神仙？
同樣，“八拜都拜了，就差一哆嗦”，就比“事情只差一步，不要功虧一簣”有趣味；“他不把我當乾糧，我也不把他當鹹菜”，也比“他不尊重我，我也不尊重他”有嚼頭。民間話語從來就是最生動、最鮮活的，難的是用其俗而不至於粗俗、庸俗。北京人就能做到這一點。北京是不乏粗鄙粗俗的，比如丫挺、傻逼之類的市罵，母豬衚衕、灌腸衚衕之類的地名，但並不讓人覺得俗氣，因為北京是中國最高貴最大氣的城市，有一種其他地方沒有的貴族精神。正是這種精神，使北京雖有粗俗粗鄙卻不至於沉淪。實際上，所謂北京的貴族精神，指的是一種高尚的人格理想、高貴的精神氣質和高雅的審美情趣。它們只可能在北京這個千年古都的特殊環境中熏陶培養出來的。因此，儘管方言俚語都難免“俗”，卻唯有北京，能夠化臭腐為神奇，用土得掉渣的話說出最具有藝術性的名言來。
六、再說雅俗
南京則又是一番風味。
如果說北京有貴族氣，那麼南京就更多文人氣。南京是一個文人倜儻名士風流的城市，因此儘管南京也曾有過輝煌時代和英雄業績，卻“被西風吹盡，了無陳跡”。人們記得住的只有“六朝金粉，秦淮風月”，只有烏衣巷的故事和桃花扇的傳說。略帶女人味的文人氣使南京有些“英雄氣短，兒女情長”，卻也使南京平添了不少儒雅。
儒雅的證明之一，是南京的俚語俗話竟然可以對對聯，或者說竟被人編成了對聯，比如“桃干”對“杏核”，“皮臉”對“肉頭”，“搗鬼”對“出神”。杏核，指小孩高興（得意忘形則叫“興得一頭核子”）；桃干，指兒童逃學；皮臉，指不知羞恥；肉頭，指沒有決斷。興杏諧音，逃桃諧音。桃干杏核，不過“指桑罵槐”。但桃對杏，干對核，皮對肉，臉對頭，搗對出，鬼對神，無論字面，還是內涵，都對得上，不能不承認是“工對”。
馮桂林主編的《中國名城漢俗大觀》中收集了不少這樣的對子，比如“坐冷板凳”對“鑽熱被窩”。一個人不被重用，就叫“坐冷板凳”，而要想改變處境，就得“鑽熱被窩”（巴結上司）。一冷一熱，一動一靜，一硬一軟，全對上了，又如“眼睛會說話”對“拳頭不認人”也很妙，一個六親不認，一個八面玲瓏，一個愣得不能再愣，一個精得不能再精，放在一起，對比十分鮮明。此外，如“腳面上支鍋”（暫時安定）對“眼睛裏出火”（看人眼紅），“屁股上戴眼鏡”（背光）對“喉嚨里掛燈籠”（貪吃），都堪稱絕妙；“推開窗子說亮話”對“站在樓上唱高腔”，“巧姐難炊無米粥”對“老娘不是省油燈”也很好玩。俏皮話說到這個份上，就不是俗而是雅了。
事實上雅與俗，不過一步之遙，問題是要有那份雅興。如果有雅興，其他方言也可以對出對子來的。比如廣州話“丟眼角”就可以對上海話“弔膀子”，廣州話“賣生藕”也可以對上海話“吃豆腐”。“丟眼角”就是飛媚眼，送秋波，“弔膀子”則是調情，騙女人，可不正好是一對？“賣生藕”對“吃豆腐”也很妙。前者是女人賣弄風情，後者是男人心懷不軌。女人把自己白嫩的肉體當生藕賣，男人把女人白嫩的肉體當豆腐吃，都不是什麼“好東西”。配在一起，倒也“相得益彰”。
不過上海人和廣州人大約都沒有這份雅興。這是兩個商業氣很濃的城市，更看重的是經濟實惠，而不是詩情畫意。有一些詞，雖然並無什麼詩意，但在廣州和上海使用頻率卻很高，比如“撈”和“軋”。廣州人喜歡說“撈”。謀生、混日子、闖江湖叫“撈世界”；從別人不注意的地方下手，或者從不起眼的事情中獲得很大的好處或利益，叫“撈靜水”；得到了好處和利益，或者獲得了成功，完成了任務，叫“撈雞”；發跡、高升、飛黃騰達，叫“撈起”；沒什麼正當職業，專靠坑蒙拐騙過日子的人叫“撈家”；而出賣色相的女人就叫做“撈女”。反正世界是只大砂煲，就看你會“撈”不會“撈”。
上海人喜歡說“軋”。交朋友叫“軋朋友”；湊熱鬧叫“軋鬧猛”；看風頭叫“軋苗頭”；插一手叫“軋一腳”；婚外同居叫“軋拼頭”；而受氣吃癟則叫“吃軋頭”。“軋”也好，“撈”也好，在我們看來都不怎麼好聽，也不怎麼雅—一個讓人想到伸出手去抓，一個讓人想到開着車去碾，但廣州人和上海人似乎無所謂。
廣州話中還有兩個使用頻率很高的詞—搵和抵。搵是找的意思。覓食、謀生、找活路，叫搵食、搵錢、搵米路；宰客、騙人、討便宜則叫搵丁、搵笨、搵老襯。抵指有價值的意思。到酒樓美餐，吃得大快朵頤，叫“抵食”；到商場購物，買得稱心如意，叫“抵買”；到歌舞廳夜總會娛樂中心瀟洒一回，玩得興高采烈，叫“抵玩”；顧客滿意，老闆開心，看着大把的票子進賬，心裏暗叫“抵賺”；會賺錢的也會花錢，會花錢的多半也會賺錢，這就叫“抵手”（能幹、有本事）；如果沒有賺錢的能耐，那就只有坐以待斃，大約也就只好叫“抵窮”（活該受窮）乃至“抵死”（該死）了。反正一件事情做不做，要看“抵唔抵”（值不值）。抵，就做；唔抵，就不做。像北京人那樣“侃”（侃大山），像成都人那樣“擺”（擺龍門陣），大約“唔抵”，那就算了吧！
當然，廣州人也要“傾”（傾偈），也要“嘆”（嘆世界）。否則，就不會有“一盅兩件嘆早茶”的說法。嘆，在粵語中是“享受”的意思。清早起來，在街上溜達溜達，然後走進酒樓，挑一張桌子坐定，即有小姐來上茶。再隨便要一兩樣點心，便可以邊吃邊聊直到早茶收檔，可真的稱得上是“嘆世界”（享清福）啊！
廣州人要“嘆早茶”，上海人要“孵茶館”，但他們不會像成都人那樣把茶館當作“民間政協”，也不會像北京人那樣把侃大山當作一種“事業”甚至“職業”（比如說相聲）。他們的“嘆世界”也好，“小樂惠”也好，也比北京人的“找樂子”更多物質生活享受的成分。北京人的“找樂”，更多的是因物質生活不足而到精神領域去“找補”，因此很容易發展為“貧嘴”。可見同為“世俗”，各地也不完全相同，說起話來，自然就風格各異。關於這一點，我在《讀城記》一書中已講得夠多，再寫就成“搗糨糊”了，還是就此打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