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耕傳家

南塬上的村莊，不論是千二八百戶的大村，抑或是三二十家的小庄，村巷整齊，街道規矩，家家戶戶的街門沿街巷開設，座北一律座北，朝南一律朝南，這一家的東山牆緊緊貼着那一家的西山牆，而自家的西山牆又緊挨着另一家的東山牆，擁擁擠擠，不留間隙。俗話說，親戚要好結遠鄉，鄰居要好高打牆。家家戶戶在自家的莊院裏築起黃土圍牆，以防雞刨狗竄引起糾紛和口角。院牆臨街的中間開門，門上很講究修一座漂亮的門樓。

那兒的農民十分注重修飾門樓。日子富裕的人家修建磚木門樓，多數人家則是土木門樓。無力修建門樓的人家，就只好在土圍牆上鑿開一個圓洞，安一個荊條編織的籬笆門，防賊亦擋狗，生人進入任何一個村莊，沿着街巷走過去，一眼溜過兩邊高高矮矮的各姿各式的門樓，大致就可以劃出各家的家庭成份了。不過，這是解放初期的舊話。現在，門樓的規模和姿式，已經與土改時定的那個成份關係不大了；如果按着舊的習慣去猜度，準會鬧出牛頭不對馬嘴的笑話來。

門樓正中，一般都要掛門匾，門匾上鐫刻四個大字。這四個大字的選擇，實際是這個門樓里的莊稼主人的立家宣言。解放后，庄稼人心勁高漲，對門樓上的門匾的選擇，免不了受時風的影響，土地改革時，好多人喜歡用“發展生產”、“發家致富”；合作化時又時興“共同富裕”、“康庄大道”；三年困難時期又流行起“自力更生”、“勤儉持家”；及至“四清”和“文革”運動接連不斷的十餘年中，諸如“紅日高照”、“萬壽無疆”、“鬥爭為綱”、“真學大寨”等政治口號，確實風靡一時。

解放前門樓題匾的內容，可就單調得多了。凡是能修建得起磚木門樓或稍微像樣的土木門樓的殷實人家，題匾上的立家宣言，十之八九都選用“耕讀傳家”四字，其用意是顯而易見的。我們楊徐村，在南源上的稠如星海的鄉村裡，只算個中小型村莊，二百多戶農家中，門樓修茸得最闊氣的是大財東楊龜年家的。水磨青磚，雕樑畫棟，飛檐翹角，儼然一座富麗堂皇的四角亭子。門樓下蹲着兩隻青石雄獅，牆上刻着飛禽走獸。門樓正中，在象徵著吉祥永久的鶴鹿圖像中，刻下四個篆體“耕讀傳家”的題字，與團團祥雲相諧調。楊龜年的大兒子在咸寧縣政府作官員，家裏有百餘畝河川水澆地，整整兩槽高騾大馬，真是有耕有讀，宣言與實際相一致。其餘那些雖然也能修得起土木門樓的殷實戶，也東施效顰地題下“耕讀傳家”的門匾，卻大都是有耕無讀，名實不符，甚至一家老少儘是些目不識丁的粗笨莊稼漢子。但作為立家宣言，自然主要是照亮後世，無讀書人的缺憾，必當由後輩人來彌補。

楊徐村另一戶能修得起磚木門樓而且名副其實的“耕讀傳家”的人家，當推我家了。

我爺爺徐敬儒，對“耕讀”精神的尊崇，甚至比楊龜年家還要純粹。楊龜年的大兒子在縣府供職，主要是為官而不從讀了，二兒子從軍耍槍杆子而鮮動筆杆子了；家裏的莊稼全靠長工和短工播種和收割而無需楊龜年動手抬腳。我爺爺徐敬儒，那才是“耕讀”精神的忠誠信徒和真正的實踐者。

我爺爺徐敬儒，人稱徐老先生，是清帝的最末一茬秀才，因為科舉制度的廢止而不能中舉高升，就在楊徐村坐館執教，直到鬢髮霜染，仍然健坐學館，也不知出於什麼的思想影響，我爺爺把門樓上那副“耕讀傳家”的題匾挖掉了，換上一副“讀耕傳家”的題匾，把“耕”和“讀”的位置做了調換。字是我爺爺親筆寫的，方方正正，骨架楞蹭，一筆不苟，真柳字體，再由我父親一筆一劃鑿刻下來。我父親初看時，還以為我爺爺筆下失誤，問時，爺爺一拂袖子，瞪了爸爸一眼，沒有回答。我父親不敢再問，卻明白了是有意調換而不屬筆誤，該當慢慢地去體味，低下頭小心翼翼地鑿刻起來。

更有一件蹊蹺的事。我爺爺垂老之時，對我父親兄弟三人做了嚴格分工，一人繼承他坐學館，體現“讀”；二人做務莊稼，體現躬耕；世世代代，以法累推。這樣的分工，兄弟三人還勉強接受得了，臨到爺爺咽氣時，又留下嚴格的家訓，可以歸納為“三要三不要”的遺囑。其訓示曰：教書的只做學問，不要求官為宦；務農的要親身躬耕，不要僱工代勞；只要保住現有家產不失，不要置地蓋房買騾馬。

兄弟三個瞪大眼睛，你瞅瞅我，我瞪瞪你，不知所措了。他們三個正當成年，早就想着齊心合力一展宏圖，在楊徐村與楊龜年家爭一爭高低。近幾年間，楊家兵強馬壯，置田蓋房，百業興旺，已成為方圓十里八村新興的富戶。眼看着楊家小河漲水似的暴發起來，兄弟三人對父親拘拘謹謹的治家方針早已多所不滿，又不敢說，想不到老先生活着時限制他們的手腳，臨走前還要把他們死死地捆綁在這點小家業上。老先生似乎早已揣摸算計到三個兒子的心數兒，怕自己走後兒孫們有恃無恐，乾脆一句話說死：不遵從父訓者，孽種也！不許給他上墳燒紙。兄弟三人只好委屈隱忍，不理解的也要執行，遵循老先生的遺訓，耕田的親身躬耕壟畝，坐館的潛心靜氣研讀聖賢詩書。村裡人把我爺爺這種古怪的治家訓戒編成順口溜：“房要小，地要少，養個黃牛慢慢搞。”當作笑話流傳。

嗬呀！到得楊徐村一解放，楊龜年家耍槍杆子的老二死在解放軍的槍口之下；當縣官的老大囚在人民的監牢當中；家裏的深宅大院，高騾子大馬以及水地旱田全部分給楊徐村的貧僱農了。我至今也忘不了那個晚上的情景，我爸兄弟三個，捧着我爺的神匣，磕頭作揖，又哭又笑，簡直跟瘋癲了一樣。夜靜以後，兄弟三個又跑到村后的祖墳里，爬在我爺的墳堆上，啃啊！扒啊！恨不得掘開墳墓，把留下“三要三不要”遺訓的先知先覺的老祖宗的屍骨抱在懷裏親一百次！該怎樣感激老祖宗——比諸葛孔明還要神明的老祖宗啊！虧得他早已看破紅塵，留下嚴格的治家遺訓，使得兒孫後輩免遭楊家的洪禍！我們家訂為上中農成份，雖然不是工作組依靠的對象，卻也不在被打擊被孤立的剝削階級的圈子裏，這已經是萬幸了！

我爺爺瞑目前五年，已經選定我父親做他的接班人，去楊徐村的私塾坐館執教。據說，老先生在長期的觀察中，覺得我伯父功於心計，善於謀划，帶一股商人的氣數。二伯父脾氣拗倔，合當是一介武夫。我父親自幼聰靈智慧，既不像伯父那麼詭，也不像二伯父那樣倔，深得老先生鍾愛器重，加之對我父親的面相也滿意（用我爺的話說，天庭飽滿，眉高眼大，膚色滋潤），於是就在他年過花甲之後，由我父親坐上了私塾里那把黑色的令人敬慕的太師椅子。

我依稀記得，爺爺死後，父親脫下了藍色長袍，換上了一件藏青色布袍，一來表示給爺爺的亡靈守志守節服孝，二來標誌着他已過而立之年，該當脫下青年時期的藍色長袍了。我的印象十分深刻，爺爺死後，父親似乎一下子變成了另一個人，那眉骨愈加隆起，像橫亘在眼睛上方的一道高崖，眼神也散凈了靈光寶氣，純粹變成一副冷峻威嚴的神氣，在學堂里，他不苟言笑，在那張四方抽屜桌前，正襟危坐，腰部挺直，從早到晚，也不見疲倦，咳嗽一聲，足以使那些調皮搗蛋的學生嚇一大跳，來去學堂的路上，走過半截村巷，抬頭挺胸，目不斜視，從不主動與任何人打招呼。別人和他搭話問候時，他只點一下頭，腳不停步，就走過去了。回到家中，除了和兩位伯父說話以外，與倆伯母和七八個侄兒侄女，從不搭話。除了兩位伯父，沒有不怯他的。父親從學堂放學回來，一進街門，咳嗽一聲，屋裏院裏，頓然變得鴉雀無聲，侄兒侄女們停止了嘻鬧，伯母和母親燒鍋拉風箱的聲音也變得低勻了。我和堂兄堂弟們要是打仗吵架，一不小心，父親站在當面時，無需動手動腳，他只用眼一瞅，我們就都不敢出聲了。他倒是從來不動手打孩子，可也從來不對任何人表示哪怕是少許的親昵，我似乎比堂哥堂弟們更怯着父親。

我現在唯一能解釋父親這種性格變化的原因，是爺爺死後父親在這個十五六口人的大家庭里的地位的變化。爺爺死時，意外地打破了長子主事的傳統法則，把全部家事委於父親來統領。據說爺爺怕伯父太詭而遠傷鄉鄰近挫兄弟，怕二伯父脾氣暴烈而招惹家禍，於是就由排行最末的父親統領這個家庭。他要領導兩個哥哥和兩個嫂嫂，要處理三兄弟三姑狸以及九個侄兒侄女和親生兒子的種種矛盾，要處理這個家庭與遠遠近近幾十家新老親戚的關係，要處理與楊徐村二百多戶同姓和異姓的鄉鄰的關係，真是太複雜了！我當時尚不能體味父親的種種難場，只覺得他的臉上，笑顏永遠消失了。

儘管父親在這個家庭里嚴以律己——母親、姐姐、弟弟以及我，寬以待人——伯父、伯母以及堂兄堂妹，家庭里的磨擦總不會間斷，只是沒有公開鬧到分家的程度。大伯本來對父親統領家事就覺得有失面子，再加上三條遺囑死死捆住了他的手足，終日憋氣。他的大兒子已經長大，意欲送到西安去學生意，因為父親堅持遺訓而不能成行，有氣無處發泄，就哄唆直杠子二伯發難。父親一切都看得明白，只是隱忍，不予理睬二怕的惡火，大伯也就無法了。

這樣下去，終非久遠之計，父親不能眼看着這個以禮儀之風在全村享有最高鄉譽的家庭，在自己手中鬧出分崩離析的結局，令楊徐村人恥笑。他斷然決定，從學堂里告退回家，統領家事。他自己在學堂執教，一心難為二用，顧了學堂顧不了家，顧了家庭又怕貽誤人家子弟的學業。更重要的是，在他一天三晌坐在學堂里的時候，家裏和地里，給大伯留下了毫無顧忌地唆弄事非的太大的時空環境。這樣，在我剛剛交上18歲的時候，父親就把我推到他坐過的那把黑色的太師椅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