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我為什麼要寫《成都方式》

選自《經濟觀察報》

是方式，不是模式

作為國務院設立的“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成都一直備受關注。廈門大學易中天教授的一些朋友，也希望他把自己寫的《成都方式》拿出來出版。

“品三國”的易中天為什麼會關注成都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的發展？他為什麼會寫《成都方式》呢？

“這是一件非常偶然的事。”易中天對記者說。

2005年7月底，易中天應雲南有關方面的邀請，到騰衝參加滇緬抗戰博物館的揭幕儀式。隨後又應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的邀請到了攀枝花。回廈門的時候他不想再走昆明，就到成都繞了一下。朋友談起成都在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中摸索出來的一些具體做法，引起了易中天的很大興趣。

作為成都市的規劃顧問，易中天曾聽說成都要搞城鄉一體化的統籌發展，但最初並沒有引起這位人文學者的關注。這次到成都一聽，原來成都不僅僅是在推進城鄉一體化，而且還致力於建設基層民主和打造規範化服務型政府。他在成都停留下來，對變化中的成都進行了近距離的觀察。

他像一個記者一樣到處參觀、訪問、座談，然後將所見所聞一一記錄下來,還寫下了自己的思考和看法。

兩個月後，當國慶節臨近的時候，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節目組找到易中天，請他去講三國，他才結束了自己的“記者”生涯。名聲鵲起的易中天，日程安排得滿滿當當，成都的見聞也就沉睡在他的電腦里。

今年6月，國務院正式批准成都市、重慶市設立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成都的改革實驗一度成為熱點話題，這才有了出版《成都方式》的動議。有人聽說后，當面問易中天：“聽說你有一本《成都方式》，講不講打麻將等休閑？”原來讀過易中天的《讀城記》的朋友，以為他寫的是成都的生活方式。

也有一些來自學界的質疑：“一個在電視台講通俗歷史的人，不研究經濟問題，不研究‘三農’問題，講什麼城鄉一體化、基層民主建設，豈非咄咄怪事？”

難怪易中天的一個朋友說：“當大眾傳媒把易中天炒作成為一個‘學術明星’、‘學術超男’的時候，其實也把他異化了。人們已經忘記了他本來是一個出色的學者。”

而易中天則說：“人文學科的終極目標就是人的幸福。作為一個人文學者，我研究美學、文學、歷史、美國憲法，兩年以前又關注中國大西南一個城市的變化，其實一以貫之的是對人類幸福的關懷。”

訪談我的觀點是不要什麼“共識”

經濟觀察報：2005年的時候，人們都在很熱烈地談論一個話題——“北京共識”，您當時注意到了嗎？

易中天：我注意到了。當時，國際上好像就想搞出一個東西來，實際上是想探索一下第三世界發展道路的問題。

經濟觀察報：也就是解決第三世界國家怎麼成功轉型，怎麼成為一個現代化國家的問題。

易中天：“北京共識”應該追溯到“華盛頓共識”，因為“華盛頓共識”破產了才有了“北京共識”。“華盛頓共識”在拉丁美洲、在歐洲國家實驗都是失敗的，至少是不理想的。沒有按照“華盛頓共識”做的是兩個國家，一個是中國，一個是印度，這兩個國家發展了，於是就出現了一個“北京共識”。其實，在此之前還有一個沒有被命名的共識，就是“莫斯科共識”。

經濟觀察報：似乎沒有人這樣說過。

易中天：“莫斯科共識”是沒有被命名的共識。

在我看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意義，在於世界的各民族、各個國家獨立探索發展道路的時代終結了。

人類戰爭沒有停止過，但是世界大戰是第一次。此前，世界各國、各民族幾乎都是獨立探索發展道路，基本上是自己搞自己的,可以受其他國家影響,也可以不受,比如中國。歐美國家倒是互相影響,他們基本上在走一條路——資本主義之路，走到一戰之前，資本主義遇到了危機，包括經濟危機，也包括信仰危機，這就是尼采說的“上帝死了”。於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戰後，東方國家就開始探索另一條與歐美不同的路——社會主義道路。

幾乎與此同時，中國自秦以來實行了兩千多年的帝國制度也走到頭了。帝國制度在清王朝的時候已經是最完善、最完備，所有制度上的、體制內的問題都解決了，但是歷史的無情就在於，當一套制度成熟的時候，也是它滅亡的開始。以鴉片戰爭為開端，中國的國門被迫打開，被迫和國際接軌，被迫納入世界發展的格局。辛亥革命終結了帝國制度后，中國人也開始探求自己的道路。因為沒有歷史經驗可循，不學別人是不行的。

經濟觀察報：這點是共識，但是到底走哪條路大家有不同的選擇。

易中天：是走歐美的路還是走蘇聯的路？數十年血雨腥風，中國最終選擇了後者。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國與蘇聯、亞洲、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組成了一個社會主義陣營。1957年，12個社會主義國家的代表在莫斯科發表《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宣言》，宣示出一些共同的東西，我們完全可以稱之為“莫斯科共識”。

經濟觀察報：是不叫共識的共識。

易中天：但是，“莫斯科共識”實踐的結果是什麼？連牽頭的國家都垮了，計劃經濟給我們帶來的是什麼，也眾所周知，都不用說了。

經濟觀察報：眼見他起朱樓，眼見他樓塌了。

易中天：這就得出一個結論，“莫斯科共識”是不行了，“莫斯科共識”破產了。

經濟觀察報：普京在世紀末有一個講話，說“我們將近70年都在一條死胡同里發展”。

易中天：普京的話講得很漂亮。“莫斯科共識”破產了。怎麼辦？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出現過一個“華盛頓共識”。一戰是終結了世界各民族獨立探索國家發展道路的時代，二戰的結果是旗幟鮮明地有了兩個陣營，兩個陣營兩個共識。最後有一個陣營的共識先破產了，那就只剩下一個了，就是“華盛頓共識”。“華盛頓共識”現在又被證明也是行不通的。那麼也就是說“莫斯科共識”和“華盛頓共識”都破產了。

經濟觀察報：仍然有人認為蘇聯雖亡，但“莫斯科共識”沒有破產。

易中天：我認為也是破產了，至少對中國是不適應的，這才有改革開放以後的鄧小平理論。鄧小平理論的關鍵詞是什麼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際上這個關鍵詞已經把態度亮明了。中國特色是什麼意思？非“莫斯科共識”；社會主義是什麼意思？非“華盛頓共識”。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還要共識嗎？我的觀點是不要。

惟一的共識是科學、民主、法治

經濟觀察報：有些人以為，提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主要是區別於前蘇聯那一套。

易中天：中國特色就是為了區別蘇聯，社會主義就是為了區別歐美。既非“莫斯科共識”，也非“華盛頓共識”，就是走中國自己的路。道路確定以後，剩下的問題就是方式。知道往哪兒走，你現在需要解決的是怎麼走的問題。怎麼走呢？就是“摸石頭過河”。“摸石頭過河”的結果是什麼呢?就是“方式”。

經濟觀察報：中國這條路的內涵到底是什麼？人們對此話題爭說紛紜。

易中天：不需要知道是什麼，知道不是什麼就足夠了。有些人諷刺說鄧小平是“沒有設計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理論是“沒有理論的鄧小平理論”，他們不知道鄧小平偉大就偉大在這兒。我當初研究美國憲法的誕生,寫作《艱難的一躍——美國憲法的誕生和我們的反思》時就發現，美國人當時有藍圖嗎？沒藍圖，只是說他們不要什麼就夠了。他們不要專制，他們要的是自由。

經濟觀察報：是追求幸福的權利。

易中天：自由的權利、生命的權利，人民的生活怎麼發展是他們自己的事。結果美國反而弄出極有借鑒價值的制度來。

經濟觀察報：事先設計好的一套自以為完美的東西，往往給人造成很大傷害。西諺說：“人類通向地獄的道路往往是用美好的願望鋪成的。”

易中天：從希特拉到波爾布特，再到本·拉登，不都是這樣嗎？我們只能說我們不要什麼，剩下的就讓我們自然而然地選擇吧。我們不要“莫斯科共識”，我們也不要“華盛頓共識”，那我們走我們自己的路，怎麼走？只能摸索着過河。摸石頭過河肯定要摔跤、褲腿上要沾上水、腳上會有泥，但是我們過去了，而那些站在岸邊指手劃腳的人一直站着那裏，一點都沒有動。

經濟觀察報：摸石頭過河就是靠大家來摸索。

易中天：一國有一國的國情，沒有什麼全世界的具體操作方式的共識，如果說有共識的話，只有六個字：科學民主法治。至於實施方案是不能搞共識的，在現有的條件下如何實現中國這種社會主義，成都就探索了一種很好的方式：城鄉一體化、基層民主和規範化服務型政府。

現在城市化快速發展，但是農村不穩定，就要解決問題，怎麼辦？成都提出了“城鄉一體化”，所謂城鄉一體化就是把城市和農村看成一個共同發展的整體。這是建立在科學基礎上的科學決策。

經濟觀察報：而不是原來的思維，認為城鄉化就是城市逐漸吞併農村。

易中天：一體化不是一律化、一樣化、一統化。我有一個比喻，一體化就像手和腳，被連着，這叫一體化。但是連起來以後，手還是手，腳還是腳，農村還是農村，城市還是城市，不是把農村變成了城市，更不是把城市變成了農村，它是捆綁起來發展的。

經濟觀察報：基層民主建設許多地方都在搞。很多人提出置疑，民主從哪裏開始？一個鄉鎮黨委書記能做什麼？

易中天：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什麼事情都從基礎做起。民主不僅僅是一種制度，更是一種精神和一種文化，它是需要養成的。

經濟觀察報：民主是一種文化，是一種精神，是一種制度。

易中天：民主首先是精神和文化，同時也需要有一系列的可操作的制度，我非常關注他們的操作方式。據我的觀察，成都的基層民主建設形成了一套比較科學的制度，如公推直選、民主測評等。

經濟觀察報：中央政府一直在提倡建設服務型政府。

易中天：政府有兩種——管制型政府和服務型政府，它們之間有天壤之別。一個現代型的政府必然是服務型的政府，但是成都在服務型政府前面又加了規範化三個字，就是強調政府必須按照法治的精神辦事。法治的精神是什麼呢？凡是法律不禁止的，就是公民可以做的；凡是法律沒有規定的，就是政府不可以做的。哪些是政府不能做的，政府不能管；哪些是政府必須管的，政府不管還不行，這就叫規範化。

經濟觀察報：但是我覺得還是有問題，成都的做法肯定是當地政府的領導人在推行，尤其是基層民主的探索，如果沒有當地領導人的支持是不可能的。如果這些領導人調走，成都方式還能夠繼續下去嗎？

易中天：實事求是地說，如果這個事情只是在一個地區、一個區縣在做，是很難存活下去的。如果能夠在大多數地區推廣開，並且持之以恆地做下去，變成一個良好的制度，就與領導人沒有關係了。這也就是我要寫《成都方式》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希望這樣一種好的做法不至於人亡政息。

經濟觀察報：你是希望這種做法能夠得到普遍的認同？

易中天：對。這是我要寫《成都方式》的初衷之一，想引起大家的關注。當然，也不是說成都的做法都沒問題，其實實踐過程中是有很多問題的。因此當有朋友建議把成都的做法總結為“成都模式”時，我沒有同意。是方式，不是模式，我不喜歡模式這個詞，因為它意味着模型和範式。方式是開放的，它意味着方法、方向、方針，其次方式是發展的。它本身也在不斷地在更新、在變革，“模式”就固定下來了。最重要的是，成都的這些做法不是其他地方都可以照葫蘆畫瓢的，千萬不要克隆。比方它的“五朵金花”就是不可克隆的。

方式是開放的、發展的、可持續的，它後面有思想；模式是僵化的，它後面是照搬。絕對不能照搬。

其實，我看重的不是成都的做法本身，而是這些做法背後的價值理念。城鄉一體化、基層民主和規範化服務型政府這三件事，分別對應科學、民主與法治。科學、民主與法治是人類經過這麼多年探索出來的普適價值。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必須是科學的、民主的、法治的。這三樣東西恰恰是我們要學習、發揚的。

在民主中學會民主

經濟觀察報：絕大部分人認同科學、法治的價值理念，但是人們對民主價值的認識卻不盡統一。去年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發表了一篇文章《民主是個好東西》，不到2000字的短文卻在國內外引起了強烈反響。對一個常識問題產生這麼大的爭議，也恰恰說明了對民主價值的認同存在巨大分歧。還有人說，中國人素質太差，不適合搞民主。

易中天：這是事實，首先得承認他們說的是事實，那麼我們要問的問題是，如何提高他們的民主素質，你總不能說中國人永遠素質低吧，不要提高吧？請問如何提高呢？很簡單，只能在民主中提高。

經濟觀察報：在民主中學習民主，而不是說學好了再來。

易中天：那就學不好了，因為民主有很多的環節，這些環節是必須親歷的，比方說投票，你會不會投票？我曾經在1980年代的時候看過一個電視節目。某年兩會期間有一個人大代表慷慨陳詞，說選票為什麼要設計成贊成、反對、棄權，是不是鼓勵那些牆頭草、兩面派？要麼就贊成、要麼就反對，棄什麼權啊？他不知道棄權票比贊成票和反對票還重要。民主是公民的權利，而任何公民的第一權利是棄權權，就是放棄使用權利的權利。如果我連這個最低的權利都不能保證，我哪裏有贊成和反對的自由？現在有棄權票，大家不奇怪了，說明什麼？說明我們的民主素質在提高，在投票的具體實踐當中慢慢地提高起來了。

其實我們今天缺的不是大家空喊的民主，而是實實在在地去做。公民的民主素質是在民主當中提高的，在民主中學會民主，在民主中提高民主素質。

經濟觀察報：還有一種說法是，中國人太多，再推進民主建設就要亂套。

易中天：人口多的問題，它不是民主不民主的問題，而是哪一種民主的問題。所以我認為，成都的公推直選方式只適合鄉鎮黨委使用。這就是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的區別。我們是一個大國，在全國包括到縣，不能實行直接民主，要實行間接民主。

經濟觀察報：縣級不可以嗎？

易中天：縣級不行，人太多。選一個縣長，全縣的縣民都來選，不可操作。我的觀點就是：在縣以上實行間接民主，縣以下實行直接民主。

經濟觀察報：這裏邊還有這樣一個問題，就是不能把民主僅僅理解成選舉。

易中天：那當然，民主絕對不僅僅是選舉。民主首先是精神，是文化，其次才是制度。選舉只是民主制度當中的非常小的一部分。民主的根本的東西是主權在民，政權民授,這是最根本的問題。

經濟觀察報：第三種說法是，中國經濟還沒有發展到一定程度，現在推進民主政治建設，就要犧牲經濟發展。

易中天：和我們現在相比，古希臘時期的生產力並不夠先進，經濟欠發達得很，但是人類最早的民主,就在古希臘時期產生,並且發展成為一套制度和文化。經濟不發達更需要努力發展民主，越是不民主越搞不上去，因為產權問題得不到解決，而產權是否清晰恰恰是制約人們追求財富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元素。有恆產者才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

經濟觀察報：有人說，在斯大林時期高度集權，國力不是也發展得很快嗎？

易中天：集權的情況下是可以高速發展的，怎麼不可以高速發展？但是，在集權的情況下，國家的快速發展是短期的，是不可持續的，更何況經濟發展速度快慢，根本不是我們追求的目標。

經濟觀察報：我們追求的目標是民眾的福祉。

易中天：我們的目標是以人為本。用快慢來衡量成敗本身就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