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內的性慾描寫

一

中國文學在“載道”的信條下，和禁欲主義的禮教下，連描寫男女間戀愛的作品都被視作不道德，更無論描寫性慾的作品；這些書在被禁之列，實無足怪。但是儘管嚴禁，而性慾描寫的作品卻依然蔓生滋長，“蔚為大觀”。並且不但在量的方面極多，即在質的方面，亦足推為世界各民族性慾文學的翹楚。這句話的意思請讀者不要誤會。我不是說中國文學內的描寫性慾的作品可算是世界上最好的性慾文學，我是要說描寫性慾而赤裸裸地專述性交的狀態象中國所有者直可稱為獨步於古今中外。我誠然淺學，未嘗多讀西洋的小說，尤起是專寫性慾的小說見的很少，但是赤裸裸地描寫性慾的西洋小說為世所稱者，如莫泊桑（Maupassant）的《Bel－ami》（《漂亮朋友》）之類，其中雖有極礙目的篇章，（此已為譯者所不願照譯），然而方之中國小說內的性慾描寫，尚不免類於小巫見大巫。莫泊桑的《一生》中也有幾段性慾描寫豈不雅馴，然而總還在情理之中，不如中國的性慾描寫出乎情理之外。左拉（Zola）的小說內嘗說浪子蕩婦喜觀“黃皮書”，意即為淫書；可是朋友告訴我，法國秘密發售的低等淫書，亦未有象中國的淫書專述性交狀態。莫泊桑有許多短篇，淫蕩已極，但對於性交卻還是虛寫，不象中國小說之實寫。故就實寫性交，甚至繪聲繪影，儀態萬方，如中國小說之所有者，淺陋如我，實未於其他各民族的文學中見過；這便是我們談到中國性慾文學時首先覺得是奇怪的一件事。

為什麼中國的性慾描寫會進了這種“魔道”，自然是我們應當研究的，本篇所要論列的主要點，此亦其一，不過現在我們姑且擱開這一點，先來談一談中國性慾文學的大概面目。

就通例而觀，性慾描寫的文學大都是變態性慾的研究。但中國的性慾文學竟是例外。中國有許多寫平常的才子佳人戀愛的故事裏往往要嵌進一段性交的實寫；其餘以變態性慾為描寫主題的小說，更是無往而非實寫性交。所以若問中國性慾作品的大概面目是什麼？有兩句話可以包括凈盡：一是色情狂，二是性交方法——所謂房術。所有中國小說內實寫的性交，幾乎無非性交方法。這些性交方法的描寫，在文學上是沒有一點價值的，他們本身就不是文學。不過在變態性慾的病理的研究上，卻也有些用處。至於可稱為文學的性慾描寫，則除偽稱伶玄作之《飛燕外傳》與《西廂》中《酬簡》的一段外，恐怕再也沒有了。所以着着實實講來，我們沒有性慾文學可供研究材料，我們只能研究中國文學中的性慾描寫—－只是一種描寫，根本算不得文學。

二

現在所傳的性慾小說——淫書，大都是明以後的作品；故中國性慾描寫始盛於明代，是無疑的。但是我很疑西漢末已有許多描寫性慾的文學出現，不過多不傳於後世罷了。西漢諸王，大都淫亂，烝父姬，通姊妹，攘弟婦，諸如此類，史不絕書。菑川王終古甚且使所愛奴與八子（妾號）及諸御婢奸，終古或參與被席；或白晝使臝（裸體也）伏，犬馬交接，終古親臨觀；產子，輒曰：“亂不可知”，使去其子。（《前漢書》三十八）這簡直是很厲害的色情狂了。而成帝宮闈穢亂，亦復不能諱言。在此種環境內，性慾描寫的作品的發生是可能的。今所傳，有《飛燕外傳》（舊題漢伶玄撰），《趙后遺事》（舊題宋秦醇，言得自同里李生與《飛燕外傳》大同小異），《飛燕遺事》（闕名，共瑣聞五則），而尤以《飛燕外傳》一篇為最著名，且文詞亦較勝。此篇敘趙飛燕姊妹出身，得幸之原因，至成帝縱慾喪身而止。末有伶玄自敘，謂字子於，潞水人，由小吏，漸至淮南相；其妾樊通德為樊嬺弟子不周之子，能道飛燕姊妹故事，於是撰《趙后別傳》。序末又稱玄為河東都尉時，辱班彪之從父，故彪續史記不見收錄。

（按今通行本無此序，此據《四庫提要》所引）兩段文豈不接，且亦不類自序口吻。所以很多人疑心序既假造，文亦偽作。然古來通人如晁公武器信之；陳振孫雖有或雲偽書之說，但又雲通德擁髻等事（見自序中），文士多用，而禍水滅火之語（見本文中），司馬公載之《通鑒》，則又為回護。平心而論，我們自然不能說伶玄之必有是人，與必作是文，但後世作偽者不拿別人作題材，而偏偏挑了一個正史上不算十分荒淫的漢成帝為題材（按《漢書。成帝紀》僅有沉湎酒色輕輕一句，《外起傳》亦唯記趙后姊妹妒殺後宮子而已），則大有可疑；如果當時毫無關於飛燕姊妹淫佚的傳說，則作偽者為何無中生有拉上個成帝與飛燕姊妹呢？因此，我們不妨假定西漢末年或許有不少的描寫性慾的文章都是以飛燕姊妹作題材的，（按《西京雜記》載飛燕事凡三則，皆見《外傳》；《西京雜記》舊題葛洪撰，有洪跋稱得劉歆《漢書》一百卷，取校班作，有小異同，其為班固所不取者，不過二萬言，抄出為《西京雜記》云云。然《隋書。經籍志》載此書二卷，不著撰人姓名；《漢書》匡衡傳顏師古注，稱今有《西京雜記》者，出於里巷；亦不言作者為何人。《酉陽雜俎廣動植物》篇及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始言是葛洪撰，《雜俎語資》篇又載庾信語，謂是吳均所作。總而觀之，此書傳自晉世，出於里巷，蓋傳說之碎斷者，云為葛洪作，或吳均作，皆依託也。然據此可見漢晉之間正多此種流傳之故事。飛燕姊妹之事僅其題材之一。）後來有人纂集而成《飛燕外傳》乃加以伶玄一名托為撰者。故《飛燕外傳》一文雖在漢家歷史上毫無價值，而在文學史上的價值卻未便過於抹煞。又據晁公武語，及通德擁髻之事文士多用，二者而觀，也可想見此文流傳已久，恐系唐以前人所作。若問西漢末既有不少描寫性慾的作品，何以今僅傳飛燕故事，則解答亦甚易易。第一，因性慾描寫究是禁書，在雕版術已發明后，流傳尚極困難，何況漢代並未有印刷，僅恃手抄。第二，中國小說自唐以前，皆為Romance體，凡百故事，皆假託一二歷史人物以為主體；又因題材既集中，便生出（a）後人合併諸故事而加改作，與（b）趣味較淺的故事漸歸消滅，兩個結果。所以我們不便以今日所存之少而致疑於古時——當時——之未必多。

再就《飛燕外傳》的內容而觀，則此短文直可稱為後世性慾小說的泉源，換言之，即後世的長篇性慾小說的意境大都是脫胎於《飛燕外傳》的。《外傳》言飛燕居家時與羽林射鳥者私通，既入宮召幸，其姑妹樊嬺故識飛燕與射鳥兒事，為之寒心，——恐成帝窺破飛燕之已為婦人。及后既幸，流丹浹藉，嬺私語飛燕曰：“射鳥者不近女耶？”飛燕曰：“吾內視三日，肉肌盈實矣；帝體洪壯，創我甚焉。”這是後代性慾小說侈談“採補術”的托始。《外傳》又言“帝嘗蚤獵，觸雪得疾，陰緩弱不能壯發；每持昭儀（飛燕妹合德）足，不勝至欲，輒暴起。昭儀常轉側，帝不能長持其足。樊嬺謂昭儀曰：‘上餌方士大丹，求盛大，不能得；得貴人足一持，暢動，此天與貴人大福，寧轉側俾帝就耶？’昭儀曰：‘幸轉側不就，尚能留帝欲；亦如姊教帝持，則厭去矣，安能復動乎？’……帝病緩弱，大醫萬方不能救，求奇葯，嘗得春恤膠，遺昭儀。昭儀輒進帝，一丸一幸。一夕，昭儀醉，進七丸。帝昏夜擁昭儀，居九成帳，笑吃吃不絕，抵明，帝起御衣，陰精流輸不禁。有頃，絕倒。裛衣視帝，余精出涌，沾污被內。須臾帝崩。”這又是後代性慾小說的種種春方淫器及脫陽而死的托始了。而金瓶梅寫西門慶飲葯逾量，脫陽而死的一節，竟彷彿是《外傳》寫成帝暴崩的註腳。《外傳》寫成帝窺昭儀浴，賂侍迫使無得言；又謂后（飛燕）浴五蘊七香湯，踞通香沉水坐，潦降神百蘊香，昭儀僅浴豆蔻湯，傅露華百英粉；然帝私謂樊嬺曰：“后雖有異香，不若婕妤體自香也”。《趙后遺事》寫此事更為淫艷：“昭儀方浴，帝私窺之，侍者報昭儀，昭儀急趨燭后避，帝瞥見之，心愈眩惑。他日昭儀浴，帝默賜侍者，特令不言；帝自屏罅覘，蘭湯灧灧，昭儀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浸明玉。帝意思飛揚，若無所主……。後知昭儀以浴益寵幸，乃具湯浴，請帝以觀。既往，后入浴，裸體而立，以水沃之。后愈親近，而帝愈不樂，不幸而去”。這一段簡單的描寫，顯然也給了後人許多暗示。《趙后遺事》一書，據《說郛》本，題宋秦醇傳，有小序曰：“余里中有李生，世習儒術而業甚貧。余嘗過其家，牆角一破筐藏古抄書數十冊，中有趙氏瑣事，雖紙墨脫落，尚可觀覽；余就李生氣之以歸，補正編次成篇，傳諸好事者”。這些話自然未便遽認作真，恐此《遺事》即為秦醇所作而假託李生所有舊鈔；果真如此，則《遺事》當亦為摹仿《外傳》而作，或竟為根據另一種關於飛燕的傳說；並可證明古老的《外傳》正堪稱為性慾文學的始祖了。

三

《晉書》謂惠帝后賈氏名南風，荒淫放恣。洛南有小吏端麗美容止，一日忽逢一老嫗，說家有疾病，卜師雲宜得城南少年厭之，欲暫相煩，必有重報。於是隨去，上車下帷，納簏箱中，行十餘里，過六七門限，開簏箱，忽見樓闕好屋，問此何處，雲是天上；即以香湯見浴，好衣美食。將入，見一婦人，年可三十五六，短形青黑色，眉後有痣；見留數夕，臨贈以衣飾甚多。后小吏稍衒其衣飾，眾疑是盜竊，小吏具言其遇。聞者多知婦人即賈後也。時他人入者多死，惟此小吏，以後愛之，得全而出。據這段記述，可見賈後的荒淫又別開生面。然而後世性慾文學內竟不見描寫賈後的淫艷故事。此層似乎可怪。最簡便的說明即因疊遭喪亂而亡佚，但根本的原因，決不在此。我以為根本的原因乃在後世文人不喜歡將短黑有痣的賈南風作為香艷的性慾小說的主人公。“淫書”里的女主人必為美人，幾乎已成中國性慾文學的定例。賈後丑黑，故不能感發許多文人為她特造故事；不然，設密室，獵取美男子，以恣淫樂，正是性慾文學的好材料，後世的性慾描寫者安肯割愛？

反之，因為隋煬帝後宮多佳麗，武則天，楊太真乃絕世美人，於是後世就流傳了許多關於他們的故事。據歷史看來，武則天的淫佚未必過於呂雉，然而後人不把呂雉來做性慾描寫的材料，而獨取武曌（袁枚所傳的《控鶴監記》乃出枚偽造），大概也為的呂雉不是個絕色美人罷。

至於隋煬的故事，舊有《大業拾遺記》，《迷樓記》，《海山記》等。《大業拾遺記》一名《南部煙花錄》，舊題唐顏師古撰，末有跋語，稱會昌中僧志徹得之瓦棺寺閣，本各《南部煙花錄》云云。姚寬以為《唐藝文志》所載《煙花錄》記幸廣陵事，此本已亡，故流俗偽作此書。（《西溪叢話》）《迷樓記》及《海山記》不著撰人名氏，明人妄增為韓偓撰。然劉斧《青瑣高議》並載此二文，可信為北宋人作。《海山記》述煬帝西苑事，所錄煬帝諸歌——《望江南調》，乃唐李德裕所始作，大業中無此體；是其作偽之跡，已顯然可見。《迷樓記》謂大夫何稠進御童女車，“車之制度絕小，只容一人，有機處於其中，以機礙女之手足，女纖毫不能動。帝以處女試之，極喜”。又謂稠復進轉關車，“車周挽之，可以升樓閣，如行平地；車中御女，則自搖動”。又謂煬帝得烏銅起，環於寢所，而御女於其中，纖毫皆入鑒中。又謂“大業八年，方士進大丹，帝服之，盪思愈不可制，日夕御女數十人”。凡此七段，皆寫極端的色情狂，雖甚簡略，已足為此後作《隋煬艷史》者的暗示。

我們如果假定《飛燕外傳》一類的性慾小說出在前，而《迷樓記》在後，則二者不同之點，亦頗堪注意。《飛燕外傳》有兩個根本思想，一為採補術，一為春方壯陽而至喪身。

至於描寫性交本身，未有特異之處。但《迷樓記》中所記，如御童女車，轉關車，烏銅器取影等，都是新穎的性交本身的描寫。蓋因僅僅採補術與春方二事，在描寫上頗嫌單薄，故進而描寫“房術”。此在性交描寫上不能不說是進步，但從此轉入惡魔道，完全喪失了文學的價值了。

唐人創作言情的傳奇小說，極委宛動人，而描寫性慾的作品卻很少。現代人葉德輝所刊書中有《天地陰陽交歡大樂賦》，雲是白行簡所撰，得之燉煌縣鳴沙山石室唐人抄本。此賦專寫性交之樂趣，故曰大樂；首寫新婚之夕，次寫夫婦四時之樂，后則雜寫“婉娩姝姬，輕盈愛妾”，“明窗之下，白晝遷延”，及偷情野合，甚至變態性慾的“男風”，都描寫得淋漓盡致，極類《金瓶梅》中的文字。此賦若真出白行簡手，倒是研究唐代性慾描寫文字的重要材料；但是我很疑葉氏的話，未必可靠。而葉氏跋謂“注（原注）引《洞玄子》《素女經》，皆唐以前古書，……於此益證兩書之異出同原，信非後人所能偽造，而在唐宋時，此等房中書流傳士大夫之口之文，殊不足怪”。竟專以此賦證明《洞玄子》《素女經》（按此二書，本刻在葉氏《觀古堂叢書》中，近又輯刊於《醫心方》中，雖托古籍，實為偽作）。之非偽，尤叫人犯疑。考白行簡是白居易弟，字知退，貞元末進士，事迹附見白居易傳。行簡有集二十卷，今已不存；其他文字，有《李娃傳》見於《太平廣記》（卷四百八十四），《三夢記》見《說郛》，風格意境都與《大樂賦》不類。《李娃傳》言滎陽巨族之子奉父命入都應試，游於倡女李娃，貧病困頓，至流落為挽郎，復為父偵知，撻之幾死而棄於路旁。既而創傷潰爛，同輩患之，復棄之；幸得不死，行乞都中。后大雪夜，至一宅乞食，宅即李娃新居，見而憐之，乃回心相受，勉之學，遂擢第，官成都府參軍。其中毫無性慾描寫，事迹曲折而動人同情，極纏綿可觀，足稱為言情佳作。所以，要說作《李娃傳》的人同時會忽然色情狂起來，作一篇《大樂賦》，無論如何是不合情理的。至於《三夢記》述三人之夢，幻異可喜，非但沒有一毫色情狂的氣味，更與性慾無關。昔楊慎偽造《雜事秘辛》，袁枚假託《控鶴監記》，則《大樂賦》正同此類而已。

四

據上所述，足知宋以前性慾小說大都以歷史人物（帝皇）為中心，必託附史乘，尚不敢直接描寫日常人生，這也是處在禮教的嚴網下不得已的防躲法。而一般小說之尚未脫離Romance（即專以帝皇及武俠士為題材的小說）的形式亦為原因之一。直至《金瓶梅》出世，方開了一條新路。

《金瓶梅》於明代萬曆庚戌（一六一○年）始有刻本，作者不知何人；相傳謂是王世貞，則因沈德符《野獲編》雲出嘉靖間大名士手，故世人擬為王世貞；或謂乃王之門人所作（謝頤序）。此書描寫世情，極為深刻，尤多赤裸裸的性慾描寫。《飛燕外傳》與《迷樓記》等皆為文言作品，《金瓶梅》乃用白話作，故描寫性慾之處，更加露骨聳聽。全書一百回，描寫性交者居十之六七，——既多且極變化，實可稱為集性交描寫之大成。全書事實，假《水滸傳》的西門慶為線索。故事的開端即為西門慶私通潘金蓮，鴆死武大，占金蓮為妾。后武松來報仇，尋西門慶不獲，誤殺李外傅，刺配孟州；西門慶由此益放恣。有李瓶兒者，其夫花子虛故與西門慶相識，家資富有；西門慶陰使黨羽勾花子虛嫖娼，而自與李瓶兒私通。

后花子虛以虛症死，瓶兒遂挾家產歸西門慶為妾。西門慶又娶孀婦孟玉樓，亦有私財甚多。因此西門慶愈縱慾無度。復得胡僧春藥，淫心益熾；家奴頗有姿色者，無不私通。潘金蓮因善媚，尤得寵。一夕，西門慶醉歸，金蓮以胡僧春藥七丸進之，狂盪竟夕，西門慶竟脫陽而死。從此西門慶家一天一天的敗落。潘金蓮及其婢春梅與慶婿陳敬濟私通，事發被斥賣；李嬌兒孟玉樓等亦下堂求去。慶妻吳月娘后帶兒子孝哥避金兵，欲奔濟南，路遇普凈和尚，引至永福寺，以因果現夢化之，孝哥遂出家。

《金瓶梅》出世后，就有許多人摹仿。萬曆時有名《玉嬌李》者，雲亦出《金瓶梅》作者之手。此書今已失傳，沈德符曾見首卷，謂“穢黷百端，背倫蔑理……然筆鋒恣橫酣暢，似尤勝《金瓶梅》”。至於書中故事，則托為因果報應，與《金瓶梅》中人物相呼應。又有《續金瓶梅》，題“紫陽道人編”，實出清初山東丁耀亢手。全書命意與《玉嬌李》彷彿，亦述《金瓶梅》中人物轉生為男女，各食孽報。描寫性慾，亦仿《金瓶梅》，然而筆力不逮。

何以性慾小說盛於明代？這也有它的社會的背景。明自成化后，朝野競談“房術”，恬不為恥。方士獻房中術而驟貴，為世人所欣慕。嘉靖間，陶仲文進紅鉛得幸，官至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少傅少保禮部尚書恭誠伯。甚至以進士氣家的盛端明及顧可學也皆藉“春方”——秋石方——才得做了大官。既然有靠房術與春方而得富貴的，自然便成了社會的好尚；社會上既有這種風氣，文學裏自然會反映出來。《金瓶梅》等書，主意在描寫世情，刻畫頹俗，與《漂亮朋友》相類；其中色情狂的性慾描寫只是受了時代風氣的影響，不足為怪，且不可專註重此點以評《金瓶梅》。然而後世摹仿《金瓶梅》的末流作者，不能觀察人生，盡其情偽，以成巨著，反而專註意於性交描寫，甚至薄物小冊，自始至終，無非性交，這真是走入了惡魔道，恐非《金瓶梅》作者始料所及了。這一類小書，在印刷術昌明的今日，流傳於市井甚盛；他們當然不配稱為性慾描寫的文學，並且亦不足為變態性慾研究者的材料。其中有《肉蒲團》一書，意境稍勝，其宗旨在喚醒世人斬絕愛欲，所謂“須從《肉蒲團》上參悟出來，方有實濟”，所以特地描寫淫褻之事，引人入勝，而後下當頭棒喝。

但是此書不多的篇幅仍舊自始至終幾乎全是描寫性交，不曾於性交之外，另寫社會現象；這便是一個極大的缺點，很減低了它的價值的。

五

在中國的性慾小說里，很顯明的表現出幾種怪異的特點：一是根原於原始人的生殖器崇拜思想的採補術。原始人不明白生殖機能的科學的意義，看見兩性交媾而能生子，覺得是神秘不可思議的怪事，因而對於生殖器有一種神奇的迷信；這在原始時代並不為奇；但是中國卻在文化昌明以後，還保存着這種原始思想，且又神而明之，造成了“採補術”的荒謬觀念。所謂黃帝御千女而得仙去等等讕言，遂成為採補術的歷史的根據。幾乎中國歷史裏無一時代沒有這等採補術的妖言在社會上或明或暗的流傳。漢唐明的方士就是採補術的創造者與宣傳者。他們不明白性交的生理的作用，以為男女的精液是一種最神奇的寶貝，妄想在性交時吸取對方的精液以自滋補，甚至可以長生不老；他們——方士們，造作這些奴言，一半固在衒世欺人，而一半亦正自欺。但採補術還帶有神秘性，傳授者難掩其偽，學習者苦於渺茫無速效；於是有依據了採補術的原理，想直接應用男女的精液的邪說出來。《野叟曝言》中謂李又全飲男子精液后即能壯陽縱慾，明代方士以處女月經煉紅鉛，都是例證。此可名為採補術的平凡化。然而愈加醜惡不近情理了。大概在古代的性慾小說內，多寫左道的神秘的採補術，而在近代的性慾小說內卻只有飲人精液一類的平凡的採補術了。

二是色情狂——幾乎每一段性慾描寫是帶着色情狂的氣氛的。色情狂的病態本非一種，而在中國性慾小說內所習見的是那男子在性交以使女性感到痛苦為愉快的一種。《金瓶梅》寫西門慶喜於性交時在女子身上“燒香”，以為愉快。而最蘊藉的性慾描寫，也往往說到女性的痛苦，襯出男性的愉快。

三是果報主義。描寫極穢褻的事，偏要頂了塊極堂皇的招牌——勸善；並且一定是迷信的果報主義。好淫者必得奇禍，是一切性慾小說的信條——不問作者是否出於誠意。為了要使人知道“好淫者必得奇禍”而作性慾描寫的小說，自然是一樁有意義的事。但是不使淫者受到社會的或法律的制裁，而以“果報”為懲戒，卻是不妥。因為果報主義托根於迷信鬼神，一旦迷信不足束縛人心，果報主義就失了效用。那時候，勸善的書反成了誘惡。

上舉三項，勉強可以包括中國性慾小說的一般面目了。就我所知，這三者確可算是中國性慾小說特具的特點。色情狂的描寫，固然在各國性慾文學內多常見之，然如中國性慾小說之無往而非色情狂——無色情狂即無性慾描寫——卻也是獨特的。至於採補術與果報主義，不用說，可稱為“國粹”。

又如繪聲繪影的性交描寫則我已說過，竟是中國的特產。

所以我們不能不說中國文學內的性慾描寫是自始就走進了惡魔道，使中國沒有正當的性慾描寫的文學。我們要知道性慾描寫的目的在表現病的性慾——這是一種社會的心理的病，是值得研究的。要表現病的性慾，並不必多描寫性交，尤不該描寫“房術”。不幸中國的小說家卻錯認描寫“房術”是性慾描寫的唯一方法，又加以自古以來方士們採補術的妖言，瀰漫於社會，結果遂產生了現有的性慾小說。無論如何抬出勸善的招牌，給以描寫世情的解釋，叫人家不當他們是淫書，然而這些粗魯的露骨的性交描寫是只能引人到不正當的性的觀念上，決不能啟發一毫文學意味的。在這一點上，我們覺得中國社會內流行的不健全的性觀念，實在應該是那些性慾小說負責的。而中國之所以全發生那樣的性慾小說，平原因亦不外乎：（一）禁欲主義的反動。

（二）性教育的不發達。後者尤為根本原因。歷來好房術的帝皇推波助瀾所造成的惡風氣，如明末，亦無非是性教育不講究的社會內的必然現象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