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迄今為止，雖然同為《百家講壇》主講人，我和騰飛兄直接見面卻還沒有超過兩次。見面都是在《百家講壇》錄製地的化裝問里，要麼是我在候騰飛兄的場，要麼是騰飛兄在候我的場，都只能匆匆交談幾句。

不過，我間接地見過騰飛兄無數次。只要是他在講，而我又正好在場，我都會和製作人員一起，擠在導播間裏，快樂地沉醉在“袁氏兩宋風雲”里。我們隨着他清晰、風趣、獨特的講述，一同穿越千年的時空，神遊萬里，或喜或悲，或笑或顰，或憂或懼，難以自已。我們的感覺非常一致，都大呼過癮或者不過癮：鏡頭前往往顯得如此漫長的四十五分鐘，在騰飛兄的暉灑演繹之下，竟如雲煙電光一般短暫。

我對騰飛兄佩服而且感激。為什麼佩服？同為教師，我們都知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論語·雍也》）乃是走向學問人生的最有效、最理想的途徑；而引導學生由“樂”入“好”，由“好”人“知”，更是普天下所有負責任的真正的教師，都應該追求的教學的至高境界。“快樂學習”絕對不是靠大力提倡就可以做到的，我們需要對教與學的關係進行認真的思考，在教學過程中全身心的投入，在課內課外不懈的探索，尋求接近最有效的講授技巧，以期臻於教學圓融之境。畢竟，把學生講厭了，把學生講睡了，把學生講跑了，無論對教，還是對學，都是一種可悲的失敗，都是對生命的浪費。騰飛兄正是一位真正的教師，他具備使學生“快樂學習”的能力，也因此擁有了自己的獨特魅力。同樣是教師，騰飛兄身上就有很多值得我學習的地方。就我所知，也正因為如此，騰飛兄才進入了《百家講壇》的視野，得以在《百家講壇》上展示自己的風采。

為什麼感激？我畢業於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梵文巴利文專業，又濫竽大學歷史學系古代思想史教研室教席多年，一直在當今中國乃至世界的時代潮流的邊緣地帶學習、工作和生活。我深切地知道，以文、史、哲為主幹的傳統人文學科是多麼的冷清寂寞，基本不是青年學子們的第一選擇。近幾年來，隨着傳統文化熱的興起，這方面的情況逐漸有所改觀。如此的變化是非常可喜的，《百家講壇》居功甚偉。我遇見過好幾位學生，就是因為聽了《百家講壇》而決定了學科專業的。然而，隨着文化軟實力建設的迫切性以及傳統文化資源的重要性日益得到體認，傳統人文學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迫切地呼喚着由“樂”入“好”、由“好”人“知”的莘莘學子。假如沒有像騰飛兄這樣優秀的中學教師，再迫切的呼喚也只能是徒勞無奈的空谷回音罷了。騰飛兄和我，都無非只是文化學術的薪火傳承鏈上微不足道的環節而已，只不過按照現行的教育序列，我的崗位位置確實處於中學教育的下游。那麼，我又怎麼能夠不對源頭活水的上游表示由衷的感激呢？

至於騰飛兄所講的兩宋史事，在中國的歷史上是有特殊的地位和價值的，識者自知，不勞辭費。一代宗師陳寅恪先生在《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裏說過這樣的一段話，值得我們再三誦讀：“吾國近年之學術，如考古歷史文藝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蕩及外緣薰習之故，咸有顯著之變遷。將來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斷論。惟可一言以蔽之曰，宋代學術之復興，或新宋學之建立是已。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后漸衰微，終必復振。譬諸冬季之樹木，雖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陽春氣暖，萌芽習長，及至盛夏，枝葉扶疏，亭亭如車蓋，又可庇蔭百十人矣。由是言之，宋代之史事，乃今日所亟應致力者”。以騰飛兄所講的“兩宋風雲”的紛陳精彩，一定能夠吸引青年學子發願投身建立新宋學的偉業。這樣的成績，又有誰能夠說小呢？

騰飛兄在本書的“後記”里有一段話，特別讓我感佩：“每次高三的孩子畢業的時候，我都會給他們在黑板上寫上一段話，這段話是宋朝的理學家張載說的：讀書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我跟學生講，咱們讀書就要照着張老夫子這四點，其實有的時候我沒有把握有多少人能聽進去，但是我感覺，一屆哪怕有一個孩子聽進去了，我就沒白講。”

張子的“四句教”是中國讀書人未必能至而須臾不忘的精神殿堂。我第一次聽到這“四句教”，是在二十多年前華東師大附中的歷史課上。我的恩師郝陵生先生抑揚頓挫的吟誦至今在我耳邊迴響，浸潤了，當然也影響了我的人生。

我和喜愛騰飛兄的觀眾和讀者一樣，熱切地盼望着《兩宋風雲》的出版。我會在第一時刻將書呈送給已是年近八旬的郝老師。我相信，看到為之傾注了畢生心血的事業有騰飛兄這樣的俊彥接續，恩師一定會寬慰地微笑的。

錢文忠

2009年6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