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講 書生抗金

康王趙構承繼大統，成為了南宋的第一個皇帝，也就是宋高宗。他上台之後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如何穩定人心、穩定局面，因此必須找一個能壓得住台的宰相來幫他。他首先想到的是在東京保衛戰中打退過金兵的李綱。李綱是忠心為國的一介書生，讓這樣一個人做宰相，趙構身邊的那些奸小之徒就坐不住了。有一個大臣就給趙構上疏，因為急於把李綱擠出朝廷，所以一連上疏五次，而且是不擇語言，不擇手段。他說張邦昌為金人所喜，既然封為三公郡王，就應再加同平章事，讓張邦昌做宰相。李綱為金人所惡，雖已命相，應在他到來之前罷掉他，千萬不能讓他當宰相。趙構一聽就不高興了，說我當皇帝，恐怕也是為金人所惡吧，金人更喜歡張邦昌做皇帝，照你這種觀點，我當皇帝是不是也不應該啊？嚇得這個大臣不敢說話了。但是群臣當中，反對李綱做宰相的意見還是很大的，因為李綱性格剛直，得罪了不少人。

李綱來到應天，一見趙構就放聲痛哭，君臣二人緬懷舊事，唏噓感嘆。好不容易才止住了悲痛，趙構問李綱怎麼做才能重振朝綱、安撫百姓。李綱給趙構提了十條意見，這十條意見說穿了就兩個核心。第一個就是要殺掉張邦昌。因為天下百姓、忠臣良民拼死拼活地抵抗金軍，保家衛國，都沒有什麼封賞，而張邦昌這個偽皇帝最後卻封郡王、太宰，這不是有功不賞、有過不罰嗎？所以必須殺掉張邦昌，不殺他不足以振奮天下人的士氣。第二個就是要練兵。練兵之後北伐，迎回徽欽二帝，洗雪前恥。

我們可以想像，趙構滿心歡喜地把李綱召來，目的是想讓李綱幫自己壓住台，好讓天下的臣民將士都聽自己的，都拿自己當皇帝。結果李綱提的十條意見，核心無非就是讓自己出兵，把徽欽二帝接回來。按照正常人的心理來分析，趙構這時候的心情一定低落到了極點。用老百姓的話說，後悔得腸子都青了：我怎麼把這麼個人給弄進來了啊？

李綱這個人，人品是很忠直，但直得過分就有點迂了。他就一門心思要打敗金軍、迎回二聖，誰反對他都不行。遇到意見與他相左的，定要辯個高低，直到跟他一致才肯罷休。但李綱忽略了一個問題，干這些事情是需要錢的，是需要軍需物資供應的。當時山河殘破，生靈塗炭，打仗並非當務之急，怎麼收拾人心、穩定殘局才是至關重要的。另外，李綱黨同伐異，對意見不同的大臣打壓得很厲害。這樣一來，朝廷中反對他的人很多，意見也很大。在李綱的堅持下，張邦昌被賜死。對於張邦昌之死，包括南宋的史學家，都有為張邦昌鳴不平的，說張邦昌雖然僭越，當了逆賊，但實出脅迫。他不是非要上趕着當這個偽皇帝，而且，李綱能夠舉出的實證無非就是他淫亂後宮，跟先朝的嬪妃有過那麼一回事兒，不過那也是在醉酒的情況下發生的。過於剛直就沒法團結眾臣，李綱這種決絕的處事態度，遭到了大臣們的激烈反對。最後，李綱這個宰相做了77天就被罷免了。

趙構立腳尚且未穩，返回北國的金人就已得知自己冊立的傀儡皇帝張邦昌，把皇位拱手讓給了趙氏皇族，並且建立起了南宋政權，因此金軍再一次大舉南下進犯。面對來勢洶洶的金國大軍，趙構該怎麼辦呢？

看到金軍南下，趙構的第一反應就是跑。但皇帝不能叫跑，叫巡幸。當年金軍南下時，徽宗不就是巡幸東南去了嗎？所以他沿着父親指明的道路，也要巡幸東南。從宋朝開始，中國的經濟中心就轉移到了南方，再加上江南地區也沒有遭到戰火破壞，比較富庶，民心還可以收拾，於是他決定去往揚州。金軍攻破汴梁城之後，並沒有在中原駐軍，這還得歸功於張邦昌。當初金國撤軍的時候問張邦昌，要不要留一點人馬幫你看場子？張邦昌當下拒絕，說我們大楚有能力保衛自己，所以金軍就都撤走了。這樣一來，廣大中原地區實際上仍舊掌握在漢人的手裏。高宗皇帝逃到揚州之前，任命宗澤為東京留守，負責防守汴梁。宋朝的軍民百姓們以宗澤為核心，繼續抵抗金軍。

宗澤做了東京留守之後，嘔心瀝血，秣馬厲兵，準備大幹一場，他在給皇帝的上疏中說：“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言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致二聖北遷，宗社蒙恥……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意思是說，金國人一來，奸臣們整天就是嚷嚷着議和，從來沒見朝廷派過一兵一卒去跟金國人決戰，所以造成二聖蒙塵被俘。我雖然駑下怯弱，但願意冒着飛箭滾石，帶領將士抵抗金軍，捐軀報國。這就又回到了老話題，即便你和你手下的將士都願意為國捐軀，可打仗的軍費從哪裏來？所以宋高宗看了宗澤的上疏后，說愛卿忠心可嘉，說完就沒下文了。而且一看到“二聖”這種字眼，宋高宗心裏難免會咯噔一下——又提二聖未還，那你就守在汴梁，替我做第一道抵擋的防線吧。

金軍大舉南下，宋高宗趙構準備逃跑，派出宗澤留守東京，作為抵抗金軍的第一道防線。那麼，面對來勢洶洶的金國鐵騎，宗澤如何才能抵擋住金軍的進攻？在歷史當中，宗澤又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

宗澤是中國歷史上赫赫有名的英雄人物，他是宋神宗年間的進士，本來不通兵事，但史籍記載他“繕城壁，浚隍池，治器械，募義勇”。說他修繕城池，加固城牆，完善守城的器械，還招募地方的精壯，做好守城的準備。從中可以看出，宗澤是靠義勇對抗金國，而不是官軍。義勇就是類似於水泊梁山的好漢那樣的人。因為宋金兩軍不斷交戰，百姓反覆遭到戰火塗炭，於是就自發地組織起來保衛家園，誰來搶就打誰。有的義勇慢慢壯大了，就開始為禍一方。據說當時河西巨寇王善擁七十萬眾，揚言要攻打汴梁城。汴梁城百姓很恐慌，金國人還沒打來，自己的巨寇土匪卻先來了，萬一汴梁城守不住怎麼辦？宗澤說不怕，我去招安他。於是宗澤一人一馬，單騎出城前往王善的巢穴。宗澤見到王善後，說現在金人入境，國家處於危難之中，最需要的就是像王公您這樣的人。現在您不救國不說，還要在背後插一刀子，這算怎麼一回事？您麾下有七十萬眾，為國家建功立業正在此時，萬不能光看眼前利，還得想想身後名啊。您是願意青史留名，還是想遺臭萬年呢？宗澤說得入情入理，王善深為感動，當即表示願意率七十萬眾解甲，聽從宗澤調遣。宗澤招募王善的七十萬義勇，如果真能去跟金國對抗的話，中原地區的戰爭形勢應該會有一個明顯的改觀，但是史書上沒有這方面的記載。不過，毋庸置疑的是，宗澤確實率軍在汴梁城進行了一番激烈的抵抗，拖住了金軍主力南下的步伐。據說宗澤在河北地區威望很高，當地漢人甚至包括金人，都尊宗澤為宗爺爺。

宗澤雖為一介書生，並不通曉軍事，但他卻憑着一顆赤膽忠心，招募義勇，抵抗金兵，贏得了威望。不僅如此，在宗澤的麾下，還有一些為後世所推崇的名將英雄，其中就包括岳飛。那麼宗澤和岳飛，他們倆是怎麼認識的呢？

岳飛開始只是一個小兵或者下級官吏，在違反軍法將受處罰的時候被宗澤救了下來。後來宗澤發現岳飛是個人才，就開始不斷地重用提拔他。

有一天，宗澤把岳飛叫到自己帳中，對他說，你確實英勇善戰，是個可培養的人才，來日必成大器。但是你打仗太隨心所欲，不按章法，不按套路，老這麼瞎打也不行。我這兒有太宗皇帝留下的陣圖，你拿去好好參考參考，學學正規戰法。按照我們今天的話講，宗澤是讓岳飛學學軍校教的那套東西。岳飛接過陣圖，當著宗澤的面草草翻了幾下，就放在了一邊。宗澤很驚訝，問他為什麼不看陣圖。岳飛回答說，兵無常勢，水無常形，戰爭的形勢是千變萬化的，不能全照陣圖來打，要不我們怎麼老打敗仗呢？只要能打勝仗，什麼方法都可以用。宗澤一聽，覺得這年輕人說得有道理，但是轉念一想：岳飛的脾氣也太大了吧，剛立點戰功，就敢頂撞領導，而且還是我這麼大的幹部，他也太目中無人了！於是宗澤就將岳飛推薦到河北都統制張所帳下任職。結果岳飛在張所那裏也是屢立戰功，引起了別人的妒忌和不滿，跟同事的關係搞得很僵，就又回到了宗澤的帳下。從這裏可以看出，岳飛是一個不世出的名將，比較桀驁不馴，不是特別好管。有才能的人恃才傲物，可能大多都有

點脾氣，雖然有些時候領導不得不用他，但是總說領導不如自己的話，領導心裏多少也會有些不痛快。岳飛這樣的性格，為他後面的人生悲劇埋下了伏筆。

除了岳飛，宗澤帳下還有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就是王彥。王彥原來也是義勇，是從義勇當中擢拔出來的，已經做到了統制官，領導部下在太行山跟金軍進行游擊戰。金國的大軍不斷進山圍剿，王彥的部隊打得非常艱苦，所以王彥害怕部下會不堅定，擔心某一天被他們出賣，捆了獻給金國。因此他十分小心謹慎，能不見部下就盡量不見，遇到什麼事都讓傳令兵拿着他的手令去傳達，甚至恨不得一宿換幾個地方睡覺。部下們見不到王彥，都覺得很納悶。有一天，一個部下偶然和王彥相遇，就問王彥為什麼總也見不到他。王彥很委婉地說出了自己的顧慮，部下聽了非常激憤：原來統制官不相信我們！怎麼讓統制官相信呢？大家最後決定，每個人在臉上刺上“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個字，所以王彥的部隊被稱為“八字軍”。中國古代只有犯人才會往臉上刺字，因為《孝經》上講，“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能有絲毫損傷。王彥的部下主動往臉上刺字，就是要表明報國的決心：一定要抵抗金國，決不再讓中原百姓受塗炭之苦。

宗澤一方面招降聚寇，一方面擢拔岳飛，任用王彥，所以當時的中原形勢一片大好。

宗澤招募義勇，充分調動了民間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牽制了金軍，使得中原形勢有所轉機。於是宗澤就給宋高宗上疏，希望他能夠起駕回京。那麼，宋高宗看到宗澤的上疏後會是什麼反應呢？

宋高宗始終不肯相信宗澤，因為宗澤用的人不是他心目中的理想人選，害怕又出現類似於王雲被毆打致死的情況。在宋高宗看來，宗澤這個人有點目無法紀，只想着怎麼跟金國打仗，甚至不聽朝廷的調遣。而且宗澤發動群眾、組織義勇的做法，與宋朝設置軍隊的目的也相悖。宋朝軍隊的戰鬥力之所以弱，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軍隊主要不是用於對外禦敵，而是對內防寇的。現在宗澤把巨寇收編帳下，這對於高宗來說太可怕了，所以宋高宗一直都不理宗澤。宗澤第一道奏摺石沉大海，沒有回復，但他不死心，又上了一道奏摺。宋高宗只是誇讚宗澤忠勇可嘉，就沒下文了。

不但宋高宗不聽宗澤的，身邊的大臣們也跟宋高宗講宗澤的壞話，說他一介書生，原來不過是磁州的知州，現在委任他做東京汴梁的留守，他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就擁兵百萬，萬一有朝一日造反怎麼辦？這句話正好戳到宋高宗的心尖上了。包括以後宋朝名將們的悲劇，也都是由皇帝的這個心結擴展出來的。我們知道，宋朝尚文不尚武，皇帝最擔心的就是武將不忠、造反，怕武將有朝一日像太祖得天下一樣被擁立為皇帝。前朝這種事太多了，所以宋朝千方百計把兵權集中在朝廷手裏，集中在皇帝手裏。名將們無一例外地被削奪兵權，甚至被殺害。國家有難，各地義軍風起雲湧。宗澤招募義勇抵抗金人，單騎便招降七十萬人，而且完全效忠聽命於他。在這種情況下，宋高宗恐怕心裏早已開始打鼓：萬一宗澤造反怎麼辦？他要在中原割據怎麼辦？就算他不反，但他一心想的是要迎回二聖，要我把父兄救回來，這種人我能重用嗎？宋高宗感覺宗澤的勢力對自己構成了威脅，對宗澤的態度日趨冷淡。

宗澤一心為國，而皇上卻對他日漸疏離，他不明就裏，一急一愁，就發了重病。當時宗澤已經六十多歲了，早已是白髮將軍，他隱隱感覺自己來日無多了。眾將來探望，他強打起精神，跟眾將們說了這麼幾句話：“我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如能殲敵，則我死亦無恨！”宗澤到死都為徽欽二帝蒙塵而憤憤不平，希望將士們能夠奮勇殺敵，他便死而無恨了。眾將聽后，非常感動，痛哭流涕，表示一定儘力完成他的遺願。眾將退下之後，宗澤再無他語，只是反覆吟誦杜甫寫諸葛亮的兩句詩：“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最後，這位書生名將三呼“過河”而去。他至死念念不忘的，還是要渡過黃河，打敗金兵。

中國歷史上的忠臣們，尤其是宋朝以後，都有這樣一種觀念：平時袖手談風月，臨事一死報君王。平時不習武，而是流連於詩酒歌舞、風花雪月；一旦國難當頭，則一死報君王。這種行為確實氣節可嘉，但結果又能怎麼樣呢？細數我們崇拜的那些留名於青史的忠臣們，絕大多數都是失敗者。飲鴆就戮，從容赴死，喊兩句口號，看似厲害，但這樣的死有用嗎？真正地考究起來，結果往往是殘酷的——這種行為於國事無補。宗澤除了有以死報國的氣節，還用行動將中原形勢經營得一片大好，這實在是很不容易。

宋高宗不接受宗澤的建議，除了出於防範宗澤之外，他最隱秘的心結在於他父親和哥哥的問題上，在於他的法統和出身上，在於從小他們母子的那種唯唯諾諾，甚至可以講是寄人籬下的感覺上。平時他母親不受寵，自己也遭到父皇、皇兄的冷遇。一旦遇到危難，父兄就想起他來，危難一解除，籠罩在他身上的光環立刻褪去，他又恢復到以往的平庸和低下。這個時候的宋高宗，心理跟當年出使金營的豪氣干雲，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雖然僅僅是過去了一年多點的時間。而且宋高宗可能也嘗到了做皇帝的快樂，嘗到了皇權帶來的好處，更不想把皇位交出去，所以宗澤也只能是含恨而終。

宗澤死後，中原的大好形勢全面崩潰。金軍進一步加強了進攻，一心要滅掉新建立的南宋政權。而此時的宋高宗，卻只知道一味逃跑，這時又有人給他上書勸諫，那麼這個大膽上書者是誰？他最後又落下個什麼樣的結局呢？

宋朝的中央官學叫做太學，當時有一個叫陳東的太學生上書宋高宗，勸諫高宗要以宗廟社稷、黎民百姓為念，不能總是逃跑。除了陳東，還有一個叫歐陽澈的百姓也給宋高宗上書。從這點我們可以看出來，宋朝的政治環境是比較寬鬆的，因為太祖皇帝留有遺訓：不殺士大夫，不殺上書言事者。任何人給皇帝上奏摺，不管對國家的戰守大計，還是朝廷的大政方針提出自己的看法，都是沒有死罪的。所以連一個沒有品級的太學生，一個普通老百姓都可以勸說皇帝不要跑。

只是宋高宗去心已定，這兩個人的上書把他給惹怒了。宋高宗身邊那些一貫反對打仗，主張議和的奸臣們，看出龍顏不悅，便見風使舵地討好皇帝說，隨便一個讀書人、一個老百姓，都想對國家大政品頭論足，任意指摘，此風不可長。宋高宗問應該怎麼辦，奸臣神情肅殺，以手作砍殺狀。宋高宗沉吟半晌，反覆權衡利弊：他們只不過是勸我別跑，殺了他們有違祖例，恐遭人詬病；只是如果此例一開，誰都對大政方針任意指摘的話，以後必定導致皇上詔命、朝廷意旨雖令不行。此時，王雲慘死於百姓拳腳棍棒下的情景又浮現在了宋高宗眼前，宋高宗心底冒起一股涼氣，於是下令殺掉這兩個人。

應天府的府吏去陳東家裏緝拿他時，陳東正在讀書，他一看來人，就知道是怎麼回事了。陳東說，你們別著急，我肯定跟你們走，不過我得先飽餐一頓。他吩咐家人炒菜燙酒，然後自斟自飲起來。用過酒菜，陳東說要去趟廁所，小吏面露難色，擔心他趁機逃跑。陳東哈哈大笑，說我好漢做事好漢當，說了跟你們走就一定跟你們走，不用多慮。最後，陳東被帶到了應天府，不久便被處斬。後來，歐陽澈也遭到了同樣的處置。

宋朝本來是一個言論自由、思想開放的王朝，而且不殺士大夫，不殺上書言事者。但陳東二人被殺，卻開了一個惡例。後來主和派之所以能夠控制話語權，能夠鉗制言論，就跟這件事有關。中國古代人分四等，即士、農、工、商。宋高宗忘了一點，陳東是太學生，代表的是士林；歐陽澈是平民百姓，代表了農民，處斬這兩個人，就把士林和農民都給得罪了。而且宋高宗遲遲不去迎回二聖，不思恢復中原，寒了王彥、王善等中原志士們的心；宗澤三呼“過河”而亡，朝廷沒有任何錶示，寒了守城將領們的心；主戰派連連上疏要求高宗回來，高宗都不回來，寒了抵抗派的心。宋高宗的身邊，就只剩下一群主和派和宦官，他處在一種空前孤立的狀態下，真正成了孤家寡人、光桿司令了。在國家危難的情況下，宋高宗把不該得罪的人全得罪了，實在不是明智之舉。宋高宗處在一種沒有安全感的狀態中，對任何人都抱有戒心，而且父兄巨大的陰影又籠罩着他，他是在這樣一種環境下熬過了一天又一天，所以我們就可以理解他為什麼會有之後的所作所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