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節
他很得意自己的判斷得到了現實的驗證。他沒有讀過歷史，也沒有研究過社會發展史，他只是看過好多古典傳統的秦腔戲，他對歷史的了解以及對歷史人物的評價，都是以戲的內容為依據的，而且拿那些戲所給予他的影響來評價現實生活，有些很對，有些也就偏狹了。
“你看嘛！現時給人家平反，啥意思？”馬羅盯着我，依然很得意，“我說么，為人在世，不管刮啥風，下啥雨，以實為實總也沒錯兒，你耍心眼搞下虛虛套套的假事，害了人，終究不得長久喀！”
我很同意老漢這種觀點（權且稱作觀點），而且深有同感，附和他說：“對！實際上就是要實事求是。”
“有的人一遇運動，就瘋張起來了，把實事求是當口訣兒念，實際盡搞虛套子。”馬羅老漢有點憤憤然了，“‘四清’那年，惠家莊那個‘運動紅’，跑到我的庵棚里，要我寫個材料，證明給惠暢他爸熬過長工。我給他說，我確實熬了一輩子活，可不是給惠暢他爸熬活，我在河北那家財東家，一直熬到解放。那小子還要纏我，我罵他，‘甭給人捏包子噢！包子是虛的，終究要從心裏臭的！’”
“看咋着？”馬羅更加得意，“我當初要是給人家捏下假事，現在有啥臉面跟人家惠暢父子說話？你看吧！那個‘運動紅’而今黑下來了，我聽人說，他今日鑽在屋裏沒出門……”
那個被馬羅老漢卑稱為“運動紅”的人，自然是那位團支書了。我已不年輕，經歷了世事，心中此刻倒也平靜。這就是生活，生活就是這樣。生活中有惠暢的落難，也就必然有團支書那樣的亂世英雄，也不會沒有馬羅老漢這樣用良心和傳統道德的盾牌抵擋了襲擊的人。
他已經年近七十，仍然住在河灘上揚樹園子中間的庵棚里，隊上幹部讓他搬回村裡去，他不願意，說是在河灘清靜慣了，倒不能忍受村子裏的嘈雜。我不好意思再問他的那位阿克西尼亞的情況，因為他畢竟是鬍鬚花白的老者了。我對他的那個庵棚又頓生留戀之情，我和惠暢畢竟在那裏度過最舒暢的月夜，保留着一種令人眷戀的浪漫色彩，我說：“馬羅大叔，今天我順路回家，晚上到你的庵棚去，咱們和惠暢放開啰，讓他帶上板胡，我想聽你的亂彈了！”
“好！惠暢今日平反，我給他放一聲火銃！”馬羅老漢也興緻大發，“為惠暢嗚冤放炮！”
平反大會直開到太陽偏西，會後，我和老肖一行四人，一齊擁擠進惠暢的廈屋。
那張老式抽斗條桌，依原樣擱着，那隻紅漆暗淡的板櫃，也依原來的位置放在背牆根下，牆上掛着大鋸小鋸，牆根的小木箱裏裝着刨子、鎚子、鑿子、鑽子，屋裏有一股淡淡的木質的氣味。桌子上只有一個墨水瓶，使人還能想到這是一位發表過小說與筆墨為伍的人。
“你最近儘快寫出一篇小說，或者散文，寄給我。”老肖對惠暢說，“我們加一條按語發出去，在報上再給你平一下反。”
“我已經寫下一篇了。”惠暢也很興奮，“二十年沒動筆，盡跟斧頭鋸子打交道，寫起來好難哪！心裏踴躍，臨到提起筆來，沒詞兒了！我耽擱得太久……”
“原來的基礎還是在嘛！多多寫吧！”文教局副局長鼓勵他，一片坦誠，隨之又指示文化館趙館長和我說，“惠暢有啥創作上的困難，要盡量想法解決……”
秀花臉上和頭髮上落着燒鍋時的柴灰，送來茶水，又忙着拉風箱做飯去了。作為一個家庭主婦，大約十幾年來第一次接待這樣多的城裏幹部，她很快活，也很拘謹，完全亂了手腳，燒鍋也燒不出旺火來，柴煙從小灶房的椽眼裏泄出來，她自己也被嗆得淚汪汪的。
“稿子給我帶走吧！”老肖說。
“不好……”惠暢拉開抽斗，取出稿子，交給老肖手裏時，有點惶惶，“你要多指正。”
我們四個人，說了許多重複的鼓勵和安慰惠暢的話，就告辭了。惠暢送我們出門時，握手送別，我看到他的眼裏已經潮起的紅絲兒，有點笨拙地伸出那隻已經變形的粗糙的手，和客人一一握過，站在那兒倒說不出話了。
秀花拍打着圍腰布上的麵粉末兒，有點懊喪地抱怨我：“你是熟人，也裝起客氣來咧！讓我擀下那麼多面，可怎麼辦？”
省報編輯老肖打來電話，有關處理惠暢那篇槁子的事，想徵求我的意見。他以令人感動的惋惜的口氣告訴我，稿子寫得不理想。發吧，質量不過關；不發吧，作者屬於令人同情的一種特殊狀況。他的心裏十分作難，而偏於退稿的傾向卻是明顯的，而且要我給惠暢做些解釋。
“爭取發了！”我幾乎在懇求老肖，“如果質量差點，讀者可以原諒的。他現在需要鼓勵，需要聲援，哪怕刪得只發一千字，就是最好的鼓勵和支持……”
“我知道……”老肖聽完我的話，更加難為情地說，“我是編輯，得為讀者負責……”
我體察了一個老編輯的責任心，就不好再使他作難。稿子終於沒有發出去。他把原槁退給我，並附寄一件誠懇委婉的長信，讓我一併交給惠暢，再做些解釋工作。
我看了這件退稿，稿子的確是差些。奇怪的是，他受了那麼多苦難，而他的稿子卻仍然是寫一位愛隊如家的老隊長。《小河秋高》寫的是一位鐵面無私守護集體財產的老貧農。這兩篇作品基本相似他的筆調，仍然是60年代那些報刊上常見的筆調，在傷痕文學席捲文壇的時候，顯然覺得它太淺了，同時也使我看到，現在文壇上冒出的一批新作家，較之惠暢60年代發表的作品，起步要高過不止一個台級……
他騎着自行車到縣文化館來了。我在院子裏瞅見他，自行車後頭的衣架上，捆縛着一摞短木頭。坐到我的房子裏，他說今日到縣上的農貿市場，買下幾節圓木，正好可以作大衣櫃的材料。他又從提兜里掏出兩篇槁子，交給我說：“你給看看，怎麼修改。”
自行車后架上載着他割制傢具的木頭，車頭上掛着的提包里裝着小說稿子，無須細問，我就可以想像出來他在怎樣生活和追求着文學。
“還是你念吧！”我說，“你來一次縣上很不容易，咱們當面聽了談意見。”
“你看吧。”他有點不好意思，不念。
人真是有一種對過去習慣的特殊心理，稍有改變，就使人產生明顯的對比的差別，並因此而有許多聯想。惠暢過去給我讀他的新作而不讓我親自去看，似乎習以為常了，現在他不念，一定要我自己去讀，而且臉上少了點自信而多了一點說不清的表情，令我心裏反而難受了。
他坐下喝水，抽煙，翻閱着我桌子上堆積的雜誌。我就認真地讀着他的小說稿子。
兩篇小說稿子接近讀完，我的心裏難受起來，與省報老肖退給我的那篇擱一起考慮，我便覺得心情沉重起來。我不能不承認，他的文學的表現方式和表現能力，依然停留在60年代他寫作《小河秋高》的水平上，依這樣的水平寫出的作品，要滿足70和80年代交接時期的讀者的審美胃口，顯然是不行的，我知道了，十多年以來，他是着實與文學相隔太遠了，現在所要努力的側重面，應該在哪裏呢？
“我可以看出，你覺得作品太差。”他笑着說，“我知道我的稿子的實際。你不要難為情，敞開說，我都能接受。”
我總也不能敞開說，更不能像20年前我們所發生的毫無忌諱的爭論那樣，那樣的氣氛無法形成了。我終於決定以說長處為主，然後勸他多讀些書，把近年間新出版的中外優秀作品介紹給他。我總怕因為語言不當而使他泄氣，所以連自己也覺得莫名其妙地欲言又止，說不順暢。
“你怕我灰心，所以不敢直言。”他說，“不過，稿子差勁我是有自知之明的。你放心，我現在的勁頭，比60年代那時候還大！現在文藝界的興旺景象簡直叫人睡不着啊！我拚死也要……”
我雖然在鼓勵他，其實自己心裏也不踏實，我深知，他要在當今的文壇上露出頭角，不會是半年八個月的事，那麼，他現在有沒有長期苦鬥的耐心？
他的信心很足，說他已經和秀花談妥，家務事由她包攬，騰出他來看書和學習。他說他將豁出三年時間，從基本功上練起，爭取三年以後大見成效。“大見成效”是當時國內建設的口號。他對個人事業的追求毫不動搖，信心百倍。
兩個月後，正值暑期，文化館決定舉辦一次全縣業餘作者的創作會議，邀請本省近年間湧現出來的幾位青年作家講創作經驗，好多本縣的文學青年聞訊后奔走相告。開會的第一天，就出現了沒有通知的文學愛好者要求參加會議的矛盾，弄得籌備會議的我和館裏的其他幾位同志措手不及。可是，惠暢卻沒有來報到。
午飯時，我從縣招待所回到文化館，接到一封信，一看那飛揚的筆跡，我就猜出是惠暢的信了。是他病了呢？還是家裏有事拖累？打開信封，他卻寫着讓人傷心的話：
我不能參加創作會議，儘管是十分難得的機會，我要去一家工廠做工。工廠蓋新樓，我與幾個木工包攬了窗子和門的活路，有一筆收入。我現在無法放下刨子，暑假快完了，孩子上學要交學費、灶費，三個孩子需得近百元，我得去給他們掙回來，好讓孩子高高興興去上學。這是最急需解決的問題。
我向省內外的雜誌投遞過七八篇小說了，全都完璧歸趙了。我現在不能不從實際考慮，先放下鋼筆，撈起刨子……
我在縣上的創作會議結束之後，就寫了一份申請報告去找文教局局長，我想應該給惠暢訂一份合同，讓他到文化館來管理圖書，有一點固定收入，好應付家庭日常用度，使他能夠擱置下鋸子和刨子，拿起鋼筆來。
文教局局長同意我的意見，在我的申請報告上籤了字。我就到勞建局去辦理手續。
勞建局郝局長接過我的申請報告，只看了一眼，就把老花眼鏡摘下來，擱到桌子上，順手拿起一份鉛印的文件，遞給我，笑笑，沒有說話。
這是一份由市政府發下的文件，要求縣、區以下的機關和工廠全部清退所使用的農業人口的合同工，空缺下的名額用來安排城市待業青年。勞建局長向我攤開雙手，做出愛莫能助的表情，就把申請報告送還給我了。我也沒有說一句話，禮節性地向他點點頭，就把那份申請報告塞到褲兜里，走出縣政府辦公大樓。沒有辦法，惠暢看來還得玩他的鋸子和刨子！
我走在塵上飛揚的古老縣城的水泥街道上，朝文化館走去。此刻，我深切地感覺到了：文化館——這個被一些注重權益的人放不進眼睛的閑事單位，對我來說，實在是僥倖的理想王國了……
我應邀到市裡一個劇院去講創作體會。
誠惶誠恐，惶恐不安，先一夜竟然嚇得失眠了；無論何時，無論何地，一當我想到要面對千餘雙各種各樣的眼睛，我就惶惶然起來。似乎只有在這時候，我才覺得應該讀的理論書卻沒有讀，應該有更好的作品寫出來而沒有寫出，才造成這種理不直而氣不壯的誠惶誠恐的畏縮心理。
我終於走上千餘人的大劇院的講台了。我索性誰也不看，先用一根煙來鎮靜一下……
我剛才走向講台的一瞬，突然記起我和惠暢那年來聽老肖做《散文散談》的文學講座的事，我那時坐在後排聽眾座位上，誠惶誠恐，十分自卑；而今我來到講台上的時候，心裏依然自卑、畏懼；我的不知怎樣形成的這種根深蒂固的自卑心理啊！
我不知我是怎樣講完的，只是在台下響起一片活動座椅的龐大的響聲之後，我才覺得我屬於自己了，這當兒，從台下湧來一夥青年，要我簽名留念……
我和主持這場講座的文聯的老張從後台偏門走出去，就進入一條背巷，我無法相信，老張竟然說我講得不錯，很實際，我只信他是出於鼓勵我。
他約我到附近的一家小吃館吃中飯。我跟他剛走到小巷裏，惠暢卻迎面走來。
“你怎麼在這兒？”
“我來聽你的報告。”
“你聽我的什麼胡扯……”
“嗯……”
我們走進小飯館了。老張去交錢買飯，我和惠暢坐在桌旁閑聊。
他穿着一件破舊的細帆布料工作服，胸膛上尚有黃色的廠名，他說是工廠里給他照顧的一件工作衣。他大概是剛從木工車間裏來的，身上散發出一股松脂的氣味，衣服皺摺着，夾着鋸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