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尚考察醫學的人文品格

時尚考察醫學的人文品格

現代人是越來越離不開醫院了。從前,人在土地上生息,得了病也只是聽天由命,順其自然。現在,生老病死,每一環節幾乎都與醫院難解難分。我們在醫院裏誕生,從此常常出入其中,年老時去得更勤,最後還往往是在醫院裏告別人世。在我們的生活中,醫院、醫生、醫學佔據了太重要的位置。

然而,醫院帶給我們的美好回憶卻是如此稀少。女人分娩,病人求醫,老人臨終,都是生命中最脆弱的時刻,最需要人性的溫暖。可是,在醫院裏,我們很少感覺到這種溫暖。尤其在今日中國的許多醫院裏,我們感覺到的更多是世態炎涼,人心冷漠。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醫院如今是最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之一。

一個問題使我困惑良久:以拯救生命為使命的醫學,為什麼如此缺少撫慰生命的善意?沒有撫慰的善意,能有拯救的誠意嗎?

正是在這困惑中,甚至困惑已經變成了憤慨、憤慨已經變成了無奈和淡漠的時候,我讀到了劉易斯?托馬斯所著《最年輕的科學——觀察科學的札記》一書,真有荒漠遇甘泉之感。托馬斯是美國著名的醫學家和醫生,已於1993年病故。在他寫的這本自傳性著作中,我見識了一個真正傑出的醫生,他不但有學術上和醫術上的造詣,而且有深刻的睿智、廣闊的人文視野和和豐富的同情心。諾貝爾物理獎得主費因曼嘗言,科學這把鑰匙既可開啟天堂大門,也可開啟地獄大門,究竟打開哪扇門,則有賴於人文指導。我相信,醫學要能真正造福人類,也必須具備人文品格。當然,醫學的人文品格是由那些研究和運用它的人賦予它的,也就是說,前提是要擁有許多像托馬斯這樣的具備人文素養的醫學家和醫生。托馬斯倡導和率先實施了醫學和哲學博士雙學位教育計劃,正顯示了他在這方面的眼光。

在這本書里,托馬斯依據親身經歷回顧了醫學發展的歷史。他不在乎什麼職業秘密,非常誠實地告訴我們,直到他青年時代學醫時為止,醫學在治療方面是完全無知的,唯一的本領是給病人吃治不好也治不壞的安慰劑,其效力相當於宗教儀式中的符咒。最高明的醫生也不過是善於判斷病的名稱和解釋病的後果罷了。一種病無論後果好壞,醫生都無法改變它的行程,只能讓它自己走完它的行程。醫學之真正能夠醫治疾病,變得名副其實起來,是1937年發明了磺胺葯以後的事情。在此意義上,托馬斯稱醫學為“最年輕的科學”。

從那以來,人類擁有了越來越多的從前無法想像的治療技術。作為一個科學家,托馬斯對技術的進步持充分肯定的態度。但是,同時他認為,代價是巨大的,這代價便是醫療方式的“非人化”,醫生和病人之間的親密關係一去不返了。譬如說,觸摸和談話曾是醫生的兩件法寶,雖無真正的醫療作用,但病人卻藉之得到了安慰和信心。現在,醫生不再需要把自己的手放到病人的身體上,也不再有興趣和工夫與病人談話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種複雜的機器,它們橫在醫生和病人之間,把兩者的距離越拉越大。住院病人彷彿不再是人,而只成了一個號碼。在醫院這個迷宮裏,他們隨時有迷失的危險,不知什麼時候會被放在擔架上推到一個不該去的地方。托馬斯懂得,技術再發達,病人仍然需要醫生那種給人以希望的溫柔的觸摸,那種無所不包的從容的長談,但他知道要保留這些是一件難事,在今天唯有“最好的醫生”才能做到。“最好的醫生”——他正是這麼說的。我敢斷定,倘若他不是一個公認的醫學權威,他的同行一定會對他的標準嘩然了。這沒有什麼可奇怪的,因為制定這標準的那種神聖感情在今天已經成了人們最陌生的東西。

托馬斯還有別的怪論也會令他的同行蹙額。譬如說,他好像對醫生自己不患重病感到遺憾。從前,患重病是很普遍的事情,醫生也不能倖免。現在,由於醫學的進步,這種機會大為減少了。問題在於,沒有親身經歷,醫生很難知道做病人的感覺。他不知道病人受疾病襲擊時的痛苦,面臨生命危險時的悲傷,對於愛撫和同情的渴望。他很容易不把病人當作一個真實的人,而只當作一個抽象的疾病標本,一個應用他從教科書上學來的知識的對象。生病是一種特別的個人經歷,有助於加深一個人對生命、苦難、死亡的體驗。一個自己有過患重病經歷的醫生,往往是更富有人性的。所以,托馬斯半開玩笑地建議,既然現在最有機會使人體會生病滋味的只有感冒了,在清除人類其他疾病的進程中,就把感冒保留下來吧,把它塞進醫學生的課程表裏,讓他們每年兩次處在患流感並且受不到照顧的境地,這對他們今後做人和做醫生都有好處。

很顯然,在托馬斯看來,人生體悟和人道精神應是醫生的必備品質,其重要性至少不在醫術之下。其實道理很簡單,醫生自己必須是一個人性豐滿的人,他才可能把病人看作一個人而不只是疾病的一個載體。

托馬斯畢生從醫,但他談論起醫學之外的事情來也充滿智慧。我只舉兩個例子。

其一是關於電腦。他說,人腦與電腦的區別有二,一是容易遺忘,二是容易出錯。這看起來是缺點,其實是優點。遺忘是自動發生的,這使我們可以不費力氣就把多餘的信息清除出去,給不期而至的好思想騰出空間。倘若沒有這樣的空間,好思想就會因為找不到棲息地而又飛向黑暗之中。讓關係出錯更是人腦的一個美妙天賦,靠了它我們往往會有意外的發現,在沒有關聯之處邂逅嶄新的思想。這兩個區別說明了同一件事,便是電腦的本領僅到信息為止,人腦的本領卻是要讓信息導致思想。電腦的本領常常使人驚奇,這很可能使一般人得出電腦勝於人腦的結論,但托馬斯卻從自己的驚奇中看到了人的優越,因為電腦沒有驚奇的能力。

第二個例子是他對女性的評價。他非常感謝女性在幼兒教育方面的貢獻,認為這是她們給予文明的厚禮,證明了她們才是記錄和傳遞文化基礎的功臣。由於女性對兒童的天然喜愛和理解,她們是更善於開啟年幼的頭腦的。他還看到,女性雖然容易為生活中的小事和事物的外表煩惱,但是面對極其重大的事情卻十分沉着。形象地說,女性的頭腦只是外部多變,其中樞卻相當穩定。相比之下,男性的那個深處中樞始終是不成熟的,需要不斷地重新定向。因此,托馬斯相信,在涉及人類命運的大事上,女性是更值得信任的。

這兩個例子都表明,托馬斯對於人性有多麼親切的理解。人腦優於電腦、女性優於男性的地方,不都是在於人性么?我們不妨說,與女性相比,男性的抽象頭腦更像是一種電腦。寫到這裏,我忍不住還要提一下托馬斯的另一個感想,它也許能幫助我們猜測他的智慧的源頭。作為一個醫生,他有許多機會通過儀器看見自己的體內。然而,他說,他並不因此感到與自己更靠近了,相反覺得距離更遠,更有了兩重性。那個真正的“我”並不在這些鬆軟的構件中,其間並沒有一個可以安頓“我”的中心,它們自己管理着自己,而“我”是一個局外人。托馬斯所談到的這個與肉體判然有別的“我”,除了稱之為靈魂,我們就無以名之。不難想見,一個有這樣強烈的靈魂感覺的人,當然會對人性的高貴和神秘懷着敬意,不可能陷入技術的狂熱之中。

我們不可能要求每一個醫生都具備托馬斯這樣的人文素養,這是不現實的,甚至也是不必要的。但是,中國當今的醫療腐敗已經到了令絕大多數人忍無可忍的地步,凡是不享有特權的普通人,在這方面都一定有慘痛或沮喪的經驗。人們之恐懼在醫院裏受到非人道的待遇,已甚於對疾病本身的恐懼。這就使得醫學的人文品格之話題有了極大的迫切性。

毫無疑問,醫療腐敗僅是社會腐敗的一個組成部分,因而其整治有賴於整個社會狀況的改善。但是,由於它直接關係到每一個人的生死安危,醫療權利實質上就是生存權利,所以有理由得到特別的關注。問題的解決無非是從兩方面入手,一是他律,包括醫生資格的從嚴審定,有關醫生責任和病人權利的立法,醫療事故的公正鑒定和制裁等等,另一是自律,即醫生的人文素養和道德水準的提高。

在我與醫院打交道的經歷中,有一個現象令我非常吃驚,便是一些很年輕的從醫學院畢業不久的醫生,顯得比年長的醫生更加冷漠、無所謂和不負責任。有一回,我的懷孕的妻子發熱到40度,住進我家附近的一所醫院。因為青霉素皮試過敏,那個值班的年輕女醫生便一籌莫展,入院數小時未採取任何治療措施。徵得她的同意,我通過電話向一家大醫院求援,試圖從那裏得到某種批號的青霉素,我的妻子當天上午曾在那家醫院注射過這種批號的青霉素,已被證明不會引起過敏。可是,我的聯繫很快被這個女醫生制止了,理由竟是這會增加她們科的電話費支出。面對高熱不退的妻子和吉凶未卜的胎兒,我心急如焚,這理由如此荒唐,使我無法置信,以至於說不出話來。我只好要求出院而去那家離家較遠的大醫院,誰知這個女醫生聽罷,白了我一眼,就不知去向了。剩下若干同樣年輕的醫生,皆作壁上觀,對我的焦急的請求一律不予理睬。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我不得不說出類似情形使我失去一個女兒的遭遇,這才得以辦成出院手續。

記載我的喪女經歷的《妞妞》一書擁有許多讀者,而這些年輕的醫生都不曾聽說過,對此我沒有什麼好指責的。我感到寒心的是,雖然他們名義上也是知識分子,我卻覺得自己是面對着一群野蠻人。直覺告訴我,他們是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讀書生活的,因而我無法用我熟悉的語言對他們說話。托馬斯談到,他上大學時在一家醫院實習,看見一位年輕醫生為一個病人的死亡而哭泣,死亡的原因不是醫療事故而只是醫學的無能,於是對這家醫院肅然起敬。愛心和醫德不是孤立之物,而是在深厚的人文土壤上培育出來的。在這方面,我們的醫學院肯定存在着嚴重的缺陷。我只能期望,有一天,在我們的醫學院培養出的醫生中,多一些有良知和教養的真正的知識分子,少一些穿白大褂的蒙昧人。

199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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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魂只能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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