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

馬橋人對味道的表達很簡單，凡是好吃的味道可一言以蔽之：“甜”。吃糖是“甜”，吃魚吃肉也是“甜”，吃米飯吃辣椒吃苦瓜統統還是“甜”。

這樣，外人很難了解，是他們的味覺的粗糙，造成了味覺詞彙的缺乏？還是味覺詞彙的缺乏，反過來使他們的舌頭喪失了區分辨別能力？在飲食文化頗為發達的中國，這種情況珠為少見。

與此相聯繫的是，他們對一切點心的稱呼，差不多只有一個“糖”字。糖果是“糖”，餅乾也是“糖”，蛋糕酥餅麵包奶油一類統統還是“糖”。他們在長樂街第一次見到冰棒的時候，還是叫“糖”。例外的情況當然也有，本地土產還是各有其名的，比如“糍粑”和“米糕”。“糖”的籠統，只限於一切西式的、現代的至少是遙遠地方來的食物。知青們從街上買回的明明是餅乾，被他們叫作“糖”，總讓人覺得有些不順耳，不習慣。

也許馬橋人以前的吃僅僅要在果腹，還來不及對食味給予充分的體會和分析。很多年以後，我接觸到一些講英語的外國人，發現他們的味覺詞彙同樣貧乏，比如對一切有刺激性的味道，胡椒味也好，辣椒味也好芥末味也好，大蒜味也好，一律滿頭大汗，“hot（熱味）”一下完事。我竊竊地想，他們是否也如馬橋人，曾經有過飢不擇食飢不辨味的歷史？我不會笑話他們，因為我知道飢餓是什麼滋味。我曾經在天黑的時候摸回村，顧不上洗手洗臉（滿身全是泥巴），顧不上拍打蚊子（它們正在密密地撲向我），只是一口氣吞下了五缽飯（每一缽據說是半斤米），吞完了還不知道剛才吃了些什麼，是什麼味道。在這個時候，我什麼也沒看見，什麼也沒聽見，唯一的感覺是腹中的腸胃在劇烈蠕動，一切上等人關於味覺的詞，那些精細的、豐繁的、準確的廢話，對於我有什麼意義？

一個“甜”字，暴露了馬橋人飲食方面的盲感，標定了他們在這個方面的知識邊界。只要細心體察一下，每個人其實都有各種各樣的盲感區位。人們的意識覆蓋面並非彼此吻合。人們微弱的意識之燈，也遠遠沒有照亮世界的一切。直到今天為止，對於絕大多數的中國人來說，辨別西歐人、北歐人以及東歐人的人種和臉型，辨別英國人、法國人、西班牙人、挪威人、法蘭人等民族的文化差異，還是一件極為困難的事。關於歐洲各個民族的命名，只是一些來自教科書的空洞符號，很多中國還不能將其與相應的臉型、服裝、語言、風俗特徵隨時聯繫起來。這在歐洲人看來有點不可思議，就像中國人覺得歐洲人分不清上海人、廣東人以及東北人一樣不可思議。因此，中國人更愛用“西方人”甚至“老外”的籠統概念，就像馬橋愛用甜字。在一個拒絕認同德國的英國人或者拒絕認同美國的法國人看來，這種傳統當然十分可笑。同樣，直到今天為止，對於絕大多數中國人乃至相當多數的經濟學者來說，美國的資本主義，西歐的資本主義，瑞典等幾個北歐國家的資本主義，日本的資本主義，似乎也沒有什麼重要的差別。十八世紀的資本主義，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本世紀戰前的資本主義，本世紀六十年代的資本主義以及本世紀九十年代的資本主義，還是沒是沒有什麼重要的區別。在很多中國人那裏，一個“資本主義”概念就足夠用了，就足夠支撐自己的愛意或者敵意了。

我在美國時讀到過一本反共的政治刊物。我很奇怪，刊物編輯的政治味覺，同樣停留在馬橋人“甜”的水平。比方說，他們時而譴責某共產黨是假馬克思主義，背叛了馬克思主義，時而又譴責馬克思主義（那麼假和背叛豈不是很好？）；一方面揭露共黨分子也有婚外戀和私生子，一方面又一關共黨分子的自我禁慾太壓抑人性（那麼婚外戀和私生子豈不是很符合人性？）。他們不覺得自己有什麼邏輯的矛盾和混亂，只覺得凡是反共的就值得喝彩，就很好，就是甜。也就是在這本刊物上，我讀到一條消息：一個剛從海南島跑到香港的女子，姓陳，宣稱自己是反共義士，被西方一個國家的政府熱情地當作政治難民給予收留和保護。幾個月後，我遇到了這個國家一個使館官員，很為他們的政府感到委屈和氣憤。在餐桌上，我告訴他，我認識這個陳小姐。她在海南島從未參加過任何政治活動，只是組織過一個“熱島文學大賽”，騙取了全國文學青年近二十萬元的參賽費，然後把一大堆參賽稿件丟在賓館裏，一拍屁股捲款逃港。她沒有能夠說服我當她的大賽顧問，但這不要緊，在她的登在報紙上的徵稿廣告上，十幾個她能夠想到的世界當紅的作家，馬爾克斯、昆德拉、略薩等等，居然都成了她的顧問——她差不多想在海南島評出一次超級諾貝爾文學獎。

我的這一番介紹似乎讓使館官員感到困惑，他皺着眉頭說，她也許騙了錢，也許騙得很笨，但這是不是可以看作是一種特殊的政治反抗方式？

他費力地打着手勢。

我沒法把談話繼續下去。我並不想改變餐桌對面這位外交官的政治立場。任何一種嚴肅而恪守和平原則的政治立場，你可以擁護，可以反對，但不能沒有尊重。我只不過是感到一種困難。就像我沒法讓當年的馬橋人從語言上區別各種各樣的“糖”，現在，我也沒法讓外交官區別中國各種各樣的“反抗”。在他眼中陌生而模糊的這個國家，騙錢也是一塊可口的“糖”。則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