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世界
一
我們這裏所說的“世界”，事實上不過是小小的一個鄉鎮，在戰前，鎮上也不過只有幾十戶人家；它的“領空”，連烏鴉都不喜輕易的飛過，因為這裏的人少，地上也自然沒有多餘的棄物可供烏鴉們享用的。
可是從抗戰的第二年起，直到現在，這小鎮子天天擴大，好象面發了酵似的一勁兒往外膨脹，它的郵政代辦所已改了郵局，它的小土地祠已變為中學校，它的擔擔麵與抄手攤子已改為鍋勺亂響的飯館兒，它有了新的街道與新的篾片塗泥的洋樓。它的老樹上已有了棲鴉。它的住戶已多數的不再頭纏白布，赤腳穿草鞋，而換上了呢帽與皮鞋，因為新來的住戶給它帶來香港與上海的文化。在新住戶里，有的是大公司的經理，有的是立法院或監察院的委員，有的是職業雖不大正常，倒也頗發財，冬夏常青的老穿着洋服啷噹的。
我們就把這鎮子，叫作金光鎮吧。它的位置，是在重慶郊外。不過把它放在成都，樂山，或合川附近，也無所不可。我們無須為它去詳查地圖和古書，因為它既不是軍事要地，也沒有什麼秦磚漢瓦和任何古迹的。它的趣味，似乎在於“新”而不在於“舊”。若提到“舊”，那座小土地祠，或者是唯一的古迹，而它不是已經改為中學校，連神龕的左右與背後，都貼上壁報了么？
因此，我們似乎應當更注意它的人事。至於它到底是離重慶有二十或五十里地，是在江北岸還是南岸，倒沒多大關係了。
好，讓我們慢慢的擺龍門陣似的，談談它的人事吧。說到人事，我們首要的注意到這裏的人們的民主精神。將來的世界，據說，是民主的世界。那麼，金光鎮上的人們，既是良好的公民，又躲藏在這裏參與了民主與法西斯的戰鬥，而且是世界和平的柱石，我們自然沒法子不細看看他們的民主精神了。
我們想起什麼，就說什麼，次序的先後是毫不重要的；在民主世界裏，不是人人事事一律平等的么？
讓我們先說水仙館的一個小故事吧。
水仙館是抗戰第四年才成立的一個機關。這是個學術研究，而又兼有實驗實用的機關。設有正副館長，和四科，每科各有科長一人，科員若干人；此外還有許多幹事，書記，與工友。四科是總務科，人事科，研究科，與推廣科。總務科與人事科的事務用不着多說，因為每個機關，都有這麼兩科。研究科是專研究怎樣使四川野產的一包一莖的水仙花，變成象福建產的大包多莖的水仙花，並且搜集中外書籍中有關於水仙的記載，作一部水仙大辭典。這一科的科員，幹事，書記與工友比別科多着兩三倍，因為工作繁重緊要。這一科里的科員，乃至於幹事，都是學者。他們的工作目的是雙重的。第一，是為研究而研究；研究水仙花正如同研究蘋果、小麥與天上的彗星；研究是為發揚真理，而真理無所不在。第二，是為改良水仙花種，可以推銷到各省，甚至於國外去，以便富國裕民。假若他們在水仙包里，能發現一種維他命，或者它就可以和洋芋與百合，異曲同工，而增多了農產。
研究的結果，由推廣科去宣傳、推銷，並與全世界的水仙專家，交換賢種。
水仙館自成立到現在，還沒有找到一顆水仙。館長是蒙古人，沒看見過水仙，而研究員們所找到的標本，一經簽呈上去，便被館長批駁：“其形如蒜，定非水仙，應再加意搜集鑒別。”
副館長呢，是山東人，雖然認識水仙，可是“其形如蒜”一語，傷了他的心。山東人喜歡吃蒜，所以他以為研究與蒜相似的東西，是有意諷刺他。因此，他不常到館裏來，而只把平價米領到家中去，偷偷的在挑揀稗子的時候，吃幾瓣大蒜。
館裏既然連一件標本還沒有，大家的工作自然是在一天簽兩次到，和月間領薪領米之外，只好閑着。在閑得膩煩了的時候，大家就開一次會議；會議完了，大家都感到興奮與疲乏，而且覺得平價米確實缺乏着維他命的。
不過，無論怎麼說吧，這個機關，比起金光鎮的其他機關，總算是最富於民主精神的，因為第一，這裏有許多學者，而學者總是擁護自由與平等的，第二，館長與副館長，在這三四年來，只在發脾氣的時候，用手杖打過工友們的腦殼，而沒有打過科長科員，這點精神是很可佩服的。
在最近的兩次會議上，大家的民主精神，表現得特別的明顯。第一次會議，由研究科的科長提議：“以後工友對職員須改呼老爺以別尊卑，而正名位。”提案剛一提出，就博得出席人員全體的熱烈擁護。大家鼓掌，並且做了一分鐘的歡呼。議案通過。
第二次會議，由館長提議，大門外增設警衛。他的理由充足，說明議案的詞藻也極漂亮而得體：“諸位小官們，本大官在這金光鎮上已住了好幾年，論身分，官級，學問，本大官並不比任何人低；可是，看吧，警察分隊長，憲兵分隊長，檢查站站長，出恭入敬的時候，都有人向他們敬禮，敬禮是這樣的，兩個鞋後跟用力相碰，身子筆直，雙目注視，把右手放在眉毛旁邊。（這是一種學問，深恐大家不曉得，所以本大官稍加說明。）就是保長甲長，出門的時候，也有隨從。本大官，”館長聲音提高，十分動感情的說：“本大官為了爭取本館的體面，不能不添設館警；有了館警，本大官出入的時候，就也有鞋後跟相碰，手遮眉毛的聲勢。本大官十二萬分再加十二萬分的相信，這是必要的，必要的，必要的！”館長的頭上出了汗；坐下，用手絹不住的擦腦門。
照例，館長發言以後，別人都要沉默幾分鐘。水仙館的（金光鎮的也如此）民主精神是大官發表意見，小官們只能低頭不語。
副館長慢慢的立起來：“館長，請問：館警是專給館長一個人行禮呢，還是給大家都行禮呢？”
副館長這一質問，使大家不由的抬起頭來，他既是山東人，敢說話，又和本鎮上憲兵隊長是同鄉，所以理直氣壯，連館長都懼怕他三分。
“這個……”館長想了一會兒。“這好辦！本館長出入大門警察須碰兩次鞋跟，遮兩次眉毛。副館長出入呢，就只碰一次，遮一次，以便有個區別。”
副館長沒再說什麼，相當的滿意這個辦法。
大家又低頭無語。
“這一案做為通過！”館長發了命令。
大家依然低頭不語，議案通過。
這可惹起來一場風波。散會後，研究科的學者們由科長引銜全體辭職。他們都是學者，當著館長的面，誰也不肯發言，可是他們又決定不肯犧牲了享受敬禮的尊嚴，所以一律辭職。他們也曉得假若辭職真照準的話，他們會再遞悔過書的。
館長相當的能幹，把這件事處理得很得法。他挽留大家。而給科長記了一過。同時，他撤銷了添設門警的決議案，而命令館長室的工友：“每天在我沒來到的時候，你要在大門外等着；我一下滑竿，你要敬禮，而後高聲喊：館長老爺到！等到我要出去的時節，你必須先跑出大門去，我一出門，你要敬禮，高聲喊：館長老爺去！看情形，假若門外有不少的過路的人，你就多喊一兩聲！”
工友連連的點頭稱是。“可是，館長老爺，我的事情不就太多了嗎？”
“那，我叫總務科多派一個工友幫助你就是了！”
這樣，一場小小的風波，就平靜無事了。在其中充分的表現了民主精神，還外帶着有點人道主義似的。
二
在我們的這個民主世界——金光鎮——里，要算裘委員最富於民主精神。他是中央委員，監察委員，還是立法委員，沒人說得清。我們只知道他是委員，而且見面必須高聲的叫他裘委員；我們曉得，有好幾個無知的人曾經吃過他的耳光，因為他們沒高聲的喊委員。
裘委員很有學問。據說，他曾到過英美各民主國家考察過政治；現在，他每逢趕場（金光鎮每逢一四七有“場”），買些地瓜與紅苕之類的東西，還時時的對鄉下人說一兩個英文字，使他們莫名其妙。
不過，口中時時往外跳洋字，還是小焉者也。裘委員的真學問卻是在於懂得法律與法治。“沒有法治的精神，中國是不會強起來的！”這句話，差不多老掛在他的嘴邊上。他處處講“法”。他的屋中，除了盆子罐子而外，都是法律書籍，堆得頂着了天花板。那些滿印着第幾條第幾款，使別人看了就頭疼的書，在裘委員的眼中就彷彿比劍俠小說還更有趣味。他不單讀那些“天書”，而且永遠力求體行。他的立身處世沒有一個地方不合於法的。他家中人口很少，有一位太太一位姨太太兩個兒子。他的太太很胖。大概因為偏重了肌肉的發展，所以她沒有頭髮。裘委員命令她戴上假頭髮——在西洋，法官都需頭罩髮網的，他說。按法律上說，他不該娶姨太太。於是他就自己制定了幾條法律，用恭楷寫好，貼在牆上，以便給她個合法的地位。他的兩位少爺都非常的頑皮，不敢管教。裘委員的學問使他應付裕如，毫無困難。他引用了大清律，只要孩子們斜看他一眼，就捆打二十。這樣，孩子們就越來越淘氣，而且到處用粉筆寫出“打倒委員爸爸”的口號。為這個，裘委員預備下一套夾棍，常常念道：“看大刑伺候！”向兒子們示威。
裘委員這點知法愛法的精神博得了全鎮人士的欽佩。有想娶姨太太的，必先請他吃酒，而把他自己制定的姨太太法照抄一份，貼在門外，以便取得法律的根據。有的人家的孩子們太淘氣，也必到委員家中領取大清律，或者甚至借用他的那套夾棍，給孩子們一些威脅。
這樣，裘委員成為全鎮上最得人緣的人。假若有人不買他的賬，他會引用幾條律法，把那個傢伙送到獄中去的。他的法律知識與護法的熱誠使他成了沒有薪俸的法官。他的法律條款與憲書上的節氣（按：系指曆書上的二十四節而言），成為金光鎮中必不可少的東西。
雖然裘委員的威風如此之大，可是在抗戰中他也受了不少委屈。看吧！裘委員的飯是平價米煮的，而飯菜之中就每每七八天見不着一根肉絲。雞蛋已算是奢侈品，只有他自己每天早晨吃兩個，其餘的人就只能看看蛋皮，咽口吐沫而已。說到穿呢，無冬無夏的，他總穿着那套灰布中山裝；假若沒有胸前那塊證章，十之八九他會被看作機關上的工友的。這，他以為，都是因為我們缺乏完善的法律。假若法律上定好，委員須憑證章每月領五支雞，五十斤豬肉，三匹川綢，幾雙皮鞋，他一定不會給國家丟這份臉面的。
特別使他感到難過的是住處。我們已經說過：金光鎮原本是個很小的鎮子，在抗戰中忽然漲大起來的。鎮上的房子太不夠用。依着裘委員的心意，不管國家怎樣的窮，不管前線的士兵有無草鞋穿，也應當撥出一筆巨款，為委員們建築些相當體面的小洋房，並且不取租錢。可是，政府並沒這麼辦，他只好和別人一樣的租房子住了。
憑他的勢力與關係，他才在一個大雜院裏找到了兩間竹篾為牆，茅草蓋頂，冬寒夏熱，有雨必漏，遇風則搖的房屋。不平則鳴，以堂堂的委員而住這樣的豬圈差不多的陋室，裘委員搬來之後就狂吼了三天。把怒氣吼凈，他開始佈置房中的一切。他叫大家都擠住一間，好把另外的一間做為客廳和書房。他是委員，必須會客，所以必須有客廳。然後，他在客室門外，懸起一面小木牌，寫好“值日官某某”。值日官便是他的兩位太太與兩位少爺。他們輪流當值，接收信件，和傳達消息。遇有客人來訪，他必躲到卧室里去，等值日官拿進名片，他才高聲的說“傳”，或“請”；再等客人進了客室，他才由卧室很有風度的出來會客。這叫作“體統”，而體統是法治的基本。
他決定不交房租。他自己又制定了幾條法律，首要的一條是：“委員住雜院得不交房租”。
雜院裏住着七八家子人，有小公務員，有小商人，有小流氓——我們的民主世界裏有不少的小流氓，他們的民主精神是欺壓良善。
裘委員一搬進來，便和小流氓們結為莫逆。他細心的給他們的行動都找出法律的根據。他也教他們不交房租，以便人多勢眾，好叫房東服從多數。這是民主精神。
房東是在鎮上開小香煙店的，人很老實。他有個比他歲數稍大的太太，一個十三歲的男孩，也都很老實。他們是由河北逃來的。河北受敵人的蹂躪最早，所以他們逃來也最早。那時候，金光鎮還沒有走紅運，房子地畝都很便宜，所以他們東湊西湊的就開了個小店，並且買下了這麼一所七扭八歪的破房。金光鎮慢慢發達起來，他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好，而房子，雖然是那麼破，也就值了錢。這，使裘委員動了氣。他管房東叫奸商，口口聲聲非告發他不可。房東既是老實人，又看房客是委員，所以只好低頭忍氣吞聲，不敢索要房租。及至別的房客也不交房租了，他還是不敢出聲。在他心裏，他以為一家三口既能逃出活命，而且離家萬里也還沒挨餓，就得感謝蒼天，吃點虧又算得什麼呢。
裘委員看明白了房東的心意，馬上傳來一個小流氓：“你去向房東說：房子都得趕緊翻修，竹篾改為整磚，土地換成地板。我是委員，不能住狗窩！要是因為住在這裏而損及我的健康，他必受懲罰！這些，都有法律的根據！此外，他該每月送過兩條華福煙來。他賺錢，理當供給我點煙。再說，這在律書上也有明文！他要是不答應，請告訴他，這裏的有勢力的人不是我的同事，就是我的朋友，無論公說私斷，都沒他的好處。我們這是民主時代，我不能不教而誅，所以請你先去告訴明白了他。”
房東得到通知，決定把房子賣出去，免得一天到晚的慪氣。
裘委員請來幾位“便衣”。所謂“便衣”者，不是憲兵，不是警察，也不是特務，而是我們這個小民主世界特有的一種人物。他們專替裘委員與其他有勢力的人執行那些私人自定的法律。
房東住在小香煙店裏，家中只剩下太太與十三歲的男孩。便衣們把房東太太打了一頓——男人打女人是我們這個小民主世界最合理的事。他們打，裘委員在一旁怒吼：“混賬！你去打聽打聽，普天之下有幾個委員！你敢賣房？懂法律不懂？混賬！”
打完了房東太太，便衣們把他十三歲的男孩子抓了走。
“送他去當壯丁！”裘委員呼喝着。“混賬！”房東急忙的跑回來。他是老實人，所以不敢和委員講理，進門便給委員跪下了。
“你曉得我是委員不曉得？”裘委員怒氣沖沖的問。“曉得！”房東含着淚回答。
“委員是什麼？說！”
“委員是大官！比縣太爺還大的大官兒！”
“你還敢賣房不敢？”
“小的該死！不敢了！”
“好吧，把你的老婆送到醫院去，花多少醫藥費照樣給我一份兒，她只傷了點肉皮，我可是傷了心，我也需要醫藥費！”“一定照送！裘委員放了我的孩子吧，他才十三歲，不夠當壯丁的年紀！”房東苦苦的哀求。
“你不懂兵役法，你個混蛋！”
“我不懂！只求委員開恩！”
“拿我的片子，把他領出來！——等等！”
房東又跪下了。
“從此不准你賣房，不準要房租，還得馬上給我翻修房子，換地板！”
“一定辦到！”
“你得簽字；空口無憑，立字為證！”
“我簽字！”
這樣，委員與房東的一場糾紛就都依法解決了。這也就可以證明我們的金光鎮的確是個民主世界呀。
三
在我們的這個小小的民主世界裏，局面雖小，而氣派倒很大。只要有機會，無論是一個家庭，還是一個機關，總要擺出它的最大的氣派與排場來。也只有這樣，這一家或機關才能引起全鎮人的欽佩。氣派的大小也就是勢力的大小，而勢力最大的總也就是最有理的。這是我們的民主世界特有的精神，有的人就稱之為國粹。
我們鎮上的出頭露臉的紳士與保甲長都時常的“辦事”。婚喪大事自然無須說了，就是添個娃娃，或兒女訂婚，也要驚天動地的干一場的。假若不幸，他們既無婚喪大事，又沒有娃娃生下來，他們也還會找到擺酒席的題目。他們會給父母和他們自己賀壽。若是父母已亡，便作冥壽。冥壽若還不過癮，他們便給小小子或小姑娘賀五歲或十歲壽。
不論是辦哪種事吧，都要講究殺多少根豬，幾百隻或幾千隻雞鴨，開多少睎子干酒。雞鴨豬羊殺的越多，彷彿就越能邀得上天的保佑，而天增歲月人增壽的。假若與上天無關呢，大家彼此間的競賽或者是雞鴨倒霉的重要原因之一。張家若是五十桌客，李家就必須多於五十桌；哪怕只多一桌呢，也是個體面。因此，每家辦事，酒席都要擺到街上來，一來是客太多，家裏容不下，二來也是要向別家示威。這樣，一家辦事，鎮上便須斷絕交通。我們的民主精神是只管自己的聲勢浩大，不管別人方便不方便的。所以，據學者們研究的結果，這是世界上最好的一種民主精神，因為它裏面含有極高的文化因素。若趕上辦喪事，那就不單交通要斷絕，而且大鑼大鼓的敲打三天三夜，吵得連死人都睡不安，而活人都須陪着熬夜。鑼鼓而外還有爆竹呢。爆竹的威力，雖遠不及原子彈，可是把嬰孩們嚇得害了驚風症是大有可能的。
問題還不僅這樣簡單。他們講排場，可就苦了窮人。無論是紳糧，還是保甲長家中辦事，窮人若不去送禮，便必定開罪於上等人；而得罪了上等人，在這個小小的民主世界裏，簡直等於自取滅亡。窮人，不管怎樣為難，也得送去禮物或禮金。對於他們，這並不是禮物禮金，而是苛捐雜稅。但是，他們不敢不送；這種苛捐雜稅到底是以婚喪事為名的，其中似乎多少總有點人情，而人情彷彿就與民主精神可以相通了。窮人送禮，富人收禮，於是，富人不因擺百十桌酒庫而賠錢——其目的，據說是為賺錢——可是窮人卻因此連件新藍布大褂也穿不上了。
本地的紳糧們如此，外來的人也不甘落後。我們鎮上的歡送會與歡迎會多得很。在英美的民主世界裏，若是一位警長或郵局局長到一個小鎮上任去，或從一個小鎮被調走，大概他們只顧接事或辦交代，沒有什麼別的可說。同時，那鎮上的人民，對他們或者也沒有歡迎與歡送的義務。他們辦事好呢，是理應如此；他們拿着薪俸，理當努力服務。他們辦不好呢，他們會得到懲戒，用不着人民給他們虛張聲勢。我們的金光鎮上可不這樣，只要來一個小官，鎮上的公民就必須去歡迎，彷彿來到金光鎮上的官吏都是大聖大賢。等到他們離職的時候，公民們又必須去歡送，不管離職的人給地方上造了福，還是造了孽。不單官吏來去如此，連什麼銀號錢莊的老闆到任去任也要如此，因為從金光鎮的標準來看，天天埋在鈔票堆中的人是與官吏有同等重要的。這又是我們的民主世界裏特有的精神，恐怕也是全世界中最好的精神。
本着這點精神，就很可以想像到我們鎮上怎樣對待一個偶然或有意從此經過的客人了。按說，來了一位客人，實在不應當有什麼大驚小怪的地方。假若他是偶然從此路過呢，那就叫他走他的好了。假若他是有意來的，譬如他是來調查教育的，那就請他到學校去看看罷了；他若是警察總局的督察，就讓他調察警政去吧；與別人有什麼關係呢？
不，不，我們金光鎮自有金光鎮的辦法。只要是個闊人，不管他是幹什麼來的，我們必須以全鎮的人力物力，鬧得天翻地覆的歡迎他。這緊張的很：全鎮到處都須把舊標語撕了下去，撕不凈的要用水刷，然後貼上各色紙的新標語。全鎮的街道（也許有一個多月沒掃除過了）得馬上掃得乾乾淨淨。野狗不得再在路上走來走去，都捉起來放到遠處去。小孩子，甚至連雞鴨，都不許跑出家門來。賣花生桔柑的不準在路旁擺攤子。學校里須用磚頭沾水磨去書桌上的墨點子，弄得每個小學生都渾身是泥污。這樣折騰兩三天，大人物到了。他也許有點事，也許什麼事也沒有。他也許在街上走幾步，也許坐着汽車跑過去。他也許注意到街上很清潔，也許根本不理會，不管他怎樣吧，反正我們須心到神知的忙個不亦樂乎。我們都收拾好了之後，還得排隊到街外去迎接他呢。中學生小學生，不管天氣怎樣冷，怎麼熱，總得早早的就站在街外去等候。他若到晌午還沒來，小孩們更須立到過午；他若過午還沒到，他們便須站到下午。他們渴，餓，冷或熱，都沒關係。他們不能隨便離隊去喝口水或買個燒餅吃；好傢夥，萬一在隊伍不整齊的時候，貴人來到了呢，那還了得！我們鎮上的民主精神是給貴人打一百分，而給學生們打個零的。小孩子如此，我們大人也是如此。我們也得由保甲長領着去站班。我們即使沒有新藍布大褂，也得連夜趕洗舊大衫，漿洗得平平整整的。我們不得穿草鞋，也不得帶着旱煙管。我們被太陽曬暈了，也還得立在那裏。
學生耽誤了一天或兩天的學，我們也累得筋疲力盡，結果，貴人或是坐着汽車跑過去，或是根本沒有來。雖然如此，我們大家也不敢出怨言，捨命陪君子是我們特有的精神啊。這精神使我們不畏寒，不畏暑，不畏饑渴，而只“畏大人”。（未完）
載一九四五年九月至十二月《民心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至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