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感舊錄（選錄）

我於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初到北大，及至民國十六年暑假，已經十足十年了，恰巧張作霖大元帥，將北大取消，改為京師大學，於是我們遂不得不與北京大學暫時脫離關係了。但是大元帥的壽命也不長久，不到一年光景，情形就很不像樣，只能退回東北去，於六月中遇炸而死，不久東三省問題也就解決，所謂北伐遂告成功了。經過一段曲折之後，北京大學旋告恢復，外觀雖是依然如故，可是已經沒有從前的“古今中外”的那種精神了，所以將這十年作為一段落，算作北大的前期，也是合於事實的。我在學校里是向來沒有什麼活動的，與別人接觸並不多，但是在文科裏邊也有些見聞，特別這些人物是已經去世的，記錄了下來作為紀念。而且根據佛教的想法，這樣的做也即是一種功德供養，至於下一輩的人以及現在還健在的老輩悉不闌人，但是這種老輩現今也是不多，真正可以說是寥落有如晨星了。

一、辜鴻銘北大頂古怪的人物，恐怕眾口一詞的要推辜鴻銘了吧。他是福建閩南人，大概先代是華僑吧，所以他的母親是西洋人，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頭上一撮黃頭毛，卻編了一條小辮子，冬天穿棗紅寧綢的大袖方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說在民國十年前後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時代，馬路上遇見這樣一位小城市裏的華裝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張大了眼睛看得出神的吧。尤其妙的是那包車的車夫，不知是從哪裏鄉下去特地找了來的，或者是徐州辮子兵的余留亦未可知，也是一個背拖大辮子的漢子，正同課堂上的主人是好一對，他在紅樓的大門外坐在車兜上等着，也不失為車夫隊中一個特出的人物。辜鴻銘早年留學英國，在那有名的蘇格蘭大學畢業，歸國後有一時也是斷髮西裝革履，出入於湖廣總督衙門。（依據傳說如此，真偽待考。）可是後來卻不曉得什麼緣故變成那一副怪相，滿口“春秋大義”，成了十足的保皇派了。但是他似乎只是廣泛的主張要皇帝，與實際運動無關，所以洪憲帝制與宣統復辟兩回事件里都沒有他的關係。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課，不能發揮他的正統思想，他就隨時隨地想要找機會發泄。我只在會議上遇到他兩次，每次總是如此。有一次是北大開文科教授會討論功課，各人紛紛發言，蔡校長也站起來預備說話，辜鴻銘一眼看見首先大聲說道：“現在請大家聽校長的吩咐！”這是他原來的語氣，他的精神也就充分的表現在裏邊了。又有一次是五四運動時，六三事件以後，大概是一九一九年的六月五日左右吧，北大教授在紅樓第二層臨街的一間教室里開臨時會議、除應付事件外有一件是挽留蔡校長，各人照例說了好些話，反正對於挽留是沒有什麼異議的，問題只是怎麼辦，打電報呢，還是派代表南下。辜鴻銘也走上講台，贊成挽留校長，卻有他自己的特別理由，他說道：“校長是我們學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新青年》的反帝反封建的朋友們有好些都在坐，但是因為他是贊成挽留蔡校長的，所以也沒有人再來和他抬杠。可是他後邊的一個人出來說話，卻於無意中鬧了一個大亂子，也是很好笑的一件事。這位是理教科教授，姓丁，是江蘇省人，本來能講普通話，可是這回他一上講台去，說了一大串叫人聽了難懂，而且又非常難過的單句。那時天氣本是炎熱，時在下午，又在高樓上一間房裏，聚集了許多人，大家已經很是煩躁的了，這丁先生的話是字字可以聽得清，可是幾乎沒有兩個字以上連得起來的，只聽得他單調的斷續的說，我們，今天，今天，我們，北大，北大，我們，如是者約略有一兩分鐘，不，或者簡直只有半分鐘也說不定，但是人們彷彿覺得已經很是長久，在熱悶的空氣中，聽了這單調的斷續的單語，有如在頭頂上滴着屋漏水，實在令人不容易忍受。大家正在焦躁，不知道怎麼辦才好的時候，忽然的教室的門開了一點，有人伸頭進來把劉半農叫了出去。不久就聽到劉君在門外頓足大聲罵道：“混賬！”裏邊的人都愕然出驚，丁先生以為在罵他，也便匆匆的下了講台，退回原位去了。這樣會議就中途停頓，等到劉半農進來報告，才知道是怎麼的一回事，這所罵的當然並不是丁先生，卻是法科學長王某，他的名字忘記了，彷彿其中有一個祖字。六三的那一天，北京的中小學生都列隊出來講演，援助五四被捕的學生，北京政府便派軍警把這些中小學生一隊隊的捉了來，都監禁在北大法科校舍內。各方面紛紛援助，贈送食物，北大方面略盡地主之誼，預備茶水食料之類，也就在法科支用了若干款項。這數目記不清楚了，大約也不會多，或者是一二百元吧；北大教授會決定請學校核銷此款，歸入正式開銷之內。可是法科學長不答應，於是事務員跑來找劉半農，因為那時他是教授會的幹事負責人，劉君聽了不禁發起火來，破口大喝一聲。後來大概法科方面也得了着落，而在當時解決了了先生的糾紛，其功勞實在也是很大的。因為假如沒有他這一喝，會場裏說不定會要發生嚴重的結果。看那時的形勢，在丁先生一邊暫時並無自動停止的意思，而這樣的講下去，聽的人又忍受不了，立刻就得有鋌而走險的可能。當日劉文典也在場，據他日後對人說，其時若不因了劉半農的一聲喝而停止講話，他就要奔上講台去，先打一個耳光，隨後再叩頭謝罪，因為他實在再也忍受不下去了。－－關於丁君因說話受窘的事，此外也有些傳聞，然而那是屬於“正人君子”所謂的“流言”，所以似乎也不值得加以引用了。

二、劉申叔北大教授中畸人，第二個大概要推劉申叔了吧。說也奇怪，我與申叔早就有些關係，所謂“神交已久”；在丁未（一九0七）前後他在東京辦《天義報》的時候，我投寄過好些詩文，但是多由陶望潮間接交去；後來我們給《河南》寫文章，也是他做總編輯，不過那時經手的是孫竹丹，也沒有直接交涉過。後來他來到北大，同在國文系裏任課，可是一直沒有見過面：總計只有一次，即是上面所說的文科教授會裏，遠遠的望見他，那時大約他的肺病已經很是嚴重，所以身體瘦弱，簡單的說了幾句話，聲音也很低微，完全是個病夫模樣，其後也就沒有再見到他了。申叔寫起文章來，真是“下筆千言”，細注引證，頭頭是道，沒有做不好的文章，可是字寫的實在可怕，幾乎像小孩子描紅相似，而且不講筆順。－－北方書房裏學童寫字，輒叫口號，例如“永”字，叫道：“點，橫，豎，鉤，挑，劈，剔，捺。”他卻是全不管這些個，只看方便有可以連寫之處，就一直連起來，所以簡直不成字樣。當時北大文科教員里，以惡札而論，申叔要算第一，我就是第二名了。從前在南京學堂里的時候，管輪堂同學中寫字的成績，我也是倒數第二，第一名乃是我的同班同鄉而且又是同房間居住的柯采卿，他的字也畢瑟可憐，像是寒顫的樣子，但還不至於不成字罷了。倏忽五十年，第一名的人都已歸了道山，到如今這榜首的光榮卻不得不屬於我一個人。關於劉申叔及其夫人何震，最初因為蘇曼殊寄居他們的家裏，所以傳有許多快事，由龔未生轉給我們聽；民國以後則由錢玄同所講，及申叔死後，復由其弟子劉叔雅講了些，但叔雅口多微詞，似乎不好據為典要，因此便把傳聞的故事都不著錄了。只是汪公權的事卻不妨提一提，因為那是我們直接見到的。在戊申（一九0八）年夏天，我們開始學俄文的時候，當初是魯迅、許季茀、陳子英、陶望潮和我五個人，經望潮介紹劉申叔的一個親戚來參加，這人便是汪公權。我們也不知道他的底細，上課時匆匆遇見，也沒有談過什麼，只見他全副和服，似乎很樸實，可是俄語卻學的不大好，往往連發音都不能讀，似乎他回去一點都不預備似的。後來這一班散了伙，也就走散了事；但是同盟會中間似乎對於劉申叔一夥很有懷疑，不久聽說汪公權歸國，在上海什麼地方被人所暗殺了。

三、黃季剛要想講北大名人的故事，這似乎斷不可缺少黃季剛，因為他不但是章太炎門下的大弟子，乃是我們的大師兄，他的國學是數一數二的；可是他的脾氣乖僻，和他的學問成正比例，說起有些事情來，着實令人不能恭維。而且上文我說與劉申叔只見到一面，已經很是希奇了，但與黃季剛卻一面都沒有見過；關於他的事情只是聽人傳說，所以我現在覺得單憑了聽來的話，不好就來說他的短長。這怎麼辦才好呢？如不是利用這些傳說，那麼我便沒有直接的材料可用了，所以只得來經過一番篩，擇取可以用得的來充數吧。

這話須還得說回去，大概是前清光緒末年的事情吧，約略估計年歲當是戊申（一九0八）的左右，還在陳獨秀辦《新青年》，進北大的十年前，章太炎在東京民報里來的一位客人，名叫陳仲甫，這人便是後來的獨秀，那時也是搞漢學，寫隸書的人。這時候適值錢玄同（其時名叫錢夏，字德潛）黃季剛在坐，聽見客來，只好躲入隔壁的房裏去，可是只隔着兩扇紙的拉門，所以什麼都聽得清楚的。主客談起清朝漢學的發達，列舉戴段王諸人，多出於安徽江蘇，後來不曉得怎麼一轉，陳仲甫忽而提出湖北，說那裏沒有出過什麼大學者，主人也敷衍着說，是呀，沒有出什麼人。這時黃季剛大聲答道：

“湖北固然沒有學者，然而這不就是區區，安徽固然多有學者，然而這也未必就是足下。”主客聞之索然掃興，隨即別去。十年之後，黃季剛在北大擁皋比了，可是陳仲甫也趕了來任文科學長，且辦《新青年》，搞起新文學運動來，風靡一世了。這兩者的旗幟分明，衝突是免不了的了。當時在北大的章門的同學做柏梁台體的詩分詠校內的名人，關於他們的兩句，恰巧都還記得，陳仲甫的一句是“毀孔子廟罷其把”，說的很得要領；黃季剛的一句則是“八部書外皆狗屁”，也是很能傳達他的精神的。所謂八部書者，是他所信奉的經典，即是《毛詩》、《左傳》、《周禮》、《說文解字》、《廣韻》、；史記》、《漢書》和《文選》，不過還有一部《文心雕龍》，似乎也應該加了上去才對。他的攻擊異己者的方法完全利用謾罵，便是在講堂上的罵街，它的騷擾力很不少，但是只能夠煽動幾個聽他的講的人，講到實際的蠱惑力量，沒有及得後來專說閑話的“正人君子”的十一號了。

四、林公鐸林公鐸名損，也是北大的一位有名人物，其脾氣的怪僻也與黃季剛差不多，但是一般對人還是和平，比較容易接近得多。他的態度很是直率，有點近於不客氣，我記得有一件事，覺得實在有點可以佩服。有一年我到學校去上第一時的課，這是八點至九點，普通總是空着，不大有人願意這麼早去上課的，所以功課頂容易安排。在這時候常與林公鐸碰在一起。我們有些人不去像候車似的擠坐在教員休息室里，卻到國文系主任的辦公室去坐，我遇見他就在那裏。這天因為到得略早，距上課還有些時間，便坐了等着，這時一位名叫甘大文的畢業生走來找主任說話，可是主任還沒有到來，甘君等久了覺得無聊，便去同林先生搭訕說話，桌上適值擺着一本北大三十幾周年紀念手冊，就拿起來說道：

“林先生看過這冊子么？裏邊的文章怎麼樣？”林先生微微搖頭道：

“不通，不通。”這本來已經夠了，可是甘君還不肯甘休，翻開冊內自己的一篇文章，指着說道：

“林先生，看我這篇怎樣？”林先生從容的笑道：

“亦不通、亦不通。”當時的確是說“亦”字，不是說“也”的，這事還清楚的記得。甘君本來在中國大學讀書，因聽了胡博士的講演，轉到北大哲學系來，成為胡適之的嫡系弟子，能作萬言的洋洋大文，曾在孫伏園的《晨報副刊》上登載《陶淵明與托爾斯泰》一文，接連登了兩三個月之久，讀者看了都又頭痛又佩服。甘君的應酬交際工夫十二分的綿密，許多教授都為之惶恐退避，可是他一遇着了林公鐸，也就一敗塗地了。

說起甘君的交際工夫，似乎這裏也值得一說，他的做法第一是請客，第二是送禮，請客倒還容易對付，只要辭謝不去好了，但是送禮卻更麻煩了，他要是送到家裏來的，主人一定不收，自然也可以拒絕；可是客人丟下就跑，不等主人的回話，那就不好辦了。那時僱用汽車很是便宜，他在過節的前幾天，便雇一輛汽車，專供送禮之用，走到一家人家，急忙將貨物放在門房，隨即上車飛奔而去。有一回，竟因此而大為人家的包車夫所窘，據說這是在沈兼士的家裏，值甘君去送節禮，兼做聽差的包車夫接收了，不料大大的觸怒主人，怪他接受了不被歡迎的人的東西，因此幾乎打破了他拉車的飯碗。所以他的交際工夫越好，越被許多人所厭惡，自教授以至工友，沒有人敢於請教他，教不到一點鐘的功課，也有人同情他的，如北大的單不庵，忠告他千萬不要再請客再送禮了，只要他安靜過一個時期，說是半年吧，那時人家就會自動的來請他，不但空口說，並且實際的幫助他，在自己的薪水提出一部分錢來津貼他的生活，邀他在圖書館裏給他做事。但是這有什麼用呢，一個人的脾氣是很不容易改變的。論甘君的學力，在大學裏教國文，總是可以的；但他過於自信，其態度也頗不客氣，所以終於失敗。錢玄同在師範大學擔任國文系主任，曾經叫他到那裏教“大一國文”（即大學一年級的必修國文），他的選本第一篇是韓愈的《進學解》，第二篇以下至於第末篇都是他自己的大作，學期末了，學生便去要求主任把他撤換了。甘君的故事實在說來活長，只是這裏未免有點喧賓奪主，所以這裏只好姑且從略了。

林公鐸愛喝酒，平常遇見總是臉紅紅的，有一個時候不是因為黃酒價貴，便是學校欠薪，他便喝那廉價的劣質的酒。黃季剛得知了大不以為然，曾當面對林公鐸說道：“這是你自己在作死了！”這一次算是他對於友人的道地的忠告。後來聽說林公鐸在南京車站上暈倒，這實在是與他的喝酒有關的。他講學問寫文章因此都不免有愛使氣的地方。一天我在國文系辦公室遇見他，間在北大外還有兼課么？答說在中國大學有兩小時。是什麼功課呢？說是唐詩。我又好奇的追問道，林先生講哪個人的詩呢？他的答覆很出意外，他說是講陶淵明。大家知道陶淵明與唐朝之間還整個的隔着一個南北朝，可是他就是那樣的講的。這個原因是，北大有陶淵明詩這一種功課，是沈尹默擔任的，林公鐸大概很不滿意，所以在別處也講這個，至於文不對題，也就不管了。他算是北大老教授中舊派之一人，在民國二十年頃，北大改組時，標榜革新，他和許之衡一起被學校所辭退了。北大舊例，教授試教一年，第二學年改送正式聘書，只簡單的說聘為教授，並無年限及薪水數目，因為這聘任是無限期的，假如不因特別事故有一方預先聲明解約，這便永久有效。十八年以後始改為每年送聘書，在學校方面怕照從前的辦法，有不講理的人拿着無限期的聘書，要解約時硬不肯走，所以改了每年送新聘書的方法。其實這也不盡然，這原是在人不在辦法，和平的人就是拿着無限期聘書，也會不則一聲的走了，激烈的雖是期限已滿也還要爭執，不肯罷休的。許之衡便是前者的好例，林公鐸則屬於後者，他大寫其抗議的文章，在《世界日報》上發表的致胡博士（其時任文學院長兼國文系主任）的信中，有“遺我一矢”之語，但是胡適之並不回答，所以這事也就不久平息了。

五、許守白上文牽連的說到了許之衡，現在便來講他的事情吧。許守白是在北大教戲曲的，他的前任也便是第一任的戲曲教授是吳梅。當時上海大報上還大驚小怪的，以為大學裏居然講起戲曲來，是破天荒的大奇事。吳翟安教了幾年，因為南人吃不慣北方的東西，後來轉任南京大學，推薦了許守白做他的後任。許君與林公鐸正是反對，對人是異常的客氣，或者可以說是本來不必那樣的有禮，普通到了公眾場所，對於在場的許多人只要一總的點一點頭就行了，等到發見特別接近的人，再另行招呼，他卻是不然。進得門來，他就一個一個找人鞠躬，有時那邊不看見，還要從新鞠過。看他模樣是個老學究，可是打扮卻有點特別，穿了一套西服，推光和尚頭，腦門上留下手掌大的一片頭髮，狀如桃子，長約四五分，不知是何取義，有好挖苦的人便送給他一個綽號，叫做“餘桃公”，這句話是有歷史背景的。他這副樣子在北大還好，因為他們見過世面，曾看見過辜鴻銘那個樣子，可是到女學校去上課的時候，就不免要稍受欺侮了。其實那裏的學生，倒也並不什麼特別去窘他，只是從上課的情形上可以看出他的一點窘狀來而已。北閥成功以後，女子大學劃歸北京大學，改為文學理學分院，隨後又成為女子文理學院，我在那裏一時給劉半農代理國文系主任的時候，為一二年級學生開過一班散文習作，有一回作文叫寫教室里印象，其中，一篇寫得頗妙，即是講許守自的，雖然不曾說出姓名來。她說有一位教師進來，身穿西服，光頭，前面留着一個桃子，走上講台，深深的一鞠躬，隨後翻開書來講。學生們有編織東西的，有寫信看小說的，有三三兩兩低聲說話的。起初說話的聲音很低，可是逐漸響起來，教師的話有點不大聽得出了，於是教師用力提高聲音，於嗡嗡聲的上面又零零落落的聽到講義的詞句，但這也只是暫時的，因為學生的說話相應的也加響，又將教師的聲音沉沒到裏邊去了。這樣一直到了下課的鐘聲響了，教師乃又深深的一躬，踱下了講台，這事才告一段落。魯迅的小說集《彷惶》裏邊有一篇《高老夫子》，說高爾礎老夫子往女學校去上歷史課，向講堂下一望，看見滿屋子蓬鬆的頭髮，和許多鼻孔與眼睛，使他大發生其恐慌，《袁了凡綱鑒》本來沒有預備充分，因此更着了忙，勿匆的逃了出去。這位慕高爾基而改名的老夫子尚且不免如此慌張，別人自然也是一樣，但是許先生卻還忍耐得住，所以教得下去，不過窘也總是難免的了。

六、黃晦聞關於黃晦聞的事，說起來都是很嚴肅的，因為他是嚴肅規矩的人，所以絕少滑稽性的傳聞。前清光緒年間，上海出版《國粹學報》，黃節的名字同鄧實（秋枚）劉師培（申叔）馬敘倫（夷初）等常常出現，跟了黃梨洲呂晚村的路線，以復古來講革命，灌輸民族思想，在知識階級中間很有勢力，及至民國成立以後，雖然他是革命老同志，在國民黨中不乏有力的朋友，可是他只做了一回廣東教育廳長，以後就回到北大來仍舊教他的書，不復再出。北伐成功以來，所謂吃五四飯的都飛黃騰達起來，做上了新官僚，黃君是老輩卻那樣的退隱下來，豈不正是落伍之尤，但是他自有他的見地。他平常憤世疾俗，覺得現時很像明季，為人寫字常鈐一印章，文曰“如此江山”。又於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秋季在北大講顧亭林詩，感念往昔，常對諸生慨然言之。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四日病卒，所注亭林詩終未完成，所作詩集曰《蒹葭樓詩》，曾見有仿宋鉛印本，不知今市上有之否？晦聞卒后，我撰一輓聯送去，詞曰：

“如此江山，漸將日暮途窮，不堪追憶索常待。

及今歸去，等是風流雲散，差倖免作顧亭林，”

附以小注云，近來先生常用一印雲，如此江山，又在北京大學講亭林詩，感念古昔，常對諸生慨然言之。

七、孟心史與晦聞情形類似的，有孟心史。孟君名森，為北大史學系教授多年，兼任研究所工作，著書甚多，但是我所最為記得最喜歡讀的書，還是民國五六年頃所出的《心史叢刊》，共有三集，掇集零碎材料，貫串成為一篇，則“於史事既多所發明，亦殊有趣味。其記清代歷代科場案，多有感慨語，如云：

“凡汲引人材，從古無以刀鋸斧鎖隨其後者。至清代乃興科場大案，草管人命，無非重加其罔民之力，束縛而馳驟之。”又云：

“漢人陷溺於科舉，至深且酷，不惜借滿人屠戳同胞，以泄其多數僥倖未遂之人年年被擯之憤，此所謂天下英雄入我彀中者也。”孟君耆年宿學，而其意見明達，前後不變，往往出後輩賢達之上，可謂難得矣。二十六年華北淪陷，孟君仍留北平，至冬卧病人協和醫院，十一月中我曾去訪問他一次，給我看日記中有好些感憤的詩，至次年一月十四日，乃歸道山，年七十二。三月十三日開追悼會於城南法源寺，到者可二十人，大抵皆北大同人，別無儀式，只默默行禮而已。我曾撰了一副輓聯，詞曰：

“野記偏多言外意，新詩應有井中函。”

因字數太少不好寫，又找不到人代寫，亦不果用。北大遷至長沙，職教員凡能走者均隨行，其因老病或有家累者暫留北方，校方承認為留平教授，凡有四人，為孟森、馬裕藻、馮狙苟和我，今孟馬馮三君皆已長逝，只剩了我一個人，算是碩果僅存了。

八、馮漢叔說到了“留平教授”，於講述孟心史之後，理應說馬幼漁與馮漢叔的故事了，但是幼漁雖說是極熟的朋友之一，交往也很頻繁，可是記不起什麼可記的事情來，講到舊聞伏事，特別從玄同聽來的也實在不少，不過都是瑣屑家庭的事，不好做感舊的資料，漢叔是理科數學系的教員，雖是隔一層了，可是他的故事說起來都很有趣味，而且也知道得不少，所以只好把幼漁的一邊擱下，將他的佚事來多記一點也罷。

馮漢叔留學於日本東京前帝國大學理科，專攻數學，成績很好，畢業后歸國任浙江兩級師範學堂教員，其時尚在前清光緒宣統之交，校長是沈衡山（鈞儒），許多有名的人都在那裏教書，如魯迅許壽裳張邦華等都是。隨後他轉到北大，恐怕還在蔡孓民校長之前，所以他可以說是真正的“老北大”了。在民國初年的馮漢叔，大概是很時髦的，據說他坐的乃是自用車，除了裝飾嶄新之外，車燈也是特別，普通的車只點一盞，有的還用植物油，烏沉沉的很有點凄慘相，有的是左右兩盞燈，都點上了電石，便很覺得闊氣了。他的車上卻有四盞，便是在靠手的旁邊又添上兩盞燈，一齊點上了就光明燦爛，對面來的人連眼睛都要睜不開了。腳底下又裝着響鈴，車上的人用腳踏着，一路發出崢縱的響聲，車子向前飛跑，引得路上行人皆駐足而視。據說那時北京這樣的車子沒有第二輛，所以假如路上遇見四盞燈的洋車，便可以知道這是馮漢叔，他正往“八大胡同”去打茶圍去了。愛說笑話的人，便給這樣的車取了一個別名，叫做“器字車”，四個口像四盞燈，兩盞燈的叫“哭字車”，一盞的就叫“吠字車”。算起來坐器字車的還算比較便宜，因為中間雖然是個“犬”字，但比較哭吠二字究竟要好的多了。

漢叔喜歡喝酒，與林公譯有點相像，但不聽見他曾有與人相鬧的事情。他又是搞精密的科學的，酒醉了有時候有點糊塗了，可是一己遇到上課學問，卻是依然頭腦清楚，不會發生什麼錯誤。古人說，呂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可見世上的確有這樣的事情。魯迅曾經講過漢叔在民初的一件故事。有一天在路上與漢叔相遇，彼此舉帽一點首后將要走過去的時候，漢叔忽叫停車，似乎有話要說。乃至下車之後，他並不開民卻從皮夾里掏出二十元鈔票來，交給魯迅，說“這是還那一天輸給你的欠帳的。”魯迅因為並無其事，便說，“那一天我並沒有同你打牌，也並不輸錢給我呀。”他這才說道：“哦，哦，這不是你么？”乃作別而去。此外有一次，是我親自看見的，在“六三”的前幾天，北大同人於第二院開會商議挽留蔡校長的事，說話的人當然沒有一個是反對者，其中有一人不記得是什麼人了，說的比較不直截一點，他沒有聽得清楚，立即憤然起立道：“誰呀，說不贊成的？”旁人連忙解勸道：“沒有人說不贊成的，這是你聽差了。”他於是也說，“哦，哦。”隨又坐下了。關於他好酒的事，我也有過一次的經驗。不記得是誰請客了，飯館是前門外的煤市街的有名的地方，就是酒不大好，這時漢叔也在座，便提議到近地的什麼店去要，是和他有交易的一家酒店，只說馮某人所要某種黃酒，這就行了。及至要了來之後，主人就要立刻分斟，漢叔阻住他叫先拿試嘗，嘗過之後覺得口味不對，便叫送酒的夥計來對他說，一面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我，我自己在這裏，叫老闆給我送那個來。”這樣換來之後，那酒一定是不錯的了，不過我們外行人也不能辨別，只是那麼胡亂的喝一通就是了。

北平淪陷之後，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春天，日本憲兵隊想要北大第二院做它的本部，直接通知第二院，要他們三天之內搬家。留守那裏的事務員弄得沒有辦法，便來找那“留平教授”，馬幼漁是不出來的，於是找到我和馮漢叔。但是我們又有“什麼辦法呢？走到第二院去一看，碰見漢叔已在那裏，我們略一商量，覺得要想擋駕只有去找湯爾和，說明理學院因為儀器的關係不能輕易移動，至於能否有效，那只有臨時再看了。便在那裏，由我起草寫了一封公函，由漢叔送往湯爾和的家裏。當天晚上得到湯爾和的電話，說擋駕總算成功了，可是只可犧牲了第一院給予憲兵隊，但那是文科只積存些講義之類的東西，散佚了也不十分可惜。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到馮漢叔，看他的樣子己是很憔悴，已經到了他的暮年了。

九、劉叔雅劉叔雅名文典，友人常稱之為劉格闌瑪，叔雅則自稱狸豆烏，蓋狸劉讀或可通，叔與寂通，卡字又為豆之象形古文，雅則即是烏鴉的本字。叔雅人甚有趣，面目黧黑，蓋昔日曾嗜鴉片，又性喜肉食，及后北大遷移昆明，人稱之謂“二雲居士”，蓋言云腿與雲土皆名物，適投其所好也。好吸紙煙，常口銜一支，雖在說話亦粘着唇邊，不識其何以能如此，唯進教堂以前始棄之。性滑稽，善談笑，唯語不擇言，自以籍屬合肥，對於段祺瑞尤致攻擊，往往丑底及於父母，令人不能紀述。北伐成功后曾在蕪湖，不知何故觸怒蔣介石，被拘數日，時人以此重之。劉叔雅最不喜中醫，嘗極論之，備極詼諧豁刻之能事，其詞云：

“你們攻擊中國的庸醫，實是大錯而特措。在現今的中國，中醫是萬不可無的。你看有多多少少的遺老遺少和別種的非人生在中國，此輩一日不死，是中國一日之禍害。但是謀殺是違反人道的，而且也謀不勝謀。幸喜他們都是相信國粹的，所以他們的一線死機，全在這班大夫們手裏。你們怎好去攻擊他們呢？”這是我親自聽到，所以寫在一篇說《賣葯》的文章里，收在《談虎集》卷上，寫的時日是“十年八月”，可見他講這話的時候是很早的了。他又批評那時的國會議員道：

“想起這些人來，也着實覺得可憐，不想來怎麼的罵他們。這總之還要怪我們自己，假如我們有力量收買了他們，卻還要那麼胡鬧，那麼這實在應該重辦，捉了來打屁股。可是我們現在既然沒有錢給他們，那麼這也就只好由得他們自己去賣身去罷了。”他的說話刻薄由此可見一斑，可是叔雅的長處並不在此，他實是一個國學大家，他的《淮南鴻烈解》的著書出版已經好久，不知道隨後有什麼新著，但就是那一部書也足夠顯示他的學力而有餘了。

十、朱逖先朱逖先名希祖，北京大學日刊曾經誤將他的姓氏刊為米遇光，所以有一個時候友人們便叫他作“米遇光”，但是他的普遍的綽號乃是“朱鬍子”，這是上下皆知的，尤其是在舊書業的人們中間，提起“朱鬍子”來，幾乎無人不知，而且有點敬遠的神氣。因為朱君多收藏古書，對於此道很是精明，聽見人說珍本舊抄，便擅袖攘臂，連說“吾要”，連書業專門的人也有時弄不過他。所以朋友們有時也叫他作“吾要”，這是浙江的方音，裏邊也含有幽默的意思。不過北大同人包括舊時同學在內普通多稱他為“而翁”，這其實即是朱鬍子的文言譯，因為《說文解字》上說，“而，頰毛也”，當面不好叫他作朱鬍子，但是稱“而翁”便無妨礙，這可以說是文言的好處了。因為他向來就留了一大部鬍子，這從什麼時候起的呢？記得在民報社聽太炎先生講《說文》的時候，總還是學生模樣，不曾留須，恐怕是在民國初年以後吧。在元年（一九一二）的夏天，他介紹我到浙江教育司當課長，我因家事不及去，後來又改任省視學，這我也只當了一個月，就因患瘧疾回家來了。那時見面的印象有點麻胡記不清了，但總之似乎還沒有那古巴英雄似的大鬍子，及民六（一九一七）在北京相見，卻完全改觀了。這卻令人記起英國愛德華理亞（EdwardLcar）所作的《荒唐書》裏的第一首詩來：

那裏有個老人帶着一部鬍子，

他說，這正是我所怕的，

有兩隻貓頭鷹和一隻母雞，

四隻叫天子和一隻知更雀，

都在我的鬍子裏做了窠了！

這樣的過了將近二十年，大家都已看慣了，但大約在民國二十三四年的時候，在北京卻不見了朱鬍子，大概是因了他女婿的關係轉到廣州的中山大學去了。以後的一年暑假裏，似乎是在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這時正值北大招考閱卷的日子，大家聚在校長室里，忽然開門進來了一個小夥子，沒有人認得他，等到他開口說話，這才知道是朱逖先，原來他的鬍子剃得光光的，所以是似乎換了一個人了。大家這才哄然大笑。這時的逖先在我這裏恰好留有一個照相，這照片原是在中央公園所照，便是許季弗、沈兼士、朱逖先、沈士遠、錢玄同、馬幼漁和我，一共是七個人，這裏邊的朱逖先就是光下巴的。逖先是老北大，又是太炎同門中的老大哥，可是在北大的同人中間似乎缺少聯絡，有好些事情都沒有他加入，可是他對於我卻是特別關照，民國元年是他介紹我到浙江教育司的，隨後又在北京問我願不願來北大教英文，見於魯迅日記，他的好意我是十分感謝的，雖然最後民六（一九一七）的一次是不是他的發起，日記上沒有記載，說不清楚了。

十一、胡適之今天聽說胡適之於二月二十四日在台灣去世了，這樣便成為我的感舊錄的材料，因為這感舊錄中是照例不收生存的人的，他的一生的言行，到今日蓋棺論定，自然會有結論出來，我這裏只就個人間的交涉記述一二，作為談話資料而已。我與他有過賣稿的交涉一總共是三回，都是翻譯。頭兩回是《現代小說譯叢＼和《日本現代小說集》，時在一九二一年左右，是我在《新青年》和《小說月報》登載過的譯文，魯迅其時也特地翻譯了幾篇，湊成每冊十萬字，收在商務印書館的世界叢書里，稿費每千字五元，當時要算是最高的價格了。在一年前曾經托蔡校長寫信，介紹給書店的《黃薔薇》，也還只是二元一千字，雖然說是文言不行時，但早晚時價不同也可以想見了。第三回是一冊《希臘擬曲》，這是我在那時的唯一希臘譯品，一總只有四萬字，把稿子賣給文化基金董事會的編譯委員會，得到了十元一千字的報酬，實在是我所得的最高的價了。我在序文的末了說道：

“這幾篇譯文雖只是戔戔戈小冊，實在也是我的很嚴重的工作。我平常也曾翻譯些文章過，但是沒有像這回費力費時光，在這中間我時時發生恐慌，深有“黃胖揉年糕，出力不討好’之懼，如沒有適之先生的激勵，十之七八是中途擱了筆了，現今總算譯完了，這是很可喜的，在我個人使這三十年來的岔路不完全白走，固然自己覺得喜歡，而原作更是值得介紹，雖然只是太少。諦阿克列多斯有一句話道，一點點的禮物捎着大大的人情。鄉曲俗語云，千里送鵝毛，物輕人意重。姑且引來作為解嘲。”關於這冊譯稿還有這麼一個插話，交稿之前我預先同適之說明，這中間有些違礙詞句，要求保留，即如第六篇擬曲《昵談》裏有“角先生”這一個字，是翻譯原文抱朋這字的意義，雖然唐譯芯芻尼律中有樹膠生支的名稱，但似乎不及角先生三字的通俗。適之笑着答應了，所以它就這樣的印刷着，可是注文里在那“角”字右邊加上了一直線，成了人名符號，這似乎有點可笑，－－其實這角字或者是說明角所制的吧。最後的一回，不是和他直接交涉，乃是由編譯會的秘書關滇桐代理的，在一九三七至三八年這一年裏，我翻譯了一部亞波羅陀洛斯的《希臘神話》，到一九三八年編譯會搬到香港去，這事就告結束，我那神話的譯稿也帶了去不知下落了。

一九三八年的下半年，因為編譯會的工作已經結束，我就在燕京大學托郭紹虞君找了一點功課，每周四小時，學校里因為舊人的關係特加照顧，給我一個“客座教授”（VisitingProfessor）的尊號，算是專任，月給一百元報酬，比一般的講師表示優待。其時適之遠在英國，遠遠的寄了一封信來，乃是一首白話詩，其詞云：

臧暉先生昨夜作一個夢，

夢見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

忽然放下茶盅出門去，

飄然一杖天南行。

天南萬里豈不大辛苦？

只為智者識得重與輕。

夢醒我自披衣開窗坐，

誰知我此時一點相思情。

一九三八．八．四。倫敦。

我接到了這封信后，也做了一首白話詩回答他，因為聽說就要往美國去，所以寄到華盛頓的中國使館轉交胡安定先生，這乃是他的臨時的別號。詩有十六行，其詞云：

老僧假裝好吃苦茶，

實在的情形還是苦雨，

近來屋漏地上又浸水，

結果只好改號苦住。

晚間拼好蒲團想睡覺，

忽然接到一封遠方的信，

海天萬里八行詩，

多謝藏暉居士的問訊。

我謝謝你很厚的情意，

可惜我行腳卻不能做到；

並不是出了家特地忙，

因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

我還只能關門敲木魚念經，

出門托缽募化些米面，－－

老僧始終是個老僧，

希望將來見得居士的面。

廿七年九月廿一日，知堂作苦住庵吟，略仿藏暉體，卻寄居士美洲。十月八日舊中秋，陰雨如晦中錄存。

僥倖這兩首詩的抄本都還存在，而且同時找到了另一首詩，乃是適之的手筆，署年月日甘八，十二，十三，臧暉。詩四句分四行寫，今改寫作兩行，其詞云：

兩張照片詩三首，今日開封一偶然。

無人認得胡安定，扔在空箱過一年。

詩里所說的事全然不清楚了，只是那寄給胡安定的信擱在那裏，經過很多的時候方才收到，這是我所接到的他的最後的一封信。及一九四八年冬，北京解放，適之倉惶飛往南京，未幾轉往上海，那時我也在上海，便托王古魯君代為致意，勸其留住國內，雖未能見聽，但在我卻是一片誠意，聊以報其昔日寄詩之情，今日王古魯也早已長逝，更無人知道此事了。

末了還得加上一節，《希臘擬曲》的稿費四百元，於我卻有了極大的好處，即是這用了買得一塊墳地，在西郊的板井村，只有二畝的地面，因為原來有三間瓦屋在後面，所以花了三百六十元買來，但是後來因為沒有人住，所以倒塌了，新種的柏樹過了三十多年，已經成林了。那裏葬着我們的次女若子，侄兒豐二，最後還有先母魯老太太，也安息在那裏，那地方至今還好好的存在，便是我的力氣總算不是白花了，這是我所覺得深可慶幸的事情。

（中略）

十四、錢玄同錢玄同的事情，真是說來話長，我不曉得如何寫法。關於他，有一篇紀念文，原名《最後的十七日》，乃是講他的末后的這幾天的，似乎不夠全面，要想增補呢，又覺得未免太羅蘇了，那麼怎麼辦才好呢？剛好在二月十九日的《人民日報》上看到晦庵的一篇《書話》，題曰《取締新思想》，引用玄同的話，覺得很有意思，便決定來先作一回的“文抄公”，隨後再來自己獻醜吧。原文云：

《新社會》於一九二0年五月被禁，在這之前，大約一九一九年八月，《每周評論》已經遭受查封的命運，一共出了三十七期。當時問題與主義的論爭正在展開，胡適的“四論”就發表在最後一期上，刊物被禁以後，論爭不得不宣告結束，大釗同志便沒有繼“再論”而寫出他的“五論”來。一九二二年冬，北洋政府的國務會議，進一步通過取締新思想案，決定以《新青年》和《每周評論》成員作為他們將要迫害的對象。消息流傳以後，胡適曾經竭力表白自己的溫和，提倡什麼好人政府，但還是被王懷慶輩指為過激派，主張捉將官里去，嚇得他只好以檢查糖尿病為名，銷聲匿跡的躲了起來。正當這個時候，議員受賄的案件被揭發了，不久又發生國會違憲一案，鬧得全國嘩然，內閣一再更易，取締新思想的決議，便暫時擱起。到了一九二四年，舊事重提，六月十六日的《晨報副刊》第一三八號上，雜感欄里發表三條《零碎事情》，第一條便反映了“文字之獄的黑影”：

天風堂集與一目齋文鈔忽於昌英之妐之日被□（日文），

這一句話是我從一個朋友給另一個朋友的信中偷看來的，話雖

然簡單，卻包含了四個謎語。《每周評論》及努力上有一位作者別

署天風，又有一位別署隻眼，這兩部書大概是他們作的吧。□□

□（日文）也許是禁止，我這從兩部的性質上推去，大概是不錯的。但

什麼是“昌英之妐之日”呢？我連忙看康熙字典看妐是什麼字。

啊，有了！字典“妐”字條下明明注着，集韻，諸容切，音鍾，

夫之兄也。中國似有一位昌英女士，其夫曰端六先生，端六之兄

不是端五么？如果我這個謎沒有猜錯，那麼謎底必為《胡適文存》

與《獨秀文存》忽於端午日被禁止了。但我還沒有聽見此項消息。

可恨我這句話是偷看來的，不然我可以向那位收信或發信的朋

友問一問，如果他們還在北京。”

這條雜感署名“夏”，夏就是錢玄同的本名，謎語其實就是玄同自己的創造。當時北洋軍閥禁止《獨秀文存》、《胡適文存》、《愛美的戲劇》、《愛的成年》、《自己的園地》等書，玄同為了揭發事實，故意轉彎抹角，掉弄筆頭，以引起社會的注意。胡適便據此四面活動，多方寫信。北洋政府一面否認有禁書的事情，說檢閱的書已經發還，一面卻查禁如故。到了六月二十三日，《晨報副刊》第一四三號又登出一封給夏和胡適的通信，署名也是“夏”。

夏先生和胡適先生：

“關於天風堂集與一目齋文鈔被禁止的事件，本月十一日下午五時，我在成均遇見英白先生，他的話和胡適先生一樣。但是昨天我到舊書攤上去問，據說還是不讓賣，幾十部書還在那邊呢。許是取不回來了吧。

“夏曰，（這個夏便是夏先生所說的寫信的那個朋友。夏先生和夏字有沒有關係，我不知道，我可是和夏字曾經發生過關係的，所以略仿小寫萬字的註解的筆法，加這幾句注。）十三，六，二十。”

“所謂‘略仿小寫萬字的註解的筆法’云云，意思就是萬即萬，夏即夏，原來只是一回事，一個人而已。這封通信後面還有一條畫龍點睛的尾巴：

“‘寫完這封信以後，拿起今天的《晨報》第六版來看，忍然看見《警察廳定期焚書》這樣一個標題，不禁打了一個寒噤，雖然我並不知道這許多敗壞風俗小說及一切違禁之印刷物是什麼名目。’可見當時不但禁過書，而且還焚過書，鬧了半天，原來都是事實。短文採取層層深入的辦法，我認為寫得極好。這是五四初期取締新思想的一點重要史料。敗壞風俗，本來有各種各樣解釋，魚目即混珠，玉石不免俱焚，從古代到近代，從外國到中國，敗壞風俗幾乎成為禁書焚書的共同口實，前乎北洋軍閥的統治階級利用過它，后乎北洋軍閥的統治階級也利用過它。若間敗的什麼風，壞的什麼俗，悠悠黃河，這就有待於我們這一輩人的辨別了。”

這篇文章我也覺得寫的很好，它能夠從不正經的遊戲文章里了解其真實的意義，得到有用的資料，極是難得的事。可惜能寫那種轉彎抹角，掉弄筆頭，詼諧諷刺的雜文的人已經沒有了，玄同去世雖己有二十四年，然而想起這件事來，卻是一個永久的損失。

（中略）

上面所說都是北京大學的教授，但是這裏想推廣一點開去，稍為談談職員方面，這裏第一個人自然便是蔡校長了，第二個是蔣夢麟，就是上文一六三節玄同的信里所說的“茭白先生”，關於他也是有些可以談的，但其人尚健在，這照例是感舊錄所不能收的了。

十五、蔡孓民蔡孓民名元培，本字鶴卿，在清末因為講革命，改號孓民，後來一直沿用下去了。他是紹興城內筆飛弄的人，從小時候就聽人說他是一個非常的古怪的人，是前清的一個翰林，可是同時又是亂黨。家裏有一本他的朱卷，文章很是奇特，篇幅很短，當然看了也是不懂，但總之是不守八股的規矩，後來聽說他的講經是遵守所謂公羊家法的，這是他的古怪行徑的起頭。他主張說是共產公妻，這話確是駭人聽聞，但是事實卻正是相反，因為他的為人也正是與錢玄同相像，是最端正拘謹不過的人。他發起進德會，主張不嫖，不賭，不娶妾，進一步不作官吏，不吸煙，不飲酒，最高等則不作議員，不食肉，很有清教徒的風氣。他是從佛老出來，經過科學影響的無政府共產，又因讀了俞理初的書，主張男女平等，反對守節，那麼這種謠言之來，也不是全無根據的了。可是事實呢，他到老不殖財，沒有艷聞，可謂知識階級里少有人物，我們引用老輩批評他的話，做一個例子。這是我的受業師，在三味書屋教我讀《中庸》的壽洙鄰先生，他以九十歲的高齡，於去年逝世了；壽師母分給我幾本他的遺書，其中有一冊是蔡孓民言行錄下，書面上有壽先生的題字云：

“孓民學問道德之純粹高深，和平中正，而世多訾嗷，誠如莊子所謂純純常常，乃比於狂者矣。”又云：

“孓民道德學問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實踐之，加以不擇壤流，不恥下問之大度，可謂偉大矣。”這些贊語或者不免有過高之處，但是他引莊子的說話是純純常常，這是很的確的。蔡孓民庸言庸行的主張最初發表在留法華工學校的講義四十篇里，只是一般人不大注意罷了。他在這裏偶然說及古今中外，這也是很得要領的話。三四年前我曾寫過一篇講蔡孓民的短文，裏邊說道：

“蔡孓民的主要成就，是在他的改革北大。”他實際擔任校長沒有幾年，做校長的時期也不曾有什麼行動，但他的影響卻是很大的。他的主張是“古今中外”一句話，這是很有效力，也很得時宜的。因為那時候是民國五六年，袁世凱剛死不久，洪憲帝制雖已取消，北洋政府里還充滿着烏煙瘴氣。那時是黎元洪總統，段棋瑞做內閣總理，雖有好的教育方針，也無法設施。北京大學其時國文科只有經史子集，外國文只有英文，教員只有舊的幾個人，這就是所謂“古義和“中”而已，如加上“今”和“外”這兩部分去，便成功了。他於舊人舊科目之外，加了戲曲和小說，章太炎的弟子黃季剛，洪憲的劉申叔，尊王的辜鴻銘之外，加添了陳獨秀、胡適之、劉半農一班人，英文之外也添了法文、德文和俄文了。古今中外，都是要的，不管好歹讓它自由競爭，這似乎也不很妥當。但是在那個環境裏，非如此說法，“今”與“外”這兩種便無法存身，當作策略來說，也是必要的。但在蔡孓民本人，這到底是一種策略呢，還是由衷之言？也還是不知道（大半是屬於後者吧），不過在事實上是奏了效，所以就事論事，這古今中外的主張，在當時說是合時宜的了。

但是，他的成功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學校裏邊先有人表示不滿，新的一邊還沒有表示排斥舊的意思，舊的方面知首先表示出來了。最初是造謠言，因為北大最初開講元曲，便說在教室里唱起戲文來了，又因提倡白話文的緣故，說用《金瓶梅》當教科書了。其次是舊教員在教室中謾罵，別的人還隱藏一點，黃季剛最大膽，往往昌言不諱。他罵一般新的教員附和蔡孓民，說他們“曲學阿世”，所以後來滑稽的人便給蔡孓民起了一個綽號叫做“世”，如去校長室一趟，自稱去“阿世”去。知道這個名稱，而且常常使用的，有馬幼漁、錢玄同、劉半農諸人，魯迅也是其中之一，往往見諸書簡中，成為一個典故。報紙上也有反響，上海研究系的《時事新報》開始攻擊，北京安福系的《公言報》更加猛攻，由林琴南出頭，寫公開信給蔡孓民，說學校里提倡非孝，要求斥逐陳胡諸人。蔡答信說，《新青年》並未非孝，即使有此主張，也是私人的意見，只要在大學裏不來宣傳，也無法干涉。林氏老羞成怒，大有借當時實力派徐樹錚的勢力來加壓迫之勢，在這時期五四風潮勃發，政府忙於應付大事，學校的新舊衝突總算幸而免了。

我與蔡孓民平常不大通問，但是在一九三四春間，卻接到他的一封信，打開看時乃是和我茶字韻的打油詩三首，其中一首特別有風趣，現在抄錄在這裏，題目是－－《新年，用知堂老人自壽韻》，詩云：

新年兒女便當家，不讓沙彌袈了裟。（原注，吾鄉小孩子留髮一圈而剃其中邊者，謂之沙彌。《癸已存稿》三，“精其神”一條引經了筵陣了亡等語，謂此自一種文理。）

鬼臉遮顏徒嚇狗，龍燈畫足似添蛇。

六么輪擲思贏豆，數語蟬聯號績麻。（吾鄉小孩子選炒蠶豆六枚，於一面去殼少許，謂之黃，其完好一面謂之黑，二人以上輪擲之，黃多者贏，亦仍以豆為籌馬。以成語首字與其他未字相同者聯句，如甲說“大學之道”，乙接說“道不遠人”，丙接說“人之初”等，謂之績麻。）

樂事追懷非苦話，容吾一樣吃甜茶。（吾鄉有“吃甜茶，講苦話”之語。）

署名則仍是蔡元培，並不用什麼別號。此於遊戲之中自有謹厚之氣；我前談《春在堂雜文》時也說及此點，都是一種特色。他此時己年近古希，而記敘新年兒戲情形，細加註解，猶有童心，我的年紀要差二十歲光景，卻還沒有記得那樣清楚，讀之但有悵憫，即在極小的地方，前輩亦自不可及也。

此外還有一個人，這人便是陳仲甫，他是北京大學的文科學長，也是在改革時期的重要腳色。但是仲甫的行為不大檢點，有時涉足於花柳場中，這在舊派的教員是常有的，人家認為當然的事。可是在新派便不同了，報上時常揭發，載陳老二抓傷妓女等事，這在高調進德會的蔡孓民，實在是很傷腦筋的事。我們與仲甫的交涉，與其說是功課上，倒還不如文字上為多，便是都與《新青年》有關係的，所以從前發表的一篇《實庵的尺犢》，共總十六通，都是如此，如第十二是一九二0年所寫的，末尾有一行道：

“魯迅兄做的小說，我實在五體投地的佩服。”在那時候，他還只看得《孔乙已》和《葯》這兩篇，就這樣說了，所以他的眼力是很不錯的。九月來信又說：

“豫才兄做的小說，實在有集攏來重印的價值，請你問他倘若以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訂正，寄來付印。”等到《吶喊》在一九二一年的年底編成，第二年出版，這已經在他說話的三年之後了。

（選自《知堂回想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