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杜逢辰君的事

此文題目很是平凡，文章也不會寫得怎麼有趣味，一定將使讀者感覺失望，但是我自己卻覺得頗得意義，近十年中時時想到要寫，總未成功，直至現在才勉強寫出，這在我是很滿足的事了。杜逢辰君，字輝庭，山東人，前國立北京大學學生，民國十四年入學，二十一年以肺病卒於故里。杜君在大學預科是日文班，所以那兩年中是我直接的學生，及預科畢業，正是張大元帥登台，改組京師大學，沒有東方文學系了，所以他改入了法科。十七年東北大恢復，我們回去再開始辦預科日文班，我又為他系學生教日文，講夏目氏的小說《我是貓》，杜君一直參加，而且繼續了有兩年之久，雖然他的學籍仍是在經濟系。我記得那時他常來借書看，有森鷗外的《高瀨舟》，志賀直哉的《壽壽》等，我又有一部高畠素之譯的《資本論》，共五冊，買來了看不懂，也就送給了他，大約於他亦無甚用處，因為他的興趣還是在於文學方面。杜君的氣色本來不大好，其發病則大概在十九年秋後，《駱駝草》第二十四期上有一篇小文曰《無題》，署名偶影，即是杜君所作，末著一九三0年十月八日病中，於北大，可以為證。又查舊日記民國二十年分，三月十九日項下記雲，下午至北大上課，以《徒然草》贈予杜君，又借予《源氏物語》一部，托李廣田君轉交。其時蓋已因病不上課堂，故托其同鄉李君來借書也。至十一月則有下記數項：

十七日，下午北大梁君等三人來訪，雲杜逢辰君自殺未遂，雇汽車至紅十字療養院，勸說良久無效，六時回家。

十八日，下午往看杜君病，值睡眠，其侄雲略安定，即回。

十九日，上午往看杜君。

二十一日，上午李廣田君電話，雲杜君已遷往平大附屬醫院。

二十二日，上午盂雲嬌君來訪。

杜君不知道是什麼時候進療養院的。在《無題》中他曾說，“我是常在病中，自然不能多走路，連書也不能隨意地讀。”前後相隔不過一年，這時卻已是卧床不起了。在那篇文章又有一節云：

“這尤其是在夜裏失眠時，心和腦往往是交互影響的。心越跳動，腦里宇宙的次序就越素亂，甚至暴動起來似的騷擾。因此，心也跳動得更加厲害，必至心腦交瘁，黎明時這才昏昏沉沉地墮人不自然的睡眠里去。這真是痛苦不過的事。我是為了自己的痛苦才了解旁人的痛苦的呀。每當受苦時，不免要詛咒了：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我們從這裏可以看出病中苦痛之一斑，在一年後這情形自然更壞了，其計畫自殺的原因據梁君說即全在於此。當時所用的不知系何種刀類，只因久病無力，所以負傷不重，即可治癒，但是他拒絕飲食藥物，同鄉友人無法可施，末了乃趕來找我去勸。他們說，壯君平日佩服周先生，所以只有請你去，可以勸得過來。我其實也覺得毫無把握，不過不能不去一走，即使明知無效，望病也是要去的。勸阻人家不要自殺，這題目十分難，簡直無從着筆，不曉得怎麼說才好。到了北海養蜂夾道的醫院裏，見到躺在床上，脖子包着繃帶的病人，我說了些話，自己也都忘記了，總之說著時就覺得是空虛無用的，心裏一面批評着說，不行，不行。果然這都是無用，如日記上所云勸說無效。我說幾句之後，他便說，你說的很是，不過這些我都已經想過了的。末了他說，周先生平常怎麼說，我都願意聽從，這回不能從命，並且他又說，我實在不能再受痛苦，請你可憐見放我去了罷。我見他態度很堅決，情形與平時不一樣，杜君說話聲音本來很低，又是近視，眼鏡後面的目光總向著下，這回聲音轉高，除去了眼鏡，眼睛張大，炯炯有光，彷彿是換了一個人的彬子。假如這回不是受了委託來勸解來的，我看這情形恐怕會得默然，如世尊默然表示同意似的，一握手而引退了吧。現在不能這樣，只得枝梧了好久，不再說理由，勸他好好將息，退了出來。第二天去看，聽那看病的侄兒說稍為安定，又據孟君說後來也吃點東西了，大家漸漸放心。日記上不曾記着，後來聽說杜君家屬從山東來了，接他回家去，用鴉片劑暫以減少苦痛，但是不久也就去世，這大約是二十一年的事了。

杜君的事情本來已是完結了，但是在那以後不知是從哪一位，大概是李廣田君罷，聽到了一段話。據說在我去勸說無效之後，杜君就改變了態度，肯吃藥喝粥了，所以我以為是無效，其實卻是發生了效力。杜君對友人說，周先生勸我的話，我自己都已經想過了的，所以沒有用處，但是後來周先生說的一節話，卻是我所沒有想到的，所以給他說服了。這一節是什麼話，我自己不記得了，經李君轉述大意如此：周先生說，你個人痛苦，欽求脫離，這是可以諒解的，但是現在你身子不是個人的了，假如父母妻子他們不願你離去，你還須體諒他們的意思，雖然這於你個人是一個痛苦，暫為他們而留住占老實說，這一番話本極尋常，在當時智窮力竭無可奈何時，姑且應用一試，不意打動杜君自己的不忍之心，乃轉過念來，願以個人的苦痛去抵銷家屬的悲哀，在我實在是不及料的。我想起幾句成語，日常的悲劇，平凡的偉大，杜君的事正當得起這名稱。杜君的友人很感謝我能夠勸他回心轉意，不再求死，但我實是很惶恐，覺得很有點對不起杜君，因為聽信我的幾句話使他多受了許多的苦痛。我平常最怕說不負責的話，假如自己估量不能做的事，即使聽去十分漂亮，也不敢輕易主張叫人家去做。這回因為受託勸解，搜索枯腸湊上這一節去，卻意外的發生效力，得到嚴重的結果，對於杜君我感覺負着一種責任。但是考索思慮，過了十年之後，我卻得到了慰解，因為覺得我不曾欺騙杜君，因為我勸他那麼做，在他的場合固是難能可貴，在別人也並不是沒有。一個人過了中年，人生苦甜大略嘗過，這以後如不是老成轉為少年，重複想納妾再做人家，他的生活大概漸傾於為人的，為兒孫作馬牛的是最下的一等，事實上卻不能不認他也是這一部類，其上者則為學問為藝文為政治，他們隨時能把生命放得下，本來也樂得安息，但是一直忍受着孜孜矻矻的做下去，犧牲一己以利他人，這該當稱為聖賢事業了。杜君以青年而能有此精神，很可令人佩服，而我則因有勸說的關係，很感到一種鞭策，太史公所謂雖不能至，心嚮往之，或得如傳說所云寫且夫二字，有做起講之意，不至全然打誕語欺人，則自己覺得幸甚矣。

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四日，記於北京

［附記］

近日整理故紙堆，偶然找出一張紙來，長一尺八寸，寬約六寸，寫字四行，其文曰：

“民國二十年一月三十日晨，夢中得一詩曰，愜息撣堂中，沐浴禪堂外，動止雖有殊，心閑故無疑。族人或雲余前身為一老僧，其信然那。三月七日下午書此，時杜逢辰君養病北海之濱，便持贈之，聊以慰其寂寞。作人於北平苦茶庵。”下未鈐印，不知何以未曾送去，至今亦已不復記憶，但因此可以知道社君在當時已進療養院矣。老僧之說本出遊戲，亦有傳訛，兒時聞祖母說，余誕生之夕，有同高祖之叔父夜歸，見一白須老人先入門，跡之不見，遂有此說，后乃衍為比丘耳。轉生之說在鄙人小信豈遂領受，但覺得此語亦復育致，蓋可免於頭世人之譏也。十一月三十日。

（1944年10月作，選自《立春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