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悲寺外

黃先生已死去二十多年了。這些年中，只要我在北平，我總忘不了去祭他的墓。自然我不能永遠在北平；別處的秋風使我倍加悲苦：祭黃先生的時節是重陽的前後，他是那時候死的。去祭他是我自己加在身上的責任；他是我最欽佩敬愛的一位老師，雖然他待我未必與待別的同學有什麼分別；他愛我們全體的學生。可是，我年年願看看他的矮墓，在一株紅葉的楓樹下，離大悲寺不遠。

已經三年沒去了，生命不由自主的東奔西走，三年中的北平只在我的夢中！

去年，也不記得為了什麼事，我跑回去一次，只住了三天。雖然才過了中秋，可是我不能不上西山去；誰知道什麼時候才再有機會回去呢。自然上西山是專為看黃先生的墓。為這件事，旁的事都可以擱在一邊；說真的，誰在北平三天能不想辦一萬樣事呢。

這種祭墓是極簡單的：只是我自己到了那裏而已，沒有紙錢，也沒有香與酒。黃先生不是個迷信的人，我也沒見他飲過酒。

從城裏到山上的途中，黃先生的一切顯現在我的心上。在我有口氣的時候，他是永生的。真的；停在我心中，他是在死里活着。每逢遇上個穿灰布大褂，胖胖的人，我總要細細看一眼。是的，胖胖的而穿灰布大衫，因黃先生而成了對我個人的一種什麼象徵。甚至於有的時候與同學們聚餐，“黃先生呢？”常在我的舌尖上；我總以為他是還活着。還不是這麼說，我應當說：我總以為他不會死，不應該死，即使我知道他確是死了。

他為什麼作學監呢？胖胖的，老穿着灰布大衫！他作什麼不比當學監強呢？可是，他竟自作了我們的學監；似乎是天命，不作學監他怎能在四十多歲便死了呢！

胖胖的，腦後折着三道肉印；我常想，理髮師一定要費不少的事，才能把那三道彎上的短髮推凈。臉象個大肉葫蘆，就是我這樣敬愛他，也就沒法否認他的臉不是招笑的。可是，那雙眼！上眼皮受着“胖”的影響，鬆鬆的下垂，把原是一對大眼睛變成了倆螳螂卵包似的，留個極小的縫兒射出無限度的黑亮。好象這兩道黑光，假如你單單的看着它們，把“胖”的一切註腳全勾銷了。那是一個胖人射給一個活動，靈敏，快樂的世界的兩道神光。他看着你的時候，這一點點黑珠就象是釘在你的心靈上，而後把你象條上了鉤的小白魚，釣起在他自己發射出的慈祥寬厚光朗的空氣中。然後他笑了，極天真的一笑，你落在他的懷中，失去了你自己。那件鬆鬆裹着胖黃先生的灰布大衫，在這時節，變成了一件仙衣。在你沒看見這雙眼之前，假如你看他從遠處來了，他不過是團蠕蠕而動的灰色什麼東西。

無論是哪個同學想出去玩玩，而造個不十二分有傷於誠實的謊，去到黃先生那裏請假，黃先生先那麼一笑，不等你說完你的謊——好象唯恐你自己說漏了似的——便極用心的用蘇字給填好“准假證”。但是，你必須去請假。私自離校是絕對不行的。凡關乎人情的，以人情的辦法辦；凡關乎校規的，校規是校規；這個胖胖的學監！

他沒有什麼學問，雖然他每晚必和學生們一同在自修室讀書；他讀的都是大本的書，他的筆記本也是龐大的，大概他的胖手指是不肯甘心傷損小巧精緻的書頁。他讀起書來，無論冬夏，頭上永遠冒着熱汗，他決不是聰明人。有時我偷眼看看他，他的眉，眼，嘴，好象都被書的神秘給迷住；看得出，他的牙是咬得很緊，因為他的腮上與太陽穴全微微的動彈，微微的，可是緊張。忽然，他那麼天真的一笑，嘆一口氣，用塊象小床單似的白手絹抹抹頭上的汗。

先不用說別的，就是這人情的不苟且與傻用功已足使我敬愛他——多數的同學也因此愛他。稍有些心與腦的人，即使是個十五六歲的學生，象那時候的我與我的學友們，還能看不出：他的溫和誠懇是出於天性的純厚，而同時又能絲毫不苟的負責是足以表示他是溫厚，不是懦弱？還覺不出他是“我們”中的一個，不是“先生”們中的一個；因為他那種努力讀書，為讀書而着急，而出汗，而嘆氣，還不是正和我們一樣？

到了我們有了什麼學生們的小困難——在我們看是大而不易解決的——黃先生是第一個來安慰我們，假如他不幫助我們；自然，他能幫忙的地方便在來安慰之前已經自動的作了。二十多年前的中學學監也不過是掙六十塊錢，他每月是拿出三分之一來，預備着幫助同學，即使我們都沒有經濟上的困難，他這三分之一的薪水也不會剩下。假如我們生了病，黃先生不但是殷勤的看顧，而且必拿來些水果，點心，或是小說，幾乎是偷偷的放在病學生的床上。

但是，這位困苦中的天使也是平安中的君王——他管束我們。宿舍不清潔，課後不去運動……都要挨他的雷，雖然他的雷是伴着以淚作的雨點。

世界上，不，就說一個學校吧，哪能都是明白人呢。我們的同學裏很有些個厭惡黃先生的。這並不因為他的愛心不普遍，也不是被誰看出他是不真誠，而是偉大與藐小的相觸，結果總是偉大的失敗，好似不如此不足以成其偉大。這些同學們一樣的受過他的好處，知道他的偉大，但是他們不能愛他。他們受了他十樣的好處后而被他申斥了一陣，黃先生便變成頂可惡的。我一點也沒有因此而輕視他們的意思，我不過是說世上確有許多這樣的人。他們並不是不曉得好歹，而是他們的愛只限於愛自己；愛自己是溺愛，他們不肯受任何的責備。設若你救了他的命，而同時責勸了他幾句，他從此便永遠記着你的責備——為是恨你——而忘了救命的恩惠。黃先生的大錯處是根本不應來作學監，不負責的學監是有的，可是黃先生與不負責永遠不能聯結在一處。不論他怎樣真誠，怎樣厚道，管束。

他初來到學校，差不多沒有一個人不喜愛他，因為他與別位先生是那樣的不同。別位先生們至多不過是比書本多着張嘴的，我們佩服他們和佩服書籍差不多。即使他們是活潑有趣的，在我們眼中也是另一種世界的活潑有趣，與我們並沒有多麼大的關係。黃先生是個“人”，他與別位先生幾乎完全不相同。他與我們在一處吃，一處睡，一處讀書。

半年之後，已經有些同學對他不滿意了，其中有的，受了他的規戒，有的是出於立異——人家說好，自己就偏說壞，表示自己有頭腦，別人是順竿兒爬的笨貨。

經過一次小風潮，愛他的與厭惡他的已各一半了。風潮的起始，與他完全無關。學生要在上課的時間開會了，他才出來勸止，而落了個無理的干涉。他是個天真的人——自信心居然使他要求投票表決，是否該在上課時間開會！幸而投與他意見相同的票的多着三張！風潮雖然不久便平靜無事了，可是他的威信已減了一半。

因此，要頂他的人看出時機已到：再有一次風潮，他管保得滾。謀着以教師兼學監的人至少有三位。其中最活動的是我們的手工教師，一個用嘴與舌活着的人，除了也是胖子，他和黃先生是人中的南北極。在教室上他曾說過，有人給他每月八百圓，就是提夜壺也是美差。有許多學生喜歡他，因為上他的課時就是睡覺也能得八十幾分。他要是作學監，大家豈不是入了天國！每天晚上，自從那次小風潮后，他的屋中有小的會議。不久，在這小會議中種的子粒便開了花。校長處有人控告黃先生，黑板上常見“胖牛”，“老山藥蛋”……同時，有的學生也向黃先生報告這些消息。忽然黃先生請了一天的假。可是那天晚上自修的時候，校長來了，對大家訓話，說黃先生向他辭職，但是沒有準他。末后，校長說，“有不喜歡這位好學監的，請退學；大家都不喜歡他呢，我與他一同辭職。”大家誰也沒說什麼。可是校長前腳出去，後腳一群同學便到手工教員室中去開緊急會議。

第三天上黃先生又照常辦事了，臉上可是好象瘦減了一圈。在下午課後他召集全體學生訓話，到會的也就是半數。他好象是要說許多許多的話似的，及至到了台上，他第一個微笑就沒笑出來，楞了半天，他極低細的說了一句：“咱們彼此原諒吧！”沒說第二句。

暑假后，廢除月考的運動一天擴大一天。在重陽前，炸彈爆發了。英文教員要考，學生們不考；教員下了班，後面追隨着極不好聽的話。及至事情鬧到校長那裏去，問題便由罷考改為撤換英文教員，因為校長無論如何也要維持月考的制度。雖然有幾位主張連校長一齊推倒的，可是多數人願意先由撤換教員作起。既不向校長作戰，自然罷考須暫放在一邊。這個時節，已經有人警告了黃先生：“別往自己身上攏！”

可是誰叫黃先生是學監呢？他必得維持學校的秩序。況且，有人設法使風潮往他身上轉來呢。

校長不答應撤換教員。有人傳出來，在職教員會議時，黃先生主張嚴辦學生，黃先生勸告教員合作以便抵抗學生，黃學監……

風潮及轉了方向，黃學監，已經不是英文教員，是炮火的目標。

黃先生還終日與學生們來往，勸告，解說，笑與淚交替的揭露着天真與誠意。有什麼用呢？

學生中不反對月考的不敢發言。依違兩可的是與其說和平的話不如說激烈的，以便得同學的歡心與讚揚。這樣，就是敬愛黃先生的連暗中警告他也不敢了：風潮象個魔咒捆住了全校。

我在街上遇見了他。

“黃先生，請你小心點，”我說。

“當然的，”他那麼一笑。

“你知道風潮已轉了方向？”

他點了點頭，又那麼一笑，“我是學監！”

“今天晚上大概又開全體大會，先生最好不用去。”“可是，我是學監！”

“他們也許動武呢！”

“打‘我’？”他的顏色變了。

我看得出，他沒想到學生要打他；他的自信力太大。可是同時他並不是不怕危險。他是個“人”，不是鐵石作的英雄——因此我愛他。

“為什麼呢？”他好似是詰問着他自己的良心呢。“有人在後面指揮。”

“嘔！”可是他並沒有明白我的意思，據我看；他緊跟着問：“假如我去勸告他們，也打我？”

我的淚幾乎落下來。他問得那麼天真，幾乎是兒氣的；始終以為善意待人是不會錯的。他想不到世界上會有手工教員那樣的人。

“頂好是不到會場去，無論怎樣！”

“可是，我是學監！我去勸告他們就是了；勸告是惹不出事來的。謝謝你！”

我楞在那兒了。眼看着一個人因責任而犧牲，可是一點也沒覺到他是去犧牲——一聽見“打”字便變了顏色，而仍然不退縮！我看得出，此刻他決不想辭職了，因為他不能在學校正極紊亂時候抽身一走。“我是學監！”我至今忘不了這一句話，和那四個字的聲調。

果然晚間開了大會。我與四五個最敬愛黃先生的同學，故意坐在離講台最近的地方，我們計議好：真要是打起來，我們可以設法保護他。

開會五分鐘后，黃先生推門進來了。屋中連個大氣也聽不見了。主席正在報告由手工教員傳來的消息——就是宣佈學監的罪案——學監進來了！我知道我的呼吸是停止了一會兒。

黃先生的眼好似被燈光照得一時不能睜開了，他低着頭，象盲人似的輕輕關好了門。他的眼睜開了，用那對慈善與寬厚作成的黑眼珠看着大眾。他的面色是，也許因為燈光太強，有些灰白。他向講台那邊挪了兩步，一腳登着台沿，微笑了一下。

“諸位同學，我是以一個朋友，不是學監的地位，來和大家說幾句話！”

“假冒為善！”

“漢奸！”

後邊有人喊。

黃先生的頭低下去，他萬也想不到被人這樣罵他。他決不是恨這樣罵他的人，而是懷疑了自己，自己到底是不真誠，不然……

這一低頭要了他的命。

他一進來的時候，大家居然能那樣靜寂，我心裏說，到底大家還是敬畏他；他沒危險了。這一低頭，完了，大家以為他是被罵對了，羞愧了。

“打他！”這是一個與手工教員最親近的學友喊的，我記得。跟着，“打！”“打！”後面的全立起來。我們四五個人彼此按了按膝，“不要動”的暗號；我們一動，可就全亂了。我喊了一句。

“出去！”故意的喊得很難聽，其實是個善意的暗示。他要是出去——他離門只有兩三步遠——管保沒有事了，因為我們四五個人至少可以把後面的人堵住一會兒。可是黃先生沒動！好象蓄足了力量，他猛然抬起頭來。他的眼神極可怕了。可是不到半分鐘，他又低下頭去，似乎用極大的懺悔，矯正他的要發脾氣。他是個“人”，可是要拿人力把自己提到超人的地步。我明白他那心中的變動：冷不防的被人罵了，自己懷疑自己是否正道；他的心告訴他——無愧；在這個時節，後面喊“打！”：他怒了；不應發怒，他們是些青年的學生——又低下頭去。

隨着說第二次低頭，“打！”成了一片暴雨。

假如他真怒起來，誰也不敢先下手；可是他又低下頭去——就是這麼著，也還只聽見喊打，而並沒有人向前。這倒不是大家不勇敢，實在是因為多數——大多數——人心中有一句：“憑什麼打這個老實人呢？”自然，主席的報告是足以使些人相信的，可是究竟大家不能忘了黃先生以前的一切；況且還有些人知道報告是由一派人造出來的。

我又喊了聲，“出去！”我知道“滾”是更合適的，在這種場面上，但怎忍得出口呢！

黃先生還是沒動。他的頭又抬起來：臉上有點笑意，眼中微濕，就象個忠厚的小兒看着一個老虎，又愛又有點怕憂。

忽然由窗外飛進一塊磚，帶着碎玻璃碴兒，象顆橫飛的彗星，打在他的太陽穴上。登時見了血。他一手扶住了講桌。後面的人全往外跑。我們幾個攙住了他。

“不要緊，不要緊，”他還勉強的笑着，血已幾乎蓋滿他的臉。

找校長，不在；找校醫，不在；找教務長，不在；我們決定送他到醫院去。

“到我屋裏去！”他的嘴已經似乎不得力了。

我們都是沒經驗的，聽他說到屋中去，我們就攙扶着他走。到了屋中，他擺了兩擺，似乎要到洗臉盆處去，可是一頭倒在床上；血還一勁的流。

老校役張福進來看了一眼，跟我們說，“扶起先生來，我接校醫去。”

校醫來了，給他洗乾淨，綁好了布，叫他上醫院。他喝了口白蘭地，心中似乎有了點力量，閉着眼嘆了口氣。校醫說，他如不上醫院，便有極大的危險。他笑了。低聲的說：“死，死在這裏；我是學監！我怎能走呢——校長們都沒在這裏！”

老張福自薦伴着“先生”過夜。我們雖然極願守着他，可是我們知道門外有許多人用輕鄙的眼神看着我們；少年是最怕被人說“苟事”的——同情與見義勇為往往被人解釋作“苟事”，或是“狗事”；有許多青年的血是能極熱，同時又極冷的。我們只好離開他。連這樣，當我們出來的時候還聽見了：“美呀！黃牛的乾兒子！”

第二天早晨，老張福告訴我們，“先生”已經說胡話了。

校長來了，不管黃先生依不依，決定把他送到醫院去。

可是這時候，他清醒過來。我們都在門外聽着呢。那位手工教員也在那裏，看着學監室的白牌子微笑，可是對我們皺着眉，好象他是最關心黃先生的苦痛的。我們聽見了黃先生說：

“好吧，上醫院；可是，容我見學生一面。”

“在哪兒？”校長問。

“禮堂；只說兩句話。不然，我不走！”

鐘響了。幾乎全體學生都到了。

老張福與校長攙着黃先生。血已透過綳布，象一條毒花蛇在頭上盤着。他的臉完全不象他的了。剛一進禮堂門，他便不走了，從綳布下設法睜開他的眼，好象是尋找自己的兒女，把我們全看到了。他低下頭去，似乎已支持不住，就是那麼低着頭，他低聲——可是很清楚的——說：“無論是誰打我來着，我決不，決不計較！”

他出去了，學生沒有一個動彈的。大概有兩分鐘吧。忽然大家全往外跑，追上他，看他上了車。

過了三天，他死在醫院。

誰打死他的呢？

丁庚。

可是在那時節，誰也不知道丁庚扔磚頭來着。在平日他是“小姐”，沒人想到“小姐”敢飛磚頭。

那時的丁庚，也不過是十七歲。老穿着小藍布衫，臉上長着小紅疙疸，眼睛永遠有點水銹，象敷着些眼藥。老實，不好說話，有時候跟他好，有時候又跟你好，有時候自動的收拾宿室，有時候一天不洗臉。所以是小姐——有點忽東忽西的小性。

風潮過去了，手工教員兼任了學監。校長因為黃先生已死，也就沒深究誰扔的那塊磚。說真的，確是沒人知道。

可是，不到半年的工夫，大家猜出誰了——丁庚變成另一個人，完全不是“小姐”了。他也愛說話了，而且永遠是不好聽的話。他永遠與那些不用功的同學在一起了，吸上了香煙——自然也因為學監不干涉——每晚上必出去，有時候嘴裏噴着酒味。他還作了學生會的主席。

由“那”一晚上，黃先生死去，丁庚變了樣。沒人能想到“小姐”會打人。可是現在他已不是“小姐”了，自然大家能想到他是會打人的。變動的快出乎意料之外，那麼，什麼事都是可能的了；所以是“他”！

過了半年，他自己承認了——多半是出於自誇，因為他已經變成個“刺兒頭”。最怕這位“刺兒頭”的是手工兼學監那位先生。學監既變成他的部下，他承認了什麼也當然是沒危險的。自從黃先生離開了學監室，我們的學校已經不是學校。

為什麼扔那塊磚？據丁庚自己說，差不多有五六十個理由，他自己也不知道哪一個最好，自然也沒人能斷定哪個最可靠。

據我看，真正的原因是“小姐”忽然犯了“小姐性”。他最初是在大家開會的時候，連進去也不敢，而在外面看風勢。忽然他的那個勁兒來了，也許是黃先生責備過他，也許是他看黃先生的胖臉好玩而試試打得破與否，也許……不論怎麼著吧，一個十七歲的孩子，天性本來是變鬼變神的，加以臉上正發紅泡兒的那股忽人忽獸的鬱悶，他滿可以作出些無意作而作了的事。從多方面看，他確是那樣的人。在黃先生活着的時候，他便是千變萬化的，有時候很喜歡人叫他“黛玉”。黃先生死後，他便不知道他是怎回事了。有時候，他聽了幾句好話，能老實一天，趴在桌上寫小楷，寫得非常秀潤。第二天，一天不上課！

這種觀察還不只限於學生時代，我與他畢業后恰巧在一塊作了半年的事，拿這半年中的情形看，他確是我剛說過的那樣的人。拿一件事說吧。我與他全作了小學教師，在一個學校里，我教初四。已教過兩個月，他忽然想換班，唯一的原因是我比他少着三個學生。可是他和校長並沒這樣說——為少看三本卷子似乎不大好出口。他說，四年級級任比三年級的地位高，他不甘居人下。這雖然不很象一句話，可究竟是更精神一些的爭執。他也告訴校長：他在讀書時是作學生會主席的，主席當然是大眾的領袖，所以他教書時也得教第一班。校長與我談論這件事，我是無可無不可，全憑校長調動。校長反倒以為已經教了快半個學期，不便於變動。這件事便這麼過去了。到了快放年假的時候，校長有要事須請兩個禮拜的假，他打算求我代理幾天。丁庚又答應了。可是這次他直接的向我發作了，因為他親自請求校長叫他代理是不好意思的。我不記得我的話了，可是大意是我應着去代他向校長說說：我根本不願意代理。

及至我已經和校長說了，他又不願意，而且忽然的辭職，連維持到年假都不幹。校長還沒走，他捲鋪蓋走了。誰勸也無用，非走不可。

從此我們倆沒再會過面。

看見了黃先生的墳，也想起自己在過去二十年中的苦痛。墳頭更矮了些，那麼些土上還長着點野花，“美”使悲酸的味兒更強烈了些。太陽已斜掛在大悲寺的竹林上，我只想不起動身。深願黃先生，胖胖的，穿着灰布大衫，來與我談一談。

遠處來了個人。沒戴着帽，頭髮很長，穿着青短衣，還看不出他的模樣來，過路的，我想；也沒大注意。可是他沒順着小路走去，而是捨了小道朝我來了。又一個上墳的？

他好象走到墳前才看見我，猛然的站住了。或者從遠處是不容易看見我的，我是倚着那株楓樹坐着呢。“你，”他叫着我的名字。

我楞住了，想不起他是誰。

“不記得我了？丁——”

沒等他說完我想起來了，丁庚。除了他還保存着點“小姐”氣——說不清是在他身上哪處——他絕對不是二十年前的丁庚了。頭髮很長，而且很亂。臉上烏黑，眼睛上的水銹很厚，眼窩深陷進去，眼珠上許多血絲。牙已半黑，我不由的看了看他的手，左右手的食指與中指全黃了一半。他一邊看着我，一邊從袋裏摸出一盒“大長城”來。

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一陣悲慘。我與他是沒有什麼感情的，可是幼時的同學……我過去握住他的手；他的手顫得很厲害。我們彼此看了一眼，眼中全濕了；然後不約而同的看着那個矮矮的墓。

“你也來上墳？”這話已到我的唇邊，被我壓回去了。他點一枝煙，向藍天吹了一口，看看我，看看墳，笑了。

“我也來看他，可笑，是不是？”他隨說隨坐在地上。我不曉得說什麼好，只好順口搭音的笑了聲，也坐下了。他半天沒言語，低着頭吸他的煙，似乎是思想什麼呢。煙已燒去半截，他抬起頭來，極有姿式的彈着煙灰。先笑了笑，然後說：

“二十多年了！他還沒饒了我呢！”

“誰？”

他用煙捲指了指墳頭：“他！”

“怎麼？”我覺得不大得勁；深怕他是有點瘋魔。

“你記得他最後的那句？決——不——計——較，是不是？”

我點點頭。

“你也記得咱們在小學教書的時候，我忽然不幹了？我找你去叫你不要代理校長？好，記得你說的是什麼？”“我不記得。”

“決不計較！你說的。那回我要和你換班次，你也是給了我這麼一句。你或者出於無意，可是對於我，這句話是種報復，懲罰。它的顏色是紅的一條布，象條毒蛇；它確是有顏色的。它使我把生命變成一陣顫抖；志願，事業，全隨顫抖化為——秋風中的落葉。象這顆楓樹的葉子。你大概也知道，我那次要代理校長的原因？我已運動好久，叫他不能回任。可是你說了那麼一句——”

“無心中說的，”我表示歉意。

“我知道。離開小學，我在河務局謀了個差事。很清閑，錢也不少。半年之後，出了個較好的缺。我和一個姓李的爭這個地位。我運動，他也運動，力量差不多是相等，所以命令多日沒能下來。在這個期間，我們倆有一次在局長家裏遇上了，一塊打了幾圈牌。局長，在打牌的時候，露出點我們倆競爭很使他為難的口話。我沒說什麼，可是姓李的一邊打出一個紅中，一邊說：‘紅的！我讓了，決不計較！’紅的！不計較！黃學監又立在我眼前，頭上圍着那條用血浸透的紅布！我用儘力量打完了那圈牌，我的汗濕透了全身。我不能再見那個姓李的，他是黃學監第二，他用殺人不見血的咒詛在我魂靈上作祟：假如世上真有妖術邪法，這個便是其中的一種。我不幹了。不幹了！”他的頭上出了汗。

“或者是你身體不大好，精神有點過敏。”我的話一半是為安慰他，一半是不信這種見神見鬼的故事。

“我起誓，我一點病沒有。黃學監確是跟着我呢。他是假冒為善的人，所以他會說假冒為善的惡咒。還是用事實說明吧。我從河務局出來不久便成婚，”這一句還沒說全，他的眼神變得象失了雛兒的惡鷹似的，瞪着地上一顆半黃的雞爪草，半天，他好象神不附體了。我輕嗽了聲，他一哆嗦，抹了抹頭上的汗，說：“很美，她很美。可是——不貞。在第一夜，洞房便變成地獄，可是沒有血，你明白我的意思？沒有血的洞房是地獄，自然這是老思想，可是我的婚事老式的，當然感情也是老式的。她都說了，只求我，央告我，叫我饒恕她。按說，美是可以博得一切赦免的。可是我那時鐵了心；我下了不戴綠帽的決心。她越哭，我越狠，說真的，折磨她給我一些愉快。末后，她的淚已干，她的話已盡，她說出最後的一句：‘請用我心中的血代替吧，’她打開了胸，‘給這兒一刀吧；你有一切的理由，我死，決不計較你！’我完了，黃學監在洞房門口笑我呢。我連動一動也不能了。第二天，我離開了家，變成一個有家室的漂流者，家中放着一個沒有血的女人，和一個帶着血的鬼！但是我不能自殺，我跟他干到底，他劫去我一切的快樂，不能再叫他奪去這條命！”“丁：我還以為你是不健康。你看，當年你打死他，實在不是有意的。況且黃先生的死也一半是因為耽誤了，假如他登時上醫院去，一定不會有性命的危險。”我這樣勸解；我准知道，設若我說黃先生是好人，決不能死後作祟，丁庚一定更要發怒的。

“不錯。我是出於無心，可是他是故意的對我發出假慈悲的原諒，而其實是種惡毒的詛咒。不然，一個人死在眼前，為什麼還到禮堂上去說那個呢？好吧，我還是說事實吧。我既是個沒家的人，自然可以隨意的去玩了。我大概走了至少也有十二三省。最後，我在廣東加入了革命軍。打到南京，我已是團長。設若我繼續工作，現在來至少也作了軍長。可是，在清黨的時節，我又不幹了。是這麼回事，一個好朋友姓王，他是左傾的。他比我職分高。設若我能推倒他，我登時便能取得他的地位。陷害他，是極容易的事，我有許多對他不利的證據，但是我不忍下手。我們倆出死入生的在一處已一年多，一同入醫院就有兩次。可是我又不能拋棄這個機會；志願使英雄無論如何也得辣些。我不是個十足的英雄，所以我想個不太激進的辦法來。我託了一個人向他去說，他的危險怎樣的大，不如及早逃走，把一切事務交給我，我自會代他籌畫將來的安全。他不聽。我火了。不能不下毒手。我正在想主意，這個不知死的鬼找我來了，沒帶着一個人。有些人是這樣：至死總假裝寬厚大方，一點不為自己的命想一想，好象死是最便宜的事，可笑。這個人也是這樣，還在和我嘻嘻哈哈。我不等想好主意了，反正他的命是在我手心裏，我對他直接的說了——我的手摸着手槍。他，他聽完了，向我笑了笑。‘要是你願殺我，’他說，還是笑着，‘請，我決不計較。’這能是他說的嗎？怎能那麼巧呢？我知道，我早就知道了，凡是我要成功的時候，‘他’老藉著個笑臉來報仇，假冒為善的鬼會拿柔軟的方法來毀人。我的手連抬也抬不起來了，不要說還要拿槍打人。姓王的笑着，笑着，走了。他走了，能有我的好處嗎？他的地位比我高。拿證據去告發他恐怕已來不及了，他能不馬上想對待我的法子嗎？結果，我得跑！到現在，我手下的小卒都有作團長的了，我呢？我只是個有妻室而沒家，不當和尚而住在廟裏的——我也說不清我是什麼！”乘他喘氣，我問了一句：“哪個廟事？”

“眼前的大悲寺！為是離着他近，”他指着墳頭。看我沒往下問，他自動的說明：“離他近，我好天天來詛咒他！”

不記得我又和他說了什麼，還是什麼也沒說，無論怎樣吧！我是踏着金黃的秋色下了山，斜陽在我的背後。我沒敢回頭，我怕那株楓樹，葉子不是怎麼紅得似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