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我和陸天明相識已經很久了。才一會面，他就引起了我的關注。我的印象：他是一個思想型、信念型、苦行型的人。他憂國憂民，他期待着熱烈的奉獻和燃燒，他完全相信真理的力量、信念的力量、文學的力量、語言文字的力量。他願意擺脫一切世俗利益的困擾。為了信念，他會產生一種論辯的熱情，他無法見風使舵也無法輕易地唯唯諾諾迎合別人。他可能見人之未見卻又不見常人之能見。他的幾近乎“呆”的勁兒與特有的聰明使我想起年輕時候，例如五十年代的自己。他的大頭、他的眼睛、他的目不轉睛的執著，都很可愛，又有一點點可怕，還有相當的可悲。我覺得，他是一個充滿悲劇感的人物。我不知道在那種情況下（“文化大革命”當中），我怎樣向他傳達一點經驗、一點“狡獪”，幫助他避開他也許不可能完全避開的悲劇性命運。

然而許多年過去了，他的歷程不算太喜，但也談不上太悲。畢竟時代不同了，誰說我們沒有進步？他孜孜不倦地進行寫作，用年輕人中突然流行起來的一句話說，他似乎活得很“累”。不同的是他的累不是由於文壇內外的蠅營狗苟、縱橫捭闔、劫奪撈取；而只是累於寫作、寫作、寫作……他似乎在事倍“功”半地寫作，雖然像長篇小說《桑那高地的太陽》、中篇《白木軛》和《啊，野麻花》，也都取得了相當的成績，獲得了好評。

後來，在熱熱鬧鬧、沸沸揚揚的那幾年，陸天明沉默着。文壇似乎有他不多，沒他也不少。三年過去了，當新的勇者或者狼狽激動着一些作家的時候，陸天明拋出了一塊大“磚頭”，他寒窗三載、辛苦經營的新作力作——《泥日》。

說是“力作”可不是熟語套話。從《泥日》中我們幾乎可以感到、可以看到陸天明的那透過了紙背的力度。那是一種思考的執著——他從來都熱衷於進行憂國憂民、憂史憂文。憂斯民更憂人類的整體性思考。那是一種結構的精力，陸天明運了氣。發了功，把各種強烈鮮明而又各具異彩的人物，把各種觸目驚心、既“現實”又浪漫的生存狀態，把富於反差的、既嚴峻又迷人的種種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把極有戲劇性但又大致合乎情理而且不落窠臼的故事情節組織在一起。那更是一種創造力、想像力的高揚。陸天明在新疆生活了多年，邊疆的奇異風光。特殊的歷史、民族與文化背景當是他構思這部長篇的基礎。但陸天明無意去寫某個邊疆地區某個特定的民族、某段歷史的事件與事件的歷史，這並不一定是陸天明所長。陸天明全力以赴的是創造他小說中的一個邊疆世界、一塊邊疆土地、一群帶有傳奇色彩、神秘色彩、極盡所能地“陌生化”了的血血肉肉之人。如果說這部書標誌着他的文學想像力、小說想像力的一大躍進，是他的創造主體意識的一大弘揚，當非誇張不實。他不拒絕獵奇，毋寧說他很喜歡獵奇。但他的獵奇不是局限於奇風異俗與無巧不成書的驚人之筆，他的獵奇與荒涼的地貌、多變、無情而又雄奇宏偉的氣象（天象），與人物的強悍、奮爭、熱情，與這一切的得不到結果、得不到答案，以及與歷史的威嚴與並非完全可解的步伐，與對人生對人性對個性對國土的思索結合得比較好。這就是說，他的獵奇與嚴肅的思考追求結合起來了，他的獵奇有着遠非一般傳奇性作品所具有的廣度與深度。《泥日》的傳奇性既體現於故事更體現於人物，既體現於場景更體現於藝術氛圍，既體現於題材的取捨（其中當不乏對於“可讀性”的考慮）更體現於一種嚴肅的悲劇性。它不是歷史，卻充溢着歷史感。它未必贊成“認命”，卻流露着俯瞰的悲憫的宿命感。從嚴格的民族學、社會學的角度看，《泥日》並不（或十分不）可靠，卻具備着一種相當理性的認識價值。它是有魅力的，更是有分量的。

我在讀《泥日》的時候常常想到邊疆，想到祖國，想到那些艱難而強悍地活着的人物,想到人生的輝煌與盲目、絢麗與殘酷,想到慾望與情感的價值與無價值……

我更想到陸天明。我好像看到了身穿盔甲手執長矛的唐·吉河德。我好像看到了赤身裸體、氣功劈石劈山的河北吳橋（我的故鄉一帶）壯士。我好像看到了保加利亞的舉重選手要求工作人員一次給杠鈴增加了10公斤。我好像看到了他兩眼中燃燒起的火光。我知道我無法用輕鬆如意、用俯拾隨心、用舒緩從容、用舉重若輕、用四兩撥千斤的一套美學範疇或評文命題來談論他。雖然我不無這種求全的希望。陸天明就是陸天明。我又想起他的幾分“呆”來。不是食書不化。更不是真缺點什麼心眼。他這是一種選擇，一種如今已經少有了、久違了的雖九死而未悔的鄭重。《泥日》的成績令人肅然起敬。《泥日》的美學理想令人感到崇高和靜穆。也許他確實選擇了一條事倍功半的路。也許他還遠遠沒有進入“化境”。但是，當旁人競逐捷徑的時候，他的路不是更值得珍重與理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