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印後記

灕江出版社要重印《汪曾祺自選集》，建議改名為《受戒》，而以“汪曾祺自選集”為副題。我同意。

我覺得我還是個挺可愛的人，因為我比較真誠。

重讀一些我的作品，發現：我是很悲哀的。我覺得，悲哀是美的。當然，在我的作品裏可以發現對生活的欣喜。弘一法師臨終的偈語：“悲欣交集”，我覺得，我對這樣的心境，是可以領悟的。

我的作品有讀者，我真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我給了讀者一些什麼？我說過我希望我的作品有益於世道人心，我做到了嗎？能夠做到嗎？

我算是個“有影響”的作家了。所謂影響，主要是對青年作家的影響。我影響了他們什麼？是對生活的、文學的態度，還是僅僅是語言、技巧、韻味？

最近應人之請，寫了一篇短文，談二十一世紀的文學。我認為本世紀的中國文學，翻來覆去，無非是兩方面的問題：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繼承民族傳統與接受西方影響。幾年前，我曾在一次關於我的作品的討論會上提出：回到現實主義，回到民族傳統。我說：這種現實主義是容納各種流派的現實主義；這種民族傳統是對外來文化的精華兼收並蓄的民族傳統。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可以並存，並且可以溶合；民族傳統與外來影響（主要是西方影響）並不矛盾。二十一世紀的文學也許是更加現實主義的，也更加現代主義的；更多地繼承民族文化，也更深更廣地接受西方影響的。

我今年七十一歲，也許還能再寫作十年。這十年裏我將更加有意識地吸收西方現代文學的影響。

我相信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文學將是輝煌的。

1991年5月13日

※選自：汪曾祺作品自選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