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魄

他為什麼要到“內地”來？不大可解，也沒有人問過他。自然，你現在要是問我究竟為什麼大老遠的跑到昆明過那麼幾年，我也答不上來。為了抗戰？除了下鄉演演《放下你的鞭子》，我沒有為抗戰做過多少事。為了讀書，大學都“內遷”了。有那麼一點浪漫主義，年紀輕，總希望向遠處跑，嚮往大後方。總而言之，是大勢所趨。有那麼一股潮流，把我一帶，就帶過了千山萬水。這個人呢？那個潮流似乎不大可能涉及到他。我們那裏的人都安土重遷，出門十五里就要寫家書的。我們小時聽老人經常告誡的兩件事，一是“萬惡的社會”，另一件就是行旅的艱難。行船走馬三分險，到處都是扒手、騙子，出了門就是丟了一半性命。他是四十邊上的人了，又是站櫃枱“做店”的。做店的人，在附近三五個縣城跑跑，就是了不起的老江湖，對於各地的茶館、澡堂子、妓院、書場、鎮水的銅牛、肉身菩薩、大廟、大蛇、大火災……就夠他向人聊一輩子，見多識廣，社會地位高於旁人，他卻當真走了幾千里，幹什麼？是在家鄉做了什麼丟臉的事，或慪了氣，一跺腳，要到一個親戚朋友耳目所不及的地方來創一番事業，將來衣錦榮歸，好向家中妻子兒女說一聲“我總算對得起你們”？看他不像是個會咬牙發狠的人。他走路說話全表示他是個慢性子，是女人們稱之為“三棍子打不出一個悶屁來”的角色。也許是有個親戚要到內地來做事，需要一個能寫字算帳的身邊人。機緣湊巧，他就決定跟着來“玩玩”了？不知道。反正，他就是來了。而且做了完全另外一種人。

到我們認識他時，他開了個小館子，在我們學校附近。

大學生都是消化能力很強的人。初到昆明時，大家的口袋裏還帶着三個月至半年的用度，有時還能接到一筆匯款，稍有借口，或誰過生日，或失物復得，或接到一封字跡娟秀的信，或什麼理由都沒有，大家“通過”一下，就可以派一個人做東請客。在某個限度內還可以挑一挑地方。有人說，開了個揚州館子，那就怎麼也得巧立名目去吃他一頓。

學校附近還像從前學校附近一樣，開了許多小館子，開館子的多是外鄉人，山東、河北、江西、湖南的，都有。在昆明，只要不說本地話，任何外鄉口音的，都可認作大同鄉。一種同在天涯之感把掌柜、夥計和學生連接起來。學生來吃飯，掌柜的、夥計（如果他們閑着），就坐在一邊談天說地；學生也喜歡到鍋灶旁站着，一邊聽新聞故事，一邊欣賞炒菜藝術。這位揚州人老闆，一看就和別的掌柜的不一樣。他穿了一身鐵機紡綢褂褲在那兒炒菜。盤花紐扣，紐絆拖出一截銀錶鏈。雪白的細麻紗襪，淺口千層底禮服呢布鞋。細細軟軟的頭髮向後梳得一絲不亂。左手無名指上還套了個韭菜葉式的金戒指。周身上下，斯斯文文。除了他那點流利合拍的翻鍋執鏟的動作，他無處像一個大師傅，像吃這一行飯的。這個館子不大，除了他自己，只用了個本地孩子招呼客座，擺筷子倒茶。可是收拾得乾乾淨淨，木架上還放了兩盆花。就是足球隊員、跳高選手來，看看牆上菜單上那一筆成親王體的字，也不好意思過於囂張放肆了。

有時，過了熱市，吃飯的只有幾個人，菜都上了桌，他洗洗手，會捧了一把細瓷茶壺出來，客氣幾句：“菜炒得不好，這裏的醬油不行”，“黃芹菜叫孩子切壞了，誰讓他切的！——不能橫切，要切直絲。”有時也談談時事，說點故鄉消息，問問這裏的名勝特產，聲音低緩，慢條斯理。我們已經學會了坐茶館。有時在茶館裏也可以碰到他，獨自看一張報紙或支頤眺望街上行人。他還給我們付過幾回茶錢，請我們抽煙。他抽煙也是那麼慢慢的，一口一口地品嘗，彷彿有無窮滋味。有時，他去遛彎，兩手反背在後面，一種說不出的悠徐閑散。出門稍遠，則穿了灰色熟羅長衫，還帶了把湘妃竹摺扇。想來從前他一定喜歡養鳥，聽王少堂說書，常上富春①坐坐的。他說他原在轅門橋一家大綢緞莊做事，看樣子極像。然而怎麼會到這兒來開一個小飯館呢？這當中必有一段故事。他自己不談，我們也不便問。

這飯館常備的只有幾個菜：過油肉、炒假螃蟹、雞絲雪裏蕻，卻都精緻有特點。有時跟他商量商量，還可請他表演幾個道地揚州菜：獅子頭、煮乾絲、芙蓉鯽魚……他不惜工本，做得非常到家。這位綢緞莊的“同事”想必在家很講究吃食，學會了烹調，想不到竟改行作了紅案師傅。照常情，這是降低身份了，不過，生意好，進帳不錯，他倒像不在意，高高興興的。

半年以後，店門關了幾天，貼出了條子：修理爐灶，停業數天。

重新開張后，飯鋪氣象一新，一早上就坐滿了人，人來人往，川流不息，揚州人聽從有人的建議，請了個南京的白案師傅來做包子下面，帶賣早晚市了。我一去，學着揚州話，給他道了喜：

“恭喜恭喜！”

“托福托福，鬧着玩的！”

揚州人完全明白我向他道喜的雙重意義。恭喜他擴充了營業；同時我一眼就看到後面天井裏有一個年輕女人坐着揀菜，穿得一身新，髮髻上戴着一朵雙喜字大紅絨花。這揚州人在家鄉肯定是有個家的。這女人的歲數也比他小得多。因此他有點不好意思。

不知道是誰給說的媒。這女人我們認得，是這條街上一個鴉片煙鬼的女兒。（這條街有一個富麗堂皇，古色古香的街名，叫做“鳳翥街”。）我們常看見她蓬着頭出來買鹹菜，買壁虱（即臭蟲）葯，買蚊煙香，臉色黃巴巴的，不怎麼好看。可是因為年紀還輕，攏光了頭髮，搽了脂粉，就像換了一個人，以前看不出的好看處全露出來了。揚州人看樣子很疼愛這位新娘子，不時回頭看看，走過去在她耳邊低低地說幾句話；或讓她偏了頭，為她拈去頭髮上的一片草屑塵絲。他那個手勢就比一首情詩還值得一看。揚州人自己也像年輕了許多。

白案上，那位南京師傅集中精神在做包子。他彷彿想把他的熱情變成包子的滋味，全力以赴，揉面，摘面蒂，刮餡子，捏褶子，收嘴子，動作的節奏感很強。他很忙，顧不上想什麼。但是今天是新開張，他一定覺得很興奮。他的腦袋裏升騰着希望，就像那蒸籠里冒出來的一陣一陣的熱氣。聽他用力抽打着麵糰，聲音鈍鈍的，手掌一定很厚，而且手指很短！他的腦袋剃得光光的，後腦勺擠成了三四疊，一用力，腦後的褶紋不停地扭動。他穿着一身老藍布的衣褲，繫着一條洋麵口袋改成的圍裙。周身上下，無一處不像一個當行的白案師傅，跟揚州人的那種“票友”風度恰成對比。

不知道什麼道理，那一頓早點沒有給我留下什麼印象。豬肝面，加了一點菠菜、西紅柿，淡而無味。我看了看牆上釘着的一個橫幅，寫了幾個美術字：“綠楊飯店”（不知是哪位大學生的大作），心想：三個月以後，這幾個字一定會浸透了油氣，活該！——我對豬肝和美術字一向都沒有好感。

半年過去，很多人的家鄉在不斷“轉進”（報紙上諱言敗退，創造了一個新奇的名詞）的戰爭中失去了。滇越鐵路斷了，昆明和“下江”郵匯不通，大學生的生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很多學生在外面兼了差，教中學的，在拍賣行、西藥鋪當會計的，當家庭教師的，各行各業，無所不有。昆明每到中午十二點要放一炮，叫做“午炮”，據說放那一炮的也是我們的一位同學。有的做了生意，而且越做越大。還有一些對書本有興趣，抱殘守闕，除了領“貸金”，在學校吃“八寶飯”（糙米中有砂粒、鼠矢種種東西），靠變賣衣物維持。附近有不少收買舊衣的，背着竹筐，往來吆喚。其中有一個中年婦女，嗓音極其脆亮，我一生很少聽到這樣好聽的叫賣聲音：“有——舊衣爛衫找來賣！”

學生的變化，自然要影響到綠楊飯店。

這個飯館原來不大像一個飯館，現在可完全像一個飯館了，太像了，代表這個飯館的，不再是揚州人，而是南京人了。原來揚州人帶來的那點人情味和書卷氣蕩然無存。

那個南京人，第一天，就從他的後腦勺上看出這是屬於那種能夠堆砌“成功”的人，一個非常現實的人。他抓緊機會，穩紮穩打，他知道錢是好的，活下來多不容易，舉手投足都要代價。他一大早沖寒冒露從大西門趕到小南門去買肉，因為那裏的肉要便宜一點；為了搬運兩袋麵粉，他可以跟挑夫說很多好話，或罵很多難聽的話；他一邊下面，一邊拿眼睛瞟着門外過去的幾馱子柴，估着柴的乾濕分量（昆明賣柴是不約斤的，木柴都是騾馬馱來，論馱賣）；他揀去一片發黃的菜葉，丟到地下，拾起來，看一看，又放回案板上。他時常到別的飯鋪門前轉轉，看看人家的包子是什麼樣子的，回來的路上就決定，他們的包子裏還可以摻一點豆芽菜，放一點豆腐乾……他的床是睡覺的，他的碗是吃飯的。他不幻想，不喜歡花（那兩盆花被他搬到天井角落裏，乾死了），他不聊閑天，不上茶館喝茶，而且老打狗。他身邊隨時擱了一塊劈柴，見狗就打，雖然他的肉高高地掛在房樑上，他還是擔心狗吃了。他打狗打得很狠，一劈柴就把狗的後腿打折。這狗就拖着一條瘸腿嗥叫着逃走了。昆明的飯鋪照例有許多狗。在人的腿邊擠來擠去，搶吃骨頭，只有綠楊飯店沒有。這街上的狗都教他打怕了，見了他的影子就逃。沒有多少時候，綠楊飯店就充滿了他的“作風”。從作風的改變上，你知道店的主權也變了。不問可知，這個店已經是合股經營。南京人攢了錢，紅利、工錢，加了自己的積蓄，入了股，從夥計變成了股東。我可以跟你打賭，從他答應來應活時那一天，就想到了這一步。

綠楊飯店的主顧有些變化，但生意沒有發生太大影響。在外兼職的學生在拿到薪水後會來油油腸子。做生意的學生，還保留着學籍，選了課，考試時得來答卷子，平時也偶爾來聽聽課。他們一來，就要找一些同學“聯絡感情”，在綠楊飯店擺了一桌子菜，哄飲大嚼。抱殘守闕者，有時覺得“口中淡出鳥來”，就翻出幾件值一點錢的東西拿到文明新街一賣，——最容易賣掉的東西是工具書，《辭源》、《牛津字典》……到綠楊飯店來開齋。有一個四川同學家裏寄來一件棉袍子，他約了幾個人一同上郵局取出來，出了郵局大門，拆開包裹，把一件全新的棉袍搭在手臂上，就高聲吆喚：“哪個買這件棉袍！”然後，幾個饞人，一頓就把一件新棉袍吃掉了。昆明冬天不冷，沒有棉袍也過得去。

綠楊飯店的生意好過一陣，好得足以使這一帶所有的飯館為之側目。這些飯鋪的老闆夥計全都對它關心。別以為他們都希望“綠楊”的生意壞。他們知道，“綠楊”的生意要是壞，他們也好不了。他們的命運既相妨，又相共。果然，過了一個高潮，綠楊飯店走了下坡路了，包子裏的豆芽菜、豆腐乾越摻越多，賣出去的包子越來越少。時間很快過了兩年了。大學的學生，有的乾脆棄學經商，在外地跑買賣，甚至出了國，到仰光，到加爾各達。有的還選了幾門課，有的乾脆休了學，離開書本，離開學校，也離開了綠楊飯店。在外兼職的，很多想到就要成家立業，娶妻生子，不再胡亂花錢（有一個同學，有一隻小手提箱，裏面粘了三十一個小牛皮紙口袋，每一口袋內裝一個月中每一天的用度）。那一群抱殘守闕的書獃子，可賣的衣物更少了。“有——破衣爛衫找來賣”的吆喚聲音不常在學校附近出現了。鳳翥街冷落了許多。開飯館的江西人、湖南人、山東人、河北人全都風流雲散，不知所終。綠楊飯店還開着。綠楊飯店猶如一面鏡子，照出種種變化。鏡子裏是變色的豬肝、暗淡的菠菜、半生的或霉爛的西紅柿。太陽光如一匹布，陽光中游塵飛舞。

那個女人的臉又黃下來，頭髮又蓬亂了。

然而綠楊飯店還是開着。

這當中我因病休了學。病好后在鄉下一個朋友主持的中學裏教幾點鐘課，很少進城。綠楊飯店的情形可以說不知道。一年中只去過一次。

一個女同學病了，我們去看她。有人從黑土窪采來了一大把玉簪花（黑土窪是昆明出產鮮花的地方，花價與青菜價錢差不多），她把花插在一個綠陶瓶里，笑了笑說：“如果再有一盤白煮魚，我這病就生得很像樣子了！”她是揚州人。揚州人養病，也像賈府上一樣，以“清餓”為主。病好之後，飲食也極清淡。開始動葷腥時，都是吃椒鹽白煮魚。我們為了滿足她的雅興和病中易有的思鄉之情，就商量去問問揚州人老闆，能不能像從前一樣為我們配幾個菜。由我和一個同學去辦這件事。老闆答覆得很慢。但當那個同學說：“要是費事，那就算了”時，他立刻就決定了，問：“什麼時候？”南京人坐在一邊，不表示態度。出了綠楊飯店，我半天沒有說話。同學問我是怎麼啦，我說沒有什麼，我在想那個飯店。

吃飯的那天，南京人一直一聲不響，也不動手，只是摸摸這，掇掇那。女人在灶下燒火。揚州人掌勺。他頭髮白了幾根了。他不再那樣瀟洒，很像是個炒菜師傅了。不僅他的紡綢褲褂、好鞋襪、戒指、錶鏈都沒有了；從他下菜料、施油鹽，用鏟子抄起將好的菜來嘗一嘗，菜好了敲敲鍋邊，用抹布（好臟！）擦擦盤子，把刷鍋水往泔水缸里一倒，用火鉗夾起一片木柴歪着頭吸煙，小指頭搔搔發癢的眉毛，鼻子吸一吸吐出一口痰……這些等等，讓人覺得這揚州人全變了。菜都上了桌，他從桌子底下拉過一張板凳（接過腿的），坐下，第一句話就是：

“什麼都貴了，生意真不好做！”

聽到這句話，南京人回過頭來向我們這邊看了看，臉色很不好看。南京人是一點也沒有走樣。他那個扁扁的大鼻子教我們想起前天應該跟他商量才對。這種平常不做的家鄉菜，費工費事，揚州人又講面子，收的錢很少，雖不賠本，但沒有多少賺頭。南京人一定很不高興。他的不高興分明地寫在他的臉上。我覺得這兩個人這兩天一定吵了一架。不一定是為我們這一頓飯而吵的（希望不是）。而且從他們之間的神氣上看，早已不很融洽了，開始吵架已經頗久的事了。照例大概是南京人嘟嘟囔囔，揚州人一聲不響。可能總是那個女人為一點小事和南京人拌嘴，吵着吵着，就牽扯起過去許多不痛快的事，可以接連吵幾天。事情很清楚，南京人現在的股本不比揚州人少。揚州人兩口子吃穿，南京人是光棍一個，他們之間不會有什麼會計制度，收支都是一篇糊塗帳。從揚州人的衰萎的體態看起來，我疑心他是不是有時也抽口把鴉片煙。唔，要是當真，那可！

我看看南京人的肥厚的手掌和粗短的指頭，忽然很同情他。似乎他的後腦勺沒有堆得更高，全是揚州人的責任。

到我復學時，學校各處都還是那樣，但又似乎有些變化：都有一種順天知命，隨遇而安的樣子。大圖書館還有那麼一些人坐着看書。指定參考書不夠。然而要多少本才夠呢？於是就夠了。草頂泥牆的宿舍還沒有一間坍圮的。一間宿舍還是住四十人。一間宿舍住四十人太多了。然而多少人住一屋才算合理？一個人每天需要多久時間的孤獨？於是這樣也挺好。生物系的新生都要抄一個表：人的正常消耗是多少卡路里。他們就想不出辦法取得這些卡路里。一個教授研究人們吃的刺梨和“雲南橄欖”所含的維他命，這位教授身上的維他命就相當不足。路邊的樹都長得很高了，在月光中布下黑影。樹影月光，如夢如水。學校里平平靜靜。一年之中，沒有人自殺，也沒有人發瘋，也聽不到有人痛哭。綠楊飯店已經搬了家，在學校的門外搭了一個永遠像明天就會拆去的草棚子賣包子、賣面。

這個飯店是每下愈況了。南京人的脾氣變得很暴躁。背着這爿半死不活的飯店，他簡直無計可施，然而扔下它又似乎不行。他有點自暴自棄起來，時常看他弄了一碗市酒，悶悶地喝（他的絡腮鬍子烏猛猛的），忽然把拳頭一擂桌子，大罵起來。他不知罵誰才好。若是揚州人和他一樣的強壯，他也許會跳過去對着他的鼻子就是一拳，然而揚州人是一股窩囊樣子，折垂了脖子，木然地看着哄在一塊骨頭上的一堆蒼蠅。南京人看着他這副倒霉樣子，一股邪火從腳心直升上來！揚州人的身體越來越不行了，背佝僂得很厲害。他的嘴角老是搭拉着，嘴老是半張着。他老是用左手捋着右臂的衣袖，上下推移。又不是搔癢，不知道幹什麼！他的頭髮還是向後梳着的，是用水濕了梳的，毫無光澤，令人難過。有人來了，他機械地站起來，機械地走動，用一塊黑透了的抹布騙人似的抹抹桌子，抹完了往肩上一搭：

“吃什麼？有包子，有面。牛肉麵、炸醬麵，菠菜豬肝面……”

聲音空洞而冷漠。客人的食慾就教他那個神氣，那個聲音壓低了一半。你看看那個荒涼污黑的貨架，看到西紅柿上的黑斑，你想到這一塊是煮不爛的；看到一個大而無當的盤子裏的兩三個雞蛋；這雞蛋一定是散黃的；你還會想起揚州人向你解釋過的：“雞蛋散黃是蚊子叮的”；你想起孑孓在水裏翻跟斗……吃什麼呢？你簡直沒有主意。你就隨便說一個，牛肉麵吧。揚州人捋着他的袖子：

“嗷，——牛肉麵一碗……”

“牛肉早就沒有了！要說多少次！”

“嗷，——牛肉沒有了……”

那麼隨便吧，豬肝面吧。

“嗷，——豬肝面一碗……”

那個女人呢？分明已經屬於南京人了。不用打聽，一看就看得出來。彷彿這也沒有什麼奇怪。連他們晚上還同時睡在那個棚子底下，也都並不奇怪。這關係是怎樣轉變過來的呢？這當中應當又有一段故事，但是你也頂好別去打聽。

我已經知道，揚州人南京人原來是親戚。南京人是揚州人的小舅子。這！

過了好多好多時候，“炮仗響了”。雲南老百姓管抗戰勝利，戰爭結束叫“炮仗響”。他們不說“勝利”，不說“戰爭結束”，而說“炮仗響”。因為勝利那天，大街小巷放了很多炮仗。炮仗響了以後，我沒有見過揚州人，已經把他忘記了。

一直到我要離開昆明的前一天，出去買東西，偶然到一家鋪子去吃東西，一抬頭：哎，那不是揚州人嗎？再往裏看，果然南京人也在那兒，做包子，一身老藍布褲褂，麵粉口袋圍裙，工作得非常緊張，後腦勺的皺褶直扭動，手掌拍得麵糰啪啪地響。摘面蒂，刮餡子，捏褶子，收嘴子，節奏感很強，彷彿想把他的熱情變成包子的滋味。這個揚州人，你為什麼要到昆明來呢？……

明天我要走了。車票在我的口袋裏。我不知道摸了多少次。我有個很不好的習慣，喜歡把口裝里隨便什麼紙片捏在手裏搓揉，搓搓就扔掉了。我丟過修表的單子、洗衣服的收據、照相的憑條、防疫證書、人家寫給我的通訊處……我真怕我把車票也丟了。我覺得頭暈，想吐。這會餓過了火，實在什麼也不想吃。

可是我得說話。我這麼失魂落魄地坐着，要惹人奇怪的。已經有人在注意我。他一面咀嚼着白斬雞，一面咀嚼着我。他已經放肆地從我的身上構擬起故事來了。我振作一下，說：

“豬肝面加菠菜西紅柿！”

揚州人放好筷子，坐在一張空桌邊的凳子上。他牙齒掉了不少，兩頰好像老是在吸氣。而臉上又有點浮腫，一種暗淡的痴黃色。肩上一條抹布，濕漉漉的。一件黑滋滋的汗衫，（還是麻紗的！）一條半長不短的褲子。這條褲子像一個十二三歲的孩子穿的。衣褲上到處是跳蚤血的黑點。看他那滑稽相的褲子，你想到褲子裏的肚皮一定打了好多道摺子！最後，我的眼睛就毫不客氣地死盯住他的那雙腳。一雙自己削成的很大的木履，簡直是長方形的。好髒的腳！彷彿污泥已經透入多裂紋的皮膚。十個趾甲都是灰趾甲。左腳的大拇趾極其不通地壓在中趾底下，難看無比。對這個揚州人，我沒有第二種感情：厭惡！我恨他，雖然沒有理由。

一九四六年

①富春是揚州一家有名的大茶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