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是一面鏡子
我生也晚，沒有能看到２０世紀的開始。但是，時至今日，再有７年，２１世紀就來臨了。從我目前的身體和精神兩個方面來看，我能看到兩個世紀的交接，是絲毫也沒有問題的。在這個意義上來講，我也可以說是與２０世紀共始終了，因此我有資格寫“我與中國２０世紀”。
對時勢的推移來說，每一個人的心都是一面鏡子。我的心當然也不會例外。我自認為是一個頗為敏感的人，我這一面心鏡，雖不敢說是纖毫必顯，然確實並不遲鈍。我相信，我的鏡子照出了２０世紀長達９０年的真實情況，是完全可以依賴的。
我生在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那一年。我下生兩個月零４天以後，那一位“末代皇帝”，就從寶座上被請了下來。因此，我常常戲稱自己是“清朝遺少”。到了我能記事兒的時候，還有時候聽鄉民肅然起敬地談到北京的“朝廷”（農民口中的皇帝），彷彿他們仍然高踞寶座之上。我不理解什麼是“朝廷”，他似乎是人，又似乎是神，反正是極有權威、極有力量的一種動物。
這就是我的心鏡中照出的清代殘影。
我的家鄉山東清平縣（現歸臨清市）是山東有名的貧困地區。我們家是一個破落的農戶。祖父母早亡，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們。祖父之愛我是一點也沒有嘗到過的。他們留下了三個兒子，我父親行大（在大排行中行七）。兩個叔父，最小的一個無父無母，送了人，改姓刁。剩下的兩個，上無怙恃，孤苦伶仃，寄人籬下，其困難情景是難以言說的。恐怕哪一天也沒有吃飽過。餓得沒有辦法的時候，兄弟倆就到村南棗樹林子裏去，撿掉在地上的爛棗，聊以果腹。這一段歷史我並不清楚，因為兄弟倆誰也沒有對我講過。大概是因為太可怕，太悲慘，他們不願意再揭過去的傷疤，也不願意讓后一代留下讓人驚心動魄的回憶。
但是，鄉下無論如何是待不下去了，待下去只能成為餓殍。不知道怎麼一來，兄弟倆商量好，到外面大城市裏去闖蕩一下，找一條活路。最近的大城市只有山東首府濟南。兄弟倆到了那裏，兩個毛頭小夥子，兩個鄉巴佬，到了人煙稠密的大城市裏，舉目無親。他們碰到多少困難，遇到多少波折。這一段歷史我也並不清楚，大概是出於同一個原因，他們誰也沒有對我講過。
後來，叔父在濟南立定了腳跟，至多也只能像是石頭縫裏的一棵小草，艱難困苦地掙扎着。於是兄弟倆商量，弟弟留在濟南掙錢，哥哥回家務農，希望有朝一日，混出點名堂來，即使不能衣錦還鄉，也得讓人另眼相看，為父母和自己爭一口氣。
但是，務農要有田地，這是一個最簡單的常識。可我們家所缺的正是田地這玩意兒。大概我祖父留下了幾畝地，父親就靠這個來維持生活。至於他怎樣侍弄這點地，又怎樣成的家，這一段歷史對我來說又是一個謎。
我就是在這時候來到人間的。
天無絕人之路。正在此時或稍微前一點，叔父在濟南失了業，流落在關東。用身上僅存的一元錢買了湖北水災獎券，結果中了頭獎，據說得到了幾千兩銀子。我們家一夜之間成了暴發戶。父親買了６０畝帶水井的地。為了耀武揚威起見，要蓋大房子。一時沒有磚，他便昭告全村：誰願意拆掉自己的房子，把磚賣給他，他肯出幾十倍高的價錢。俗話說：“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別人的房子拆掉，我們的房子蓋成。東、西、北房各五大間。大門朝南，極有氣派。兄弟倆這一口氣總算爭到了。
然而好景不長，我父親是鄉村中朱家郭解一流的人物，仗“義”施財，忘乎所以。有時候到外村去趕集，他一時興起，全席棚里喝酒吃飯的人，他都請了客。據說，沒過多久，６０畝上好的良田被賣掉，新蓋的房子也把東房和北房拆掉，賣了磚瓦。這些磚瓦買進時似黃金，賣出時似糞土。
一場春夢終成空。我們家又成了破落戶。
在我能記事兒的時候，我們家已經窮到了相當可觀的程度。一年大概只能吃一兩次“白的”（指白面），吃得最多的是紅高粱餅子，棒子麵餅子也成為珍品。我在春天和夏天，割了青草，或劈了高粱葉，背到二大爺家裏，喂他的老黃牛。賴在那裏不走，等着吃上一頓棒子麵餅子，打一打牙祭。夏天和秋天，對門的寧大嬸和寧大姑總帶我到外村的田地里去拾麥子和豆子，把拾到的可憐兮兮的一把麥子或豆子交給母親。不知道積攢多少次，才能勉強打出點麥粒，磨成面，吃上一頓“白的”。我當然覺得如吃龍肝鳳髓。但是，我從來不記得母親吃過一口。她只是坐在那裏，瞅着我吃，眼裏好像有點潮濕。我當時哪裏能理解母親的心情呀！但是，我也隱隱約約地立下一個決心：有朝一日，將來長大了，也讓母親吃點“白的”。可是，“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還沒有等到我有能力讓母親吃“白的”，母親竟舍我而去，留下了我一個終生難補的心靈傷痕，抱恨終天！
我們家，我父親一輩，大排行兄弟１１個。有６個因為家貧，下了關東。從此音訊杳然。留下的只有５個，一個送了人，我上面已經說過。這５個人中，只有大大爺有一個兒子，不幸早亡，我從來沒有見過他。我生下以後，就成了唯一的一個男孩子。在封建社會裏，這意味着什麼，大家自然能理解。在濟南的叔父只有一個女兒。於是兄弟倆一商量，要把我送到濟南。當時母親什麼心情，我太年幼，完全不能理解。很多年以後，我才聽人告訴我說，母親曾說過：“要知道一去不回頭的話，我拼了命也不放那孩子走！”這一句不是我親耳聽到的話，卻終生回蕩在我耳邊。“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我終於離開了家，當年我６歲。
一個人的一生難免稀奇古怪的。個人走的路有時候並不由自己來決定。假如我當年留在家裏，走的路是一條貧農的路。生活可能很苦，但風險絕不會大。我今天的路怎樣呢？我廣開了眼界，認識了世界，認識了人生，獲得了虛名。我曾走過陽關大道，也曾走過獨木小橋；坎坎坷坷，又頗順順噹噹，一直走到了耄耋之年。如果當年讓我自己選擇道路的話，我究竟要選哪一條呢？概難言矣！
離開故鄉時，我的心鏡中留下的是一幅一個貧困至極的、一時走了運、立刻又垮下來的農村家庭的殘影。
到了濟南以後，我眼前換了一個世界。不用說別的，單說見到濟南的山，就讓我又驚又喜。我原來以為山只不過是一個個巨大無比的石頭柱子。
叔父當然非常關心我的教育，我是季家唯一的傳宗接代的人。我上過大概一年的私塾，就進了新式的小學校，濟南一師附小。一切都比較順利。五四運動波及了山東。一師校長是新派人物，首先採用了白話文教科書。國文教科書中有一篇寓言，名叫《阿拉伯的駱駝》，故事講的是得寸進尺，是國際上流行的。無巧不成書，這一篇課文偏偏讓叔父看到了，他勃然變色，大聲喊道：“駱駝怎麼能說話呀！這簡直是胡鬧！趕快轉學！”於是我就轉到了新育小學。當時轉學好像是非常容易，似乎沒有走什麼後門就轉了過來。只舉行一次口試，教員寫了一個“騾”字，我認識，我的比我大一歲的親戚不認識。我直接插入高一，而他則派進初三。一字之差，我硬是沾了一年的光。這就叫做人生！最初課本還是文言，後來則也隨時代潮流改了白話，不但駱駝能說話，連烏龜蛤蟆都說起話來，叔父卻置之不管了。
叔父是一個非常有天才的人。他並沒有受過什麼正規教育。在顛沛流離中，完全靠自學，獲得了知識和本領。他能作詩，能填詞，能寫字，能刻圖章。中國古書也讀了不少。按照他的出身，他無論如何也不應該對宋明理學發生興趣；然而他竟然發生了興趣，而且還極為濃烈，非同一般。這件事我至今大惑不解。我每看到他正襟危坐，威儀儼然，在讀《皇清經解》一類十分枯燥的書時，我都覺得滑稽可笑。
這當然影響了對我的教育。我這一根季家的獨苗他大概想要我詩書傳家。《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等等，他都認為是“閑書”，絕對禁止看。大概出於一種逆反心理，我愛看的偏是這些書。中國舊小說，包括《金瓶梅》、《西廂記》等等幾十種，我都偷着看了個遍。放學后不回家，躲在磚瓦堆里看，在被窩裏用手電照着看。這樣大概過了有幾年的時間。
叔父的教育則是另外一回事。在正誼時，他出錢讓我在下課後跟一個國文老師念古文，連《左傳》等都念。回家后，吃過晚飯，立刻又到尚實英文學社去學英文，一直到深夜。這樣天天連軸轉，也有幾年的時間。
叔父相信“中學為體”，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是否也相信“西學為用”呢？這一點我說不清楚。反正當時社會上都認為，學點洋玩意兒是能夠升官發財的。這是一種實用主義的“崇洋”，“媚外”則不見得。叔父心目中“夷夏之辨”是很顯然的。
大概是１９２６年，我在正誼中學畢了業，考入設在北園白鶴庄的山東大學附設高中文科去念書。這裏的教員可謂極一時之選。國文教員王玉先生，英文教員尤桐先生、劉先生和楊先生，數學教員王先生，史地教員祁蘊璞先生，倫理學教員鞠思敏先生（正誼中學校長），倫理學教員完顏祥卿先生（一中校長），還有教經書的“大清國”先生（因為諢名太響亮，真名忘記了），另一位是前清翰林。兩位先生教《書經》、《易經》、《詩經》，上課從不帶課本，五經四書連注都能背誦如流。這些教員全是佼佼者。再加上學校環境有如仙境，荷塘四布，垂柳蔽天，是念書再好不過的地方。
我有意識地認真用功，是從這裏開始的。我是一個很容易受環境支配的人。在小學和初中時，成績不能算壞，總在班上前幾名，但從來沒有考過甲等第一。我毫不在意，照樣釣魚、摸蝦。到了高中，國文作文無意中受到了王玉先生的表揚，英文是全班第一。其他課程考個高分並不難，只需稍稍一背，就能應付裕如。結果我生平第一次考了一個甲等第一，平均分數超過九十五分，是全校唯一的一個學生。當時山大校長兼山東教育廳廳長前清狀元王壽彭，親筆寫了一副對聯和一個扇面獎給我。這樣被別人一指，我的虛榮心就被抬起來了。從此認真注意考試名次，再不掉以輕心。結果兩年之內，四次期考，我考了四個甲等第一，威名大振。
在這一段時間內，外界並不安寧。軍閥混亂，雞犬不寧。直奉戰爭、直皖戰爭，時局瞬息萬變，“你方唱罷我登場”。有一年山大祭孔，我們高中學生受命參加。我第一次見到當時的奉系山東土匪督軍——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兵、多少錢和多少姨太太的張宗昌，他穿着長袍、馬褂，匍匐在地，行叩頭大禮。此情此景，至今猶在眼前。
到了１９２８年，蔣介石假“革命”之名，打着孫中山先生的招牌，算是一股新力量，從廣東北伐，有共產黨的協助，以雷霆萬鈞之力，一路掃蕩，宛如勁風捲殘雲，大軍佔領了濟南。此時，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想趁火打劫，出兵濟南，釀成了有名的“五卅慘案”。高中關了門。
在這一段時間內，我的心鏡中照出來的影子是封建又兼維新的教育再加上軍閥混戰。
日寇佔領了濟南，國民黨軍隊撤走。學校都不能開學。我過了一年臨時亡國奴生活。
此時日軍當然是全濟南至高無上的唯一的統治者。同一切非正義的統治者一樣，他們色厲內荏，十分害怕中國老百姓，簡直害怕到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程度。天天如臨大敵，常常搞一些突然襲擊，到居民家裏去搜查。我們一聽到日軍到附近某地來搜查了，家裏就像開了鍋。有人主張關上大門，有人堅決反對。前者說：不關門，日本兵會說：“你怎麼這樣大膽呀！竟敢雙門大開！”於是捅上一刀。後者則說：關門，日本兵會說：“你們一定有見不得人的勾當；不然的話，皇軍駕到，你們應該開門恭迎嘛！”於是捅上一刀。結果是，一會兒開門，一會兒又關上，如坐針氈，又如熱鍋上的螞蟻。此情此景，非親身經歷者，是絕不能理解的。
我還有一段個人經歷。我無學可上，又深知日本人最恨中國學生，在山東焚燒日貨的“罪魁禍首”就是學生。我於是剃光了腦袋，偽裝是商店的小徒弟。有一天，走在東門大街上，迎面來了一群日軍，檢查過往行人。我知道，此時萬不能逃跑，一定要鎮定，否則刀槍無情。我貌似坦然地走上前去。一個日兵搜我的全身，發現我腰裏扎的是一條皮帶。他如獲至寶，發出獰笑，說道：“你的，狡猾的大大地。你不是學徒，你是學生。學徒的，是不扎皮帶的！”我當頭挨了一棒，幸虧還沒有昏過去，我向他解釋：現在小徒弟們也發了財，有的能扎皮帶了。他堅決不信。正在爭論的時候，另外一個日軍走了過來，大概是比那一個高一級的，聽了那個日軍的話，似乎有點不耐煩，一擺手：“讓他走吧！”我於是死裏逃生，從陰陽界上又轉了回來。我身上出了多少汗，只有我自己知道。
在這一年內，我心鏡上照出的是臨時或候補亡國奴的影像。
１９２９年，日軍撤走，國民黨重進。我在求學的道路上，從此開闢了一個新天地。
此時，北園高中關了門，新成立了一所山東省立濟南高中，是全省唯一的一所高級中學。我沒有考試，就入了學。
校內換了一批國民黨的官員，“黨”氣頗濃，令人生厭。但是總的精神面貌卻是煥然一新。最明顯不過的是國文課。“大清國”沒有了，經書不念了，文言作文改成了白話。國文教員大多是當時頗為著名的新文學家。我的第一個國文教員是胡也頻烈士。他很少講正課，每一堂都是宣傳“現代文藝”，亦名“普羅文學”，也就是無產階級文學。一些青年，其中也有我，大為興奮，公然在宿舍門外擺上桌子，號召大家參加“現代文藝研究會”。還準備出刊物，我為此寫了一篇文章，叫做《現代文藝的使命》，裏面生吞活剝抄了一些從日文譯過來的所謂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文句。譯文像天書，估計我也看不懂，但是充滿了革命義憤和口號的文章，卻堂而皇之地寫成了。文章還沒有來得及刊出，國民黨通緝胡先生，他慌忙逃往上海，一二年後就被國民黨殺害。我的革命夢像肥皂泡似的破滅了，從此再也沒有“革命”，一直到了解放。
接胡先生的是董秋芳（冬芬）先生。他算是魯迅的小友，北京大學畢業，翻譯了一本《爭自由的波浪》，有魯迅寫的序。不知道怎樣一來，我寫的作文得到了他的垂青，他發現了我的寫作“天才”，認為是全班、全校之冠。我有點飄飄然，是很自然的。到現在，在６０年漫長的過程中，不管我搞什麼樣的研究工作，寫散文的筆從來沒有放下過。寫得好壞，姑且不論。對我自己來說，文章能抒發我的感情，表露我的喜悅，緩解我的憤怒，激勵我的志向。這樣的好處已經不算少了。我永遠懷念我這位尊敬的老師！
在這一年裏，我的心鏡照出來的彷彿是我的新生。
１９３０年夏天，我們高中一級的學生畢了業。幾十個舉子聯合“進京趕考”。當時北京的大學五花八門，國立、私立、教會立，紛然雜陳。水平極端參差不齊，吸引力也就大不相同。其中最受尊重的，同今天完全一樣，是北大與清華，兩個“國立”大學。因此，全國所有的趕考的舉子沒有不報考這兩所大學的。這兩所大學就彷彿變成了龍門，門檻高得可怕。往往幾十人中錄取一個。被錄取的金榜題名，鯉魚變成了龍。我來投考的那一天，有一個山東老鄉已經報考了五次，次次名落孫山。這一年又同我們報考，也就是第六次，結果仍然榜上無名。他神經失常，一個人恍恍惚惚在西山一帶漫遊了７天，才清醒過來。他從此斷了大學夢，回到了山東老家，后不知所終。
我當然也報了北大與清華。同別的高中同學不同的是，我只報這兩個學校，彷彿極有信心——其實我當時並沒有考慮這樣多，幾乎是本能地這樣幹了——別的同學則報很多大學，二流的、三流的、不入流的，有的人竟報到七八所之多。我一輩子考試的次數成百成千，從小學一直考到獲得最高學位；但我考試的運氣好，從來沒有失敗過。這一次又撞上了喜神，北大和清華我都被錄取，一時成了人們羨慕的對象。
但是，北大和清華，對我來說，卻成了魚與熊掌。何去何從？一時成了撓頭的問題。我左考慮，右考慮，總難以下這一步棋。當時“留學熱”不亞於今天，我未能免俗。如果從留學這個角度來考慮，清華似乎有一日之長。至少當時人們都是這樣看的。“吾從眾”，終於決定了清華，入的是西洋文學系（后改名外國語文系）。
在舊中國，清華西洋文學系名震神州。主要原因是教授幾乎全是外國人，講課當然用外國話，中國教授也多用外語（實際上就是英語）授課。這一點就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夷考其實，外國教授幾乎全部不學無術，在他們本國恐怕連中學都教不上。因此，在本系所有的必修課中，沒有哪一門課我感到滿意。反而是我旁聽和選修的兩門課，令我終生難忘，終生受益。旁聽的是陳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選修的是朱光潛先生的“文藝心理學”，就是美學。在本系中國教授中，葉公超先生教我們大一英文。他英文大概是好的，但有時故意不修邊幅，好像要學習竹林七賢，給我沒有留下好印象。吳宓先生的兩門課“中西詩之比較”和“英國浪漫詩人”，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外，我還旁聽了或偷聽了很多外系的課。比如朱自清、俞平伯、謝婉瑩（冰心）、鄭振鐸等先生的課，我都聽過，時間長短不等。在這種旁聽活動中，我有成功，也有失敗。最失敗的一次，是同許多男同學，被冰心先生婉言趕出了課堂。最成功的是旁聽西諦先生的課。西諦先生豁達大度，待人以誠，沒有教授架子，沒有行幫意識。我們幾個年輕大學生——吳組緗、林庚、李長之，還有我自己——由聽課而同他有了個人來往。他同巴金、靳以主編大型的《文學季刊》是當時轟動文壇的大事。他也竟讓我們名不見經傳的無名小卒，充當《季刊》的編委或特約撰稿人，名字赫然印在雜誌的封面上，對我們來說這實在是無上的光榮。結果我們同西諦先生成了忘年交，終生維持着友誼，一直到１９５８年他在飛機失事中遇難。到了今天，我們一想到鄭先生還不禁悲從中來。
此時政局是非常緊張的。蔣介石在拚命“安內”，日軍已薄古北口，在東北興風作浪，更不在話下。“九一八”后，我也曾參加清華學生卧軌絕食，到南京去請願，要求蔣介石出兵抗日。我們滿腔熱血，結果被滿口謊言的蔣介石捉弄，鎩羽而歸。
美麗安靜的清華園也並不安靜。國共兩方的學生鬥爭激烈。此時，胡喬木（原名胡鼎新）同志正在歷史系學習，與我同班。他在進行革命活動，其實也並不怎麼隱蔽。每天早晨，我們洗臉盆里塞上的傳單，就出自他之手。這是一個公開的秘密，盡人皆知。他曾有一次在深夜坐在我的床上，勸說我參加他們的組織。我膽小怕事，沒敢答應。只答應到他主辦的工人子弟夜校去上課，算是聊助一臂之力，稍報知遇之恩。
學生中國共兩派的鬥爭是激烈的，詳情我不得而知。我算是中間偏左的逍遙派，不介入，也沒有興趣介入這種鬥爭。不過據我的觀察，兩派學生也有聯合行動，比如到沙河、清河一帶農村中去向農民宣傳抗日。我參加過幾次，記憶中好像也有傾向國民黨的學生參加。原因大概是，儘管蔣介石不抗日，青年學生還是愛國的多。在中國知識分子中，愛國主義的傳統是源遠流長的，根深蒂固的。
這幾年，我們家庭的經濟情況頗為不妙。每年寒暑假回家，返校時籌集學費和膳費，就煞費苦心。清華是國立大學，花費不多。每學期收學費４０元；但這只是一種形式，畢業時學校把收的學費如數還給學生，供畢業旅行之用。不收宿費，膳費每月６塊大洋，頓頓有肉。即使是這樣，我也開支不起。我的家鄉清平縣，國立大學生恐怕只有我一個，視若“縣寶”，每年津貼我５０元。另外，我還能寫點文章，得點稿費，家裏的負擔就能夠大大地減輕。我就這樣在頗為拮据的情況中度過了４年，畢了業，戴上租來的學士帽照過一張相，結束了我的大學生活。
當時流行着一個詞兒，叫“飯碗問題”，還流行着一句話，是“畢業即失業’。除了極少數高官顯宦、富商大賈的子女以外，誰都會碰到這個性命交關的問題。我從三年級開始就為此傷腦筋。我面臨著承擔家庭主要經濟負擔的重任。但是，我吹拍乏術，奔走無門。夜深人靜之時，自己腦袋裏好像是開了鍋，然而結果卻是一籌莫展。
眼看快要到１９３４年的夏天，我就要離開學校了。真好像是大旱之年遇到甘霖，我的母校濟南省立高中校長宋還吾先生，託人邀我到母校去擔任國文教員。月薪大洋１６０元，是大學助教的一倍。大概因為我發表過一些文章，我就被認為是文學家，而文學家都一定能教國文，這就是當時的邏輯。這一舉真讓我受寵若驚，但是我心裏卻打開了鼓：我是學西洋文學的，高中國文教員我當得了嗎？何況我的前任是被學生“架”（當時學生術語，意思是“趕”）走的，足見學生不易對付。我去無疑是自找麻煩，自討苦吃，無異於跳火坑。我左考慮，右考慮，終於舉棋不定，不敢答覆。然而，時間是不饒人的。暑假就在眼前，離校已成定局，最後我咬了咬牙，橫下了一條心：“你有勇氣請，我就有勇氣承擔！”
於是在１９３４年秋天，我就成了高中的國文教員。校長待我是好的，同學生的關係也頗融洽。但是同行的國文教員對我卻有擠對之意。全校３個年級，１２個班，４個國文教員，每人教３個班。這就來了問題：其他３位教員都比我年紀大得多，其中一個還是我的老師一輩，都是科班出身，教國文成了老油子，根本用不着備課。他們卻每人教一個年級的３個班，備課只有一個頭。我教３個年級剩下的那個班，備課有３個頭，其困難與心裏的彆扭是顯而易見的。所以在這一年裏，收入雖然很好（１６０元的購買力約與今天的３２００元相當），心情卻是鬱悶。眼前的留學杳無蹤影，手中的飯碗飄忽欲飛。此種心情，實不足為外人道也。
但是，幸運之神（如果有的話）對我是垂青的。正在走投無路之際，母校清華大學同德國學術交換處簽訂了互派留學生的合同，我喜極欲狂，立即寫信報了名，結果被錄取。這比考上大學金榜題名的心情，又自不同，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積年愁雲，一掃而空，一生幸福，一錘定音。彷彿金飯碗已經捏在手中。自己身上一鍍金，則左右逢源，所向無前。我現在看一切東西，都發出玫瑰色的光澤了。
然而，人是不能脫離現實的。我當時的現實是：親老，家貧，子幼。我又走到了我一生最大的一個歧路口上。何去何從？難以決定。這個歧路口，對我來說，意義真正是無比地大。不向前走，則命定一輩子當中學教員，飯碗還不一定經常能拿在手中，向前走，則會是另一番境界。“馬前桃花馬後雪，教人怎敢再回頭？”
經過了痛苦的思想矛盾，經過了細緻的家庭協商，決定了向前邁步。好在原定期限只有兩年，咬一咬牙就過來了。
我於是在１９３５年夏天離家，到北平和天津辦理好出國手續，乘西伯利亞火車，經蘇聯，到了柏林。我自己的心情是：萬里投荒第二人。
在這一段從大學到教書一直到出國的時期中，我的心鏡中照見的是：蔣介石猖狂反共，日本軍野蠻入侵，時局動蕩不安，學生兩極分化，這樣一幅十分複雜矛盾的圖像。
馬前的桃花，遠看異常鮮艷，近看則不見得。
我在柏林待了幾個月，中國留學生人數頗多，認真讀書者當然有之，終日鬼混者也不乏其人。國民黨的大官，自蔣介石起，很多都有子女在德國“流學”。這些高級“衙內”看不起我，我更藐視這一群行屍走肉的傢伙，羞與他們為伍。“此地信莫非吾土”，到了深秋，我就離開柏林，到了小城又是科學名城的格丁根。從此以後，在這裏一住就是７年，沒有離開過。
德國給我一月１２０馬克，房租約佔百分之四十多，吃飯也差不多。手中幾乎沒有餘錢。同官費學生一個月８００馬克相比，真如小巫見大巫。我在德國住了那麼久的時間，從來沒有寒暑假休息，從來沒有旅遊，一則因為“阮囊羞澀”，二則珍惜寸陰，想多念一點書。
我不遠萬里而來，是想學習的。但是，學習什麼呢？最初並沒有一個十分清楚的打算。第一學期，我選了希臘文，樣子是想念歐洲古典語言文學。但是，在這方面，我無法同德國學生競爭，他們在中學裏已經學了８年拉丁文，６年希臘文。我心裏彷徨起來。
到了１９３６年春季始業的那一學期，我在課程表上看到了瓦爾德施米特開的梵文初學課，我狂喜不止。在清華時，受了陳寅恪先生講課的影響，就有志於梵學。但在當時，中國沒有人開梵文課，現在竟於無意中得之，焉能不狂喜呢？於是我立即選了梵文課。在德國，要想考取哲學博士學位，必須修三個系，一主二副。我的主系是梵文、巴利文，兩個副系是英國語言學和斯拉夫語言學。我從此走上了正規學習的道路。
１９３７年，我的獎學金期滿。正在此時，日軍發動了盧溝橋事變，虎視眈眈，意在吞併全中國和亞洲。我是望鄉興嘆，有家難歸。但是天無絕人之路，漢文系主任夏倫邀我擔任漢語講師，我實在像久旱逢甘霖，當然立即同意，走馬上任。這個講師工作不多，我照樣當我的學生，我的讀書基地仍然在梵文研究所，偶爾到漢學研究所來一下。這情況一直繼續到１９４５年秋天我離開德國。
１９３９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開幕。我原以為像這樣殺人盈野、積血成河的人類極端殘酷的大搏鬥，理應震撼三界，搖動五洲，使禽獸顫抖，使人類失色。然而，我有幸身臨其境，只不過聽到幾次法西斯頭子狂嚎——這在當時的德國是司空見慣的事——好像是春夢初覺，無聲無息地就走進了戰爭。戰爭初期階段，德軍的勝利使德國人如瘋如狂，對我則是一個打擊。他們每勝利一次，我就在夜裏服安眠藥一次。積之既久，失眠成病，成了折磨我幾十年的終生痼疾。
最初生活並沒有怎樣受到影響。慢慢地肉和黃油限量供應了，慢慢地麵包限量供應了，慢慢地其他生活用品也限量供應了。在不知不覺中，生活的螺絲越擰越緊。等到人們明確地感覺到時，這螺絲已經擰得很緊很緊了，但是除了極個別的反法西斯的人以外，我沒有聽到老百姓說過一句怨言。德國法西斯頭子統治有術，而德國人民也是一個十分奇特的民族，對我來說，簡直像個謎。
後來戰火蔓延，德國四面被封鎖，供應日趨緊張。我天天挨餓，夜夜做夢，夢到中國的花生米。我幼無大志，連吃東西也不例外。有雄心壯志的人，夢到的一定是燕涎、魚翅，哪能像我這樣沒出息的人只夢到花生米呢？餓得厲害的時候，我簡直覺得自己是處在餓鬼地獄中，恨不能把地球都整個吞下去。
我仍然繼續念書和教書。除了挨餓外，天上的轟炸最初還非常稀少。我終於寫完了博士論文。此時瓦爾德施米特教授被征從軍，他的前任已退休的老教授Ｐｒｏｆ．Ｅ．Ｓｉｅｇ（西克）替他上課。他用了幾十年的時間讀通了吐火羅文，名揚全球。按歲數來講，他等於我的祖父。他對我也完全是一個祖父的感情。他一定要把自己全部拿手的好戲都傳給我：印度古代語法、吠陀，而且不容我提不同意見，一定要教我吐火羅文。我乘瓦爾德施米特教授休假之機，通過了口試，布勞恩口試俄文和斯拉夫文，羅德爾口試英文。考試及格后，仍在西克教授指導下學習。我們天天見面，冬天黃昏，在積雪的長街上，我攙扶着年逾八旬的異國的老師，送他回家。我忘記了戰火，忘記了飢餓，我心中只有身邊這個老人。
我當然懷念我的祖國，懷念我的家庭。此時郵政早已斷絕。杜甫詩：“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我卻是“烽火連三年，家書抵億金”。事實上根本收不到任何信。這大大地加強我的失眠症，晚上吞服的藥量，與日俱增，能安慰我的只有我的研究工作。此時英美的轟炸已成家常便飯，我就是在飢餓與轟炸中寫成了幾篇論文。大學成了女生的天下，男生都抓去當了兵。過了沒有多久，男生有的回來了，但不是缺一隻手，就是缺一條腿。雙拐擊地的聲音在教室大樓中往複回蕩，形成了獨特的合奏。
到了此時，前線屢戰屢敗，法西斯頭子的牛皮雖然照樣厚顏無恥地吹，然而已經空洞無力，有時候牛頭不對馬嘴。從我們外國人眼裏來看，敗局已定，任何人也回天無力了。
德國人民怎麼樣呢？經過我十年的觀察與感受，我覺得，德國人不愧是世界上最優秀的人民之一。文化昌明，科學技術處於世界前列，大文學家、大哲學家、大音樂家、大科學家，近代哪一個民族也比不上。而且為人正直、淳樸，各個都是老實巴交的樣子。在政治上，他們卻是比較單純的，真心擁護希特拉者占絕大多數。令我大惑不解的是，希特拉極端誣衊中國人，視為文明的破壞者。按理說，我在德國應當遇到很多麻煩。然而，實際上，我卻一點麻煩也沒有遇到。聽說，在美國，中國人很難打入美國人社會。可我在德國，自始至終就在德國人社會之中，我就住在德國人家中，我的德國老師，我的德國同學，我的德國同事，我的德國朋友，從來待我如自己人，沒有絲毫歧視。這一點讓我終生難忘。
這樣一個民族現在怎樣看待垂敗的戰局呢？他們很少跟我談論戰爭問題，對生活的極端艱苦，轟炸的極端野蠻，他們好像都無動於衷，他們有點茫然、漠然。一直到１９４５年春，美國軍隊攻入格丁根，法西斯徹底完蛋了，德國人仍然無動於衷，大有逆來順受的意味，又彷彿當頭挨了一棒，在茫然、漠然之外，又有點昏昏然、懵懵然。
驚心動魄的世界大戰，持續了６年，現在終於閉幕了。我在驚魂甫定之餘，頓時想到了祖國，想到了家庭，我離開祖國已經１０年了，我在內心深處感到了祖國對我這個海外遊子的召喚。幾經交涉，美國佔領軍當局答應用吉普車送我們到瑞士去。我辭別德國師友時，心裏十分痛苦，特別是西克教授，我看到這位耄耋老人面色凄楚，雙手發顫，我們都知道，這是最後一面了。我連頭也不敢回，眼裏流滿了熱淚。我的女房東對我放聲大哭。她兒子在外地，丈夫已死，我這一走，房子裏空空洞洞，只剩下她一個人。幾年來她實際上是同我相依為命，而今以後，日子可怎樣過呀！離開她時，我也是頭也沒有敢回，含淚登上美國吉普。我在心裏套一首舊詩想成了一首詩：
留學德國已十霜，
歸心日夜憶舊邦。
無端越境入瑞士，
客樹回望成故鄉。
這１０年在我的心鏡上照出的是法西斯統治，極端殘酷的世界大戰，遊子懷鄉的殘影。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我們到了瑞士。在這裏待了幾個月。１９４６年春天，離開瑞士，經法國馬賽，乘為法國運兵的英國巨輪，到了越南西貢。在這裏待到夏天，又乘船經香港回到上海，別離祖國將近十一年，現在終於回來了。
此時，我已經通過陳寅恪先生的介紹，胡適之先生、傅斯年先生和湯用彤先生的同意，到北大來工作。我寫信給在英國劍橋大學任教的格丁根舊友夏倫教授，謝絕了劍橋之聘，決定不再回歐洲。同家裏也取得了聯繫，寄了一些錢回家。我感激叔父和嬸母，以及我的妻子彭德華，他們經過千辛萬苦，努力苦撐了１１年，我們這個家才得以完整安康地留了下來。
當時正值第二次革命戰爭激烈進行，交通中斷，我無法立即回濟南老家探親。我在上海和南京住了一個夏天。在南京曾叩見過陳寅恪先生，到中央研究院拜見過傅斯年先生。１９４６年深秋，從上海乘船到秦皇島，轉乘火車，來到了暌別１１年的北平。深秋寂冷，落葉滿街，我心潮起伏，酸甜苦辣，說不出來是什麼滋味。陰法魯先生到車站去接我們，把我暫時安置在北大紅樓。第二天，會見了文學院長湯用彤先生。湯先生告訴我，按北大以及其他大學規定，得學位回國的學人，最高只能給予副教授職稱，在南京時傅斯年先生也告訴過我同樣的話。能到北大來，我已經心滿意足，焉敢妄求？但是過了沒有多久，大概只有個把禮拜，湯先生告訴我，我已被定為正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時年３５歲。當副教授時間之短，我恐怕是創了新紀錄。這完全超出了我的想望。我暗下決心：努力工作，積極述作，庶不負我的老師和師輩培養我的苦心！
此時的時局卻是異常惡劣的。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剝掉自己的一切畫皮，貪污成性，賄賂公行，大搞“五子登科”，接收大員滿天飛，“法幣”天天貶值，搞了一套銀元券、金圓券之類的花樣，毫無用處。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大學教授也不例外。手中領到的工資，一個小時以後，就能貶值。大家紛紛換銀元，換美元，用時再換成法幣。每當手中攥上幾個大頭時，心裏便暖乎乎的，彷彿得到了安全感。
在學生中，新舊勢力的鬥爭異常激烈。國民黨垂死掙扎，進步學生猛烈進攻。當時流傳着一個說法：在北平有兩個解放區，一個是北大的民主廣場，一個是清華園。我住在紅樓，有幾次也受到了國民黨北平市黨部糾集的天橋流氓等闖進來搗亂的威脅。我們在夜裏用桌椅封鎖了樓口，嚴陣以待，鬧得人心惶惶，我們覺得又可恨，又可笑。
但是，腐敗的東西終究會滅亡的，這是一條人類和大自然中進化的規律。１９４９年春，北平終於解放了。
在這三年中，我的心鏡中照出的是黎明前的一段黑暗。
如果把我的一生分成兩截的話，我習慣的說法是，前一截是舊社會，共３８年。后一截是新社會，年數現在還沒法確定，我一時還不想上八寶山，我無法給我的一生畫上句號。
為什麼要分為兩截呢？一定是認為兩個社會差別極大，非在中間劃上鴻溝不行。實際上，我同當時留下沒有出國或到台灣去的中老年知識分子一樣，對共產黨並不了解，對共產主義也不見得那麼嚮往，但是對國民黨我們是了解的。因此，解放軍進城我們是歡迎的，我們內心是興奮的，希望而且也覺得從此換了人間。解放初期，政治清明，一團朝氣，許多措施深得人心。舊社會留下的許多污泥濁水，蕩滌一清。我們都覺得從此河清有日，幸福來到了人間。
但是，我們也有一個適應過程。別的比我年老的知識分子的真實心情，我不了解。至於我自己，我當時才４０歲，算是剛剛進入中年，但是我心中需要克服的障礙就不老少。參加大會，喊“萬歲”之類的口號，最初我張不開嘴。連脫掉大褂換上中山裝這樣的小事，都覺得異常彆扭，他可知矣。寧有過於此者乎？我覺得無比的羞恥。連我那一點所謂學問——如果真正有的話——也是極端可恥的。
對我來說，這個適應過程並不長，也沒有感到什麼特殊的困難，我一下子像是變了一個人。覺得一切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都是善良的。我覺得天特別藍，草特別綠，花特別紅，山特別青。全中國彷彿開遍了美麗的玫瑰花，中華民族前途光芒萬丈，我自己彷彿又年輕了１０歲，簡直變成了一個大孩子。開會時，遊行時，喊口號，呼“萬歲”，我的聲音不低於任何人，我的激情不下於任何人。現在回想起來，那是我一生最愉快的時期。
但是，反觀自己，覺得百無是處。我從內心深處認為自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摘桃派”。中國人民站起來了，自己也跟着挺直了腰板。任何類似賈桂的思想，都一掃而空。我享受着“解放”的幸福，然而我幹了什麼事呢？我做出了什麼貢獻呢？我確實沒有當漢奸，也沒有加入國民黨，沒有屈服於德國法西斯。但是，當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把腦袋掛在褲腰帶上，浴血奮戰，壯烈犧牲的時候，我卻躲在萬里之外的異邦，在追求自己的名山事業。天下可恥事
我左思右想，沉痛內疚，覺得自己有罪，覺得知識分子真是不幹凈。我彷彿變成了一個基督教徒，深信“原罪”的說法。在好多好多年，這種“原罪”感深深地印在我的靈魂中。
我當時時發奇想，我希望時間之輪倒撥回去，撥回到戰爭年代，給我一個機會，讓我立功贖罪。我一定會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為了革命，為了民族。我甚至有近乎瘋狂的幻想：如果我們的領袖遇到生死危機，我一定會挺身而出，用自己的鮮血與性命來保衛領袖。
我處處自慚形穢。我當時最羨慕、最崇拜的是三種人：老幹部、解放軍和工人階級。對我來說，他們的形象至高無上，神聖不可侵犯。在我眼中，他們都是“最可愛的人”，是我終生學習也無法趕上的人。
就這樣，我背着沉重的“原罪”的十字架，隨時準備深挖自己思想，改造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真正樹立無產階級思想——除了“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之外，我到今天也說不出什麼是無產階級思想——脫胎換骨，重新做人。風風雨雨，坎坎坷坷，一會兒山重水複，一會兒柳暗花明，走過了漫長的３０年。
解放初期第一場大型的政治運動，是三反、五反、思想改造運動。我認真嚴肅地懷着滿腔的虔誠參加了進去。我一輩子不貪污公家一分錢，三反、五反與我無緣。但是思想改造，我卻認為，我的任務是艱巨的，是迫切的……當時，當眾檢查自己的思想叫做“洗澡”，“洗澡”有小、中、大三盆。我是系主任，必須洗中盆，也就是在系師生大會上公開檢查。因為我沒有什麼民憤，沒有升入“大盆”，也就是沒有在全校師生大會上檢查。
在中盆里，水也是夠熱的。大家發言異常激烈，有的出於真心實意，有的也不見得。我生平破天荒第一次經過這個陣勢，句句話都像利箭一樣，射向我的靈魂。但是，因為我彷彿變成一個基督教徒，懷着滿腔虔誠的“原罪”感，好像話越是激烈，我越感到舒服，我舒服得渾身流汗，彷彿洗的是土耳其蒸氣浴。大會最後讓我通過以後，我感動得真流下了眼淚，感到身輕體健，資產階級思想彷彿真被廓清。
像我這樣虔誠的信徒，還有不少，但是也有想矇混過關的。有一位洗大盆的教授，小盆、中盆，不知洗過多少遍了，群眾就是不讓通過，終於升至大盆。他破釜沉舟，想一舉過關。檢討得痛快淋漓，把自己罵得狗血噴頭，連同自己的資產階級父母，都被波及，他說了父母不少十分難聽的話。群眾大受感動。然而無巧不成書，主席瞥見他的檢討稿上用紅筆寫上了幾個大字“哭”。每到這地方，他就號啕大哭。主席一宣佈，群眾大嘩。結果如何，就不用說了。
跟着來的是批判電影《武訓傳》，批判《早春二月》，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胡適、俞平伯都榜上有名。後面是揭露和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這是屬於敵我矛盾的事件。胡風本人以外，被牽涉到的人數不少，藝術界和學術界都有。附帶進行了一次清查歷史反革命的運動，自殺的人時有所聞。北大一位汽車司機告訴我，到了這樣的時候，晚上開車，要十分警惕，怕冷不防有人從黑暗中一下子跳出來，甘願做輪下之鬼。
到了１９５７年，政治運動達到了第一次高潮。從規模上來看，從聲勢上來看，從涉及面之廣來看，從持續時間之長來看，都無愧是空前的。
…………
當時究竟劃了多少右派，確數我不知道。聽說右派是有指標的，這指標下達到每一個基層單位，如果沒有完成，必須補划。傳說出了不少笑話。這都先不去管它。有一件事情，我腦筋里開了點竅：這一場運動，同以前的運動一樣，是針對知識分子的。我懷着根深蒂固的“原罪”感，衷心擁護這一場運動。
到了１９５８年，轟轟烈烈的反擊右派運動逐漸接近了尾聲。但是，車不能停駛，馬不能停蹄，立即展開了新的運動，而且這一次運動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以前的運動。這一次是精神和物質一齊抓，既要解放生產力，又要肅清資產階級思想。後者主要是針對學校里的教授，美其名曰“拔白旗”。“白”就代表落後，代表倒退，代表資產階級思想，是與代表前進、代表革命、代表無產階級思想的“紅”相對立的。大學裏和中國科學院裏一些“資產階級教授”，狠狠地被拔了一下白旗。
前者則表現在大鍊鋼鐵上。至於人民公社，則好像是兼而有之。“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樑”，是當時最響亮的口號，大鍊鋼鐵實際上是一場巨大的災難。全國人民響應號召，到處搜撿廢鐵，加以冶鍊，這件事本來未可厚非。但是，廢鐵撿完了，為了完成指標，就把完整的鐵器，包括煮飯的鍋在內，砸成“廢鐵”，回爐冶鍊。全國各地，鍊鋼的小爐，燦若群星，日夜不熄，蔚為宇宙偉觀。然而煉出來的卻是一爐爐的廢渣。
人人都想早上天堂，於是人民公社，一夜之間，遍佈全國，適逢糧食豐收，大家敞開肚皮吃飯。個人的灶都撤掉了，都集中在公共食堂中吃飯。有的糧食爛在地里，無人收割。把群眾運動的威力誇大到無邊無際，把人定勝天的威力也誇大到無邊無際。麻雀被定為四害之一，全國人民起來打之。把糧食的畝產量也無限誇大，從幾百斤、幾千斤，到幾萬斤。各地競相弄虛作假，大放“衛星”。有人說，如果畝產幾萬斤，則一畝地里光麥粒或穀粒就得鋪得老厚，那是完全不可信的。
那時我已經有四十七八歲，不是小孩子了；我是受過高等教育、留過洋的大學教授，然而我對這一切都深信不疑。“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我是堅信的。我在心中還暗暗地嘲笑那一些“思想沒有解放”的“膽小鬼”，覺得唯我獨馬，唯我獨革。
跟着來的是三年災害。真是“自然災害”嗎？今天看來，未必是的。反正是大家都挨了餓。我在德國挨過５年的餓，“曾經滄海難為水”，我現在一點沒有感到難受，半句怪話也沒有說過。
從全國形勢來看，當時的政策已經“左”到不能再“左”的程度，當務之急當然是反左。據說中央也是這樣打算的。但是，在廬山會議上，忽然殺出來了一個彭德懷。他上了“萬言書”，說了幾句真話，這就惹了大禍。於是一場反左變為反右。一直到今天，開國元勛中，我最崇拜最尊敬的無過於彭大將軍。他是一個難得的硬漢子，豁出命去，也不阿諛奉承，代表了中華民族的浩然正氣。
上面既然號召反右，那麼就反吧。知識分子們，經過十幾年連續不斷的運動，都已鍛煉成了“運動健將”，都已成了運動的內行裏手。這一次我整你，下一次你整我，大家都已習慣這一套了。於是亂亂鬨哄，時松時緊，時強時弱，一直反到社教運動。
據我看，社教運動實際上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曲。我現在就把這兩場運動擺在一起來講。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北大是試點，先走了一步，運動開始后不久學校里就涇渭分明地分了派：被整的與整人的。我也懵懵懂懂地參加了整人的行列。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也想不通，解放后第一次萌動了一點“反動思想”：學校的領導都是上面派來的老黨員、老幹部，我們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並起不了多大作用，為什麼上頭的意思說我們“統治”了學校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後來北京市委進行了干預，召開了國際飯店會議，為被批的校領導平反，這裏就伏下了“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１９６５年秋天，我參加完了國際飯店會議，被派到京郊南口村去搞農村社教運動。在這裏我們真成了領導了，黨政財文大權統統掌握在我們手裏。但是要求也是非常嚴格的：不許自己開火做飯，在全村輪流吃派飯，魚肉蛋不許吃。自己的身份和工資不許暴露，當時農民每日工分不過三四角錢，我的工資是四五百，這樣放了出去，怕農民吃驚。時隔３０年，到了今天，再到農村去，我們工資的數目是不肯說，怕說出去讓農民笑話。撫今追昔，真不禁感慨系之矣！
這一年的冬天，姚文痞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敲響了“文化大革命”的鐘聲。所謂“三家村”的三位主人，我全認識，我在南口村無意中說了出來。這立即被我的一位“高足”牢記在心。後來在“文革”中，這位高足原形畢露。為了出人頭地，頗多驚人之舉，比如說貼口號式的大字報，也要署上自己的名字，引起了轟動。他對我也落井下石，把我“打”成了“三家村”的小夥計。
我於１９６６年６月４日奉召回校，參加“文化大革命”。最初的一個階段，是批所謂“資產階級學術權威”。這次運動又是針對知識分子的，是再明顯不過的了，我自然在被批之列。我雖不敢以“學術權威”自命，但是，說自己是資產階級，我則心悅誠服，毫無怨言。儘管運動來勢迅猛，我沒有費多大力量就通過了。
後來，北大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頭子就是那位所謂寫第二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老佛爺”。此人是有後台的，廣通聲氣，據說還能通天，與江青關係密切。她不學無術，每次講話，必出錯誤；但是卻驕橫跋扈，炙手可熱。此時她成了全國名人，每天到北大來“取經”朝拜的上萬人，上十萬人。弄得好端端一個燕園亂七八糟，烏煙瘴氣。
隨着運動的發展，北大逐漸分了派。“老佛爺”這一派叫“新北大公社”，是抓掌大權的“當權派”。它的對立面叫“井岡山”，是被壓迫的。兩派在行動上很難說有多少區別，都搞打、砸、搶，都不懂什麼叫法律。上面號召：“革命無罪，造反有理。”這就是至高無上的法律。
我越過第一陣強烈的風暴，問題算是定了。我逍遙了一陣子，日子過得滿愜意。如果我這樣逍遙下去的話，太大的風險不會再有了。我現在無異是過了昭關的伍子胥。我是一個膽小怕事的人，這是常態；但是有時候我膽子又特別大。在我一生中，這樣的情況也出現過幾次，這是變態。及今思之，我這個人如果有什麼價值的話，價值就表現在變態上。這種變態在“文化大革命”又出現過一次。
在“老佛爺”仗着後台硬為所欲為無法無天的時候，校園裏殘暴野蠻的事情越來越多。抄家，批鬥，打人，罵人，脖子上掛大木牌子，頭上戴高帽子，任意污辱人，放膽造謠言，以致發展到用長矛殺人，不用說人性，連獸性都沒有了。我認為這不符合群眾路線，不符合什麼人的“革命路線”。放着安穩的日子不過，我又發了牛脾氣，自己跳了出來，其中危險我是知道的。我在日記里寫過：“為了保衛什麼人的革命路線，雖粉身碎骨，在所不辭。”這完全是真誠的，半點虛偽也沒有。
同時，我還有點自信：我頭上沒有辮子，屁股上沒有尾巴。我沒有參加過國民黨或任何反動組織，沒有干反人民的事情。我懷着冒險、僥倖又還有點自信的心情，挺身出來反對那一位“老佛爺”。我完完全全是“自己跳出來”的。
沒想到，也可以說是已經想到，這一跳就跳進了“牛棚”。我在群眾中有一定的影響，我起來在太歲頭上動土，“老佛爺”恨我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我被抄家，被批鬥，被打得頭破血流，鼻青臉腫。我並不是那種豁達大度什麼都不在乎的人。我一時被斗得暈頭轉向，下定決心，自己結束自己的性命。決心既下，我心情反而顯得異常平靜，簡直平靜得有點可怕。我把歷年積攢的安眠藥片和藥水都裝到口袋裏，最後看了與我共患難的嬸母和老伴一眼，剛準備出門跳牆逃走，大門上響起了雷鳴般的撞門聲：“新北大公社”的紅衛兵來押解我到大飯廳去批鬥了。這真正是千鈞一髮呀！這一場批鬥進行得十分激烈，十分野蠻，我被打得躺在地上站不起來。然而我一下得到了“頓悟”：一個人忍受挨打折磨的能力，是沒有極限的。我能夠忍受下去的！我不死了！我要活下去！
我的確活下來了。然而，在剛離開“牛棚”的時候，我已經雖生猶死，我成了一個半白痴，到商店去買東西，不知道怎樣說話。讓我抬起頭來走路，我覺得不習慣。耳邊不再響起“媽的！”“混蛋！”“王八蛋！”一類的詞兒，我覺得奇怪。見了人，我是口欲張而囁嚅，足欲行而趑趄。我幾乎成了一具行屍走肉，我已經“異化”為“非人”。
我的確活下來了，然而一個念頭老在咬我的心。我一向信奉的“士可殺，不可辱”的教條，怎麼到了現在竟被我完全地拋到腦後了呢？我有勇氣仗義執言，打抱不平，為什麼竟沒有勇氣用自己的性命來抗議這種暴行呢？我有時甚至覺得，隱忍苟活是可恥的。然而，怪還不怪在我的後悔，而在於我在很長的時間內並沒有把這件事同整個的“文化大革命”聯繫在一起。一直到１９７６年“四人幫”被打倒，我一直擁護七八年一次、一次七八年的“革命”。可見我的政治嗅覺是多麼遲鈍。
我做了四十多年的夢，我懷擁“原罪感”四十多年。上面提到的我那三個崇拜對象，我一直崇拜了四十多年。所有這一些對我來說是十分神聖的東西，都被“文革”打得粉碎，而今安在哉！我不否認，我這幾個崇拜對象大部分還是好的，我不應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至於我衷心擁護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則另是一碼事。這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最野蠻、最殘暴、最愚昧、最荒謬的一場悲劇，它給偉大的中華民族臉上抹了黑。我們永遠不應忘記！
“四人幫”垮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中央撥亂反正，實行了改革開放的政策，受到了全國人民的擁護。時間並不太長，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在全國人民眼前，全國知識分子眼前，天日重明，又有了希望。
我在上面講述了解放后四十多年來的遭遇和感受。在這一段時間內，我的心鏡里照出來的是運動，運動，運動；照出來的是我個人和眾多知識分子的遭遇；照出來的是我個人由懵懂到清醒的過程；照出來的是全國人民從政治和經濟危機的深淵岸邊回頭走向富庶的轉機。
我在２０世紀生活了八十多年了。再過７年，這一世紀這一千紀就要結束了。這是一個非常複雜、變化多端的世紀。我心裏這一面鏡子照見的東西當然也是富於變化的，五花八門的，但又多姿多彩的。它既照見了陽關大道，也照見了獨木小橋；它既照見了山重水複，也照見了柳暗花明。我不敢保證我這一面心鏡絕對通明鋥亮，但是我卻相信，它是可靠的，其中反映的倒影是符合實際的。
我揣着這一面鏡子，一揣揣了八十多年。我現在怎樣來評價鏡子裏照出來的２０世紀呢？我現在怎樣來評價鏡子裏照出來的我的一生呢？嗚呼，慨難言矣！慨難言矣！“卻道天涼好個秋”。我效法這一句詞，說上一句：天涼好個冬！
只有一點我是有信心的：２１世紀將是中國文化（東方文化的核心）復興的世紀。現在世界上出現了許多影響人類生存前途的弊端，比如人口爆炸，大自然被污染，生態平衡被破壞，臭氧被破壞，糧食生產有限，淡水資源匱乏等等，這隻有中國文化能克服，這就是我的最後信念。
１９９３年２月１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