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 冒充總理簽名詐騙案
1960年3月18日。黃昏。一個身穿灰色人字呢大衣，瘦高個兒、瘦長臉、分頭、膚色黃黑的中年男子出現在坐落於北京西交民巷東口的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的秘書室。
“我是國務院的，來給行長送急件。”來人遞上一個印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字樣的大信封，然後打開一個紫色封皮的發文本，“請簽字。”秘書室辦事員在來人指定的位置簽了字，來人例行公事地說了聲“好”，收起發文本，邁着從容的步履走出大門。秘書室的光線較暗，年輕的辦事員也沒能把送件人的相貌特徵看得更清晰一些。
辦事員見信封上寫着“急件”二字，往收文本上登記以後，連忙叫來另一名辦事員，讓他立即送到行長辦公室。行長不在，行長秘書接過“急件”，見信封上標有“速送，限5點40分送到”一行醒目的文字，當即拆開，裏面是周恩來總理親筆批示的一件公函，內容是：
總理：主席辦公室來電話告稱，今晚九時，西藏活佛舉行講經會，有中外記者參加，拍紀錄影片。主席囑撥一些款子作修繕寺廟用，這樣可以表明我們對少數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據以上情況，擬撥給15～20萬元，可否，請批示。
一九六Ｏ年三月十八日
左側是周總理批示：“請人民銀行立即撥給20萬元。”在周恩來的簽字下面還注有：
為避免資本主義國家記者造謠：
1、要市場流通的舊票；
2、要拾元票；
3、包裝好看一點，七時務必送民族飯店趙全一(西藏工委宗教事務部)。
望着熟悉而又瀟洒的簽名，年輕的秘書雖然對這一違反常規的做法產生過疑慮，但這種顧慮瞬息即逝。她抬起手腕見手錶的時針與分針已分別指向了6與12，心頭不由一緊，啊，離限定的交款時間僅剩下1個小時了。時間緊迫，刻不容緩。於是她急忙抄起電話：“喂，發行局嗎?”在確認電話無誤后，她通報了自己姓名，並且以不容置辯的口吻下達了命令：“半個小時以內，你們務必準備好20萬元現金，對，有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什麼，手續？你們先準備現鈔吧，注意，要舊票，到時候計劃研究局會正式下達送款通知。”
掛斷電話，秘書又急忙敲開了值班領導——計研局王副局長的辦公室。她將信函和總理的批示遞給了王副局長，王副局長認真看過以後，疑惑地問道：“20萬，不是個小數目，為什麼不通過財政部？”
“時間來不及了，你看，還剩了不到一小時！”
行長秘書有些着急，王副局長末及答話，桌上的電話鈴急劇地響起來，他抓起聽筒：
“喂，我是總行計研局，是……我們正在準備！7點以前準時送到，請轉告總理放心。”
電話掛斷，王副局長沒有放下聽筒，他一邊撥着號盤，一邊對行長秘書說：“總理辦公室又來電話催了，我馬上通知發行局，讓他們火速送款！”
掛上電話，這位局長再一次催促發行局快辦。發行局當班科長撂下電話，帶上科里的老吳，叫來小轎車直驅中國人民銀行北京分行。分行的同志也不敢怠慢，按照總理批來公函的要求，到金庫里提取現鈔，撿舊票，包裝好，分裝兩個麻袋。這時發行局當班的朱科長也奉命趕來催辦，真是急如星火。三人把麻袋抬進小轎車，直奔民族飯店。
此時已是掌燈時分，晚餐的和晚餐后外出的賓客在民族飯店一樓前廳進進出出，正是人稠的時候。朱科長三人抬着麻袋進了前廳轉門，徑直走向服務台詢問“西藏工委趙全一同志”，這時從旁邊的大沙發上立起一個人，藏青色華達呢中山裝，黑色呢子褲。他走近服務台說道：“我就是西藏工委的趙全一，你們是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的吧？款子帶來了嗎？”
朱科長看了看眼前的趙全一，如釋重負地問道：“我們沒有誤事吧?”
趙全一笑着搖搖頭，一指牆上的掛鐘：“很準時嘛！款子帶齊了？”
朱科長點點頭，用手一指，說“因為都要舊票，發行局的同志加班清點，你看，整整兩麻袋呢？”
趙全一拿出了一張蓋有“總理辦公室介紹信專用”圖章的信函。上面寫着：
茲介紹西藏工委宗教事務部趙全一同志前去你行領取撥款20萬元整，此致中國人民銀行。
一九六O年三月十八日
朱科長看過信函，又讓趙全一打個收條。
趙全一從兜里拿出筆記本，隨手撕下一頁，寫了一張白條，送給中年人。
“是不是應該加蓋個公章。”朱科長不大放心。畢竟這是一筆巨款，一旦出了問題，他無法交代。趙全一笑了：“這信函上不是已經有公章了嗎？要不你們就把這封介紹信也帶回去吧？”
朱科長拿了介紹信和收條，離開民族飯店。當他們邁出飯店大門時，不約而同長長出了一口氣，“哦，可算完成任務了！”於是，他們邁着輕鬆的步子走向轎車。轉瞬，轎車便融進了西長安街的車流中……
3月24日下午，公安部副部長楊奇清正在一個會上講話。忽然，他的發言被一個緊急電話打斷了：總理辦公室通知，一個化名“趙全一”的騙子，偽造周恩來總理批示，騙取了中國人民銀行總行20萬元現金……中央負責同志責成公安部，立即組織力量，迅速破案！
就在前一天，中國人民銀行總行計研局王副局長心情沉重地向公安部門報了案。他們本來以為，20萬巨款送達以後，總理辦公室會很快交代如何入賬。可是，一天過去了，兩天過去了……直到第六天頭上，仍然沒有接到總理辦公室的回復。他們再也沉不住氣了，急忙打電話詢問。總理辦公室工作人員莫名其妙，聲稱根本不知此事，要求將“總理批示”和收條送去查對，才發現這是—起偽造總理批示的特大詐騙案。
１９６０年，正是三年自然災害的第一年。6億人民在挨餓，就是在這樣經濟極端困難的非常時期，騙子竟用偽造的“總理批示”騙去了20萬元人民幣！
總理聞訊極為震怒，指示限期破案。
天羅地網迅速鋪開。
幾乎在同一天，北京市700萬市民全部接受了上級有關的傳達。工人、學生、農民、幹部，滿城爭說“20萬”。老太太上油鹽店打醋，找回鈔票也要把它對着太陽光照照有沒有什麼可疑，小學生上學路上看見一個穿灰大衣的，秘密跟蹤耽誤了上學……穿灰大衣的人不敢再穿灰大衣了，穿藏青中山裝的人也不敢再穿中山裝了。哪位要是同通報的體貌特徵相似，這回可倒了霉了，公安局審查不說，街坊鄰居也會背後指指戳戳，見了面熟人當生人瞅。有幾位更倒霉，被當成嫌疑人讓公安局審查了一溜十三遭，最後排除嫌疑接受賠禮道歉。
一條條可疑的線索，從四面八方匯總到公安部門，經過甄別分析、查實，又一條條排除了。雖然“趙全一”還沒有落網，但是卻順帶破獲了許多陳年舊案。
時間一個小時一個小時地過去了……
案子還沒有取得明顯的突破。偵查員們一個個憂心如焚！
茫茫人海，犯罪分子到底在哪兒呢?
技術部門通過對“趙全一”留下的罪證——偽造的總理批示、取款介紹信和20萬現款的收款白條的鑒定確認：罪犯所用的牛皮紙信封是真的國務院舊信封，公文用紙是大機關用的15行橫格紙，偽造的“總理辦公室”的小方章是用蠟紙刻后沾紅印油塗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的信封上有塗改后寫上的“中國人民銀行行長親啟”的字樣。信封上的“密”字與其他字跡不同，並寫有“＃3146”字樣。通過儀器檢驗，表明信封上的“總理辦公室”字樣下面也有塗改的痕迹，並有一些模糊不清的毛筆字跡。罪犯開具的空白收條上籤的是“趙金一”，而非“趙全一”，估計罪犯可能習慣於寫“金”字。罪犯文化水平較高，熟悉公文格式和用語。
根據這些情況，偵查人員經過多方面的追查，了解到犯罪分子開“收據”的用紙是從一種黑皮筆記本上扯下來的。這種本子，原由前門外恆昌文具廠印製，但自1952年3月起就已經停止生產。經細緻查對，犯罪分子用的信紙，市面上並沒有出售過，而是機關內部自製的。為此，專案組人員來到國務院檔案室。
在檔案室里，幾十個人在緊張地工作着。
劉文科長認真地查看着，因為在犯罪分子留下的“收條”上，使他很感興趣的那個“￥”字，今天他想從這裏查到它的出處。因此，他對每一份文件都不輕易放過，但翻閱了上千種文件，還沒有找到這個“￥”字。
接着，他們又查到，對外貿易部給國務院領導的報告，所用的格紙和犯罪分子所用的信紙，完全一樣。劉文科長認真地翻閱了報告內容，掃興的是裏面並沒有那個“￥”字。
但專案組人員還是來到外貿部。很快他們就查出了那個國務院的信封，曾是國務院給外貿部發文用的……
恰巧這時有個女電車售票員來到外貿部反映：今天上午她在電車上，發現一個可疑的人。這人年齡、相貌都同公佈的犯罪分子特徵相似，而且情緒很不正常，坐在車上不敢看人，一直長吁短嘆。這人下車后，她看着他走進了外貿部……
“外貿部……”
“外貿部……”
外貿部的電話總機，突然忙碌起來，四面八方都在向這裏要電話，而且一個比一個緊張。
在辦公廳秘書科，專案人員很快查到了大量的15行橫格紙，原來這是外貿部過去使用的公文紙之一。劉文科長隨手拿過幾份材料，連續找出了好幾個“￥”字。原來，這是外貿部很多人所慣用的“人民幣”三個字的代用符號。犯罪分子就隱藏在外貿部是肯定的了。
破案線索由千條萬條最後縮小到對外貿易部這一個點上了。一張為數不多的名單擺在桌上，在大家的分析討論中，嫌疑對象由十個很快變作五個、四個、三個、兩個，最後，只剩下一個人的名字——王倬。
和王倬同一個辦公室的董林，一開口就肯定無疑地把王倬和“趙全一”連在一起了。
“我懷疑他好幾天了！”
“為什麼呢？”專案人員問道。
“第一條，發案那天下午，王倬請假沒上班，說是帶他母親去積水潭醫院看病去了。經查發現他和他母親並沒有去過該醫院。
第二條，前幾天我和王倬爭吵了一次。當時辦公室里幾個同志在閑聊，說起最近發生的這起大騙案，提到犯罪分子的特徵是眼睛很小時，我隨口說老王，你眼睛可不算大呀本來這是開玩笑的，哪知王倬卻立即站起來，氣沖沖地說：你誣陷好人!並要拉我去找領導。他發這樣大的脾氣，是從來沒有過的。為什麼呢?
第三條，最近王倬經常不去食堂吃午飯。有一次他將從家裏帶來的飯菜，放在暖氣片上烤。我問他你烤的是什麼?王倬忽然一愣，臉都白了，半天才回答說：我什麼也沒有考慮。他把烤的什麼，誤聽為考慮什麼了，精神十分緊張……”
王倬的另一位女同事，談了另外一些情況。她說，在業務上，王倬是很熟練的。他的數學很好，腦子反應也快，搞統計數字，從來沒出過什麼差錯。但前幾天，在填一張很簡單的表格時，卻忽然出錯了。
當時，王倬把蘸水鋼筆扔在桌上，用拳頭猛敲着自己的腦袋說：“怎麼搞的，這麼個簡單數字還寫錯了……該死，真是該死”
“什麼數字啊大驚小怪的”
她來到王倬的辦公桌前，側身一看，原來是把千位數寫成了萬位數，便向王倬打趣地說：“我當是多大的出入呢只不過是多畫了一個‘0’……”
“多一個‘0’，千就變成了萬，還算小事兒嗎”
“‘萬’怕啥你也不是沒算過，1萬、2萬……10萬、20萬的……”
“怎麼?你敢血口噴人!”
王倬瞪眼質問，女同事不知怎麼回事，連忙解釋說：“我沒講你什麼呀”
“什麼沒騙過10萬、20萬……這是誰說的”
女同事哈哈大笑，知道他把“算”誤聽為“騙”了，便向他重複了一遍剛才的話：“我說你也不是沒算過?”為使王倬聽清楚，她把“算”字拉得很長。
“實在對不起，一到春天就上火，我耳朵有毛病了……”
很快王倬的筆跡被交給了技術鑒定科。不到兩個小時就得出了鑒定結論：王倬的筆跡與詐騙人的筆跡完全相符。從筆跡特徵看，文字書寫都很熟練，結構、筆劃搭配、運筆方向、連筆方法，甚至一些微小細節都與偽造信件上的筆跡相同。從語言特徵上看，詞彙豐富、文字簡練、標點準確，日期書寫位置相同，編號方法相同。結論是：偽造信件上的筆跡與送來鑒定的樣本系一人所為。
這時，為“趙全一”畫像的幾位同志也匆匆趕來，他們拿出幾經修改的犯罪分子的模擬畫像，平平展展鋪在桌上，與王倬的照片一比較，簡直像同一張底片洗出來似的。
在公安部的小會議室里，充滿了歡快的氣氛，不時從會議室里傳出了陣陣的笑聲。
邢局長和金處長帶着信紙和筆跡鑒定，向楊奇清等彙報了信紙查對經過和筆跡鑒定結論。幾位副部長審閱了信紙和筆跡鑒定后，一致認定：詐騙20萬元巨款的案犯就是這個人——王倬。
王倬，又名王連升，筆名金維，男，36歲，遼寧省遼陽縣人。案發時住在北京李廣橋南街3號。1941年參加三青團，1943年加入青幫，1948年東北大學經濟系畢業，曾在北平特刑庭看守所當了一個多月的收發員兼會計。1949年4月，報名到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學習，同年8月參軍，1950年2月由陝西開小差逃回北京。1951年自薦到中國進出口公司工作，1952年9月到外貿部出口局工作。據調查，王倬曾給他的哥兒們偽造過證明信，給這個哥兒們化名為“趙全一”。後來這個哥兒們跑北京來找他，他上派出所給這個哥兒們報了臨時戶口，使用的也是“趙全一”。
為慎重起見，專案組決定暫且不抓王倬，搞明白王倬究竟是單獨作案還是團伙作案。
北京市局刑偵處的處長劉漢臣親自帶領十多個偵查員來到李廣橋南街蹲點。他們與當地的片警郝繼民取得聯繫，要求他找個可靠的地方做臨時指揮部。
郝繼民領着偵查員到了附近的衛戍區招待所。他過去與招待所負責人老張就比較熟悉，郝繼民把想找個臨時落腳地方的意思說了。老張立即叫人把一個大會議室騰出來，抬來桌椅、床鋪，並安裝了兩部電話機。熱情的老張還專門派了兩個服務員給偵查員們倒茶送煙。一個偵查員把電話安裝、調試好，因此，臨時指揮部具備了工作條件。
這時已近黃昏，劉處長說：“小郝，這個地方不錯，不過還得請你幫助選幾個能直接監視王倬家的地點，你看怎麼樣？”
郝繼民帶了三個偵查員去選擇監視點。剛到李廣橋街，就看見李大爺疑惑地注視着街道上的人，看見郝繼民，忙拉住他：“郝同志，你看這天還沒黑，又不是禮拜天，咱這地方也不是公園，怎麼一對兒一對兒搞對象的人在這轉悠啊？我看不正常。”郝繼民知道那是化妝的偵查員，就對李大爺說：“不礙事，您放心回家歇着去吧！”
郝繼民帶着偵查員到了李廣橋東街糧店。這個糧店的門口正對着李廣橋南街，王倬上下班必須從這裏經過，於是偵查員選擇糧店為監視點。後來又找了兩家住戶作為監視點。通過三個監視點，王倬家院內一切情況盡收眼底。偵查員不時向指揮部報告疑犯的消息：
301報告：一號對象今天早6點起床，一直在家活動。
302報告：今天早7時零5分，從院中出來一男一女，騎自行車向東去了。經查車號，其中男的是一號對象。
303報告：一號對象和他妻子到鼓樓大街委託行出賣血壓表和大衣，沒賣成，又到東華門委託行也沒賣成，隨後又回到鼓樓委託行以47元的價錢賣出。
304報告：一號對象把47元存到住地一個儲蓄所，19時20分回到了住地。
天亮以後，偵查員發現王倬在西屋燒東西，後來又端着燒的東西前往衚衕口的垃圾站。
一直監視着王倬的劉漢臣處長說：“搞來它！”立即有偵查員裝扮成撿破爛的出去了。一會兒，提着一些煤灰、紙灰等垃圾回來。劉處長命令馬上送去做技術鑒定。經過鑒定科長劉雲啟的檢測，王倬倒掉的垃圾里有殘存的人民幣，大量灰燼是人民幣燃燒后留下的。
晚飯後，王倬從他母親的屋裏出來，回到自己的屋子。後來，他又開鎖進入那間沒人住、門窗都掛着帘子的小屋，開了燈。
不一會兒又從小屋裏出來，上了鎖，又去了西屋廚房。
夜深了，院裏被監視的王倬似乎預感到自己成了瓮中之鱉，如坐針氈。此時，臨時指揮部的電話響了，劉處長聽完後放下電話，對趕來的市局閔局長說：“王倬的愛人睡在單位辦公室里。她入睡后突然起床開燈，接了一個電話，沒說上幾句話就生氣地掛斷了。”
“王倬這邊有什麼動靜？”閔局長立即問。劉漢臣回答說，王倬屋裏的燈關了，院裏的燈也熄了，沒發現異常。
劉處長用眼神詢問閔局長，閔局長也注視着他。劉處長說：“根據我們到手的證據，抓王倬沒問題了。”閔局長略微思考了一下，果斷地說：“零點行動！”
大家都躍躍欲試。劉處長把郝繼民叫過來問：“王倬的屋裏有沒有隔斷？”行動之前，劉處長必須把一切可能遇到的情況估計到。
郝繼民對此已經爛熟於心。他說：“兩間房子由一堵牆分為里、外屋，王倬睡裏屋。”劉處長又問，王倬屋子的門窗是風門，還是玻璃門？郝繼民說是風門。
郝繼民知道行動的時候馬上就到了，劉處長他們人生地不熟，自己該多出主意。想到這裏他說：“去年夏天下大雨時，王倬他家院門西牆有一段土牆給泡坍了一截，一直沒修。”
“哦。”劉處長命令監視點核實，很快證實了郝繼民的話。這時，一直沒說話的閔局長站了起來：
“我看就零點動手！兩個方案：第一，由小郝同志帶路，從坍牆處進院，打開大門，大家進去抓捕王倬。第二，如果第一方案受阻，就破門而入！注意，要活的。抓獲王倬后，立即押往預審處！老劉，你看這樣行不行？”
劉漢臣處長點頭同意，又給大家具體分了工。閔局長看了一下表，離行動時間很近了，命令發槍。大家每人領到了一支手槍和五發子彈。
零點整。閔局長下令：“出發！”
郝繼民走在最前面，帶着偵查員們直奔王倬的家。到了斷牆外，一個偵查員從后託了一下郝繼民，他輕鬆地跳進院子，打開門，偵查員魚貫而入。
郝繼民帶四個偵查員撲向王倬住的屋子。一個偵查員用手指沾口水捅破窗戶紙，把手伸進去拉開門插銷。五個人悄悄進了外屋，又一起向裏屋擁去。
被窩裏的王倬被拖了出來，押上門外的警車。
“搜！”劉漢臣處長下令。
大家分頭搜查起來，有人撬開小屋門上的鎖，從裏邊搜出一堆碎布、繩子，還有被拆散的自行車。碎布拼起來，正是王倬作案時穿的那件呢子上衣。自行車和繩子也是他作案時使用的。
劉處長讓郝繼民去叫王倬母親的房門。郝繼民敲了半天門，屋裏也沒動靜。再敲，屋裏的孩子喊：“奶奶，有人叫門！”郝繼民隔門叫孩子開燈。
燈開了，郝繼民隔窗看見王倬的母親張可民披着棉被坐在床上，任憑怎麼叫門也一動不動。郝繼民見狀一腳踹開了門。
問什麼，張可民也不答，就那麼一動不動地坐着，把郝繼民氣得夠嗆。這時，裝贓款的麻袋也被搜了出來，只差贓款沒下落了。
天大亮了，贓款依然沒找到。劉處長不甘心，讓郝繼民幫助去借鐵杴、鎬頭等工具，他斷定贓款一定埋藏在院子的某個角落。
院子幾乎都被挖到了，就是沒有贓款的蹤跡。劉漢臣處長來到西屋廚房，看了一會兒鐵爐子下面的爐灰，說：“把這個爐子搬開，挖！”
幾鐵杴下去，果然挖出了好幾捆人民幣。再挖，沒有了。顯然這是其中極少一部分贓款，還應該有一個地方藏着其餘大量贓款。
劉處長仔細觀察西屋南側摞着的半人高的蜂窩煤。蜂窩煤最上一層落着一層厚厚的灰塵，像很長時間沒人動過。劉處長觀察了一會兒，招呼一個組長：“叫你的人，小心地搬開蜂窩煤，不準破壞原貌。”
蜂窩煤被一層一層地搬開，許多雙眼睛都盯着這裏，把希望寄托在這裏，因為除了這裏，院子裏已經無處可挖了，用郝繼民的話說，院子被挖得都能種白薯了。
搬開最後一層蜂窩煤時，眼尖的偵查員發現蜂窩煤下有新鮮的黃土。偵查員剛要動鐵杴，劉處長說：“別動！先拍照！”讓郝繼民找兩個旁證的居民。郝繼民快速叫來了居委會主任劉秀惠和衛戍區招待所的服務員小劉。
挖了幾鐵杴，黃土下面露出了苫布，揭開苫布，裏面包裹着一捆捆的人民幣。大家的心情既興奮又緊張。幾個偵查員把苫布包袱拉了出來。劉處長說，把張可民帶到坑邊來！張可民不肯來，女偵查員把她架了過來。張可民到了坑邊，看見了被挖出的包裹里的錢，又看看大坑，驚恐地咧開嘴哭了：“可別把我埋裏邊呀！”
郝繼民找來兩個箱子，苫布包袱里的錢裝了滿滿兩大箱子。
隨後偵查員又從王倬辦公室的文件櫃裏搜出了偽造批件的鋼板，其他作案工具都被他銷毀了。
面對鐵證，被押到預審處的王倬，很快就招認了全部犯罪過程。
王倬的大學，是在國民黨統治區上的，那正是一個人有所追求的時候，王倬看人家經商、辦實業，當官發財，心裏就盼着自己也有他們那樣的一天，干大事，拿大錢，發大財，享大福。在大學裏王倬跟同學辦了個雜誌，心想發行10萬20萬的，說不定能發起來。不料雜誌出了沒人買，發行不出去，創刊號也就成了終刊號，連本兒也搭裏頭了。
北京解放后，王倬把家裏的金戒指交給朋友王遠澤，讓他上西北賣了戒指買銀元，倒騰銀元來賺錢。沒想到這小子也是個半吊子，錢沒賺下來，金戒指倒讓他賣了當路費了。後來王倬說乾脆來個無本萬利的，畫人民幣，印假火車票，這玩藝兒來得快，等弄出來自己也瞧着不像，沒敢出手。後來參加了工作，王倬覺得作個小職員兒起早貪黑地這麼干，掙那倆錢養活這幾口人還緊緊巴巴的，人家大幹部一月頂他好幾個月的，坐汽車，孩子上寄宿學校。這衚衕里有個教授，獨門獨院，那房子真氣派！一走到他的門口王倬就眼熱。
前幾年國家頒佈了科技發明創造獎勵條例，王倬覺得機會來了，於是他選了個一鳴驚人的——世界科技三大難題之一，發明“永動機”。他想這東西要是弄成了，就是發明家，就會世界聞名，國家獎金、諾貝爾獎金絕對跑不了。資料、書籍沒少買，業餘時間全搭上了，熬得王倬頭暈眼花，還得了一回肝炎。四五年的心血，終於製成了。誰知成果報到科學院，人家回答說永動機這東西從理論到實踐都是不可能的，選這個題簡直是異想天開。當官王倬是沒門兒，當發明家人家又不承認，乾脆，王倬決定來邪的，學騙術！那以後王倬就開始研究騙術，古代的，外國的，土騙子，洋騙子，都拿來研究。當兵時王倬開小差回來，偽造過路條，偽造過介紹信，都成功了，干這玩藝兒成功係數大，就干這個。
王倬在單位，有機會見到周總理的批示。總理的批示，下邊總是無條件地執行，叫總理給王倬批錢？那是不可能的，用總理的名義行騙，准能暢通無阻。1960年2月，王倬的處長曾拿過一張普通紙寫的信，上邊是一位首長給副部長隨便寫的幾個字，讓辦一件事，就這麼幾個字，那麼一件事就辦成了。這回王倬明白了，敢情上邊寫信寫字用紙也不是特製的呀，行，有你寫的就有我王倬寫的。王倬決定寫一個批示，讓人民銀行交一筆巨款。
從那時起王倬就開始作準備。有一回上公安部禮堂看電影，看舞台兩側掛着毛主席、劉少奇、朱德和周總理的題詞，王倬當時就找了一張紙鋪在膝蓋上，用鋼筆把周總理的題詞臨摹下來。回到家，天天晚上用毛筆在報紙上練。練得能夠以假亂真了，又練偽造公章，公章練像了，就開始進一步實施騙術了。他在北海後門小百貨店買來刻刀、毛筆；在王府井買來蠟紙、刻筆、印泥。刻字鋼板不是買的，上街道上借的。信封是從部裏邊找的，原是國務院來函信封，落款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其它字都是鉛筆字，用橡皮擦掉就行，舊信封當新信封用。公文紙好辦，外貿部有，隨用隨拿。
3月14日、15日兩個晚上，王倬都在練習書寫假批示和假介紹信，同時構思具體行動目標和行動方案。16日，是星期三，晚上，王倬決定了行動時間。為什麼確定3月18日星期五下午？星期四不行，因為這天晚上是外貿部的學習時間，要不參加，會引起別人懷疑。星期六也不行，這天下午許多單位也是學習時間，要在這個時間去銀行提款，就顯得很特別，如果銀行不能及時付款，時間一長就可能露餡兒。所以說只能選擇星期五。
頭一天，3月17日晚上和夜裏，王倬着手正式製作公函和介紹信。按照慣例，王倬先用鋼筆在公文紙上寫了要求撥款的請示，然後模仿周總理的口吻、用毛筆模仿周總理字體在邊白上寫下總理批示。信封寫上“速辦、限時”等字樣。這是交涉提款時用的。提款時還得用介紹信，介紹信是用鋼筆在一張白紙上寫的。“總理辦公室介紹專用”印章，按王倬事先見到過的樣式，製成方形的，先在蠟紙上刻好，然後在蠟紙上塗上紅印油印上去。
王倬寫這項撥款是毛主席的意思，是表明有來頭，誰敢懷疑？誰敢不從？他寫撥款是為了修繕寺廟，並且要求在當晚9時西藏活佛講經會上出示，這符合當前報紙廣播報道過的這類消息，也符合當時政策。1959年平息西藏叛亂，西藏的消息尤其西藏活佛的活動是當前國內最有吸引力的事情，這樣，晚7時送現款的理由是充分的，人民銀行肯定能深信不疑。
撥款數為什麼要寫15萬元至20萬元呢？因為款子少了用不着由國家總理來審批，也用不着驚動毛主席。提兩個數額，因為在國家機關下級向上級提這類建議請示，按慣例都提兩個或更多幾個方案，供上級權衡定奪。為什麼要寫有中外記者參加拍攝影片？那是為了在附註中所要求的提供舊票和捆得好些的話找個充分的理由。新票有號碼，或許號碼還挨着排着，這種票沒法花，一花就被查出來。捆得結實規整是為了便於包裝運輸。末尾寫上“7時務必送到民族飯店趙全一（西藏工委宗教事務所）”是考慮，7時是單位下班之後不久的時間，人民銀行的人急着下班，這時候辦事必然草率疏忽，送到民族飯店，那是因為國家民委就在民族飯店後邊，西藏工委的人來京辦事，住在民族飯店是順理成章的事。王倬去過民族飯店，這類大飯店有個共同的特點，只要穿得好，像個大幹部或像個大機關的幹部，不管在哪裏就暢行無阻。單位名稱的來歷，說實話，王倬也沒仔細調查了解，矇著來；自從1959年平息西藏叛亂，西藏工委這個詞就不絕於廣播和報端。宗教事務所是根據國務院宗教事務局推想出來的，何況王倬上下班每天都從國務院宗教事務局門前經過。
王倬自認行動方案是十分周密的，所以幹起來也信心十足，但卻忽視了一點就是趙全一這個名字。由於偽造信件時比較緊張，所以王倬不由自主用了給朋友起過的這個化名。
3月18日下午王倬上了一會兒班，估摸着時間差不離了，一看錶，3點半。王倬找到處長，說，他母親這兩天身子骨不怎麼合適，早就說瞅瞅，工作忙，就這麼拖着，再拖下去恐怕得耽誤了，今天要是調得開，就準備帶老太太上趟醫院。說到這個份兒上，處長還能不答應？傍晚四點，王倬騎自行車離開單位，到家裏大約是4點10分。經過小廚房，老太太正在埋頭做飯，王倬沒驚動她。把自行車放在窗戶下邊，就進了屋。上大機關進大飯店衣冠楚楚儀錶堂堂就是通行證。王倬換上藏青色華達呢中山裝、黑色呢子褲，皮鞋上又打了一次鞋油，外面穿上灰色人字呢大衣。他把事先準備好的一個紫皮練習本權當收發文本，把製作的公函、介紹信等裝進一個牛皮紙大信袋，反正這種大信袋國家機關都有。臨走又想起那麼多票子得準備條繩子，抽了條繩子卷巴卷巴塞進手提包。大概是沒見過太多的票子，王倬只準備了一個手提包來裝錢。就這樣騎上自行車出了家門。老太太問兒子怎麼回來這麼早，王倬說今兒有事要辦。後來臨走時她又問王倬怎麼又出去，王倬說有事，你別操心。
5點30分王倬騎自行車來到西交民巷，等了10分鐘，王倬就走進人民銀行總行東部大門。門衛問是幹什麼的，王倬說是國務院的，送一個急件。警衛讓王倬去傳達室。王倬說傳達室在哪兒，警衛一指，在院子東南角。進去一看，屋內牆壁是淺藍色的，一個40來歲的傳達員問明王倬是幹啥的，當得知王倬的意圖后，就指點王倬收文件的地方。王倬又出大門往西，走進西邊大門，才弄明白這邊是總行辦公的地方，東邊是對外營業的。警衛問明來歷，讓王倬進大門到傳達室。傳達室里有一個中年男子，他讓王倬進裏邊找秘書室。到了秘書室，一見這裏光線黯淡，王倬心中竊喜：你越看不清，就越容易糊弄過去。王倬把裝有假公函的大信封交上去，故意把信封上印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一行落款擺正在年輕的收發員面前。見收發員收了文，在自己的發文本上籤了字，王倬就離開了人民銀行總行。
離開西交民巷，王倬又騎車來到民族文化宮。在民族文化宮禮堂前存了自行車，拎着提包走向民族飯店。一邊往上走，他一邊默默數着台階，為的是緩解緊張的心理：這一步邁進去，等着他的是大捆大捆的鈔票，還是端槍亮銬的公安警察？這一切，王倬當時都來不及細想了。飯店一排三扇門，燈光不很明亮，居中的轉門門口站着一個男服務員，40來歲。王倬心說不知這小子看不看證件。這時候打門裏出來一幫人，王倬稍稍遲緩一下，身後的一些人也就跟了上來，這樣王倬正好混在這幫人中間往裏走。王倬成心側着頭，做出好像與他們互相關顧的樣子，這是成心演給那些服務員看的，讓他誤認王倬同這幫人是一塊兒的。從服務員面前經過時，王倬都不拿正眼瞅他，成心皺皺眉頭，對出入轉門的人太多表示不滿，好像他是多大的幹部，不習慣這種人多擁擠的場合。就這樣王倬輕而易舉地進了民族飯店。這時是6點20分左右。
進門就是前廳，右側有個存衣處，王倬把大衣脫下，存在存衣處里。一個胖乎乎的娃娃臉的姑娘接過大衣，遞給王倬一個塑料的取衣牌，並且用悅耳動聽的聲音囑咐說：“您拿好。”王倬也沒說聲謝，像大幹部那樣漫不經心地哼了一聲就走向前廳的大沙發上坐下。四周環視，熟悉一下場地，然後起身到總服務台前以總理辦公室的口氣給人民銀行打了個催促電話。電話掛了后，王倬心裏總算一塊石頭落了地——對方口氣謙恭而肯定，完全聽不出有什麼懷疑打什麼埋伏。看來等待王倬的是票子而不是警察。坐了一會兒，王倬打電話給西單、西四兩個出租汽車站要出租車，打算收款之後用汽車往回運，兩個地方都說眼下車忙派不出，王倬問什麼時候有車，回答都是不知道。王倬一邊在沙發上坐着，一邊用眼梢瞄着每一個進門的人。要是來送款的，就去接款，要是來警察，王倬決定就先上樓，再找機會從旁門溜。後來王倬乾脆就閉目養神，管他媽警察不警察！勝者為侯敗為賊，是侯是賊由他去。就這麼一直等到7點。
7點，轉門裏轉進兩個人，一個30來歲，男的，一個年輕，女的，都是幹部模樣，他們走向總服務台，向服務員打聽“西藏工委趙全一”。王倬向他們後邊和門外邊都看了看，看來不是誘捕的，王倬心裏說，二位，你們真是認真負責的好同志，叫你們這時候送來，就準時送來。看看沒問題，王倬扯扯衣服走上前說：“二位同志找西藏的趙全一同志么？”那男的問：“您是哪個單位的？”王倬說，“我就是趙全一，你們是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的吧？款子帶來了嗎？”王倬說著掏出蓋有“總理辦公室介紹專用”印章的介紹信，他們看后，就抬進來兩個麻袋，說：“全在這兒啦。”王倬又給了他們一個收條，同他們握握手，還說：“辛苦了，謝謝！”
他們走後，王倬把麻袋拖到西邊便門旁，好傢夥，死沉死沉的，要是別的肯定拖不動，可這全是鈔票呀！兩個麻袋就這麼一拖就拖過來了！到存衣處找到娃娃臉姑娘取來大衣，拿大衣把兩個麻袋蓋上，然後又給出租汽車站打電話要車，還是沒有。王倬問還得等多少時間，對方回答“說不準，你愛等多少時候就等多少時候”，王倬說我是國務院的，對方回答：“你是國務院的，國務院有的是車，跟我們這兒添什麼亂？”王倬心裏着急起來，怕這麼一來二去讓人家起疑，於是來到前廳的郵亭買了一張《北京晚報》，一邊假裝悠閑自得地看晚報，一邊挖空心思想法門兒。沒汽車，找三輪兒，郵亭里有個年輕婦女，高個兒，王倬說，“勞駕您給照看一下，這裏全是重要文件。”那婦女說：“沒問題，您儘管放心。”王倬走出民族飯店，到大街上找三輪兒。找來找去好不容易才找來一輛，那小子瞧王倬有急事，一張嘴就是三塊。王倬忽然領悟到：不能要車！三輪兒不能要，汽車也不能要。他們把麻袋這麼一拉，就等於把自己的行蹤告訴了他們，等以後公安局破案，好揭發。於是，王倬到民族宮禮堂前取了自行車，騎過來放在民族飯店東台階下。進大廳一看，郵亭那位婦女還對王倬說：“您回來啦？文件在這兒呢。”兩麻袋保管完好。王倬先把小一點的那個從東邊便門搬出來，然後又去搬大個的，搬到門口時，一個40多歲的服務員還給王倬幫忙，替王倬推開了門。王倬用帶來的繩子把兩個麻袋對嘴拴好，架到車座上。這時，下班的高峰期已過，街上的行人不多了，王倬推車過了西單劇場，進入西單北大街，到西四往東拐，路過國務院宗教事務局門口，然後直奔后海李廣橋衚衕，在路上總共用了1個小時零40分鐘。
到家后，王倬把自行車放在窗腳，先到母親屋裏喝水，母親問王倬哪兒去了，王倬說開會去了，等到10點半，估摸母親、孩子們都睡了，王倬悄悄把兩個麻袋搬到北房西屋，把大部分票子裝進自己那個黑鐵皮箱子，剩下還有十來捆，王倬就擱在鋪上，用包袱皮包上。這時候王倬母親進來了，王倬說媽您還沒睡？她問王倬：“深更半夜的你鼓搗什麼呢？”王倬說：“媽，我給您借來點兒錢。”母親問王倬借了多少，借幾百？王倬說少。她說借幾千？王倬還說少。她說：“你還能借幾萬？”王倬說。“幾萬？不止幾萬。”王倬媽一聽就急了，她說她聽了頭髮都發炸，說：“你這是窮瘋啦？”王倬說：“送回去，那不是找死嗎？王倬一人做事一人當。您甭管錢是怎麼來的，反正您用不着跟我再受窮了，該過幾天松心日子了。”
可是，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打那以後王倬不僅一點沒松心，反而一天到晚心驚肉跳。王倬把兩個麻袋燒了，把製作公函、印章的工具燒了，把繩子燒了，把灰人字呢大衣剪成一條一條地燒了……3月23日，王倬下班一進家門，母親就說：“今天有人來查衛生了，到處亂瞅。”王倬心裏一驚，忙問：“查衛生的人，您過去見過嗎？”王倬的母親說：“有的見過，有的沒見過。”王倬說：“壞了，準是公安局扮的。”3月26日，王倬的單位也傳達了那個通報，叫大家檢舉。那天王倬帶的窩頭，擱在暖氣片上烤着，烤出了味兒，班上一個同事是山東老鄉，滿口山東腔，他冷不丁問道：“王倬，你低頭耷腦默默寂寂是烤什麼呢？”王倬聽了一驚，慌忙回答：“沒、沒考慮什麼。”大伙兒聽了一陣笑。
機關反右傾，都寫大字報，王倬不敢寫，怕認出字跡。同事問王倬：“老王，你怎麼不寫大字報，你怕什麼？”一句普通的話嚇得王倬出了一身汗。王倬費了好大心思，才把字寫得歪歪扭扭的。
這時候王倬越想這事越要壞菜，為了保險，王倬把錢藏到西小屋，還拿出一部分藏到自己屋裏。思來想去，藏不住，還是燒吧，往爐子裏燒。王倬拿出100元錢給母親：“媽，這點錢您拿着過日子，日後不定要出什麼事，我可孝順不了您老人家。”王倬的母親一聽這話，當時就哭了，看老人那傷心的樣兒，王倬也哭了。
100塊錢，老人沒敢花。27日、28日，王倬連着兩個晚上在院子裏生煤球爐子燒票子。小煤球爐總共只這麼大，一晚上能燒多少張？連燒兩天也就燒了2000來元。王倬說：“媽，白天我上班，您插起門來接着燒。”王倬的母親嘆了口氣，接着燒。29日、30日，王倬看這麼燒太慢，就在西小屋地上刨坑把錢埋了。
1960年7月28日王倬被判處死刑。對於犯有窩贓罪的王倬母親，有人估計要從嚴懲處，周總理對此表示過自己的看法：還是不要重判，中國舊式婦女，有幾個不顧兒子的，押押就算了。於是她在服刑三年後提前釋放，直接回了東北老家。
王倬的妻子是個很有主見的女人，已經與丈夫貌合神離好長時間了，可以說，案發前她對王倬已經沒有了感情。至於王倬的驚天大案，是否與他們夫妻關係有關，就不得而知了。她後來回憶，王倬作案后，她的單位也傳達了案情，她下班回到家，婆婆說吃餃子吧。王倬和母親只顧包餃子，誰也不搭話。王倬一個餃子也沒吃，只喝了幾碗餃子湯。王倬被處決兩年後，她重新嫁人，依舊生活在那個院子裏，直至1993年房屋拆遷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