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隻手指

——紀念三姐先明以及我們的童年

明姐終於在去年十月二十三日去世了，她患的是惡性肝炎，醫生說這種病例肝炎患者只佔百分之二三，極難救治。明姐在長庚醫院住了一個多月，連她四十九歲的生日也在醫院裏度過的。四十九歲在醫學昌明的今日不算高壽，然而明姐一生寂寞，有幾年還很痛苦，四十九歲，對她來說，恐怕已經算是長的了。明姐逝世后，這幾個月，我常常想到她這一生的不幸，想到她也就連帶憶起我們在一起時短短的童年。

有人說童年的事難忘記，其實也不見得，我的童年一半在跟病魔死神搏鬥，病中歲月，並不值得懷念，倒是在我得病以前七歲的時候，在家鄉桂林最後的那一年，有些瑣事，卻記得分外清楚。那是抗戰末期，湘桂大撤退的前夕，廣西的戰事已經吃緊，母親把兄姐們陸續送到了重慶，只留下明姐跟我，還有六弟七弟；兩個弟弟年紀太小，明姐只比我大三歲，所以我們非常親近。雖然大人天天在預備逃難，我們不懂，我們在一起玩得很開心。那時候我們住在風洞山的腳下，東鎮路底那棟房子裏，那是新家，搬去沒有多久。我們老家在鐵佛寺，一棟陰森古舊的老屋，長滿了青苔的院子裏，猛然會爬出半尺長的一條金邊蜈蚣來，牆上壁虎虎視眈眈，堂屋裏蝙蝠亂飛。後來聽說那棟古屋還不很乾凈，大伯媽搬進去住，晚上看到窗前赫然立着一個穿白色對襟褂子的男人。就在屋子對面池塘的一棵大樹下，日本人空襲，一枚炸彈，把個泥水匠炸得粉身碎骨，一條腿飛到了樹上去。我們住在那棟不太吉祥的古屋裏，唯一的理由是為了躲警報，防空洞就在鄰近，日機經常來襲，一夕數驚。後來搬到風洞山下，也是同一考慮，山腳有一個天然岩洞，警笛一鳴，全家人便倉皇入洞。我倒並不感到害怕，一看見風洞山頂掛上兩個紅球——空襲訊號——就興奮起來：因為又不必上學了。

新家的花園就在山腳下，種滿了芍藥、牡丹、菊花，不知道為什麼，還種了一大片十分笨拙的雞冠花。花園裏養了雞，一聽到母雞唱蛋歌，明姐便拉着我飛奔到雞棚內，從雞窩裏掏出一枚餘溫猶存的雞蛋來，磕一個小孔，遞給我說道：“老五，快吃。”幾下我便把一隻雞蛋吮乾淨了。現在想想，那樣的生雞蛋，蛋白蛋黃，又腥又滑，不知怎麼咽下去的，但我卻吮得津津有味，明姐看見我吃得那麼起勁，也很樂，臉上充滿了喜悅。幾十年後，在台灣有一天我深夜回家，看見明姐一個人孤獨的在廚房裏摸索，煮東西吃，我過去一看，原來她在煮糖水雞蛋，她盛了兩隻到碗裏，卻遞給我道：“老五，這碗給你吃。”我並不餓，而且也不喜歡吃雞蛋了，可是我還是接過她的糖水蛋來，因為實在不忍違拂她的一片好意。明姐喜歡與人分享她的快樂，無論對什麼人，終生如此，哪怕她的快樂並不多，只有微不足道的那麼一點。

我們同上一間學校中山小學，離家相當遠，兩人坐人力車來回。有一次放學歸來，車子下坡，車夫腳下一滑，人力車翻了蓋，我跟明姐都飛了出去，滾得像兩隻陀螺，等我們驚魂甫定，張目一看，周圍書冊簿子鉛筆墨硯老早灑滿一地，兩人對坐在街上，面面相覷，大概嚇傻了，一下子不知該哭還是該笑。突然間，明姐卻咯咯地笑了起來，這一笑一發不可收拾，又拍掌又搓腿，我看明姐笑得那樣樂不可支，也禁不住跟着笑了，而且笑得還真開心，頭上磕起一個腫瘤也忘了痛。我永遠不會忘記明姐坐在地上，甩動着一頭短髮，笑呵呵的樣子。父親把明姐叫蘋果妹，因為她長得圓頭圓臉，一派天真。事實上明姐一直沒有長大過，也拒絕長大，成人的世界，她不要進去。她的一生，其實只是她童真的無限延長，她一直是坐在地上拍手笑的那個小女孩。

沒有多久，我們便逃難了。風洞山下我們那棟房子以及那片種滿了雞冠花的花園，轉瞬間變成了一堆劫灰，整座桂林城燒成焦土一片。離開桂林，到了那愁雲慘霧的重慶，我便跟明姐他們隔離了，因為我患了可惡的肺病，家裏人看見我，便嚇得躲得遠遠的。那個時候，沒有特效藥，肺病染不起。然而我跟明姐童年時建立起的那一段友誼卻一直保持着，雖然我們不在一起，她的消息，我卻很關心。那時明姐跟其他兄姐搬到重慶鄉下西溫泉去上學，也是為了躲空襲。有一次司機從西溫泉帶上來一隻幾十斤重周圍合抱的大南瓜給父母親，家裏的人都笑着說：是三姑娘種的!原來明姐在西溫泉鄉下種南瓜，她到馬棚里去拾新鮮馬糞，給她的南瓜澆肥，種出了一隻黃澄澄的巨無霸。我也感到得意，覺得明姐很了不起，耍魔術似的變出那樣大的一隻南瓜來。

抗戰勝利后，我們回到上海，我還是一個人被充軍到上海郊外去養病，我的唯一玩伴是兩條小獅子狗，一白一黑，白獅子狗是我的醫生林有泉送給我的，他是台灣人，家裏有一棵三尺高的紅珊瑚樹，林醫生很照顧我，是我病中忘年之友。黑獅子狗是路上撿來的，初來時一身的虱子，毛髮盡摧，像頭癩皮犬。我替它把虱子捉乾淨，把它養得胖嘟嘟，長出一身黑亮的捲毛來。在上海郊外囚禁三年，我並未曾有過真正的訪客，只有明姐去探望過我兩次，大概還是偷偷去的。我喜出望外，便把那隻黑獅子狗贈送了給她，明姐叫它米達，後來變成了她的心肝寶貝，常常跟她睡在一床。明姐憐愛小動物，所有的小生命，她一視同仁。有一次，在台灣我們還住在松江路的時候，房子裏常有老鼠——那時松江路算是台北市的邊陲地帶，一片稻田——我們用鐵籠捉到了一隻大老鼠，那隻碩鼠頭尾算起來大概長達一尺，老得尾巴毛都掉光了，而且兇悍，齜牙咧嘴，目露凶光，在籠子裏來回奔竄，並且不時啃嚙籠子鐵線，冀圖逃命。這樣一個醜陋的傢伙，困在籠中居然還如此頑強，我跟弟弟們登時起了殺機，我們跑到水龍頭那邊用鉛桶盛了一大桶水，預備把那隻碩鼠活活溺死，等到我們抬水回來，卻發覺鐵籠籠門大開，那隻碩鼠老早逃之夭夭了。明姐站在籠邊，滿臉不忍，向我們求情道：“不要弄死人家嘛。”明姐真是菩薩心腸，她是太過善良了，在這個殺機四伏的世界裏，太容易受到傷害。

民國三十七年我們又開始逃難，從上海逃到了香港。那時明姐已經成長為十五六歲的亭亭少女了，而我也病癒，歸了隊，而且就住在明姐隔壁房。可是常常我聽到明姐一個人鎖在房中暗自哭泣。我很緊張，但不了解，更不懂得如何去安慰她。我只知道明姐很寂寞。那時母親到台灣去跟隨父親了，我的另外兩個姐姐老早到了美國，家中只有明姐一個女孩子，而且正臨最艱難的成長時期。明姐念的都是最好的學校，在上海是中西女中，在香港是聖瑪麗書院，功課要求嚴格出名，然而明姐並不是天資敏捷的學生，她很用功，但功課總趕不上。她的英文程度不錯，發音尤其好聽，寫得一手好字，而且有藝術的才能，可是就是不會考試，在聖瑪麗留了一級。她本來生性就內向敏感，個子長得又高大，因為害羞，在學校里沒有什麼朋友，只有卓以玉是她唯一的知交，留了級就更加尷尬了。我記得那天她拿到學校通知書，急得簌簌淚下，我便慫恿她去看電影，出去散散心。我們看的是一張古諾的歌劇《浮士德與魔鬼》拍成的電影。“魔鬼來了!”明姐在電影院裏低聲叫道，那一刻，她倒是真把留級的事情忘掉了。

明姐是十七歲到美國去的，當時時局動亂，另外兩個姐姐已經在美國，父母親大概認為把明姐送去，可以去跟隨她們。赴美前夕，哥哥們把明姐帶去參加朋友們開的臨別舞會。明姐穿了一襲粉紅長裙，腰間繫着藍緞子飄帶，披了一件白色披肩，長身玉立，裙帶飄然，儼然麗人模樣。其實明姐長得很可愛，一雙鳳眼，小小的嘴，笑起來，非常稚氣。可是她不重衣着，行動比較拘謹，所以看起來，總有點羞赧失措的樣子。但是那次赴宴，明姐脫穎而出，竟變得十分瀟洒起來，那是我最後一次看到明姐如此盛裝，如此明麗動人。

明姐在美國那三年多，到底發生過什麼事，或者逐漸起了什麼變化，我一直不太清楚。卓以玉到紐約見到明姐時，明姐曾經跟她訴苦(她那時已進了波士頓大學)，學校功課還是趕不上。她漸漸退縮，常常一個人躲避到電影院裏，不肯出來，後來終於停了學。許多年後，我回台灣，問起明姐還想不想到美國去玩玩。明姐搖頭，嘆了一口氣說道：“那個地方太冷嘍。”波士頓的冬天大概把她嚇怕了。美國冰天雪地的寂寞，就像新大陸廣漠的土地一般，也是無邊無垠的。在這裏，失敗者無立錐之地。明姐在美國那幾年，很不快樂。

明姐一九五五年終於回到台灣家中，是由我們一位堂嫂護送回去的。回家之前，在美國的智姐寫了一封長信給父母親，敘述明姐得病及治療的經過情形，大概因為怕父母親着急，說得比較委婉。我記得那是一個冬天，寒風惻惻，我們全家都到了松山機場，焦慮的等待着。明姐從飛機走出來時，我們大吃一驚，她整個人都變了形，身體暴漲了一倍，本來她就高大，一發胖，就變得龐大臃腫起來，頭髮剪得特別短，梳了一個娃娃頭。她的皮膚也變了，變得粗糙蠟黃，一雙眼睛目光獃滯，而且無緣無故發笑。明姐的病情，遠比我們想像的要嚴重，她患了我們全家都不願意、不忍心、懼畏、避諱提起的一個醫學名詞——精神分裂症。她初回台灣時已經產生幻覺，聽到有人跟她說話的聲音。堂嫂告訴我們，明姐在美國沒有節制的吃東西，體重倍增，她用剪刀把自己頭髮剪缺了，所以只好將長發修短。

明姐的病，是我們全家一個無可彌補的遺憾，一個共同的隱痛，一個集體的內疚。她的不幸，給父母親晚年帶來最沉重的打擊。父母親一生，於國於家，不知經歷過多少驚濤駭浪，大風大險，他們臨危不亂、克服萬難的魄力與信心，有時到達驚人的地步，可是面臨親生女兒遭罹這種人力無可挽回的厄難時，二位強人，竟也束手無策了。我家手足十人，我們幼年時，父親馳騁疆場，在家日短，養育的責任全靠母親一手扛起。兒女的幸福，是她生命的首要目標，在那動蕩震撼的年代裏，我們在母親卵翼之下，得以一一成長。有時母親不禁慶幸，嘆道：“終算把你們都帶大了。”感嘆中，也不免有一份使命完成的欣慰。沒料到步入晚境，晴天霹靂，明姐歸來，面目全非。那天在松山機場，我看見母親面容驟然慘變，驚痛之情，恐怕已經達到不堪負荷的程度。生性豁達如母親，明姐的病痛，她至終未能釋懷。我記得明姐返回一年間，母親雙鬢陡然冒出星星白髮，憂傷中她深深自責，總認為明姐幼年時，沒有給足她應得的母愛。然而做我們十個人的母親，談何容易。在物質分配上，母親已經盡量做到公平，但這已經不是一件易事，分水果，一人一隻橘子就是十隻，而十隻大小酸甜又怎麼可能分毫不差呢。至於母愛的分配，更難稱量了。然而子女幼年時對母愛的渴求，又是何等的貪婪無厭，獨佔排他。親子間的情感，有時候真是完全非理性的。法國文學家《追憶似水年華》的作者普魯斯特小時候，有一次他的母親臨睡前，忘了親吻他，普魯斯特哀痛欲絕，認為被他母親遺棄，竟至終身耿耿於懷，成年後還經常提起他這個童年的“創傷”。

明姐是我們十人中最能忍讓的一個，擠在我們中間，這場母愛爭奪戰中，她是註定要吃虧的了。明姐是最小的女兒，但排行第六，不上不下。母親生到第五個孩子已經希望不要再生，所以三哥的小名叫“滿子”，最後一個。偏偏明姐又做了不速之客，而且還帶來四個弟弟。母親的勞累，加倍又加倍，後來她晚年多病，也是因為生育太多所致。明姐的確不是母親最鍾愛的孩子，母親對女兒的疼愛遠在明姐未出世以前已經給了兩個才貌出眾的姐姐了。明姐跟母親的個性了不相類，母親熱情豪爽，堅強自信，而明姐羞怯內向，不多言語，因此母女之間不易親近。可是在我的記憶里，母親亦從未對明姐疾言厲色過，兩個姐姐也很愛護幼妹，然而明姐掩蓋在家中三位出類拔萃的女性陰影之下，她們的光芒，對於她必定是一種莫大的威脅，她悄然退隱到家庭的一角，扮演一個與人無爭的乖孩子。她內心的創痛、懼畏、寂寞與彷徨，母親是不會知道，也注意不到的。明姐掩藏得很好，其實在她羞怯的表面下，卻是一顆受了傷然而卻凜然不可侵犯的自尊心。只有我在她隔壁房，有時深夜隱隱聽得到她獨自飲泣。那是一個兵荒馬亂的時代，母親整日要籌劃白馬兩家幾十口的安全生計，女兒的眼淚與哭泣，她已無力顧及了。等到若干年後，母親發覺她無心鑄成的大錯，再想彌補已經太遲。明姐得病回家后，母親千方百計想去疼憐她、親近她，加倍的補償她那遲來十幾二十年的母性的溫暖。可是幼年時心靈所受的創傷，有時是無法治癒的。明姐小時候感到的威脅與懼畏仍然存在，母親愈急於向她示愛，她愈慌張，愈設法躲避，她不知道該如何去接納她曾渴求而未獲得的這份感情。她們兩人如同站在一道鴻溝的兩岸，母親拚命伸出手去，但怎麼也達不到彼岸的女兒。母親的憂傷與悔恨，是與日俱增了。有一天父母親在房中，我聽見父親百般勸慰，母親沉痛的嘆道：“小時候，是我把她疏忽了。那個女孩子，都記在心裏了呢。”接着她哽咽起來：“以後我的東西，通通留給她。”

因為明姐的病，後來我曾大量閱讀有關精神病及心理治療的書籍。如果當年我沒有選擇文學，也許我會去研究人類的心理去，在那幽森的地帶，不知會不會探究出一點人的秘密來。可是那些心理學家及醫學個案的書，愈讀卻愈糊塗，他們各執一詞，真不知該信誰才好。人心唯危，千變萬化，人類上了太空，征服了月球，然而自身那塊方寸之地卻仍舊不得其門而入。我們全家曾經討論過明姐的病因：小時候沒有受到重視，在美國未能適應環境，生理上起了變化——她一直患有內分泌不平衡的毛病。先天、後天、遺傳、環境，我們也曾請教過醫學專家，這些因素也許都有關係，也許都沒有關係。也許明姐不喜歡這個充滿了虛偽、邪惡、競爭激烈的成人世界，一怒之下，拂袖而去，回到她自己那個童真世界裏去了。明姐得病後，完全恢復了她孩提時的天真面目。她要笑的時候就笑了，也不管場合對不對。天氣熱時，她把裙子一撈便坐到天井的石階上去乘涼，急得我們的老管家羅婆婆——羅婆婆在我們家現在已有五十多年的歷史——追在明姐身後直叫：“三姑娘，你的大腿露出來了!”明姐變得性格起來，世俗的許多瑣瑣碎碎，她都不在乎了，乾脆豁了出去，開懷大吃起來。明姐變成了美食家，粽子一定要吃湖州粽，而且指定明星戲院後面那一家。開始我們擔心她變得太胖，不讓她多吃，後來看到她吃東西那樣起勁，實在不忍剝奪她那點小小的滿足，胖一點，又有什麼關係呢?回到台灣，明姐也變成了一個標準影迷，她專看武俠片及恐怖片，文藝片她拒絕看，那些哭哭啼啼的東西，她十分不屑。看到打得精彩的地方，她便在戲院裏大聲喝起彩來，左右鄰座為之側目，她全不理會。她看武俠片看得真的很樂，無論什麼片子，她回到家中一定稱讚：“好看!好看!”

明姐剛回台灣，病情並不樂觀，曾經在台大醫院住院，接受精神病治療，注射因素林，以及電療，受了不少罪。台大的精神病院是個很不愉快的杜鵑窩，裏面的病人，許多人比明姐嚴重多了；有一個女人一直急切的扭動着身子不停在跳舞，跳得很痛苦的模樣。他們都穿了綠色的袍子，漫無目的蕩來蕩去，或者坐在一角發獃，好像失掉了魂一般。護士替明姐也換上了一襲粗糙黯淡的綠布袍，把明姐關到了鐵閘門的裏面去，跟那一群被世界遺忘了的不幸的人鎖在一起。那天走出台大醫院，我難過得直想哭，我覺得明姐並不屬於那個悲慘世界，她好像一個無辜的小女孩，走迷了路，一下子被一群怪異的外星人捉走了一般。我看過一出美國電影叫《蛇穴》，是奧麗薇哈馥蘭主演的，她還因此片得到金像獎。她演一個患了精神分裂的人，被關進瘋人院裏，瘋人院種種恐怖悲慘的場面都上了鏡頭，片子拍得逼真，有幾場真是驚心動魄而又令人感動。最後一幕是一個遠鏡頭，居高臨下鳥瞰瘋人病室全景，成百上千的精神病患者一起往上伸出了他們那些求告無援的手臂，千千百百條擺動的手臂像一窩蛇一般。我看見奧麗薇哈馥蘭，關進“蛇穴”里驚惶失措的樣子，就不禁想起明姐那天入院時，心裏一定也是異常害怕的。

明姐出院后，回到家中休養，幸好一年比一年有起色，醫生說過，完全恢復是不可能的了，不惡化已屬萬幸。明姐在家裏，除了受到父母及手足們額外的關愛外，親戚們也特別疼惜。父母親過世后，他們常來陪伴她，甚至父母親從前的下屬家人，也對明姐分外的好，經常回到我們家裏，帶些食物來送給明姐。親戚舊屬之所以如此善待明姐，並不完全出於憐憫，而是因為明姐本身那顆純真的心，一直有一股感染的力量，跟她在一起，使人覺得人世間，確實還有一些人，他們的善良是完全發乎天性的。父親曾說過，明姐的字典里，沒有一個壞字眼。確實，她對人，無論對什麼人，總是先替人家想，開一罐水果罐頭，每個人都分到，她才高興，倒也不是世故懂事的體貼，而是小孩子辦家家酒，排排坐吃果果大家分享的樂趣。這些年來，陪伴過她的大貴美、小貴美、余嫂——明姐叫她“胖阿姨”——都變成了她的朋友，她對她們好，出去買兩條手巾，她一定會分給她們一條。她們也由衷的喜愛她，大貴美嫁人多年，還會回來接明姐到她基隆家去請她吃魷魚羹。父親從前有一個老衛兵老羅，也是離開我們家多年了，他有一個女兒羅妹妹，自小沒有母親，明姐非常疼愛這個女孩子，每逢暑假，就接羅妹妹到家裏來住，睡在她的房裏，明姐對待她，視同己出，百般寵愛。明姐這一生，失去了做母親的權利，她的母性全都施在那個女孩子的身上了。羅妹妹對明姐，也是滿懷孺慕之情，不勝依依。每年明姐生日，我們家的親戚、舊屬及老家人們都會回來，替明姐慶生，他們會買蛋糕、鮮花，以及各種明姐喜愛的零食來，給明姐做生日禮物。明姐那天也會穿上新旗袍，打扮起來，去接待她的客人。她喜歡過生日，喜歡人家送東西給她，雖然最後那些蛋糕食物都會裝成一小包一小包仍舊讓客人們帶走。明姐的生日，在我們家漸漸變成了一個傳統。父母親不在了，四處分散的親戚、舊屬以及老家人都會藉著這一天，回到我們家來相聚，替明姐熱鬧，一塊兒敘舊。明姐過了四十歲也開始怕老起來，問她年紀，她笑而不答，有時還會隱瞞兩三歲。事實上明姐的年齡早已停頓，時間拿她已經無可奈何。她生日那天，最快樂的事是帶領羅妹妹以及其他幾個她的小朋友出去，請她們去看武俠電影，夾在那一群十幾歲歡天喜地的小女孩中間，她也變成了她們其中的一個，可能還是最稚氣的一個。

然而明姐的生活究竟是很寂寞的，她回到台灣二十多年，大部分的時間，仍然是她一個人孤獨的度過。我看見她在房裏，獨自坐在窗下，俯首彎腰，一針又一針在勾織她的椅墊面，好像在把她那些打發不盡的單調歲月一針針都勾織到椅墊上去了似的。有時我不免在想，如果明姐沒有得病，以她那樣一個好心人，應該會遇見一個愛護她的人，做她的終身伴侶。明姐會做一個好妻子，她喜歡做家務，愛乾淨到了潔癖的地步。廚房裏的炊具，羅婆婆洗過一次，她仍不放心，總要親自下廚用去污粉把鍋鏟一一擦亮。她也很顧家，每個月的零用錢，有一半是用在買肥皂粉、洗碗巾等日常家用上面，而且對待自己過分節儉，買給她的新衣裳，掛在衣櫥里總也捨不得穿，穿來穿去仍舊是幾件家常衣衫。其他九個手足從電視、冷氣機、首飾到穿着擺設——大家拚命買給她，這大概也是我們幾個人一種補贖的方式。然而明姐對物質享受卻並不奢求，只要晚上打開電視有連續劇看，她也就感到相當滿足了。當然，明姐也一定會做一個好母親，疼愛她的子女，就好像她疼愛羅家小妹一樣。

明姐得病後，我們在童年時建立起的那段友誼並沒有受到影響，幼時的事情她還記得非常清楚，有一次她突然提起我小時候送給她的那隻小黑獅子狗米達來，而且說得很興奮。在我們敦化南路的那個家，明姐卧房裏，檯子上她有一個玩具動物園：有貝殼做的子母雞、一對大理石的企鵝、一隻木雕小老鼠——這些是我從墾丁、花蓮，及日月潭帶回去給她的，有一對石獅子是大哥送的，另外一隻瓷鳥是二哥送的。明姐最寶貝的是我從美國帶回去給她的一套六隻玻璃燒成的滑稽熊，她用棉花把這些滑稽熊一隻只包裹起來，放在鐵盒裏，不肯拿出來擺設，因為怕碰壞。有一次回台灣，我帶了一盒十二塊細紗手帕送給明姐，每張手帕上都印着一隻獅子狗，十二隻只只不同，明姐真是樂了，把手帕展開在床上，拍手呵呵笑。每次我回台灣，明姐是高興的。頭幾天她就開始準備，打掃我的住房，跟羅婆婆兩人把窗帘取下來洗乾淨，羅婆婆說是明姐親自爬到椅子上去卸下來的。她怕我沒有帶梳洗用品，老早就到百貨公司去替我買好面巾、牙膏、肥皂等東西——明姐後幾年可以自己一個人出去逛街買東西了，那也變成了她消遣的方式之一。大部分的時間，她只是到百貨公司去蹓躂蹓躂，東摸摸西弄弄，有時會耗去三、四個鐘頭，空手而歸，因為捨不得用錢。她肯掏腰包替我買那些牙膏肥皂，羅婆婆說我的面子算是大得很了。其實我洗臉從來不用面巾，牙膏用慣了一種牌子。但明姐買的不能不用，因為她會查詢，看見她買的牙膏還沒有開盒，就頗為不悅，說道：“買給你你又不用!”

然而我每次返台與明姐相聚的時間並不算多，因為台灣的朋友太多，活動又頻繁；有時整天在外，忙到深夜才返家，家裏人多已安息，全屋暗然，但往往只有明姐還未入寢，她一個人坐在房中，孤燈獨對。我走過她房間，瞥見她孤獨的身影，就不禁心中一沉，白天在外的繁忙歡娛，一下子都變得虛妄起來。我的快樂明姐不能分享絲毫，我的幸福更不能拯救她的不幸，我經過她的房門，幾乎躡足而過，一股莫須有的歉疚感使得我的歡愉殘缺不全。有時候我會帶一盒順成的西點或者采芝齋的點心回家給明姐消夜，那也不過只能稍稍減輕一些心頭的負擔罷了。眼看着明姐的生命在漫長歲月中虛度過去，我為她痛惜，但卻愛莫能助。

去年我返台製作舞台劇《遊園驚夢》，在島內住了半年，那是我去美國后返台逗留最長的一次，陪伴明姐的時間當然比較多些，但是一旦《遊園驚夢》開始動工，我又忙得身不由己，在外奔走了；偶爾我也在家吃晚飯，飯後到明姐房中跟她一同分享她一天最快樂的一刻：看電視連續劇。明姐是一個十足的“香帥”迷，《楚留香》的每一段情節，她都記得清清楚楚，巨細無遺，有幾節我漏看了，她便替我補起來，把楚留香跟石觀音及無花和尚鬥法的情景講給我聽，講得頭頭是道。看電視縱有千萬種害處，我還是要感謝發明電視的人，電視的確替明姐枯寂的生活帶來不少樂趣。每天晚上，明姐都會從七、八點看到十一點最後報完新聞為止。如果沒有電視，我無法想像明姐那些年如何能捱過漫漫長夜。白天明姐跟着羅婆婆做家務，從收拾房間到洗衣掃地，羅婆婆年事已高，跟明姐兩人互相扶持，分工合作，把個家勉強撐起。到了晚上，兩人便到明姐房間，一同觀賞電視，明姐看得聚精會神，而羅婆婆坐在一旁，早已垂首睡去。前年羅婆婆患肺炎，病在醫院裏，十幾天不省人事，我們都以為她大限已到，沒料到奇迹一般她又醒轉過來，居然康復。羅婆婆說她在昏迷中遇見父母親，她認為是父母親命令她迴轉陽間的，因為她的使命尚未完成，仍須照顧三姑娘。我們時常暗地擔心，要是羅婆婆不在了，誰來陪伴明姐?有一次我跟智姐談起，明姐身體不錯，可能比我們幾個人都活得長，那倒不是她的福，她愈長壽，愈可憐，晚年無人照料。沒想到我們的顧慮多餘，明姐似乎並不想拖累任何人，我們十個手足，她一個人卻悄悄的最先離去。

七月中，有一天，我突然發覺明姐的眼睛眼白髮黃。我自己生過肝炎，知道這是肝炎病徵，馬上送她到中心診所，而且當天就住了院。然而我們還是太過掉以輕心了，以為明姐染上的只是普通的乙型肝炎，住院休養就會病癒。那幾天《遊園驚夢》正在緊鑼密鼓的排演，我竟沒能每天去探望明姐，由大嫂及六弟去照顧她，而中心診所的醫生居然沒看出明姐病情險惡，住院一星期竟讓明姐回家休養。出院那天下午，我在巷子口碰見明姐一個人走路回家，大吃一驚，趕緊上去問她：“三姑娘，你怎麼跑出來了?”明姐手裏拿着一隻小錢包，指了一指頭髮笑嘻嘻的說：“我去洗了一個頭，把頭髮剪短了。”她的頭髮剪得短齊耳根，修得薄薄的，像個女學生。明姐愛乾淨，在醫院裏躺了一個禮拜，十分不耐，一出院她竟偷偷的一個人溜出去洗頭去了，一點也不知道本身病情的危險，倒是急壞了羅婆婆，到處找人。明姐回到家中休養，毫無起色，而且病情愈來愈嚴重，雖然天天到中心診所打針，常常門診，皆不見效。後來因為六弟認識長庚醫院張院長，我們便把明姐轉到長庚去試一試，由肝膽科專家廖醫生主治。明姐住入長庚，第三天檢查結果出來，那晚我正在一位長輩家做客，突然接到六弟電話，長庚來通知明姐病情嚴重，要家屬到醫院面談。我連夜趕到林口，六弟也趕了去，醫生告訴我們，明姐患的肝炎非B型，亦非A型，是一種罕有病例。治癒的機會呢?我們追問，醫生不肯講。

那天晚上回到家中，心情異常沉重，徹夜未能成眠，敦化南路那個家本來是為明姐而設，明姐病重入院，家中突然感到人去樓空，景況凄涼起來。那一陣子，《遊園驚夢》演出成功，盛況空前，我正沉醉在自己勝利的喜悅中，天天跟朋友們飲酒慶功。那種近乎狂熱的興奮，一夕之間，如醍醐灌頂，頓時冰消，而且還感到內疚，我只顧忙於演戲，明姐得病，也未能好好照料。本來我替明姐及羅婆婆留了兩張好票的，明姐不能去，她始終沒有看到我的戲。如果她看了《遊園驚夢》，我想她也一定會捧場喝彩的。那時我在美國的學校即將開學，我得趕回去教書，然而明姐病情不明，我實在放不下心，便向校方請了一個星期假，又打電話給香港的智姐。智姐馬上趕到台灣，一下飛機便直奔林口長庚醫院去探望明姐去了。智姐心慈，又是長姐，她對明姐這個小妹的不幸，分外哀憐。我記得有一回智姐從香港返台探親，明姐將自己的房間讓出來給智姐睡——她對智姐也是一向敬愛的——還親自上街去買了一束鮮花插到房間的花瓶里，她指着花羞怯的低聲向智姐道：“姊姊，你喜不喜歡我買給你的花?”智姐頓時淚如雨下，一把將明姐擁入了懷裏。那幾天，我幾個在台的手足大姐、大哥、六弟、七弟天天輪流探病，好像啦啦隊一般，替明姐加油打氣，希望她度過危機。明姐很勇敢，病中受了許多罪，她都不吭聲，二十四小時打點滴，兩隻手都打腫了，血管連針都戳不進去，明姐卻不肯叫苦，頑強的躺在病床上，一副凜然不可侵犯的模樣。她四十九歲生日那天，親戚朋友、父母親的老部下、老家人還是回到了我家來，替三姑娘慶生，維持住多年來的一個老傳統，家裏仍舊堆滿了蛋糕與鮮花。大家盡量熱鬧，只當明姐仍舊在家中一般。那天我也特別到街口順成西點鋪去訂了一個大蛋糕，那是明姐平日最喜愛的一種，拿到醫院去送給她。我們手足個人又去買了生日禮物，大家都費了一番心機，想出一些明姐喜愛的東西。我記得明姐去忠孝東路逛百貨公司時，喜歡到一家商場去玩弄一些景泰藍的垂飾，我選了幾件，一件上面鏤着一隻白象，一件是一隻白鶴，大概這兩種鳥獸是長壽的象徵，下意識里便選中了。這倒選對了，明姐看到笑道：“我早想買了，可惜太貴。”其實是只值幾百塊錢的東西。智姐和七弟都買了各式的香皂——這又是她喜愛的玩意兒，那些香皂有的做成玫瑰花，有的做成蘋果，明姐也愛得不忍釋手。同去醫院的還有父親的老秘書楊秘書、表嫂、堂姐等人。明姐很樂，吃了蛋糕，在床上玩弄她的禮物，一直笑呵呵。那是她最後一個生日，不過那天她的確過得很開心。

我離開台灣，並沒有告訴明姐，實在硬不起心腸向她辭行。我心裏明白，那可能是最後一次跟她相聚了。回到美國，台北來的電話都是壞消息，明姐一天天病危，長庚醫院盡了最大的努力救治，仍然乏術回天。十月二十三號噩耗傳來，我其實心理早已有了準備，然而仍舊悲不自勝，我悲痛明姐的早逝，更悲痛她一生的不幸。她以童貞之身來，童貞之身去，在這個世上孤獨的度過了四十九個年頭。智姐說，出殯那天，明姐的朋友們都到了，親戚中連晚輩也都到齊。今年二月中我有香港之行，到台灣停留了三天。我到明姐墓上，墳墓已經砌好，離父母的墓很近。二十年來，這是我頭一次在島內過舊曆年，大年夜能夠在家中吃一次團圓飯，但是總覺得氣氛不對，大家強顏歡笑，卻有一股說不出的蕭瑟。明姐不在了，家中最哀傷的有兩個人，六弟和羅婆婆。六弟一直在台灣，跟明姐兩人可謂相依為命。羅婆婆整個人愣住了，好像她生命的目標突然失去了一般，她吃了晚飯仍舊一個人到明姐房中去看電視，一面看一面打瞌睡。

我把明姐逝世的消息告訴她學生時代唯一的好友卓以玉。卓以玉嚇了一跳，她記得八○年她回台灣開畫展，明姐還去參觀，並且買了一隻小花籃送給她。卓以玉寫了一篇文章紀念明姐，追憶她們在上海中西女中時的學生生涯。卓以玉說，明姐可以說是善良的化身。她寫了一首詩，是給明姐的，寫我們一家十個手足寫得很貼切，我錄了下來：

十隻指兒

——懷先明大哥會飛常高翔

二姐能唱音韻揚

你呢

你有那菩薩心腸

最善良最善良

大姐秀俊又端莊

二哥三哥名祿交遊廣

你呢

你有那菩薩心腸

最善良最善良

四弟工程魁異邦

五弟文墨世世傳

你呢

你有那菩薩心腸

最善良最善良

六弟忠厚七弟精

爸媽心頭手一雙

十隻指兒有短長

疼你那

菩薩心腸

最善良最善良

明姐彌留的時刻，大嫂及六弟都在場。他們說明姐在昏迷中，突然不停的叫起“媽媽”來，母親過世二十年，明姐從來沒有提起過她。是不是在她跟死神搏鬥最危急的一刻，她對母愛最原始的渴求又復蘇了，向母親求援?他們又說明姐也叫“路太遠——好冷——”或者母親真的來迎接明姐，到她那邊去了，趁着我們其他九個人還沒有過去的時候，母親可以有機會補償起來，她在世時對明姐沒有給夠的母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