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2

中國人的家族理想

我想《舊約聖經.創世記》中的創造天地的故事頗有重寫的必要。在中國的長篇小說《紅樓夢》裏，那個柔弱多情的男主角很喜歡和女人混在一起，深深崇拜他那兩個美麗的表姊妹，常以自己生為男孩子為憾。他說“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因為他覺得他的表姊妹是可愛的，純潔的，聰明的，而他自己和他的男同伴是醜陋的，糊塗的，脾性暴戾的。如果《創世記》故事的作者是賈寶玉一類的人，知道他所說的是什麼，那麼，他一定會寫一個不同的故事。上帝用泥土造成一個人形，將生氣吹在他的鼻孔里，就成了亞當。可是亞當開始裂開了，粉碎了，於是上帝拿一點水，把泥土再塑造起來；這滲進亞當的身體的水便是夏娃，亞當的身體裏有了夏娃，其生命才是完全的。這在我看來至少是婚姻的象徵意義。女人是水，男人是泥，水滲進泥里，把泥塑造了，泥吸收了水，使水有了形體的寄託，使水可以在這形體裏流動着，生活着，獲得了豐富的生命。

許多年前，元朝大畫家趙孟頫的妻子管夫人（她自己也是畫家，曾做宮廷中的師傅），早已用泥和水來比喻人類的婚姻關係了。在中年的時候，當趙孟頫熱情漸冷，打算娶妾的時候，管夫人寫了下面這首詞贈他，使他大受感動，因而回心轉意：

你儂我儂，

忒煞情多，

情多處，

熱如火！

把一塊泥，

捻一個你，

塑一個我。

將咱兩個，

一齊打破，

用水調和，

再捻一個你，

再塑一個我。

我泥中有你，

你泥中有我；

與你生同一個衾，

死同一個槨。

中國人的社會和生活是在家族制度的基礎上組織起來的，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這個制度支配着中國人的整個生活型態，宣染着中國人的整個生活型態。這種生活的家族理想是哪裏來的呢？這個問題不常有人提出，因為中國把這個理想視為當然，而外國的研究者又覺得沒有充足的經驗可以討論這個問題。關於家族制度成為一切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根據這一點，一般人都認為其理論的基礎是孔子所建立的；這種理論的基礎極端重視夫婦的關係，視之為一切人類關係之本，也極端重視對父母的孝道，以及一年一度省視祖墓的風尚，祖先的崇拜，和祖祠的設立。

有些作家曾稱中國人的祖先的崇拜為一種宗教，在我看來，這大抵是對的。這種崇拜的非宗教之點，是在它排除了超自然的東西，或使之佔着較不重要的地位。祖先的崇拜幾乎不和超自然的東西發生關係，所以它可以和基督教、佛教，或回回教關於上帝的信仰并行不悖。崇拜祖先的禮儀產生了一種宗教的形式，這是很自然而且很正常的，因為一切的信仰都須有一種外表的象徵和形式。我覺得向那些寫着祖宗名字的十四五寸高的木主表示尊敬，並不比英國郵票上印着英皇肖像更有宗教色彩，或更無宗教色彩。第一，中國人大抵把這些祖先的靈魂視為人類，而不視為神靈；中國人是視他們為老人家，而由子孫繼續供奉着他們的，他們並不向祖先祈求物品或疾病的治療，完全沒有崇拜者和受崇拜者之間普通那種討價還價的事情。第二，舉行這種崇拜的禮儀不過是子孫紀念已逝世的祖先的一個機會，這一天乃是家人團聚，對祖先創家立業的功績表示感激的日子。拿它去代替祖先活着時的生日慶祝，是不十分適當的，可是在精神上，它和父母的生日慶祝或美國“母親日”的慶祝，並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基督教傳教士禁止中國信徒去參加祖先崇拜的禮儀和宴樂，其唯一的理由乃是因為崇拜者必須在祖宗的木主之前拜跪，這種行為是違犯“十戒”的第一戒的。這一點是基督教傳教士缺乏理解的最明顯的證據。中國人的膝頭並不象西洋人的膝頭那麼寶貴，因為我們向皇帝拜跪，向縣令拜跪，在元旦日也向我們活着的父母拜跪。因此，中國人的膝頭自然比較容易使用，一個人向一塊形如日曆的木主拜跪，其異教徒的資格並不會增加或減少。在另一方面，中國的基督徒因為不許參加大眾的宴樂，甚至不許捐款去幫助戲劇表演的費用，結果在鄉村和城鎮裏不得不和一般的社會生活隔絕。所以，中國的基督徒簡直是被逐出了自己的家族了。

這種對自己家族的孝敬和神秘責任的感覺，常常形成了一種深刻的宗教態度：這是毫無疑義的。例如，十七世紀的儒家大師顏元在年老的時候，帶着感傷的心情出門去尋找他的哥哥，因為他沒有子嗣，希望他的哥哥有一個兒子。這個相信行為重於知識的儒家弟子，當時住在四川。他的哥哥已經失蹤多年。他對於講解孔子教義的工作感到厭倦，有一天突然心血來潮（這在傳教士說來，一定是“神靈的召喚”），覺得應該去尋找這個失蹤的哥哥。他的工作是困難到極點的。他不知道他的哥哥在什麼地方，甚至也不知道是否尚在人世。當時出外旅行是很危險的事情，因為明朝的政權已經傾覆，各地情形甚為混亂。然而，這位老人還是懷着宗教般的虔誠，不顧一切地出門，到處在城門上和客棧里張貼尋人的告白，希望找到他的哥哥。他就這樣由中國西部一直旅行到東北諸省去，沿途跋涉幾千里；經過了許多年，有一天，他到一個公共廁所里去，把傘放在牆邊，他的哥哥的兒子看見那把傘上的名字，才認出他，帶他到家裏去。他的哥哥已死，可是他已經達到了他的目的，他已經替他的宗族找到一個子嗣了。

孔子為什麼這樣注重孝道，不得而知，可是吳經熊博士曾在一篇精彩的論文裏（《真孔子》）說，其原因是因為孔子出世時沒有父親。《甜蜜的家》（“Home，SweetHome”）一歌的作者一生沒有家庭，這種心理上的原因是相同的。如果孔子小時有父親的話，他的父性觀念一定不會含着那麼濃厚的傳奇浪漫色彩；如果他的父親在他成人的時候還活着，這種觀念一定會有更不幸的結論。他一定會看出他父親的缺點，因此也許會覺得那種絕對孝敬父母的觀念有點不易實行。無論如何，他出世的時候，他的父親已經死了，不但如此，孔子甚至連他父親的墳墓在何處也不知道。他的父母的結合是非正式的，所以他的母親不願告訴他父親是誰。當他的母親死時，他把她殯於（我想他的態度是玩世的）“五父之衢”，後來他由一個老婦人探出他父親的葬處，才把他的父母合葬在另一個地方。

我們得讓這個巧妙的理論去表現其自身的價值。關於家族理想的必要，我們在中國文學作品中可以找到許多理由。開頭的觀念是把人類視為家庭單位的一份子，而不把他視為個人。這觀念又得一種人生觀和一種哲學觀念的贊助。那種人生觀可以稱為“生命之流”的原理，而那種哲學則認為人類天賦本能的滿足，乃是道德和政治的最後的目標。

家族制度的理想必然是和私人個人主義的理想勢不兩立的。人類終究不能做一個完全孤立的個人，這種個人主義的思想是不合事實的。如果我們不把一個人當做兒子、兄弟、父親或朋友，那麼，他是什麼東西呢？這麼一個人變成了一個形而上的抽象名詞。中國人既然是具有生物學的思想，自然先想到一個人的生物學上的關係。因此，家族變成我們的生存的自然生物學單位，婚姻本身變成一個家族的事情，而不是一個人的事情。

我在《吾國與吾民》裏，曾指出這種佔有一切的家族制度的弊害，它能夠變成一種擴大的自私心理，妨害國家的發展。可是這種弊害在一切人類制度里都存在着，無論是在家庭制度里，或西方的個人主義和民族主義里，因為人類的天性根本是有缺點的。中國人始終覺得一個人是比國家更偉大，更重要的，可是他並不比家庭更偉大，更重要，因為他離開了家庭便沒有真實的存在。現代歐洲民族主義的弊害也是同樣明顯的。國家可以很容易地變成一個怪物，——現在有些國家已經變成怪物，——把個人的言論自由，信仰自由，私人榮譽，甚至於個人幸福的最後目的完全吞沒了。

我們可以用家族的理想來代替西洋的個人主義和民族主義；在這種家族的理想里，人類不是個人，而是家族的一份子，是家族生活巨流的主要部份。我所說的“生命之流”的原理，便是這個意思。在大體上說來，人類的生命可說是由許多不同種族的生命之流所造成的，可是一個人直接感覺到的，直接看見的，卻是家族的生命之流，依照中國人和西洋人的比喻，我們用“家系”或“家族的樹”一詞，每個人的生命不過是那棵樹的一部分或一個分枝，生在樹身上，以其生命來幫助全樹的生長和賡續。所以，我們必須把人類的生命視為一種生長或賡續，每個人在家族歷史裏扮演着一個角色，對整個家族履行其責任，使他自己和家庭獲得恥辱或光榮。

這種家族意識和家族榮譽的感覺，也許是中國人生活上隊伍精神或集團意識的唯一表現。為使這場人生的球戲玩得和別一隊一樣好，或者比別一隊更好起見，家族中的每個份子必須處處謹慎，不要破壞這場球戲，或行動錯誤，使他的球隊失敗。如果辦得到的話，他應該想法子把球帶得遠些。一個不肖子對自己和家族所造成的恥辱，是和一個任防禦之責的球員接不住球，因而被敵人搶去一樣。那個在科舉考試里獲第一名的人，是和一個球員衝破敵人防線，幫球隊獲得勝利一樣。這光榮是他自己的，同時也是他的家族的。一個人中了狀元或進士之後，他的家人、親戚、族人、甚至於同鎮的人，在情感上和物質上，都可以靠他獲得一些利益。因此在一兩百年之後，鎮上的人還會誇口說：他們在某個年代曾經出過一個狀元。一個人中了狀元或進士之後，衣錦還鄉，將一個榮譽的金匾高高放在他的祖祠里，家人和鎮上的人都很高興，他的母親也許在喜極而流淚，全族的人都覺得非常榮耀。今日一個人獲得一紙大學文憑的情形，跟從前那種熱鬧的情景比較起來，真有天壤之別。

在這個家族生活的圖畫裏，我們可以找到許許多多的變化和顏色。男人自己經過了幼年、少年、成年、老年等時期：開頭是由人家養育，後來轉而養育人家，到年老的時候又由人家養育了；開頭是服從人家，尊敬人家，後來年紀越大，越得人家的服從，受人家的尊敬。女人的出現尤其使這幅圖畫的顏色更為鮮明。女人踏進這個連續不斷的家族生活的圖畫裏，並不是要做裝飾品或玩物，甚至根本也不做妻子，而是做家族的樹的主要部分——使家族系統賡續着的要素。因為任何家族系統的力量，是有賴於那個娶入家門的女人及其所供給的血液的。賢明的家長是會謹慎選擇那些有着健全遺傳的女人的，正如園丁移植樹枝時謹慎選擇好種一樣。一個男人的生活，尤其是他的家庭生活，是由他所娶的妻子所創造或破壞的，未來家庭的整個性格是受她的支配的：這是頗為合理的推斷。孫兒的健康和他們所將受的家庭教養（這一點很受人們的重視），完全要看媳婦自己所受的教養如何。因此，這個家族理想里有一種無定形的，不明確的優生制度，以相信遺傳的觀念為根據，而且常常極力注重“門第”，這所謂“門第”，就是家中的父母或祖父母對於新娘的健康、美麗和教養等方面所定的標準。一般地說來，重心是在家庭的教養（跟西洋人選擇“優良的家庭”“Goodhome”里的女人意義一樣），這種教養包括節儉、勤勞、舉止溫雅和有禮貌這些良好的舊傳統。當父母有時不幸看見他們的兒子娶了一個舉動粗鄙、毫無價值的媳婦時，他們往往暗中咒罵女家沒有把他們的女兒好好教養起來。因此，父母對於女兒負有教育的責任，使她們出嫁之後不至於玷辱娘家的體面——比方說，她們如果不會燒菜或做好吃的年糕，便是玷辱了娘家的體面。

以家族制度中的生命之流的原理而言，永生差不多是看得見的，摸得到的。祖父看見他的孫兒背着書包上學去，心中覺得他確是在那孩子的生命里重度人生的；當他撫摸那孩子的手兒或捏捻其面頰時，他知道那是他自己的血肉。他自己的生命不過是家族之樹的一部分，或奔流不息的家族生命巨流的一部分，所以，他是欣然瞑目而死了。為了這個緣故，中國父母最關心的事情是在去世之前看見子女締成美滿的姻緣，因為那是比自己的墓地或選擇好棺木更加重要的事情。因為他要親眼看見他的子女所嫁娶的男女是什麼樣子的人，才會知道他的子女所將過的生活，如果媳婦和女婿看來頗為滿意，他是“瞑目無恨”的了。

這麼一種人生觀使一個人對世間的事物抱着遠見，因為生命再也不是以個人的生命為終始了。球隊在中衛線的要員失掉作戰能力之後，還是繼續比賽下去。成功和失敗開始呈露着一個不同的局面。中國人的人生理想是：一個人要過着不使祖宗羞辱的生活，同時要有不損父母顏面的兒子。中國官吏辭去官職的時候常常說：

有子萬事足，

無官一身輕。

一個人最不幸的事情也許是有一些“墮壞家聲”或揮霍祖業的不肖子。家財百萬的父親如果有一個嗜賭的兒子，便無異已經把一生掙來的家財耗光。如果兒子失敗了，那便是絕對的失敗。在另一方面，一個眼光遠大的寡婦如果有一個五歲的好兒子，便能夠忍受多年的痛苦、恥辱，甚至於虐待和迫害。中國歷史上和文學上充滿着這種寡婦，她們忍受着一切的艱苦和虐待，生活下去，一直到她們看見兒子飛黃騰達，出人頭地，也許甚至成為名人。蔣介石可說是最新的例證，他小時和他的守寡的母親受着鄰人虐待。這位寡婦一天對她的兒子寄着希望，便也一天不氣餒。寡婦大抵能夠使她們的孩子在品性和道德方面得到特別的教育，她們的教育工作是成功的，因為女人普通較有實事求是的感覺；因此我常常覺得在兒童教養方面，父親是完全不需要的。寡婦往往笑得最響，因為她笑得最遲。

所以，這麼一種家庭生活的配合是令人滿意的，因為在生物學各方面的人類生活都已經顧到。這終究是孔子的主要目標。在孔子的心目中，政治的最後理想是和生物學很有關係的：“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內無怨女，外無曠夫。”這是值得注意的，因為它不僅是一句關於枝節問題的話，而是政治的最後目標。這就是所謂“達情”的人文主義哲學。孔子要我們的一切人類本能都得到滿足，因為我們唯有這樣才能夠由一種滿足的生活而得到道德上的和平，而且也因為唯有道德上的和平才是真正的和平。這種政治理想的目的是在使政治變成不必要的東西，因為那種和平將是一種穩固的，發自人心的和平。

生物學上的問題

據我看來，任何文化的最後試驗是：這種文化所產生的是哪一類的夫妻父母？與這麼一個簡單而嚴肅的問題比較起來，其他的各種文化的產物——藝術、哲學、文學和物質生活，都變成不甚重要的東西了。

當我的同胞絞盡腦汁在比較中西文化的時候，我總送他們這一服減輕痛苦的藥劑，這已經成為我的妙計，因為這種藥劑始終很有功效。研究西洋生活和學術的人，無論是在中國或留學外國，對於西方的偉大成就——由醫藥、地質學、天文學，到摩天大樓、美麗的汽車公路和天然色彩的照相機——自然是驚嘆不置。他也許會讚頌這些成就，或許會因中國沒有這些成就而感到慚愧，或許一面讚頌，一面感到慚愧。他產生一種下等錯綜的心理了，過了一會，你也許會發現他竭力在維護東方文化，態度驕傲，慷慨激昂；可是事實上他是不知所云的。為表示他的堅決的主張起見，他也許會排斥那些摩天大樓和美麗的汽車公路，雖則我至今還沒有看見什麼人在排斥一個精美的照相機。他的情形是有點可憐的，因為這麼一來，他失掉批判東西文化的資格了，因為他不能作穩健合理、平心靜氣的批判。他給這種下等錯綜的思想所迷惑，所糾纏，是很需要一服中國人所謂“定心劑”，以壓低他的熱度的。

我所提議的這麼一種試驗有一種奇怪的效力，它能把文明和文化上一切不重要的東西擱在一邊，使人類在一個簡單而清晰的方程式下完全平等。這樣，文化上的其他一切成就便僅僅變成一種工具，以創造更好的夫妻父母為最後的目的。百分之九十的人類既然是夫或妻，百分之百的人類既然都有父母，婚姻和家庭既然是人類生活上最切身的關係，那麼，那種產生更好的夫妻和父母的文化，便能夠創造更幸福的人生，同時，這種文化便也是更崇高的文化。那些和我們共同生活的男女的性格，是比他們所完成的工作更為重要的，每一個少女對那種能給她一個更好的丈夫的文化，是應該表示感激之心的。這種事情是相對的，每個時代和國家都有其理想的夫妻和父母。獲得良好的夫妻的最佳方法，也許是實行優生的原理，這可以使我們在教育夫妻方面省卻許多麻煩。在另一方面，一種文化如果忽略了家庭，或視家庭為無關重要的制度，結果定將造出一些更劣等的產品。

我知道我已經談到生物學的問題上去了。我是屬於生物學的，每一個男女都是屬於生物學的。“讓我們屬於生物學吧”，提出這種口號是沒有用的，因為不管我們願意不願意，我們事實上是屬於生物學的。人人都在生物學上感到快樂，在生物學上感到憤怒，在生物學上立定志向，在生物學上信仰宗教，或在生物學上酷愛和平，雖則他自己也許不知道。我們大家既然是生物，自然不免都出世做嬰兒，吮吸母親的乳汁，長大之後結婚生子。每個男女都是女人所生的，差不多每個男人都終身和女人共同生活，成為男女孩子的父親；每個女人也是女人所生的，差不多每個女人都終身和男人共同生活，生男育女。有些人不願做父母，象樹木花草不願產生種子去賡續它們族種的生命一樣，可是沒有人能夠拒絕有父母，正如沒有樹木能拒絕由種子產生出來。所以，我們看見一個根本的事實，就是：人生最重要的關係是父母和子女的關係，任何一種人生哲學如果不講求這個根本的關係，便不能說是適當的哲學，甚至於不能說是哲學。

可是，僅僅男女的關係還是不夠；這種關係必須以嬰兒的產生為結果，否則便是不完全的關係。文化絕對沒有理由可以剝奪男女產生嬰兒的權利。我知道這在目前是一個很真實的問題，我知道今日有許多男女不結婚，也有許多男女結婚以後為了某種原因不願生男育女。據我看來，不管原因是什麼，一個男人或女人沒有把子嗣遺留給世界，便是他或她一生所犯的最大罪惡。如果不能生育是由於身體上的關係，那麼，那個身體是退化的，是錯誤的；如果不能生育是為了生活程度太高，那麼，生活程度太高是錯誤的；如果不能生育是為了婚姻的標準太高，那麼，婚姻標準太高是錯誤的；如果不能生育是由於一種個人主義的荒謬哲學，那麼，那種個人主義的哲學是錯誤的；如果不能生育是由於社會制度的整個機構，那麼，那個社會制度的整個機構是錯誤的。也許到了二十一世紀，當我們在生物學方面更有進步，更了解我們自己做生物的地位時，男女會看見這個真理。我相信二十世紀會變成生物學的世紀，象十九世紀變成比較自然科學的世紀那樣。當人類更會了解自己，知道反抗天賦給他的本能是徒勞無功時，他一定更會賞識這種簡單的智慧。當我們聽見瑞士的心理學家瓊格（Jung）勸那些來求醫的有錢的女人回鄉去生子，養雞，種紅蘿蔔時，我們已經看見這種逐漸生長的生物學智慧和醫學智慧的徵兆了，那些有錢的女病人的問題是在她們缺乏生物學上的機能，或她們生物學上的機能太低級，太無用了。

自從有史以來，男人還不曾學會怎樣和女人共同生活。雖然如此，男人卻是和女人過着共同生活的，這真是怪事。如果一個男人知道人類要出世都需要一個母親，那麼他便不能對女人說壞話。他由出世到死亡始終是給女人圍繞着的，母親、妻、女兒等等，如果他不結婚，他還得象華茲華斯（WilliamWordsworth）那樣，靠着他們的姊妹過活，或者像斯賓塞（HerbertSpencer）那樣，靠着他的女管家過活。如果他不能和他的母親或姊妹維持一種正常的關係，那麼，無論什麼優越的哲學都不能拯救他的靈魂；如果他甚至和他的女管家也不能維持正常的關係，願上帝憐憫他吧！

一個男人如果不能和女人維持正常的關係，如果過着一種邪曲的道德生活，象王爾德（OscarWilde）那樣，而依然在喊道：“男人不能和女人共同生活，也不能離女人而生活！”他的心中是有着某種悲哀的。所以，由一個印度故事的作者那時到二十世紀初葉王爾德的時候，人類的智慧似乎不曾有過一時的進步，因為那個寫出創造天地的印度故事的作者，在四千年前所表現的思想，和王爾德的見解頗為相同。據這個創造天地的故事說：上帝在創造女人的時候，擷取花卉的美麗，禽鳥的歌聲，虹霓的色彩，微風的輕吻，波浪的大笑，羔羊的溫柔，狐狸的狡猾，白雲的任性和驟雨的多變，而把它們造成一個女人，給男人做妻子。印度故事中的亞當是快活的，他和他的妻子在美麗的大地上漫遊着。過了幾天，亞當跑來對上帝說：“把這女人領開去吧，因為我不能和她共同生活。”上帝答應他的請求，把夏娃領開去了。於是亞當覺得孤獨，依然不快活；過了幾天，他又跑來對上帝說：“把我的女人還給我吧，因為我沒有她不能生活。”上帝又答應他的請求，把夏娃還給他。再過了幾天，亞當跑來請求上帝說：“請你把你所造的這個夏娃領回去吧，因為我絕對不能和她共同生活。”智慧無限的上帝又答應了。後來亞當第四次跑來找上帝，訴苦說：他沒有他的女伴是不能生活的。在這個時候，上帝要他立下諾言，說他不要再改變主張，說他要和她同嘗甘苦，盡他們的能力所及，在這世上過着共同的生活。我想甚至在今日，這幅圖畫根本還沒有什麼改變。

中國姑娘怎樣愛美——致一位法國作家的公開信

尊敬的M.德克布拉：

世事多變。我上次在福州路的裕豐泰酒樓與你晤面，我們當時不僅吃螃蟹肉，飲紹興酒，還有上海的幾位窈窕淑女陪坐。想到你們的“夜間快車之女”，我建議你寫一篇“螃蟹與淑女”的隨筆，但你不以螃蟹為意，專在傾聽淑女的談話。酒美蟹佳（你卻醉翁之意不在酒），中國淑女俏麗嬌媚。那天晚上的情趣至今使我回味無窮。我在席間不禁想到，你有幸看到的中國現代女郎正值青春韶華，這樣的運氣可能會改變你對中國女人的整體看法。我不知道，你的熱情會使你忘乎所有，你對中國女人的過譽之辭會置你於尷尬境地。現在我們北平有些女大學生在向你抗議，說你誇讚她們漂亮等於唐突了她們。也許你自己弄不清楚惹禍的原因，我願為你分析中國女大學生的心理，幫你排憂解難。

現在，我遇見所有屬於一流藝術家的歐洲遊客都有這樣的看法：中國姑娘美麗嫻雅，她們的衣飾也有着歐洲女士身上找不到的誘人魔力。但就我所知，你是開誠佈公敢於宣稱中國姑娘漂亮的第一人。據說你的品味很差，你喜歡中國的菜肴，還喜歡中國的姑娘，更有甚者，興許你有一天會放棄你堅定的獨身主義而娶一個中國女子。像你這篇石破天驚的言論，見諸中國報刊還是頭一遭。我從未聽到僑居上海的歐洲人讚美過中國菜肴、中國服裝、中國建築或中國女人，就算我個人聽到過，但整個“中華民國”仍然不知道自己有如許值得讚美的事物。有些英國人私下羞怯地承認他們真的喜歡中國菜肴，但體面的英國人絕不會在上海的夜總會裏聲言他喜歡中國菜肴、中國女人或中國民眾，否則他會被譏為“怪種”而即刻面子丟盡……事情發展到這樣的地步：中國人當著洋人的面不敢按自己的方式啖飯吃菜，不敢穿自己的長袍，不敢講自己的語言，不敢擁有中國風格的園林。現在你竟冒天下之大不韙，膽敢說中國姑娘很漂亮，當然沒人相信你，中國姑娘自己更不會相信你。女大學生們不願信任你了。在北平發起抗議你的潘小姐當然說你是在挖苦人。當然你是開玩笑——可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你是在嘲笑她們。一位女作家在《大晚報》上問：你為什麼要嘲笑中國女人而不嘲笑巴黎女人？潘小姐質問你為什麼不談文學僅談女人（這是大學生提出的有代表性的問題）。給《中國時報》撰稿的一名男耶提的問題更是一針見血：你為什麼不侮辱其他國家的女人，而偏偏侮辱中國姑娘？對於這個問題，中國女人難道不也應當反思嗎？《大晚報》上登的一位女讀者的回聲詞意誠懇，發人深省：雖然我們不高興受人侮辱，可我們也應引咎自責……啊，姐妹們，我們必須猛醒……所有這些就因為你說過（據《申報》消息），你理想的女人是快樂的東方美女！

不，我們嚇怕了，我們受辱喪氣，我們再也不能相信任何說中國好話的人了。看到外國遊客虔誠地呆立於天壇之前，我們感到天壇應當俯首自慚。我們深感遺憾的是，天壇不是鋼筋混凝土建的，樓高也才三層。聽到洋人說天壇漂亮，如果天壇是潘小姐，即使不指控洋人是在蓄意侮辱，也要不滿地對他說：“你沒半句正經話。”天壇像個女奴，儘管一生備受虐待，但突然發現有人拍她的背，她就會驚怒地叫喊：“你怎敢無禮！”但是，德克布拉先生，你偏敢這樣做。現在除了你老是讚不絕口地說“中國姑娘美極了”，再沒有別的法子使她們相信你。倘若以後有個歐洲小說家跑來贊同你的觀點，他的煩惱也許會比你的少些。

當然，你知道我用意何在。“自卑感”一詞雖然已是陳腐的老調，現在還得重新彈起。作為一個小說家，你當然知道，自卑心理的存在，並不是因為一個人是真正的卑下。你只需對某人說他不中用，一天說十次，他自己很快的就會信以為真。主日學校就是這樣培養了那麼多的“壞孩子”——培養的方式就是警告孩子們，他們想要紅帶或糖果，他們就是壞孩子——於是他們像罪犯一樣回到家裏，告訴父母他們是壞孩子，真令人焦躁不安。德克布拉先生，你在遠東的白人兄弟都是主日學校的傳道士，他們憑鬍鬚剃盡、貌似和善的優勢，總是說他們憎惡骯髒、肥臉的黃種人。這樣一來，使得我們也以為我們是魔鬼的孩子，而且還在我們對此半信半疑時，他們就會這樣直率地告訴我們。當然，上海夜總會裏的白色火種表現出的優越感，並非完全出於自私。他們需要優越感。人生通常亂成一團，人類又是如此渺小。所以，能有一個好祖先，沾點祖傳的光輝，這於人實在大有裨益。如果沒有那份福氣，如果並非每一個僑居此地的洋人都能在自己的客廳里掛上一幅祖先的油畫像，他就應該相信他身上流動的是他那穴居時代的優秀始祖的正宗血液，這樣對他也很有好處。如此做來就會一切如意，就能產生自信心。自信意味着成功，正知所有美國心理學教授一致指出的。自信的人是不必去為中國的事情操心費神的。但我剛才講的是自卑感的由來，特別是解釋潘小姐何以自卑。不管白種人的優勢怎樣，不管梅.韋斯特與葛麗泰.嘉寶主演的電影如何，中國女大學生對這些金黃捲髮的藍眼人都是求之不得。潘小姐從沒想到，垂髮烏亮、柳腰款擺的中國姑娘居然能迷惑歐洲人。電影廣告的作用真不小，其顯著效果是，潘小姐主張舉國聲討你，因為你膽敢說你的理想就是東方美人。真是東方美人！你們為什麼不討論文學。卻單單談論我們可憐的女子呢？

現在你該明白了，為什麼你對中國姑娘竭力鼓吹，說她們是多麼的嫵媚文雅，也許比她們的西方姐妹更加端莊高貴，而你沒有灰心喪氣吧，是嗎？那麼請你回到巴黎去，研究一套為女士塗染金髮藍眼的方案，你再來中國便能發大財。你下次光臨中國時，不僅有中國女大學生代表團揮舞彩旗擁向碼頭熱烈歡迎你，而且所有的中國女大學生們都會是你熱誠的好顧客。那時她們才相信你不是開玩笑了。

你的林語堂

一篇沒有聽眾的演講

以前在哪兒說過，假如有人仿安徒生作“無色之畫”，做幾篇無聽眾的演講，可以做得十分出色。這種演講的好處，在於因無聽眾，可以少忌諱，暢所欲言，傾頗合“旁若無人”之義。以前我曾在中西女塾勸女子出嫁，當時憑一股傻氣說話，過後思之，卻有點不寒而慄，在我總算掬愚誠，郊野叟獻曝，而在人家，卻未必銘感五內。假如在無聽眾的女子學校演講，那便可盡情發揮了。比如在這樣一個幻想的大學畢業典禮演講，我們可以不怕校長難為情，說些時常敢怒而不敢言的話。在一個幻想的小學教員暑期學校，也可以盡情吐露一點對小學教育不大客氣的話……婚姻的致詞向來也是許多客套，沒人肯對新郎新娘說些結婚常識而不免有點不吉利的老實話。因此我就以“婚禮致詞”為題作例舉隅：

瑪麗、興哥，恭喜。今天兄弟想借這婚禮的盛會，同你們談談常人所不肯談的關於結婚生活的一點常識。婚姻生活，如渡一大海，而你們倆一向都不是舵工，不會有半點航海的經驗。這一片汪洋，雖不定是苦海，但是頗似宦海、慾海，有苦也有樂，風波是一定有的。如果你們還在做夢，只想一帆風順，以為婚姻只有甜味，沒有苦味，請你們快點打破這個迷夢。但是你們做夢，罪不在你們。世上老舵工航海的經驗，向來是諱莫如深的。你們進過大學，受過高等教育，懂得天文地理的常識，但是沒人教授過你們婚姻的常識。你們知道太陽與星球的關係，但是對於夫婦的關係，是有點糊裏糊塗。假如我此刻來考你們，你們一定交白卷。這是現代的教育。瑪麗，你懂得什麼節育的道理，做妻的道理，駕馭丈夫的道理？興哥，你懂得什麼體諒溫存的道理，女子哭時，你須揩她的眼淚；女人月經來時，你須特別體貼，你懂得嗎？古人世界地理不如你們，但是夫道婦道比你們清楚。興哥，現代教育教你作文，並沒有教你做人。瑪麗，現代教育教你彈鋼琴，做新女子，並沒有教你做賢妻。你說賢妻應該打倒，好，請你整個不要做妻，才是徹頭徹尾的辦法，不然難道做不賢妻便可以完賬了嗎？補襪子的固然無益於“世界文化之前鋒”，但是絲襪穿一隻，扔一隻，也是無補於世界文化的。總而言之，天下男女未全赤足之時，襪子總要有人補的，假如你不能自己補襪子而替興哥省一點錢，你就馬上文明起來嗎？單單為這絲襪問題，興哥就要和你吵架。你說補襪子是奴隸、是頑腐、不文明、不平等。好，興哥得替人家抄賬簿、拿粉筆，甚至賣豆腐，何嘗不是奴隸？現代社會是叫男子賺錢，女子花錢的，若要反過來叫女子賺錢男子花錢，我也不反對。但是在制度未改之前，你不肯補襪子，替興哥省一點錢，你就是一個不好的老婆，雖然是新文明的女子，錢是大家的，你們不肯合作，就得吵架。

在今天說到“吵架”兩字，是有點不吉利的，是。但我並不後悔。早晚你們是要吵架的。世上沒有不吵過架的夫婦。假定你們連這一點常識都沒有，請你們先別結婚，長几年見識再來不遲。你們還不知道婚姻是怎麼一回事，婚姻是叫兩個個性不同、性別不同、興趣不同、本來過兩種生活的人去共過一種生活。假定你們不吵架，一點人味都沒有了。你們此去要一同吃，一同住，一同睡，一同起床，一同玩。世上哪有習慣、口味、**、嗜好、志趣若合符節的兩個人。向來情人都很易相處的，一結婚就吵起架來。這是因為在追求時代，大家尊重各人食寢行動的自由，一結婚後必來互相干涉。你的時間不能自己做主了，出入不能自己做主了，金錢也不是你一人的了，你自己的房間書桌也不是你一人的了。連你的身體也不是你自己的了。有人要與你共享這一切的權利。興哥，有人將要有權利叫你剪頭髮，叫你換手絹，換一句話，你又要進你自以為早已畢業的小學校了。瑪麗，有人要對你說不大客氣的話，如同他對自己的姊妹一樣。他不能永遠向你唱戀之歌，永遠叫你“達令”、“安琪兒”，像他追求你的時候一樣。一天到晚這樣也未免單調。這種的表示，要來得自然才好。你要一定堅持興哥行這義務，也未嘗不可，不過興哥一天三餐照例叫你三聲“小天使”，於你也沒有什麼好處，反而呆板而失誠。夫婦之間，“義務”、“本分”兩字最忌諱的。你若受了西洋人的影響，叫興哥出門必定親吻你一下，也未嘗不可，不過興哥奉旨親吻總有點不妙，你自己也太覺無趣了。親吻須如文人妙筆，應機天成才好。比方你話說得巧，他來親你一吻，表示讚歎，這一吻是非常好的。或者兩人攜手遊園，他突然親你的頸，這一吻也是好的。你若因為興哥出門不親吻同他吵，那隻令興哥苦惱而已。你吵時，也許興哥非常溫存，拍拍肩背撫慰你，心裏卻在怪女子太麻煩了，為什麼有這麼許多淚水。

我誠實告訴你，結婚生活不是完全沐在蜜浴里的，一半也是米做的。瑪麗，你脊粱須要豎起來，一天靠吃蜜養活是不成的。你得早打破迷夢，越早排棄你韶齡小女學生桃色的痴夢，而決心做一活潑可愛可親的良伴越好。因為羅曼蒂克不久要變成現實，情人的互相恭維捧場，須變成夫婦相愛相敬的伴侶生活。假定你不能叫興哥把你看做一個可敬可親的女人，也別夢想他要捧你做一個絕代的小天使。

你們那些情書，大可以焚掉了。除非你們是亞伯拉罕與埃盧伊，別人不要看的。過了些時候，你們自己也不要看，若非那情書中除了你們倆互相捧場的話以外，還有別種意味。假如這情書中表示着是兩人的一段奮鬥，交換兩人對人生對時事的意見，那是要保存的。但是書信中只有你叫我心肝我叫你肉，你稱我才郎我稱你佳人這一套痴話，過了十年，你自己看看，才要傷心。興哥，你別哄自己。瑪麗並不是安琪兒、小天使。她只是很可愛很活潑的一個女子，她有的是幽默，是通見，是毅力，能幫你經過人生的種種磨鍊。她也算漂亮，但是你不久就要發現別人的太太更加漂亮。但是如果她單是漂亮，別無所長，那你須替她禱告。

你不久對那一副漂亮面孔，就會生厭，尤其是不搽粉打呵欠的時候。我明明知道有漂亮太太的男人，每每怪異人家何以把他太太看得像神仙似的。他們都是說：“不懂你們怎麼看法？”《雨花》不是曾經載過一段故事嗎？有青年在霞飛路上看見前面一個艷若神仙的女子同一男人走路，就低聲發一感慨說：“討了這樣一個麗人做太太，不知要怎樣快活得像神仙似的！”碰巧那位男子聽到這一句話，回頭來向青年說：“那個女人並不是麗人，她是我的太太，我已經討了她十年，但現在此刻仍舊在人間世上，並沒有成仙。”

不，興哥，女人的美不是在臉孔上，是在姿態上。姿態是活的，臉孔是死的，姿態猶不足，姿態只是心靈的表現，美是在心靈上的。有哪樣慧心，必有哪樣姿態，搽粉打扮是打不來的。瑪麗是美的，但是她的美，你一時還看不到。過幾年，等到你失敗了，而她還鼓勵你，你遭誣陷了，而她還相信你，那時她的笑是真正美的。不但她的笑，連她的怒也是美的。當她雙眉倒豎，杏眼圓睜，把那一群平素往來，此刻輕信他人誣陷你的朋友一起趕出門去，是的，那時你才知道她的美。再過幾年，等她替你養一兩個小孩，看她抱着小孩餵奶，娩后的容輝煥發，在處女的臉上，又添幾筆母愛的溫柔，那時你才知道處女之美是不成熟的，不豐富的，欠內容的。再過幾年，你看她教養叔責兒女，看到她的犧牲、溫柔、諒解、操持、忍耐，頭上已露了几絲白髮，那時，你要稱她為安琪兒，是可以的。

我已經說了一大堆話，浪費你們寶貴歡樂的時間。但是對你，瑪麗，我還要說一句話，就是把你當我的女兒，也是要這樣說的。你以為嫁了興哥，興哥整個地是屬於你了，你可以整個地佔有他了。你試試看吧。假如興哥是個好男子，有作為，有才幹，有自重心——這是成功必要的條件——他必不會全盤為你所佔有。有的女人是要這樣一個完全服從、完全聽話的丈夫。比如在座那位朱太太。你看她把朱先生弄成什麼樣兒。老朱還有一點人味兒嗎？他小時服從母親，出來服從老闆，在家服從太太。他老跟人家抄賬，但是你想他除了抄賬以外，還能有所作為嗎？瑪麗，你願意嫁給這樣一個丈夫嗎？我的意思是說，女子不應該圖占丈夫整個十成的身體。假定興哥十成中有七成屬於你，三成屬於他的朋友、他的志趣、他的書籍、他的事業，你就得謝天謝地了。有一種人一結婚，連朋友都不敢來往了，這還成個人嗎？你或者以為你非常有趣，你的丈夫一天到晚看你看不厭，然而至少他心靈中也有一部分需要不是你所能滿足，而只有朋友、書籍能滿足的。你一定要十成十足把他佔有，結果他變成你的監犯，而你變成他的獄卒，而你要明白監犯沒有戀愛獄卒之理，於是他越看你越恨，而越恨越非看你不可，感情破裂，乃意中事。那時你才照鏡自憐，號啕大哭，自怨自艾嘆着“他不愛我了”，也是無用。不同，你也得明理些，這樣駕馭丈夫是駕馭不來的。你也不可太看輕興哥，以為他還得拉着你的裙帶走路，他若真這樣無用，這樣靠不住，一刻不可放鬆，你簡直不必嫁給他好了。假定因你的拘束而他果然不嫖、不賭、不吸煙、不喝酒，這種外來的拘束，也算不得有什麼倫理的價值。你不能嫁一個男子來當你的小學生，自己做起女塾師。你知道塾師都是討厭的，而你決不願意興哥討厭你。你今天想起要燙頭髮，興哥何必陪你去剃頭？你自己不吸煙，興哥為什麼不可大吸其煙？婚姻之破裂，都是從這種極瑣碎的事而來的。夫婦之結合必建築於互相了解、互相敬重的基礎之上。瑪麗，我知道你很明理，很有通見，而你也不要看輕自己，要知你不一定要做興哥的塾師、獄卒，仍舊有可吸引他的力量，有可得他敬重的人格。你也可以給他一點自由，一點人格。他對你這樣的了解信重，比對你的過分的關防，還要因此更愛你。到了那個時候，他真要寶貴你如同一顆可遇而不可求的稀世之寶，好像沒有像你這樣一位徹底了解他的夫人，他就活不下去。世上這樣稀世之寶本來不多。所以瑪麗，我勸你做這樣一個稀世之寶。

妓女與妾

女人的本分，應該是“賢妻良母”。她既忠貞，又柔順，而常為賢良的母親，抑且她是出於天性的貞潔的。一切不幸的擾攘，責任都屬於男子。犯罪的是男子，男子不得不犯罪，可是每一次他犯罪，少不了一個女人要被拖累。

愛神，既支配着整個世界，一定也支配着中國。有幾位歐美遊歷家曾冒昧發表意見謂：在中國，吾人覺得性之抑制，反較西洋為輕，蓋因中國能更坦直的寬容人生之性的關係。科學家厄力理斯（HavelockEllis）說過：現代文化一方面把最大的性的刺激包圍着男子，一方面卻跟隨以最大的性的壓迫。在某種程度上性的刺激和性的壓迫在中國都較為減少，但這種僅是真情的方面。坦率的性的優容只適用於男子而不適用於女子，女子的性生活一直是被壓迫的。最清楚的例子可看馮小青的一生，她因為嫁充側室，被其兇悍的大婦禁閉於西湖別墅，不許與丈夫謀一面，因而她養成了那種自身戀愛的畸形現象。她往往樂於駐足池旁以觀看自己倒映水中的倩影，當其香消玉殞的不久以前，她描繪了三幅自身的畫像，常焚香獻祭以寄其不勝自憐之慨。偶爾從她的老媽子手中遺留下來殘存的幾篇小詩，看出她具有相當的詩才。

一般，男子實不甚受性的壓迫，尤其是那些較為優越的階段。大多著名的學者像詩人蘇東坡、秦少游、杜牧、白居易之輩，都曾逛過妓院，或將妓婦娶歸，納為小妾，固堂而皇之，無容諱言。事實上，做了官吏的人，侍妓宥酒之宴飲，無法避免，也無慮乎誹謗羞辱。自明以迄清代，金陵的秦淮河，即為許多風流艷史的產生地。這個地點鄰近夫子廟畔，是適宜而合於邏輯的，因為那是舉行全國考試的地點，故學子云集，及第則相與慶賀，落選則互相慰藉，都假妓院鋪張筵席。直至今日，許多小報記者猶津津樂道其逛畫舫的經歷，而詩人學者都曾累篇盈牘地寫其妓寮掌故，因而“秦淮河”三字蓋極親密的與中國文學史相牽連着。

中國娼妓之風流的、文學的、音樂的和政治關係的重要性，無需乎渲染。因為由男人想來，良家婦女而玩弄絲竹，為非正當，蓋恐有傷她們的德行。亦不宜才學太高，太高的才學往往有礙道德。至於繪圖吟詩，雖亦很少鼓勵，然他們卻不絕尋找女性的文藝伴侶，娼妓因乘機培養了詩畫的技能，因為她們不需用“無才”來作德行的堡壘，遂益使文人趨集秦淮河畔。每當黑的天幕把這不夜的秦淮河轉化成威尼斯，他們就座於大畫舫中，聽着那來來去去的船上姑娘唱着熱情的小調兒。

既有這樣香艷的環境，文人遂多來此尋訪藝妓。她們大都有一技之長，或長於詩，或長於畫，或長於音樂，或長於巧辯。在這些天資穎慧、才藝雙全的藝妓中，當推明妓董小宛允稱個中翹楚，最為一般士大夫所愛悅。後來她嫁給名士冒辟疆為妾。在唐代，則以蘇小小領袖群芳，她的香冢至今立於西子湖畔為名勝之了，每年騷人遊客，憑弔其旁者，絡繹不絕。至其他攸關一國政局興衰者，亦復匪鮮，例如明末的陳圓圓本為吳三桂將軍的愛妾，李自成陷北京，擄之以去，致使吳三桂引清兵入關，原謀奪還圓圓，誰知這一來大錯鑄成，竟斷送了明朝而促成了清朝統治權。可異者，吳三桂既助清兵滅亡明室，陳圓圓乃堅決求去，了其清靜之餘生於商山特建之別院中。吾人又可觀李香君之史跡。她是一個以秉節不撓、受人讚美的奇女子，她的政治志節與勇毅精神愧煞鬚眉男子。她所具有的政治節操，比之今日的許多男子革命家還為堅貞。蓋當時她的愛人侯方域迫於搜捕之急，亡命逃出南京，她遂閉門謝客，不復與外界往來。后當道權貴開宴府邸，強征之侑酒，並迫令她歌唱，香君即席做成諷歌，語多侵及在席的權貴，把他們罵為閹堅的養子，蓋此輩都為她愛人的政敵。正氣凜然，雖然弱女子可不畏強權，豈非愧煞鬚眉？此等女子所寫的詩，頗有流傳至今者。中國才女之史跡，可窺見其一部於薛濤，馬湘蘭，柳如是等幾位名妓的身世中。

青樓妓女適應着許多男性的求愛、羅曼蒂克的需要，蓋許多男子在婚前的年輕時代都不想錯過這樣風流的機會。我用“求愛”這個字眼是曾經熟思的，因為青樓妓女不同於一般放浪的賣**婦也，她須得受人的獻媚報效。這樣在中國算是尊重婦女之道。有一部專事描寫近代青樓艷事的小說《九尾龜》，告訴我們許多男性追求那看來似乎容易取悅的姑娘，往往經年累月，花費了三四千兩銀子，始科一親芳澤。這種不合理的情形，為婦女遮藏時代始有之現象。然男人在別處既無法追尋異性伴侶，一嘗風流的羅曼蒂克況味，則此等情形亦屬事理之常。男子對於結交異性既無經驗，在家庭中又吃不消黃臉婆子的絮聒，始乃頗想嘗嘗西洋人在婚前所經歷的所謂“羅曼蒂克”的滋味。這樣的人見了一個頗覺中意的婦女，不由打動心坎，發生類乎戀愛的一股感覺。青樓女子經驗既富，手段嫻熟，固不難略施小技，把男子壓倒在石榴裙下，服服帖帖。這便是中國很正當而通行的一種求愛方法了。

有時，一種真實的羅曼蒂克也會發生，有似歐美人士之與情婦戀愛者。如董小宛與冒辟疆之結合經過，自從其初次會見之艱難以至其時日短促的新婚幸福生活，讀來固無殊其他一般之羅曼蒂克也。羅曼蒂之結局，有可悲者，亦有可喜者。如李香君則長齋禮佛，終其生於寺院中，顧橫波，柳如是則享受其貴婦生活於顯宦家庭中，頗為後世所艷羨。

妓女是以讓許多男子嘗渤羅曼蒂克的戀愛滋味，而中國妻子亦多默許丈夫享受比較入世的近乎實際生活的愛情。有時這種戀愛環境真是撲朔迷離，至如杜牧，經過了十年的放浪生活，一旦清醒，始歸與妻室重敘所謂“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也。有的時候，也有妓女而守節操者，像杜十娘。另一方面，妓女實又繼承着音樂的傳統，沒有妓女，音樂在中國恐怕至今已銷聲匿跡了。妓女比之家庭婦女則反覺得所受教育為高，她們較能獨立生活，更較為熟悉於男子社會。其實在古代中國社會中，她們才可算是惟一的自由女性。妓女之能操縱高級官吏者，常能掌握某程度的政治實權。關於官吏的任命，凡有所說項，有所較議，胥取決於她的妝閨之中。

妓女的歸宿，總無非是嫁作小妾，或做男人外室情婦，像上面所提過的幾位，都是如此。置妾制度之歷史的久遠，殆不亞於中國自身之年齡。而置妾制度所引起的問題，亦與一夫一妻制之成立而並興。倘遇婚姻不如意，東方人轉入青樓北里，或娶妾以謀出路；西洋人的解決方法則為找一情婦，或則偶爾乾乾越禮行為。兩方社會行為的形態不同，然其基本關鍵則不謀而合。其差異之由來，則出於社會態度，尤其婦女本身對待此等行為之態度。中國人之娶妾，為經公眾之容忍而堂皇之行為，在西洋則有恥言姘婦之習俗。

堅持以男性為中心的嗣續觀念，亦為鼓勵娶妾之一大主因。有些中國好妻子，倘值自己不能生產男孩子，真會自動要求丈夫納妾的。明朝的法律且明白規定：凡男子年滿四十而無後嗣者得娶妾。

此外，娶妾這一個方法亦即所以代替歐美之離婚事件。結婚和離婚為最困難的社會問題，至今猶無人能解決之。人類的智慧上還沒有發明過完全解決的辦法，除非如天主教的辦法可算是一種解決之道，它蓋整個兒否認此種問題之存在。吾人所可斷言者，即婚姻為婦女惟一之保障，無論何時，男子的道德倘有疏懈，受痛苦者，厥為女性，不論是離婚，是娶妾，是重婚，或濫施戀愛。在性的關係中，好像有一種天生的永久不平等和不公平。因為性的平等這一個名詞，非造物所知；造物之所知者，厥為種族之延續而已。所謂現代婚姻，男女雙方以五○比五○為基本原則者，生產了小孩以後，實際總成為七五比二五之男性佔便宜。倘令有一個婦人當雙方愛情冷淡時真肯詼諧地解除男人之束縛，則四十歲男人所能享受的利益，那個離了婚的四十歲老婦人且為生過三個孩子的母親者不能享受。真實的平等是不可能的。

利用此種概念，可資以辯護娶妾制度。中國人把婚姻看做一個家庭的事務，倘婚姻不順利，他們准許娶妾。這至少可以使家庭保全為一社會的單位。歐美人則反乎是，他們把婚姻認為個人的羅曼蒂克的情感的事務，是以准許離婚，可是這一來，拆散了社會單位。在東方，當一個男子成了大富，無事可做，日就腐化，乃不復愛其妻子，為妻子者，不得不勉自抑制其**，不過她居於家庭中，仍能保持其堅定崇高之地位，仍為家庭中很有光榮的首領，圍繞於兒孫之間，在生命的另一方面領受其安慰。在歐美，那些摩登夫人向法院提出了離婚的訴訟，敲一筆巨額生活費，走出了家庭，多分是去再嫁的。是那些不被丈夫愛護而能保持家庭中榮譽地位的比較幸福呢？還是拿了生活費而各走各路的比較幸福呢？這一個問題殆為一迷惑不可解的大啞謎。在中國婦女尚未具備西方姊妹之獨立精神時，那些棄婦常為無限可憐的人，失掉了社會地位，破碎了家庭。世界上大概有一個幸福婦人，便另有一個無論怎樣盡人力所及總不能使她成為幸福的婦人。這個問題就是真正的婦女經濟獨立也不能解決它。

在中國，這樣的情形每日都有見聞，而那些摩登姑娘以其殘忍的心腸攆出人家原來的妻子，照我看來，跟我們的祖宗的野蠻思想相差不過毫釐之間，雖然她們的摩登足以不容另一女人以同等的身份同居，在過去，往往有一個實際是好婦女，受了環境關係的支配，致勾搭上了已經結了婚的男子，而她又衷心愛他，因服順自動的願充偏房之選，並甘心低下地服侍大婦。而現在則各不相讓，彼此掮着一夫一妻制的招牌，想攆出另一個人而攘取她的地位，這在女子看來，可以認為較為進步的方法。這是摩登的、解放的與所謂文明的方法。倘婦女界自身喜歡這種辦法，讓她們這樣幹下去好了，因為這就是她們自身才是第一個受到影響的人。年輕貌美的女子。自然在她們的同性鬥爭中會獲得勝利而犧牲了老的女人。這個問題實在是既新而又長久了的。婚姻制度是永久不完美的，因為人類天性是不完美的。我們不得不讓這個問題以不了了之。或許只有賴天賦之平等均權意識和父母責任心之增進，始能減少這種案件的數量。

當然，辯護娶妾制度是廢話，除非你準備同時辯護一妻多夫制。辜鴻銘是愛丁堡大學的碩士，是一位常喜博引卡萊爾（ThomasCarlyle）和亞諾德（MathewArnold）文字的學者，他曾經辯護過多妻制度。他說：“你們見過一把茶壺配上四隻茶杯，但是可曾見過一隻茶杯配上四把茶壺嗎？”這一個比喻的最好的答辯莫如《金瓶梅》中西門慶的小老婆潘金蓮說的那句話：“哪有一隻碗裏放了兩把羹匙還會不衝撞的么？”潘金蓮當然不是無意說這句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