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世女子維洛烈嘉

——黃碧雲

(掃描校對：Y.Yan)

她一定叫做維洛烈嘉。客貨輪緩緩駛入西貢河，堤岸景色從微紫而黑。當時她穿一件綉蘭豆紅越南絲長衫，足踏一雙漆木嵌珠貝木屐，長發盤在頭上，身子在初夜裏十分單薄，乍看以為是個十二、三歲的孩子，下得船來方發覺她臉上長滿了皺紋，彷彿飽經憂患。

“先生，玫瑰花。”

她身後卻緩緩地駛過一列裝甲運兵車，接着又是大軍車，南越士兵的長槍與刺刀在黃昏入夜裏閃閃發亮。我舉起照相機，女子便順從羞怯地笑着：“五百盾，先生。”

她在黑暗中依舊柔軟羞怯。晚上有蚊，酒店房間的床掛了蚊帳，蚊群仍在帳外轟轟作響。我們在黑暗中互相摸索，她只脫掉寬鬆的長襪，胸前的蘭花開放如春。我還是第一次接觸女體，忙亂驚喜，乍以為青梅竹馬，兩情雙悅。而她只是用結結巴巴的英語，說：“五千盾，先生。”

我們在蚊帳內靜靜相擁，街外亮了藍光，一架坦克，卡隆卡隆地駛過，遠去了，街上便異常靜寂。借一點昏藍的街燈，她提起我的手，忽然彈起，用越南話急急解釋什麼，可能是宵禁了。我還沒來得及答話，她拿了五千盾便走了，遺下了一束微微萎謝的玫瑰，散發著香氣。我便沖往向街的窗戶，大叫：“哈啰。哈啰。”有人便在對街揮動一朵綉在長衫的蘭花。想她在黑暗中脫下長衫了。我拋下那束微微萎謝的玫瑰，高聲道：“你叫什麼名字？”聲音在寂靜的街道上來回反覆。此時夜空亮了信號彈，像煙花。

“我叫做維洛烈嘉。”

我懷疑這只是我的幻覺。翌日西貢市仍然滿街三輪車夫，賣香蕉、避孕套的小販，及小偷。戰爭從來未曾存在，我在“歐陸酒店”對門的咖啡座，喝一杯越南的EYPRESSO，在廣場另一邊看到了維洛烈嘉，在賣明信片：“五百盾，先生。”她今天換了一件綉紋竹了哥長衫，遠遠看見了我，揚起三角草帽招呼。我喚她：“維洛烈嘉。維洛烈嘉。”只是她不會聽到，因為發生了爆炸。

爆炸之後非常靜，像電影的默片，沙沙地播着，忽然斷了片，只映着灰白的條光。一個吃驚的男孩靠着牆，手裏還握着自行車的方向盤，只是車身不知去向。瞎眼小偷在翻起的泥土摸索手錶、自來墨水筆。維洛烈嘉伏在地上，她的臉還是驚異羞怯，不知在看些什麼，嘴角微微帶笑，手裏還握着一張明信片。

再回到越南，已經是十幾年後的事。我已經從一個初到法國念建築的學生，退了學，變成了法國共產黨黨員，而且在馬賽市聯結第三世界工人階級，吸納黨員，大選期間四處拉票。1975年越南革命成功，1976年中國四人幫已經倒台，1978年我正考慮離開法國，退出共產黨，這時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邀請歐洲共產黨員參觀建設，我就再回到越南。

還是看到了維洛烈嘉。機場掛滿了紅布條和鮮花，她穿了軍服，頭戴紅星帽，在胡志明的畫像下迎接外賓。我大吃一驚，匆匆拿起照相機，給她拍一幅照，鎂光燈閃動一刻，她竟然向鏡頭敬禮：“歡迎國際朋友來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不對。維洛烈嘉並不會說法語，聲音從不響亮，而且她一點也沒長老，只是臉上還是介乎盛放與萎謝之間，長着細細的皺紋。我只好道：“十分眼熟。或許十多年前我來西貢時見過。”她只淡淡地看我一眼：“不可能，我一直住在河內。而且，先生，請記着，西貢已經改名胡志明市。”

胡志明市紅旗飄揚，巨大的革命標語在街道中矗立，街道倒是寬闊冷淡了很多，和我印象中的西貢，似曾相識，但其實已經是另一番景象了。

在新經濟區我們參觀了革命熱情。整排整排的草屋，稻米碧綠如海，池塘里養着肥大的對蝦，小孩笑語喧天，果真是人間天堂。我卻在一間草屋裏，離了隊，吸一支煙，公雞在屋裏咯咯啄食，赤裸而無人照管的骯髒小孩，號啕大哭。維洛烈嘉來找我。我們在幽暗的小屋裏默然相對。良久我方問：“到底新經濟區有多少人餓死呢？”維洛烈嘉在窗前，窗外陽光非常光亮，她不過是影子，緩緩地轉過身來，道：“我愛我的國家。請原諒我。”又轉過身去了，頭揚得非常高：“美軍轟炸河內時我被父母送到市外一個營房暫避。在營里有時有打美軍的紀錄片看。我看了很高興，拍了掌。回到河內時，返家途中，看見湖裏掉了一隻巨大的美軍B—52飛機。還未到家，已經到處碎瓦。我發狂地亂抓亂找，但從此沒了我的家和我的父母。黨便是我的家，我的父母。有時午夜在孤兒院裏醒來，夢見自己不斷在拍掌，便獨自地哭了。”她輕輕地走近我，雖然還穿着軍服，此刻十分嫵媚，低聲道：“因為我愛我的國家，所以……”

回胡志明市時，她和我共一架汽車，正是黃昏入夜。汽車拋錨，我們便在車外看天色慢慢轉暗，滿天散落的星星，竟然有幕天席地的親密了。

在紅旗與胡志明畫像之下我們分手，銀樂隊奏了國際歌：“英德格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這是最後的鬥爭……”在一片單簧管鼓樂聲中，革命同志肅立，她卻遙遙地向我敬個禮。我高聲道：“再見。維洛烈嘉。”

回到馬賽后收到她一張明信片，署名“維洛烈嘉”。又道：“如果我叫做維洛烈嘉，那一定是什麼時空，我們曾經邂逅，但已無法追認了。因為無論個人或歷史，看來只有一次。但其實超越個人與歷史視野，一切也不過在重複。我們會再見的，前世今生。”

我也回到香港，變回了一個營營役役的小商人，與夥伴搞木材買賣，又來到了越南，在西貢河邊，黃昏夕照，日本膠捲的廣告招牌代替了革命標語。我說：“胡志明市還跟二十年前一樣美麗而遲緩。”接待的越南商伴說：“是么，現在又叫做西貢了，又有了姑娘，又有酒吧了，不就跟二十年前一樣么。”

連維洛烈嘉也一樣，身子單薄，長着細細的皺紋，不過穿了行政人員的套裝，在法越合資的標緻車行當營業經理。我們是她公司開業半年以來第一批客人，她便殷勤招待。我只拿起了照相機，留住了維洛烈嘉第三張臉。我年紀已大，遂不動聲色。她亦落落大方，操流利英法語及普通話，原來是一個旅法歸國越僑。

在改革開放后重開的西貢REX酒店頂樓的餐廳，小提琴奏着巴格里尼，我們還點了伯加地紅酒。維洛烈嘉多喝了些，忽然瞄着我，用法語道：“這位先生我見過，是不是在巴黎？”“我住在馬賽。”“那……是不是在紐約呢？……1974年的聖誕？”“唉，不，那年聖誕我到滿地可。”“這……是在新加坡嗎。”“新加坡我沒到過，或許就在西貢呢。”“西貢？我1989年才第一次回來西貢，你在嗎？”

我還是和維洛烈嘉在黯紅的舞池起舞。中年樂隊竟奏起了WZNASIMONE的WILDASTHEWIND，男歌手竟然也憂怨萬分，幾近靡靡之音，我不由地將維洛烈嘉擁緊了些。她感覺到了，微微一笑，只道：“歲月催人老。”我一怔，道：“對我嗎？”她笑道：“對你也對我，相距永遠一樣。多麼公平。”我訝然於她婉轉的殘忍。我只好道：“你看，九十年代的越南也有聰明殘酷的事業女性了。”她便道：“你難道以為西貢還只有妓女，或愛國幹部？時代不一樣了。”

她回家時，我有點遲疑，盛夏晚涼，西貢河帶來夾草香的微香。我邀她在西貢河邊漫步：“二十年前我來到西貢河畔，還是一個充滿期待的小夥子。”維洛烈嘉便道：“還是西貢河好。戰爭也好，和平也好，還是豐盈充足地自北而南而流，不言老也不疲倦。”我忽然明白，逝者如斯，不分晝夜，便輕輕握了維洛烈嘉的手。

她的身體強壯優美，在背後小小的微渦卻十分羞怯，好像強壯的、羞怯的、精明的維洛烈嘉都集於一身了。而我當夜也特別瘋狂，在這間建在西貢河上的渡輪酒店，一次又一次地遺下了精液。維洛烈嘉只是緊緊地抱着我，皺着眉。我問她：“痛了？不喜歡了？”她總是搖頭，然後“唉”的一聲，吐出一隻帶血的牙，轉身向我，詭異地笑道：“是假牙。”

陽光刺進縫隙，“嚓”的天便亮了。維洛烈嘉已經穿戴整齊，坐在床沿，輕輕地說：“我討厭說再見。你等一下便要起床趕飛機。我會到香港找你的，我還要將業務擴展到東南亞呢。”她便轉身離去。我半醒半睡之間，問她：“你是維洛烈嘉嗎？”她轉過來，躬着身，踏踏舞女郎的姿勢，道：“維洛烈嘉從不存在，這不過是你的幻覺。”

我在驕陽高掛的西貢河上仔細端詳三張照片，驚怯的維洛烈嘉，革命敬禮的維洛烈嘉，瀟洒隨意的維洛烈嘉。我在甲板上點燃了三張莫名奇妙的照片：個人與歷史，竟然毫不掩飾地重複。灰塵慢慢地飄到西貢河上，祭祀了一個革命時代的開始與終結。但無論在什麼時候，維洛烈嘉都在，坦然地面對戰爭、革命、建設，讓錯誤的歷史可以返回原地——雖然因為明白，到底不一樣了——人類在艱難的錯誤里，學得聰明些，可以盤起長發，在豐盛的印度支那平原，微微帶笑，固執而又安定，憑希望支撐，要活出人的意志與美麗來，世世不息，清亮地說：“是。我就是維洛烈嘉。”

這是我知道最美麗強壯的女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