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世女子維洛烈嘉

雙世女子維洛烈嘉

——黃碧雲

(掃描校對:Y.Yan)

她一定叫做維洛烈嘉。客貨輪緩緩駛入西貢河,堤岸景色從微紫而黑。當時她穿一件綉蘭豆紅越南絲長衫,足踏一雙漆木嵌珠貝木屐,長發盤在頭上,身子在初夜裏十分單薄,乍看以為是個十二、三歲的孩子,下得船來方發覺她臉上長滿了皺紋,彷彿飽經憂患。

“先生,玫瑰花。”

她身後卻緩緩地駛過一列裝甲運兵車,接着又是大軍車,南越士兵的長槍與刺刀在黃昏入夜裏閃閃發亮。我舉起照相機,女子便順從羞怯地笑着:“五百盾,先生。”

她在黑暗中依舊柔軟羞怯。晚上有蚊,酒店房間的床掛了蚊帳,蚊群仍在帳外轟轟作響。我們在黑暗中互相摸索,她只脫掉寬鬆的長襪,胸前的蘭花開放如春。我還是第一次接觸女體,忙亂驚喜,乍以為青梅竹馬,兩情雙悅。而她只是用結結巴巴的英語,說:“五千盾,先生。”

我們在蚊帳內靜靜相擁,街外亮了藍光,一架坦克,卡隆卡隆地駛過,遠去了,街上便異常靜寂。借一點昏藍的街燈,她提起我的手,忽然彈起,用越南話急急解釋什麼,可能是宵禁了。我還沒來得及答話,她拿了五千盾便走了,遺下了一束微微萎謝的玫瑰,散發著香氣。我便沖往向街的窗戶,大叫:“哈啰。哈啰。”有人便在對街揮動一朵綉在長衫的蘭花。想她在黑暗中脫下長衫了。我拋下那束微微萎謝的玫瑰,高聲道:“你叫什麼名字?”聲音在寂靜的街道上來回反覆。此時夜空亮了信號彈,像煙花。

“我叫做維洛烈嘉。”

我懷疑這只是我的幻覺。翌日西貢市仍然滿街三輪車夫,賣香蕉、避孕套的小販,及小偷。戰爭從來未曾存在,我在“歐陸酒店”對門的咖啡座,喝一杯越南的EYPRESSO,在廣場另一邊看到了維洛烈嘉,在賣明信片:“五百盾,先生。”她今天換了一件綉紋竹了哥長衫,遠遠看見了我,揚起三角草帽招呼。我喚她:“維洛烈嘉。維洛烈嘉。”只是她不會聽到,因為發生了爆炸。

爆炸之後非常靜,像電影的默片,沙沙地播着,忽然斷了片,只映着灰白的條光。一個吃驚的男孩靠着牆,手裏還握着自行車的方向盤,只是車身不知去向。瞎眼小偷在翻起的泥土摸索手錶、自來墨水筆。維洛烈嘉伏在地上,她的臉還是驚異羞怯,不知在看些什麼,嘴角微微帶笑,手裏還握着一張明信片。

再回到越南,已經是十幾年後的事。我已經從一個初到法國念建築的學生,退了學,變成了法國共產黨黨員,而且在馬賽市聯結第三世界工人階級,吸納黨員,大選期間四處拉票。1975年越南革命成功,1976年中國四人幫已經倒台,1978年我正考慮離開法國,退出共產黨,這時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邀請歐洲共產黨員參觀建設,我就再回到越南。

還是看到了維洛烈嘉。機場掛滿了紅布條和鮮花,她穿了軍服,頭戴紅星帽,在胡志明的畫像下迎接外賓。我大吃一驚,匆匆拿起照相機,給她拍一幅照,鎂光燈閃動一刻,她竟然向鏡頭敬禮:“歡迎國際朋友來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不對。維洛烈嘉並不會說法語,聲音從不響亮,而且她一點也沒長老,只是臉上還是介乎盛放與萎謝之間,長着細細的皺紋。我只好道:“十分眼熟。或許十多年前我來西貢時見過。”她只淡淡地看我一眼:“不可能,我一直住在河內。而且,先生,請記着,西貢已經改名胡志明市。”

胡志明市紅旗飄揚,巨大的革命標語在街道中矗立,街道倒是寬闊冷淡了很多,和我印象中的西貢,似曾相識,但其實已經是另一番景象了。

在新經濟區我們參觀了革命熱情。整排整排的草屋,稻米碧綠如海,池塘里養着肥大的對蝦,小孩笑語喧天,果真是人間天堂。我卻在一間草屋裏,離了隊,吸一支煙,公雞在屋裏咯咯啄食,赤裸而無人照管的骯髒小孩,號啕大哭。維洛烈嘉來找我。我們在幽暗的小屋裏默然相對。良久我方問:“到底新經濟區有多少人餓死呢?”維洛烈嘉在窗前,窗外陽光非常光亮,她不過是影子,緩緩地轉過身來,道:“我愛我的國家。請原諒我。”又轉過身去了,頭揚得非常高:“美軍轟炸河內時我被父母送到市外一個營房暫避。在營里有時有打美軍的紀錄片看。我看了很高興,拍了掌。回到河內時,返家途中,看見湖裏掉了一隻巨大的美軍B—52飛機。還未到家,已經到處碎瓦。我發狂地亂抓亂找,但從此沒了我的家和我的父母。黨便是我的家,我的父母。有時午夜在孤兒院裏醒來,夢見自己不斷在拍掌,便獨自地哭了。”她輕輕地走近我,雖然還穿着軍服,此刻十分嫵媚,低聲道:“因為我愛我的國家,所以……”

回胡志明市時,她和我共一架汽車,正是黃昏入夜。汽車拋錨,我們便在車外看天色慢慢轉暗,滿天散落的星星,竟然有幕天席地的親密了。

在紅旗與胡志明畫像之下我們分手,銀樂隊奏了國際歌:“英德格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這是最後的鬥爭……”在一片單簧管鼓樂聲中,革命同志肅立,她卻遙遙地向我敬個禮。我高聲道:“再見。維洛烈嘉。”

回到馬賽后收到她一張明信片,署名“維洛烈嘉”。又道:“如果我叫做維洛烈嘉,那一定是什麼時空,我們曾經邂逅,但已無法追認了。因為無論個人或歷史,看來只有一次。但其實超越個人與歷史視野,一切也不過在重複。我們會再見的,前世今生。”

我也回到香港,變回了一個營營役役的小商人,與夥伴搞木材買賣,又來到了越南,在西貢河邊,黃昏夕照,日本膠捲的廣告招牌代替了革命標語。我說:“胡志明市還跟二十年前一樣美麗而遲緩。”接待的越南商伴說:“是么,現在又叫做西貢了,又有了姑娘,又有酒吧了,不就跟二十年前一樣么。”

連維洛烈嘉也一樣,身子單薄,長着細細的皺紋,不過穿了行政人員的套裝,在法越合資的標緻車行當營業經理。我們是她公司開業半年以來第一批客人,她便殷勤招待。我只拿起了照相機,留住了維洛烈嘉第三張臉。我年紀已大,遂不動聲色。她亦落落大方,操流利英法語及普通話,原來是一個旅法歸國越僑。

在改革開放后重開的西貢REX酒店頂樓的餐廳,小提琴奏着巴格里尼,我們還點了伯加地紅酒。維洛烈嘉多喝了些,忽然瞄着我,用法語道:“這位先生我見過,是不是在巴黎?”“我住在馬賽。”“那……是不是在紐約呢?……1974年的聖誕?”“唉,不,那年聖誕我到滿地可。”“這……是在新加坡嗎。”“新加坡我沒到過,或許就在西貢呢。”“西貢?我1989年才第一次回來西貢,你在嗎?”

我還是和維洛烈嘉在黯紅的舞池起舞。中年樂隊竟奏起了WZNASIMONE的WILDASTHEWIND,男歌手竟然也憂怨萬分,幾近靡靡之音,我不由地將維洛烈嘉擁緊了些。她感覺到了,微微一笑,只道:“歲月催人老。”我一怔,道:“對我嗎?”她笑道:“對你也對我,相距永遠一樣。多麼公平。”我訝然於她婉轉的殘忍。我只好道:“你看,九十年代的越南也有聰明殘酷的事業女性了。”她便道:“你難道以為西貢還只有妓女,或愛國幹部?時代不一樣了。”

她回家時,我有點遲疑,盛夏晚涼,西貢河帶來夾草香的微香。我邀她在西貢河邊漫步:“二十年前我來到西貢河畔,還是一個充滿期待的小夥子。”維洛烈嘉便道:“還是西貢河好。戰爭也好,和平也好,還是豐盈充足地自北而南而流,不言老也不疲倦。”我忽然明白,逝者如斯,不分晝夜,便輕輕握了維洛烈嘉的手。

她的身體強壯優美,在背後小小的微渦卻十分羞怯,好像強壯的、羞怯的、精明的維洛烈嘉都集於一身了。而我當夜也特別瘋狂,在這間建在西貢河上的渡輪酒店,一次又一次地遺下了精液。維洛烈嘉只是緊緊地抱着我,皺着眉。我問她:“痛了?不喜歡了?”她總是搖頭,然後“唉”的一聲,吐出一隻帶血的牙,轉身向我,詭異地笑道:“是假牙。”

陽光刺進縫隙,“嚓”的天便亮了。維洛烈嘉已經穿戴整齊,坐在床沿,輕輕地說:“我討厭說再見。你等一下便要起床趕飛機。我會到香港找你的,我還要將業務擴展到東南亞呢。”她便轉身離去。我半醒半睡之間,問她:“你是維洛烈嘉嗎?”她轉過來,躬着身,踏踏舞女郎的姿勢,道:“維洛烈嘉從不存在,這不過是你的幻覺。”

我在驕陽高掛的西貢河上仔細端詳三張照片,驚怯的維洛烈嘉,革命敬禮的維洛烈嘉,瀟洒隨意的維洛烈嘉。我在甲板上點燃了三張莫名奇妙的照片:個人與歷史,竟然毫不掩飾地重複。灰塵慢慢地飄到西貢河上,祭祀了一個革命時代的開始與終結。但無論在什麼時候,維洛烈嘉都在,坦然地面對戰爭、革命、建設,讓錯誤的歷史可以返回原地——雖然因為明白,到底不一樣了——人類在艱難的錯誤里,學得聰明些,可以盤起長發,在豐盛的印度支那平原,微微帶笑,固執而又安定,憑希望支撐,要活出人的意志與美麗來,世世不息,清亮地說:“是。我就是維洛烈嘉。”

這是我知道最美麗強壯的女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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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女子,我也是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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