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第十四章

1

我擱下懷裏的一摞書,望望屋裏,聽聽頭上閣樓,問:“大姐走了?”

“走了。”四姐頭也不回地說。

我想這倒很象大姐的個性,來去都不打聲招呼。母親在屋裏罵:“六六你沖瘟去了,喊半天都不見人影,家裏那麼多事!”我走進屋裏去,很親熱地叫了一聲她。

母親蹲在床下,在收拾床底下的瓶瓶罐罐雜物,象沒聽見一樣。過了一會,才站起來,瞟了我一眼,既怪異又冷漠。臉拉着,象在說:我就知道大丫頭回家,沒好事,你成天拉着她說些啥,以為我不曉得?

我不管母親的反應,問她二姐怎麼樣?

母親說,二姐的小孩拉肚子,害得她去燒香也沒燒成。我知道母親沒有說實話,她過江一定是去辦只有她自己知道的事。

我喝了杯白開水,就拿了擱在堂屋的那一摞書,上閣樓。閣樓里大姐在床上斜躺着,也象是到家不久,剛洗過臉,頭髮有幾綹濕濕的。她看見我吃驚的樣子,大笑起來,說,“要騙你太容易,一騙一個準。”

“騙吧,”我沒生氣,在床邊坐下來。

大姐自己情緒一下倒打了個轉:“哼,這個家,每個人都巴望我早點走。我知道我礙人眼,占人地,讓人擠得慌。”

她說她就這二天走,但不會隔太長時間就會回來,永遠回來,再也不在那個鬼山旮旯傻呆了,絕對不幹。

那是個下午,應該是下午,我記不清楚。時間在那一天對我不存在,連我自己是否存在,我也不在意。我的頭腦和心靈正落在喘不過氣的快樂之中,在這以前我從未有過這種感覺。

樓下有人在叫大姐,大姐朝堂屋探了一下頭,馬上回到屋裏,對我說,她得走。

“你走了?”我稀里胡塗地問了一句。

“出去一陣。放心,大姐今天還不會走,”她拍了拍我的腦袋,還以為我捨不得她。

我走到小木廊上,見大姐和一個高個男子邊說邊笑出了院門,大姐是故意的,讓家人和院子裏的鄰居們看。那人有藍球運動員那麼高,我想,這回大姐准又是愛上什麼人,她會真象她說的那樣,離開煤礦,要飯也要回到這個城市來。

四姐上閣樓來,一臉不高興,說,“你呆在這裏做啥?還不去把灶坑下的煤灰倒到河邊去。”她肯定又和德華在鬧矛盾,只好把氣出在我身上。

“那個人是哪個?”我問四姐。

“哪個嘛,以前大姐一起下巫山的知青。”

“她回來這些天是不是一直在找他?”

“你啷個曉得?”

“亂猜的,”我邊說邊下樓梯,心裏佩服大姐,她還真找着他了。

大姐說過他,二人是老相識,而且早就有點意思。那天大姐讓我去找她的一個女同學,就是為了找他。這個男人的前妻,是半個日本人。剛解放那陣子一家人住在中學街。1953年,所有與中國人結婚的日本人都得離開,孩子不允帶走。二個公安人員來押解。日本女人不願走,丈夫不肯放她走,三個女兒一個拉着日本女人的手,二個抱着她的腳。日本女人的眼淚如針線那麼垂落不斷。那是中學街這條街上有史以來,最讓人看了鼻子癢喉嚨哽的一個場面。

哪怕日本母親被趕回去了,一家子還得遭罪,每次運動一來,就得交代為什麼要當“漢奸”,孩子在街上老挨人罵“日本崽”。那個高個男子,因為娶半日本血統的姑娘做老婆,跟人打了不少架,動了刀子,被送去勞教過。患難夫妻多年,七十年代末,突然政府和日本友好了,有海外關係的人開始吃香,半日本血統的老婆身價高了起來,離他而去,只剩下離婚簽字了。

很晚,大姐回來。我說,“你和他倒是一對,離婚冠軍。”

“我小孩都已經一大堆,有哪個男人要嘍?”

大姐把話題轉開,哼起一支四川小曲,她的聲音甜潤,寬厚,她說她根本不在乎男人,男人哪個是好東西?大姐一定是同時在耍幾個男人,她不把自己置於進退維谷的境地,不會安心。

2

我睡得從未有過的沉,無法醒來,第二天很晚才起床。閣樓里沒人,我奇怪自己第一個動作就是把鏡子拿在手裏,那的確不是我,全變了,尤其是我的眼睛:以往的驚恐,被一種沉靜的色澤覆蓋了,我看着,心裏又快樂起來。昨天母親和大姐看到我時有些驚奇,她們沒有搞懂我的快樂是怎麼一回事?我對鏡子的迷戀是從這個上午開始,一面小小的鏡子,是我居住的世界,隔開了我不喜歡的一切,我走在裏面,穿過着霧氣和雨水,我走走停停,打量着熟悉的人影,熟悉的房屋。

水溝那條街上大人在打自家小孩,追着打。“你跑,你跑,看我不砍斷你的狗蹄子!”天窗灌入男人粗聲大氣的謾罵。那個總是喜歡逃到城中心那邊去的男孩又被逮住,套上鐵鏈,餓三天四天,只剩一口氣時,男孩就會服輸,求饒。

但男孩總是逃,這個怪孩子,他到底要逃到哪裏去?

德華已開始不歸家,即使回來,也常常帶一身酒氣,醉醺醺的。下班后,他和廠子裏一幫青工在一起,划拳洶酒,打撲克賭錢。見着四姐,也愛理不理。四姐只有哭,他不在乎,說跟四姐在一起,生活沒勁透了。四姐嘲諷他:一個結婚的男人,你的女同學不會理睬你了。他聽了這話,掉頭就走,索性躲到同事家裏,不僅不回這個家,連他自己父母家也不回。

大姐讓四姐學她,另找一個男人。四姐說她沒有換男人的本領,不能沒有德華,她要大姐幫她去把他勸回家。

我下了閣樓,她倆早就走掉。吃中飯時,父親讓我和五哥不要等母親,一早母親就去城中心二姐家,幫二姐照看生病的小孩。父親說,母親肯定要在二姐那兒吃了晚飯才回來,今天我們三人吃飯。

父親很憂心忡忡,背彎着。他叫五哥去找魚竿魚網,說看能不能補好?

五哥說,魚竿魚網早被三哥拿走。

父親聽了,皺了皺眉頭,在煙桿里裝了一支新裹的葉子煙,沒點上火,就慢慢朝院門口走去。父親沒說去哪裏,我也沒問,他可能去江邊,也可能去別的地方。這個家現在每個人都偷偷做自己的事。

3

突然的轉折,出現在我背着書包朝學校走的路上。本來應該出現的,早晚會出現的,如果不是我下定決心對直撞過去,可能還會延續一些日子。

穿過馬路,學校大門沒有什麼人,較平時相比,很安靜。因此,我一眼就看見了那個跟着我的男人,站在校門旁邊二十來步遠的牆下。不錯,正是那人,他一見我,就閃進牆旁的小路,那麼迅速,慌裏慌張。

那天學校是否上學,我不清楚。那時我腦中除了想再見到歷史老師,根本沒想別的。甚至忘了盤桓在我心裏問題,關於身世的疑惑和謎團,在那一二天都暫時閃開了。但在這一刻,又冒了出來。這幾天,我生活中發生的事——大姐講的家史,我的第一次愛,使我不願再做一個被動等待命運的人。

這次,我依然沒看清那個跟我的男人是誰?他的長相只是在那一剎那間爆光在我的頭腦,我能從一群喬裝打扮的人中一眼認出他,但要讓我具體描繪他的模樣,在此刻,我什麼也說不出。突然我明白了大姐的暗示,我不必去追那個人,我轉頭往家裏走,天空很紅,朝霞時日落時,天空就這樣,房屋和遠遠近近的山巒都比平日鮮亮。我走在其中,目光虛渺,感覺這是個光彩滿溢的時刻。

我跨進六號院子的大門,母親坐在堂屋我家門口,她手裏拿着一把蒲扇,沒搖動,只是拿着,坐得那麼安祥,就象等着我似的。

4

我不看母親一眼,故意大搖大擺從她面前走過,該她求我了。

從屋頂滾過一聲悶雷,以為會閃電,跟着會下雨,結果沒有。我坐在家裏那張木桌前,沒拉亮電燈。從窄小的窗子投進屋來的光線,在牆上撒出一道虹彩。牆上掛鐘在耐着性子走,一分一秒,都恪恪守守。

母親不可能坐在屋外一輩子,果然,她推開虛掩的房門進來,坐在架子床檔頭。我對她說:“是你下了禁令不許家裏人告訴我,現在你得告訴我。”

母親從未這麼面對我,她和我相處時,不是在發火,就是在做事,要不,就是累得倒在床上,連眼睛都懶得睜開。長這麼大,我是第一次沒有別人打攪與她說話,我覺得自己的舌頭在打架,吐詞不清,喉嚨特別乾渴,想喝水。

“還是那個男的,跟着我。”我狠狠地說。

“不要怕。”母親平平淡淡地說,完全不象上次那麼激動。

“我不是怕,”我說,“我是恨,恨一切,包括你。我無法再忍受。”

母親臉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她說她知道。“誰也不會在媽的眼皮子底下真正的傷害你,那個人更不可能傷害你。”

我說,“你這話說得太晚了,早說好些年,我都會相信你,我就象一個無娘兒一樣長大,現在,我怎麼相信你?”

母親站了起來,隨即又坐了下去,“聽我說,六六。”

挨餓的滋味,挨過餓的人都不會忘,母親說只有我不會記得,因為我是在她的肚子裏挨的餓。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那幾年,餓得成天慌得六神無主,有時乾脆兩眼一抹黑,跳過晚飯餓着,睡過這夜,第二天再想辦法騙肚子。忽然有一天政府宣佈四川省糧票作廢,以前節省下來的糧票等於廢紙,她急得滿眼金星亂飛。

這時,來了份電報,父親的眼睛出現問題,出了工傷事故:他餓得眼花頭暈,從船上跌下河去,頭摔破了,貨船把他扔在瀘州醫院。母親帶着四姐乘去上水的船,到滬州看父親。看見父親瘦成那樣,母親都不忍心告訴他三姨的死,更沒提忠縣農村大舅媽餓死的事,也不想告訴他三哥差點被江里的漩渦吞沒,幸虧一個船夫把三哥救上了岸。孩子們為了弄到一點可吃的,就差沒去街上偷。

母親背過身去抹淚。父親把四姐拉到病床邊,問四姐想吃什麼?四姐說想吃肉想吃雞蛋,想吃蘋果、麻花、棒棒糖。

父親拿出被扣掉工資僅剩零頭的錢,讓母親帶四姐上滬州街上去。

四姐拿着一個燒餅,剛咬了一口,就被一個頭髮花白的老太婆搶過去。老太婆沒往嘴裏扔,而是從領口塞進自己薄薄的衣服里,然後雙臂緊抱頭低着,似乎準備好,打死也不會還出燒餅。天氣冷,刮著風,老太婆龜縮着,眼睛不時朝四姐乜斜,臉和脖脛的皺紋垂疊在衣服上,象一圈圈繩子套着。老太婆一定不是為了自己,而是想弄回家去給孩子。搶餅的兇猛還在其次,這副等着挨刀也不鬆手的樣子,把四姐嚇傻了,大哭起來。

母親跨過街,牽着四姐就走了。

她們只能把父親留在滬州醫院,回到重慶。五張嘴要吃飯,母親照舊出外做零時工。有一天母親給織布廠抬沙,遇到街上的鄰居王眼鏡,一個胖胖的女人在管稱秤。正在積極要求入黨的王眼鏡刁難母親,說要100斤才能稱秤。母親餓得沒力氣,讓大姐三哥二個擔一些,快到稱秤處才把他們的沙倒在自己的筐里,使勁壓,她的腳踝骨受不住,一下扭歪了腳脖子,她忍着痛把一擔沙挑到秤上,一稱98斤。

王眼鏡說不到100斤,不僅一分錢不給,還收掉母親的工作許可證。母親低聲下氣:我們一不搶,二不盜,靠力氣養家餬口,求你讓我在這兒繼續抬。王眼鏡沒有答話,而是彎下身去把母親羅筐里的沙子倒在地上,用腳猛踢狠踩碎羅筐。

緊挨街邊有家塑料廠。聽見街上異常的喧鬧聲,有個管帳的青年走出來,正好看到母親被欺負,在一旁說了幾句話,想調解。王眼鏡認識他,衝著他嚷:小孫,別包屁反動分子家屬!那青年不再跟她辯理,只是把受傷的母親扶回家,母親腳踝腫起來鞋,進門就倒了。

他比母親小十歲,母親當時三十四歲,他才二十四歲,沒有成家。繼父是城中心一個小業主,有二間小作坊,做牛骨塑料梳子,解放后公私合營,一丁點兒的資產合併到南岸一家塑料日用品廠,繼父拿的“定息”,和工人的工資差不了多少,卻還算作一個“資本家”。他中學一畢業就到工廠“實習”,地位不清不白,介於資方代理人和小幹部之間。他安排零時工搬運組每天的工作,定時向管零時工的幹部彙報。流汗當然比工人少,工作卻勤勤懇懇。他找來傷濕止痛膏,給母親貼到腳踝上,幫她料理一下家務和孩子。

母親腳好后,就到小孫所在的塑料廠做搬運工。

過江抬石綿板,母親比其他人慢幾步,拉下一班輪渡,等船到岸,他就在躉船等着,幫母親挑。

他說他是家中老大,兩歲時喪父,母親在孫家幫人時,被剛喪妻的孫家看中,續了弦。於是他改跟繼父姓,母親在孫家又生了五個孩子。

他在那個家等於一個外人。他沒有姐姐,想有個姐姐,他對母親說,我能不能叫你姐?

母親說,如果你不嫌棄,你就把我當姐姐好了。

一次母親來月經,從江邊抬水泥上坡,吐出一口血來,當場暈倒,只好躺在家裏休息二天。小孫照顧五個孩子,他節省自己的糧票,給這個家裏。還冒着風險從工廠食堂偷饅頭給這個家裏的孩子吃。這群飢餓了二三年的孩子,到這時才緩過一口氣,才沒餓出留殘終生的大玻他去給食堂採購糧食,偷偷留下十斤大米,為這個家他又幹了一樁迫不得已的事。十斤大米在那時,能使飢餓的一家美得登上了天,孩子們開懷吃了一星期。這個認的弟弟,比親弟弟還親。他來家裏,挑水劈柴、上屋頂補漏雨的瓦等等重活都被他包攬了,他來了,吹口琴給孩子們聽,家裏有了笑聲。他喜歡唱川劇,母親愛聽,母親竟也跟着他哼上幾句。她才三十四歲,還是一個少婦,根本不敢相信自己喉嚨里還能發出悅耳的聲音。那些日子母親上班不再感到勞累不堪,回到家裏也很少對孩子們發脾氣。

他看着母親以前的一張照片說,“你燙了發一定不一樣。”他說他家還留有燙髮的藥水,密封好的。

燙髮對母親已是久違的事了,那還是她最初作新嫁娘的歲月,母親一生中不多的快樂時光。在她飢餓冷清毫無盼頭的生活里,她已經忘了自己的長相。而這個弟弟就象魔術師一樣,把這一切還給她。他為她燙了頭,生平第一個男人為她整理頭髮。他的手那麼輕巧,仔細。天下着毛毛小雨,綿綿不盡,屋子裏一盞淺淡的燈,在那時刻溫暖如春。

父親已好久走船未回來,也沒給家裏寫信。母親已很長時間沒有過男人,似乎已忘了男人是怎麼一回事。這個作她弟弟的男人,讓她記起自己是個女人,慾望和需要愛的強烈感覺,在她的心裏恢復,她弄不懂他是怎麼做到這點的。母親沒有轉過臉,他仍然站在她的身後。她只發現自己的身體很自然地與他靠在一起,他們這麼靠在一起僅幾秒鐘,兩人又害怕又驚喜,孩子們沒有回家,家從未這麼空曠,床也從未這麼空曠,將要發生的事,誰也逃不開,誰也掙脫不了,他們的身體在這麼個空曠的世界裏相連在一起。

他們一點也不從容做完愛后,房門就響了,孩子們接二連三地回來,一切都象是註定的、安排好了的。

5

就在母親現在坐着的床上!現在,母親一個人坐在我的對面,她的臉一點不因為回憶自己三十四歲時而顯得年輕,她還是那個我看慣的疲憊不堪未老先衰的退休女工。

就是說,她和一個不是自己丈夫的男人有了身孕。我,一個非婚孩子——應該早猜到,比如“爛貨養的”、“野種”類似的話,街上人互相也罵,但與罵我時那種狠勁完全不一樣。我得到的暗示已經夠多了!一定是潛意識中的恐懼,讓我從來沒有往那上面想。

“那正是大飢荒時期,”母親談論這個男人時,好象換了一個人,很陌生,平常一慣粗聲凶氣的聲音變得異常輕緩,哪怕激動地為自己辯護時也沒有高一聲。“你不可能懂,在世人面前,那是最丟臉的事!所以我不肯告訴你。1961年,我真不曉得全家啷個活下去。是他支撐了我,他就象老天爺派來的,你不曉得,他救了我們全家,你不曉得他有多好。”

母親說懷上我后,她就不想要。不僅這個家不容,這個家還這麼窮,又在飢餓年代,添一張嘴,日子更難,這孩子不能生下。她有意抬重物,奔山路,想小產,但孩子就象生根似賴在她身體裏不肯下來。於是,她想去醫院打掉孩子。

母親與小孫商量,他不同意。母親非要打掉不可,她覺得這孩子根本不應該存在,純屬誤會,完全不必要讓孩子一生忍受恥辱。兩人爭執不下,無奈中,兩人都同意一起到羅漢寺廟裏去抽籤。說好上籤讓孩子生下來,下籤就不要。

“那中籤呢?”母親說。

“也生下,”他說。

“送人,”母親說。

下籤,他倆誰也未想到。拿到簽,兩人異口同聲說,抽籤不算。“下籤也生,孩子是一條命,”他說,“這是我們的孩子。”是呀,抽籤怎個算呢?兩個人抽的簽,就不是佛意。佛歸一心,歸哪個人的心?

我倒覺得那個下籤,是我抽中的,我不想生下來。

隨着母親的肚子大起來,到底是否要這孩子一事終沒有決定,直到大姐有天半夜起床解小便。解完小便,口渴,想喝開水,就下了閣樓輕悄悄用手指拔弄開門閂。

她懵懂中看見母親床前有一雙男人的鞋子,以為是父親回來了,喊爸爸。結果把小孫驚醒,嚇了一大跳,趕忙起來穿上衣褲跑出院門。隔壁鄰居都拉亮燈起床,鬧哄哄一片。十六歲的大姐當時在跟一個男孩交朋友,學校在懲罰她,母親也不許,二人正在鬧彆扭。加上她恨母親從未帶她去見她的生父,她剛知道生父已餓死在勞改農場,對此,大姐不肯輕饒母親。她生活中一切不順都是母親一手造成的,她罵母親是破鞋。

母親氣極了,叫大姐滾出去。

大姐不理,拿起碗櫥邊上的切菜刀,她不是要殺母親,也不是自殺,而是嚇唬母親。母親奪過刀來,不小心,刀在大姐的手腕劃了一道口,鮮血濺了出來。家裏其他四個孩子全嚇醒了,小小的五哥哭得最厲害。那夜,鄰居們沒了睡意,他們叫來戶籍,要“教育”母親。大姐沒見過這麼大的陣勢,沒再吭聲。二姐說,這是我家裏的事,她說她要睡覺,就把房門關了。

此後,小孫來,大姐只要在家,背過臉就含沙射影地罵他,小孫只當沒聽見一樣。再以後看見大姐一回家,他就走,母親處在小孫與大女兒中間,左右為難,不知所措。

大姐看着母親挺着的大肚子,怨氣越來越深,等到聽說父親船要回來了,就趕到江邊,搶着第一個告訴了父親。那天,父親打了母親,二人吵得很厲害,二人都哭了。

於是,母親第二次決定去醫院引產,了結這件事。

出乎母親意料,父親沒同意。父親說大人作孽,別殺死孩子,已經這麼大了,就是一條性命。母親覺得父親是想留着這個孩子,作為今後在家裏降服妻子的依據。這麼一想,倔犟勁也上來了:她就是要生下這個孩子,看今後會怎麼理虧受氣。她又一次打消了去醫院引產的念頭。

父親的回家,沒能止得住母女倆關係惡化,她們越吵越厲害。大姐又去告訴左鄰右舍,還說要去告訴每一個人。在人們眼裏母親成了一個壞女人:不僅和人私通,竟然搞大了肚子,還敢生孽種。

市政府正在搞“共產主義新風尚”運動,這個貧民區風尚實在不夠共產主義,是重點整治區。於是,居委會半慫恿半逼迫父親到法院去告小孫,告他犯了誘姦婦女破壞家庭罪,犯了破壞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法。

母親說,“那時你已落地了,那幫人,那幫專門管人的人,要法庭將你罰給小孫,同時又要讓他坐牢,讓他的母親代他撫養你,我和你那陣子真是到絕路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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飢餓的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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