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1

我擱下懷裏的一摞書，望望屋裏，聽聽頭上閣樓，問：“大姐走了？”

“走了。”四姐頭也不回地說。

我想這倒很象大姐的個性，來去都不打聲招呼。母親在屋裏罵：“六六你沖瘟去了，喊半天都不見人影，家裏那麼多事！”我走進屋裏去，很親熱地叫了一聲她。

母親蹲在床下，在收拾床底下的瓶瓶罐罐雜物，象沒聽見一樣。過了一會，才站起來，瞟了我一眼，既怪異又冷漠。臉拉着，象在說：我就知道大丫頭回家，沒好事，你成天拉着她說些啥，以為我不曉得？

我不管母親的反應，問她二姐怎麼樣？

母親說，二姐的小孩拉肚子，害得她去燒香也沒燒成。我知道母親沒有說實話，她過江一定是去辦只有她自己知道的事。

我喝了杯白開水，就拿了擱在堂屋的那一摞書，上閣樓。閣樓里大姐在床上斜躺着，也象是到家不久，剛洗過臉，頭髮有幾綹濕濕的。她看見我吃驚的樣子，大笑起來，說，“要騙你太容易，一騙一個準。”

“騙吧，”我沒生氣，在床邊坐下來。

大姐自己情緒一下倒打了個轉：“哼，這個家，每個人都巴望我早點走。我知道我礙人眼，占人地，讓人擠得慌。”

她說她就這二天走，但不會隔太長時間就會回來，永遠回來，再也不在那個鬼山旮旯傻呆了，絕對不幹。

那是個下午，應該是下午，我記不清楚。時間在那一天對我不存在，連我自己是否存在，我也不在意。我的頭腦和心靈正落在喘不過氣的快樂之中，在這以前我從未有過這種感覺。

樓下有人在叫大姐，大姐朝堂屋探了一下頭，馬上回到屋裏，對我說，她得走。

“你走了？”我稀里胡塗地問了一句。

“出去一陣。放心，大姐今天還不會走，”她拍了拍我的腦袋，還以為我捨不得她。

我走到小木廊上，見大姐和一個高個男子邊說邊笑出了院門，大姐是故意的，讓家人和院子裏的鄰居們看。那人有藍球運動員那麼高，我想，這回大姐准又是愛上什麼人，她會真象她說的那樣，離開煤礦，要飯也要回到這個城市來。

四姐上閣樓來，一臉不高興，說，“你呆在這裏做啥？還不去把灶坑下的煤灰倒到河邊去。”她肯定又和德華在鬧矛盾，只好把氣出在我身上。

“那個人是哪個？”我問四姐。

“哪個嘛，以前大姐一起下巫山的知青。”

“她回來這些天是不是一直在找他？”

“你啷個曉得？”

“亂猜的，”我邊說邊下樓梯，心裏佩服大姐，她還真找着他了。

大姐說過他，二人是老相識，而且早就有點意思。那天大姐讓我去找她的一個女同學，就是為了找他。這個男人的前妻，是半個日本人。剛解放那陣子一家人住在中學街。1953年，所有與中國人結婚的日本人都得離開，孩子不允帶走。二個公安人員來押解。日本女人不願走，丈夫不肯放她走，三個女兒一個拉着日本女人的手，二個抱着她的腳。日本女人的眼淚如針線那麼垂落不斷。那是中學街這條街上有史以來，最讓人看了鼻子癢喉嚨哽的一個場面。

哪怕日本母親被趕回去了，一家子還得遭罪，每次運動一來，就得交代為什麼要當“漢奸”，孩子在街上老挨人罵“日本崽”。那個高個男子，因為娶半日本血統的姑娘做老婆，跟人打了不少架，動了刀子，被送去勞教過。患難夫妻多年，七十年代末，突然政府和日本友好了，有海外關係的人開始吃香，半日本血統的老婆身價高了起來，離他而去，只剩下離婚簽字了。

很晚，大姐回來。我說，“你和他倒是一對，離婚冠軍。”

“我小孩都已經一大堆，有哪個男人要嘍？”

大姐把話題轉開，哼起一支四川小曲，她的聲音甜潤，寬厚，她說她根本不在乎男人，男人哪個是好東西？大姐一定是同時在耍幾個男人，她不把自己置於進退維谷的境地，不會安心。

2

我睡得從未有過的沉，無法醒來，第二天很晚才起床。閣樓里沒人，我奇怪自己第一個動作就是把鏡子拿在手裏，那的確不是我，全變了，尤其是我的眼睛：以往的驚恐，被一種沉靜的色澤覆蓋了，我看着，心裏又快樂起來。昨天母親和大姐看到我時有些驚奇，她們沒有搞懂我的快樂是怎麼一回事？我對鏡子的迷戀是從這個上午開始，一面小小的鏡子，是我居住的世界，隔開了我不喜歡的一切，我走在裏面，穿過着霧氣和雨水，我走走停停，打量着熟悉的人影，熟悉的房屋。

水溝那條街上大人在打自家小孩，追着打。“你跑，你跑，看我不砍斷你的狗蹄子！”天窗灌入男人粗聲大氣的謾罵。那個總是喜歡逃到城中心那邊去的男孩又被逮住，套上鐵鏈，餓三天四天，只剩一口氣時，男孩就會服輸，求饒。

但男孩總是逃，這個怪孩子，他到底要逃到哪裏去？

德華已開始不歸家，即使回來，也常常帶一身酒氣，醉醺醺的。下班后，他和廠子裏一幫青工在一起，划拳洶酒，打撲克賭錢。見着四姐，也愛理不理。四姐只有哭，他不在乎，說跟四姐在一起，生活沒勁透了。四姐嘲諷他：一個結婚的男人，你的女同學不會理睬你了。他聽了這話，掉頭就走，索性躲到同事家裏，不僅不回這個家，連他自己父母家也不回。

大姐讓四姐學她，另找一個男人。四姐說她沒有換男人的本領，不能沒有德華，她要大姐幫她去把他勸回家。

我下了閣樓，她倆早就走掉。吃中飯時，父親讓我和五哥不要等母親，一早母親就去城中心二姐家，幫二姐照看生病的小孩。父親說，母親肯定要在二姐那兒吃了晚飯才回來，今天我們三人吃飯。

父親很憂心忡忡，背彎着。他叫五哥去找魚竿魚網，說看能不能補好？

五哥說，魚竿魚網早被三哥拿走。

父親聽了，皺了皺眉頭，在煙桿里裝了一支新裹的葉子煙，沒點上火，就慢慢朝院門口走去。父親沒說去哪裏，我也沒問，他可能去江邊，也可能去別的地方。這個家現在每個人都偷偷做自己的事。

3

突然的轉折，出現在我背着書包朝學校走的路上。本來應該出現的，早晚會出現的，如果不是我下定決心對直撞過去，可能還會延續一些日子。

穿過馬路，學校大門沒有什麼人，較平時相比，很安靜。因此，我一眼就看見了那個跟着我的男人，站在校門旁邊二十來步遠的牆下。不錯，正是那人，他一見我，就閃進牆旁的小路，那麼迅速，慌裏慌張。

那天學校是否上學，我不清楚。那時我腦中除了想再見到歷史老師，根本沒想別的。甚至忘了盤桓在我心裏問題，關於身世的疑惑和謎團，在那一二天都暫時閃開了。但在這一刻，又冒了出來。這幾天，我生活中發生的事——大姐講的家史，我的第一次愛，使我不願再做一個被動等待命運的人。

這次，我依然沒看清那個跟我的男人是誰？他的長相只是在那一剎那間爆光在我的頭腦，我能從一群喬裝打扮的人中一眼認出他，但要讓我具體描繪他的模樣，在此刻，我什麼也說不出。突然我明白了大姐的暗示，我不必去追那個人，我轉頭往家裏走，天空很紅，朝霞時日落時，天空就這樣，房屋和遠遠近近的山巒都比平日鮮亮。我走在其中，目光虛渺，感覺這是個光彩滿溢的時刻。

我跨進六號院子的大門，母親坐在堂屋我家門口，她手裏拿着一把蒲扇，沒搖動，只是拿着，坐得那麼安祥，就象等着我似的。

4

我不看母親一眼，故意大搖大擺從她面前走過，該她求我了。

從屋頂滾過一聲悶雷，以為會閃電，跟着會下雨，結果沒有。我坐在家裏那張木桌前，沒拉亮電燈。從窄小的窗子投進屋來的光線，在牆上撒出一道虹彩。牆上掛鐘在耐着性子走，一分一秒，都恪恪守守。

母親不可能坐在屋外一輩子，果然，她推開虛掩的房門進來，坐在架子床檔頭。我對她說：“是你下了禁令不許家裏人告訴我，現在你得告訴我。”

母親從未這麼面對我，她和我相處時，不是在發火，就是在做事，要不，就是累得倒在床上，連眼睛都懶得睜開。長這麼大，我是第一次沒有別人打攪與她說話，我覺得自己的舌頭在打架，吐詞不清，喉嚨特別乾渴，想喝水。

“還是那個男的，跟着我。”我狠狠地說。

“不要怕。”母親平平淡淡地說，完全不象上次那麼激動。

“我不是怕，”我說，“我是恨，恨一切，包括你。我無法再忍受。”

母親臉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她說她知道。“誰也不會在媽的眼皮子底下真正的傷害你，那個人更不可能傷害你。”

我說，“你這話說得太晚了，早說好些年，我都會相信你，我就象一個無娘兒一樣長大，現在，我怎麼相信你？”

母親站了起來，隨即又坐了下去，“聽我說，六六。”

挨餓的滋味，挨過餓的人都不會忘，母親說只有我不會記得，因為我是在她的肚子裏挨的餓。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那幾年，餓得成天慌得六神無主，有時乾脆兩眼一抹黑，跳過晚飯餓着，睡過這夜，第二天再想辦法騙肚子。忽然有一天政府宣佈四川省糧票作廢，以前節省下來的糧票等於廢紙，她急得滿眼金星亂飛。

這時，來了份電報，父親的眼睛出現問題，出了工傷事故：他餓得眼花頭暈，從船上跌下河去，頭摔破了，貨船把他扔在瀘州醫院。母親帶着四姐乘去上水的船，到滬州看父親。看見父親瘦成那樣，母親都不忍心告訴他三姨的死，更沒提忠縣農村大舅媽餓死的事，也不想告訴他三哥差點被江里的漩渦吞沒，幸虧一個船夫把三哥救上了岸。孩子們為了弄到一點可吃的，就差沒去街上偷。

母親背過身去抹淚。父親把四姐拉到病床邊，問四姐想吃什麼？四姐說想吃肉想吃雞蛋，想吃蘋果、麻花、棒棒糖。

父親拿出被扣掉工資僅剩零頭的錢，讓母親帶四姐上滬州街上去。

四姐拿着一個燒餅，剛咬了一口，就被一個頭髮花白的老太婆搶過去。老太婆沒往嘴裏扔，而是從領口塞進自己薄薄的衣服里，然後雙臂緊抱頭低着，似乎準備好，打死也不會還出燒餅。天氣冷，刮著風，老太婆龜縮着，眼睛不時朝四姐乜斜，臉和脖脛的皺紋垂疊在衣服上，象一圈圈繩子套着。老太婆一定不是為了自己，而是想弄回家去給孩子。搶餅的兇猛還在其次，這副等着挨刀也不鬆手的樣子，把四姐嚇傻了，大哭起來。

母親跨過街，牽着四姐就走了。

她們只能把父親留在滬州醫院，回到重慶。五張嘴要吃飯，母親照舊出外做零時工。有一天母親給織布廠抬沙，遇到街上的鄰居王眼鏡，一個胖胖的女人在管稱秤。正在積極要求入黨的王眼鏡刁難母親，說要100斤才能稱秤。母親餓得沒力氣，讓大姐三哥二個擔一些，快到稱秤處才把他們的沙倒在自己的筐里，使勁壓，她的腳踝骨受不住，一下扭歪了腳脖子，她忍着痛把一擔沙挑到秤上，一稱98斤。

王眼鏡說不到100斤，不僅一分錢不給，還收掉母親的工作許可證。母親低聲下氣：我們一不搶，二不盜，靠力氣養家餬口，求你讓我在這兒繼續抬。王眼鏡沒有答話，而是彎下身去把母親羅筐里的沙子倒在地上，用腳猛踢狠踩碎羅筐。

緊挨街邊有家塑料廠。聽見街上異常的喧鬧聲，有個管帳的青年走出來，正好看到母親被欺負，在一旁說了幾句話，想調解。王眼鏡認識他，衝著他嚷：小孫，別包屁反動分子家屬！那青年不再跟她辯理，只是把受傷的母親扶回家，母親腳踝腫起來鞋，進門就倒了。

他比母親小十歲，母親當時三十四歲，他才二十四歲，沒有成家。繼父是城中心一個小業主，有二間小作坊，做牛骨塑料梳子，解放后公私合營，一丁點兒的資產合併到南岸一家塑料日用品廠，繼父拿的“定息”，和工人的工資差不了多少，卻還算作一個“資本家”。他中學一畢業就到工廠“實習”，地位不清不白，介於資方代理人和小幹部之間。他安排零時工搬運組每天的工作，定時向管零時工的幹部彙報。流汗當然比工人少，工作卻勤勤懇懇。他找來傷濕止痛膏，給母親貼到腳踝上，幫她料理一下家務和孩子。

母親腳好后，就到小孫所在的塑料廠做搬運工。

過江抬石綿板，母親比其他人慢幾步，拉下一班輪渡，等船到岸，他就在躉船等着，幫母親挑。

他說他是家中老大，兩歲時喪父，母親在孫家幫人時，被剛喪妻的孫家看中，續了弦。於是他改跟繼父姓，母親在孫家又生了五個孩子。

他在那個家等於一個外人。他沒有姐姐，想有個姐姐，他對母親說，我能不能叫你姐？

母親說，如果你不嫌棄，你就把我當姐姐好了。

一次母親來月經，從江邊抬水泥上坡，吐出一口血來，當場暈倒，只好躺在家裏休息二天。小孫照顧五個孩子，他節省自己的糧票，給這個家裏。還冒着風險從工廠食堂偷饅頭給這個家裏的孩子吃。這群飢餓了二三年的孩子，到這時才緩過一口氣，才沒餓出留殘終生的大玻他去給食堂採購糧食，偷偷留下十斤大米，為這個家他又幹了一樁迫不得已的事。十斤大米在那時，能使飢餓的一家美得登上了天，孩子們開懷吃了一星期。這個認的弟弟，比親弟弟還親。他來家裏，挑水劈柴、上屋頂補漏雨的瓦等等重活都被他包攬了，他來了，吹口琴給孩子們聽，家裏有了笑聲。他喜歡唱川劇，母親愛聽，母親竟也跟着他哼上幾句。她才三十四歲，還是一個少婦，根本不敢相信自己喉嚨里還能發出悅耳的聲音。那些日子母親上班不再感到勞累不堪，回到家裏也很少對孩子們發脾氣。

他看着母親以前的一張照片說，“你燙了發一定不一樣。”他說他家還留有燙髮的藥水，密封好的。

燙髮對母親已是久違的事了，那還是她最初作新嫁娘的歲月，母親一生中不多的快樂時光。在她飢餓冷清毫無盼頭的生活里，她已經忘了自己的長相。而這個弟弟就象魔術師一樣，把這一切還給她。他為她燙了頭，生平第一個男人為她整理頭髮。他的手那麼輕巧，仔細。天下着毛毛小雨，綿綿不盡，屋子裏一盞淺淡的燈，在那時刻溫暖如春。

父親已好久走船未回來，也沒給家裏寫信。母親已很長時間沒有過男人，似乎已忘了男人是怎麼一回事。這個作她弟弟的男人，讓她記起自己是個女人，慾望和需要愛的強烈感覺，在她的心裏恢復，她弄不懂他是怎麼做到這點的。母親沒有轉過臉，他仍然站在她的身後。她只發現自己的身體很自然地與他靠在一起，他們這麼靠在一起僅幾秒鐘，兩人又害怕又驚喜，孩子們沒有回家，家從未這麼空曠，床也從未這麼空曠，將要發生的事，誰也逃不開，誰也掙脫不了，他們的身體在這麼個空曠的世界裏相連在一起。

他們一點也不從容做完愛后，房門就響了，孩子們接二連三地回來，一切都象是註定的、安排好了的。

5

就在母親現在坐着的床上！現在，母親一個人坐在我的對面，她的臉一點不因為回憶自己三十四歲時而顯得年輕，她還是那個我看慣的疲憊不堪未老先衰的退休女工。

就是說，她和一個不是自己丈夫的男人有了身孕。我，一個非婚孩子——應該早猜到，比如“爛貨養的”、“野種”類似的話，街上人互相也罵，但與罵我時那種狠勁完全不一樣。我得到的暗示已經夠多了！一定是潛意識中的恐懼，讓我從來沒有往那上面想。

“那正是大飢荒時期，”母親談論這個男人時，好象換了一個人，很陌生，平常一慣粗聲凶氣的聲音變得異常輕緩，哪怕激動地為自己辯護時也沒有高一聲。“你不可能懂，在世人面前，那是最丟臉的事！所以我不肯告訴你。1961年，我真不曉得全家啷個活下去。是他支撐了我，他就象老天爺派來的，你不曉得，他救了我們全家，你不曉得他有多好。”

母親說懷上我后，她就不想要。不僅這個家不容，這個家還這麼窮，又在飢餓年代，添一張嘴，日子更難，這孩子不能生下。她有意抬重物，奔山路，想小產，但孩子就象生根似賴在她身體裏不肯下來。於是，她想去醫院打掉孩子。

母親與小孫商量，他不同意。母親非要打掉不可，她覺得這孩子根本不應該存在，純屬誤會，完全不必要讓孩子一生忍受恥辱。兩人爭執不下，無奈中，兩人都同意一起到羅漢寺廟裏去抽籤。說好上籤讓孩子生下來，下籤就不要。

“那中籤呢？”母親說。

“也生下，”他說。

“送人，”母親說。

下籤，他倆誰也未想到。拿到簽，兩人異口同聲說，抽籤不算。“下籤也生，孩子是一條命，”他說，“這是我們的孩子。”是呀，抽籤怎個算呢？兩個人抽的簽，就不是佛意。佛歸一心，歸哪個人的心？

我倒覺得那個下籤，是我抽中的，我不想生下來。

隨着母親的肚子大起來，到底是否要這孩子一事終沒有決定，直到大姐有天半夜起床解小便。解完小便，口渴，想喝開水，就下了閣樓輕悄悄用手指拔弄開門閂。

她懵懂中看見母親床前有一雙男人的鞋子，以為是父親回來了，喊爸爸。結果把小孫驚醒，嚇了一大跳，趕忙起來穿上衣褲跑出院門。隔壁鄰居都拉亮燈起床，鬧哄哄一片。十六歲的大姐當時在跟一個男孩交朋友，學校在懲罰她，母親也不許，二人正在鬧彆扭。加上她恨母親從未帶她去見她的生父，她剛知道生父已餓死在勞改農場，對此，大姐不肯輕饒母親。她生活中一切不順都是母親一手造成的，她罵母親是破鞋。

母親氣極了，叫大姐滾出去。

大姐不理，拿起碗櫥邊上的切菜刀，她不是要殺母親，也不是自殺，而是嚇唬母親。母親奪過刀來，不小心，刀在大姐的手腕劃了一道口，鮮血濺了出來。家裏其他四個孩子全嚇醒了，小小的五哥哭得最厲害。那夜，鄰居們沒了睡意，他們叫來戶籍，要“教育”母親。大姐沒見過這麼大的陣勢，沒再吭聲。二姐說，這是我家裏的事，她說她要睡覺，就把房門關了。

此後，小孫來，大姐只要在家，背過臉就含沙射影地罵他，小孫只當沒聽見一樣。再以後看見大姐一回家，他就走，母親處在小孫與大女兒中間，左右為難，不知所措。

大姐看着母親挺着的大肚子，怨氣越來越深，等到聽說父親船要回來了，就趕到江邊，搶着第一個告訴了父親。那天，父親打了母親，二人吵得很厲害，二人都哭了。

於是，母親第二次決定去醫院引產，了結這件事。

出乎母親意料，父親沒同意。父親說大人作孽，別殺死孩子，已經這麼大了，就是一條性命。母親覺得父親是想留着這個孩子，作為今後在家裏降服妻子的依據。這麼一想，倔犟勁也上來了：她就是要生下這個孩子，看今後會怎麼理虧受氣。她又一次打消了去醫院引產的念頭。

父親的回家，沒能止得住母女倆關係惡化，她們越吵越厲害。大姐又去告訴左鄰右舍，還說要去告訴每一個人。在人們眼裏母親成了一個壞女人：不僅和人私通，竟然搞大了肚子，還敢生孽種。

市政府正在搞“共產主義新風尚”運動，這個貧民區風尚實在不夠共產主義，是重點整治區。於是，居委會半慫恿半逼迫父親到法院去告小孫，告他犯了誘姦婦女破壞家庭罪，犯了破壞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法。

母親說，“那時你已落地了，那幫人，那幫專門管人的人，要法庭將你罰給小孫，同時又要讓他坐牢，讓他的母親代他撫養你，我和你那陣子真是到絕路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