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貴在行胸臆

一

讀袁中郎全集，感到清風徐徐撲面，精神陣陣爽快。

明末的這位大才子一度做吳縣縣令，上任伊始，致書朋友們道：“吳中得若令也，五湖有長，洞庭有君，酒有主人，茶有知己，生公說法石有長老。”開卷讀到這等瀟洒不俗之言，

我再捨不得放下了，相信這個人必定還會說出許多妙語。

我的期望沒有落空。

請看這一段：“天下有大敗興事三，而破國亡家不與焉。山水朋友不相湊，一敗興也。朋友忙，相聚不久，二敗興也。游非及時，或花落山枯，三敗興也。”

真是非常的飄逸。中郎一生最愛山水，最愛朋友，難怪他寫得最好的是遊記和書信，

不過，倘若你以為他只是個耽玩的倜儻書生，未免小看了他。《明史》記載，他在吳縣任上“聽斷敏決，公庭鮮事”，遂整日“與士大夫談說詩文，以風雅自命”。可見極其能幹，遊刃有餘。但他是真箇風雅，天性耐不得官場俗務，終於辭職。後來幾度起官，也都以謝病歸告終。

在明末文壇上，中郎和他的兩位兄弟是開一代新風的人物。他們的風格，用他評其弟小修詩的話說，便是“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其實，這話不但說出了中郎的文學主張，也說出了他的人生態度。他要依照自己的真性情生活，活出自己的本色來。他的瀟洒絕非表面風流，而是他的內在性靈的自然流露。性者個性，靈者靈氣，他實在是個極有個性極有靈氣的人。

二

每個人一生中，都曾經有過一個依照真性情生活的時代，那便是童年。孩子是天真爛漫，不肯拘束自己的。他活着整個兒就是在享受生命，世俗的利害和規矩暫時還都不在他眼裏。隨着年齡增長，染世漸深，俗慮和束縛愈來愈多，原本純真的孩子才被改造成了俗物。

那麼，能否逃脫這個命運呢？很難，因為人的天性是脆弱的，環境的力量是巨大的。隨着童年的消逝，倘若沒有一種成年人的智慧及時來補救，幾乎不可避免地會失掉童心。所謂大人先生者不失赤子之心，正說明智慧是童心的守護神。凡童心不滅的人，必定對人生有着相當的徹悟。

所謂徹悟，就是要把生死的道理想明白。名利場上那班人不但沒有想明白，只怕連想也不肯想。袁中郎責問得好：“天下皆知生死，然未有一人信生之必死者……趨名騖利，唯曰不足，頭白面焦，如慮銅鐵之不堅，信有死者，當如是耶？”名利的追求是無止境的，官做大了還想更大，錢賺多了還想更多。“未得則前塗為究竟，塗之前又有塗焉，可終究欽？已得則即景為寄寓，寓之中無非寓焉，故終身馳逐而已矣。”在這終身的馳逐中，不再有工夫做自己真正感興趣的事，接着連屬於自己的真興趣也沒有了，那顆以享受生命為最大快樂的童心就這樣丟失得無影無蹤了。

事情是明擺着的：一個人如果真正想明白了生之必死的道理，他就不會如此看重和孜孜追逐那些到頭來一場空的虛名浮利了。他會覺得，把有限的生命耗費在這些事情上，犧牲了對生命本身的享受，實在是很愚蠢的。人生有許多出於自然的享受，例如愛情、友誼、欣賞大自然、藝術創造等等，其快樂遠非虛名浮利可比，而享受它們也並不需要太多的物質條件。在明白了這些道理以後，他就會和世俗的競爭拉開距離，藉此為保存他的真性情贏得了適當的空間。而一個人只要依照真性情生活，就自然會努力去享受生命本身的種種快樂。用中郎的話說，這叫做：“退得一步，即為穩實，多少受用。”

當然，一個人徹悟了生死的道理，也可能會走向消極悲觀。不過，如果他是一個熱愛生命的人，這一前途即可避免。他反而會獲得一種認識：生命的密度要比生命的長度更值得追求。從終極的眼光看，壽命是無稽的，無論長壽短壽，死後都歸於虛無。不止如此，即使用活着時的眼光作比較，壽命也無甚意義。中郎說：“試令一老人與少年並立，問彼少年，爾所少之壽何在，覓之不得。問彼老人，爾所多之壽何在，覓之亦不得。少者本無，多者亦歸於無，其無正等。”無論活多活少，誰都活在此刻，此刻之前的時間已經永遠消逝，沒有人能把它們抓在手中。所以，與其貪圖活得長久，不如爭取活得痛快。中郎引惠開的話說：“人生不得行胸臆，縱年百歲猶為天。”就是這個意思。

三

我們或許可以把袁中郎稱作享樂主義者，不過他所提倡的樂，乃是合乎生命之自然的樂趣，體現生命之質量和濃度的快樂。在他看來，為了這樣的享樂，付出什麼代價也是值得的，甚至這代價也成了一種快樂。

有兩段話，極能顯出他的個性的光彩。

在一處他說：“世人所難得者唯趣”，尤其是得之自然的趣。他舉出童子的無往而非趣，山林之人的自在度日，愚不肖的率心而行，作為這種趣的例子。然後寫道：“自以為絕望於世，故舉世非笑之不顧也，此又一趣也。”憑真性情生活是趣，因此遭到全世界的反對又是趣，從這趣中更見出了怎樣真的性情！

另一處談到人生真樂有五，原文太精彩，不忍割愛，照抄如下：

“目極世間之色，耳極世間之聲，身極世間之鮮，口極世間之譚，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賓客滿席，男女交舄，燭氣熏天，珠翠委地，皓魄入帳，花影流衣，二快活也。篋中藏萬卷書，書皆珍異。宅畔置一館，館中約真正同心友十餘人，人中立一識見極高，如司馬遷、羅貫中、關漢卿者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書，遠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買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數人，游閑數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將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資田產盪盡矣。然後一身狼狽，朝不謀夕，托缽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盤，往來鄉親，恬不知恥，五快活也。”

前四種快活，氣象已屬不凡，誰知他筆鋒一轉，說享盡人生快樂以後，一敗塗地，淪為乞丐，又是一種快活！中郎文中多這類飛來之筆，出其不意，又順理成章。世人常把善終視作幸福的標誌，其實經不起推敲。若從人生終結看，善不善終都是死，都無幸福可言。若從人生過程看，一個人只要痛快淋漓地生活過，不管善不善終，都稱得上幸福了。對於一個洋溢着生命熱情的人來說，幸福就在於最大限度地窮盡人生的各種可能性，其中也包括困境和逆境。極而言之，樂極生悲不足悲，最可悲的是從來不曾樂過，一輩子穩穩噹噹，也平

平淡淡，那才是白活了一場。

中郎自己是個充滿生命熱情的人，他做什麼事都興緻勃勃，好像不要命似的。愛山水，便說落雁峰“可值百死”。愛朋友，便嘆“以友為性命”。他知道“世上希有事，未有不以死得者”，值得要死要活一番。讀書讀到會心處，便“燈影下讀復叫，叫復讀，僮僕睡者皆驚起“，真是忘乎所以。他愛女人，坦陳有”青娥之癖“。他甚至發起懶來也上癮，名之”懶癖“。

關於癖，他說過一句極中肯的話：“余觀世上語言無味面目可憎之人，皆無癖之人耳。若真有所癖，將沉湎酣溺，性命死生以之，何暇及錢奴宦賈之事。”有癖之人，哪怕有的是怪癖惡癖，終歸還保留着一種自己的真興趣真熱情，比起那班名利俗物來更是一個活人。當然，所謂癖是真正着迷，全心全意，死活不顧。譬如巴爾扎克小說里的於洛男爵，愛女色愛到財產名譽地位性命都可以不要，到頭來窮困潦倒，卻依然心滿意足，這才配稱好色，那些只揩油不肯作半點犧牲的偷香竊玉之輩是不夠格的。

四

一面徹悟人生的實質，一面滿懷生命的熱情，兩者的結合形成了袁中郎的人生觀。他自己把這種人生觀與儒家的諧世、道家的玩世、佛家的出世並列為四，稱作適世。若加比較，儒家是完全入世，佛家是完全出世，中郎的適世似與道家的玩世相接近，都在入世出世之間。區別在於，玩世是入世者的出世法，懷着生命的憂患意識逍遙世外，適世是出世者的入世法，懷着大化的超脫心境享受人生。用中郎自己的話說，他是想學“凡間仙，世中佛，無律度的孔子”。

明末知識分子學佛參禪成風，中郎是不以為然的。他“自知魔重”，“出則為湖魔，入則為詩魔，遇佳友則為談魔”，捨不得人生如許樂趣，絕不肯出世。況且人只要生命猶存，真正出世是不可能的。佛祖和達摩舍太子出家，中郎認為是沒有參透生死之理的表現。他批評道：“當時便在家何妨，何必掉頭不顧，為此偏枯不可訓之事？似亦不圓之甚矣。”人活世上，如空中鳥跡，去留兩可，無須拘泥區區行藏的所在。若說出家是為了離生死，你總還帶着這個血肉之軀，仍是跳不出生死之網。若說已經看破生死，那就不必出家，在網中即可作自由跳躍。死是每種人生哲學不可迴避的根本問題。中郎認為，儒道釋三家，至少就其門徒的行為看，對死都不甚了悟。儒生“以立言為不死，是故著書垂訓”，道士“以留形為不死，是故鍛金鍊氣”，釋子“以寂滅為不死，是故耽心禪觀”，他們都企求某種方式的不死。而事實上，“茫茫眾生，誰不有死，墮地之時，死案已立。”不死是不可能的。

那麼，依中郎之見，如何才算了悟生死呢？說來也簡單，就是要正視生之必死的事實，放下不死的幻想。他比較讚賞孔子的話：“朝聞道，夕死可矣。”一個人只要明白了人生的道理，好好地活過一場，也就死而無憾了。既然死是必然的，何時死，緣何死，便完全不必在意。他曾患嘔血之病，擔心必死，便給自己講了這麼一個故事：有人在家裏藏一筆錢，怕賊偷走，整日提心弔膽，頻頻查看。有一天攜帶着遠行，回來發現，錢已不知丟失在途中何處了。自己總擔心死於嘔血，而其實遲早要生個什麼病死去，豈不和此人一樣可笑？這麼一想，就寬心了。

總之，依照自己的真性情痛快地活，又抱着宿命的態度坦然地死，這大約便是中郎的生死觀。

未免太簡單了一些！然而，還能怎麼樣呢？我自己不是一直試圖對死進行深入思考，而結論也僅是除了平靜接受，別無更好的法子？許多文人，對於人生問題作過無窮的探討，研究過各種複雜的理論，在兜了偌大圈子以後，往往回到一些十分平易質樸的道理上。對於這些道理，許多文化不高的村民野夫早已瞭然於胸。不過，倘真能這樣，也許就對了。羅近溪說：“聖人者，常人而肯安心者也。”中郎贊“此語抉聖學之髓”，實不為過譽。我們都是有生有死的常人，倘若我們肯安心做這樣的常人，順乎天性之自然，坦然於生死，我們也就算得上是聖人了。只怕這個境界並不容易達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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