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悠閑的重要

人類是惟一在工作的動物

現在當著我們面前的是人生的盛宴，惟一成為問題的是我們的胃口如何，胃口比筵席更為實在。講到人，最最難於了解的是他對工作所抱的觀念，以及他自己要做的工作或社會需要他做的工作。世間萬物盡在過悠閑的日子，只有人類為著生活而工作。他因為不能不去工作，於是在文明日益進步中的生活變為愈加複雜，隨時隨地是義務、責任、恐懼、障礙和野心，這些並不是生而有之，而是由人類社會所產生。譬如當我坐在書桌邊時，我看見一隻鴿子在那遠處的一座禮拜堂的尖塔旁迴翔，它絕不憂慮午餐要吃些什麼。但是我的午餐就比那鴿子複雜得多，拿到我面前的食物，已經過了千萬人的工作，已經過了種種極複雜的種植、貿易、運輸、遞送和烹飪，正因如此，人類要獲得食物比動物困難萬倍。如果一隻森林裏的野獸跑進人類的都市裏來，看到人類為生活如此匆忙，這隻野獸一定會對這個人類社會發生很大的疑惑和驚奇。

我想那森林中的野獸，它的第一個思想一定是說人類是惟一工作的動物，因為在世間除了一些馱馬和磨坊里的水牛之外，所有的動物甚至家畜等都不必工作的。警犬很少去執行職務；看門的狗總是玩耍的時候多，並且在陽光溫暖的時候，總要舒舒服服地在地上睡一下，那貴族化的貓更用不着為生活而工作。它有一個天賦的敏捷身體，可以隨時跳過鄰居的籬笆，它甚至不以為自己是一個俘囚——想到什麼地方去就去。這樣看來，世間只有人類辛苦地工作着，馴服地關在籠子裏，為了食物，被這個文明和複雜的社會強迫着去工作，為了自己的供養而煩慮。我雖然知道人類也有人類的長處——知識的愉快、談話的歡樂和幻想的喜悅。例如在看一出舞台戲的時候，更能表現出來。可是在這裏我們不能忘掉根本的事情，就是人類的生活太複雜了，只是一個供養自己的問題，已經要費去我們十分之九以上的活動力。所以文明大約是尋覓食物的問題，而進步便是使食物難於得到的一種發展。文明如果不使人類難於得到食物，人類就絕對不用這樣勞苦地工作。人類的危機是在社會太文明，是在獲取食物的工作太辛苦，因而在那獲取食物的勞苦中，吃東西的胃口也失掉了——我們現在已經到這個境地。由森林中的野獸或是由哲學家看來，這好像是沒有多大意義的。

當我每次看到那摩天大廈或一望無際相連的房頂時，總有些心驚膽戰。這種景象確是令人驚奇的。兩三座水塔，兩三座釘有廣告牌的鋼架，一兩座高入雲霄的尖塔，鱗次櫛比的瀝青屋頂，形成了一些四方形的、垂直矗立的輪廓，全沒有組織或次序，只是點綴着一些泥土，褪了色的煙囪，以及幾根曬着衣服的繩索和許多交叉在天空的無線電天線。俯視街道，所見的是一列灰色或已褪色的紅磚牆，牆壁上開着成列的、千篇一律的陰暗小窗，窗門半開着，一半掩着陰影，有的窗檻上有一瓶牛乳，其餘的窗檻上放着幾盆纖弱的病態的花兒。每天早晨，有一個女孩子帶着她的狗兒跑到屋頂上來，坐在屋頂的樓梯邊曬太陽。當我再仰起頭來極目遠望時，我看見一列一列的屋頂連綿數英里，形成了一些難看的四方形的輪廓，一直到極遠的遠方。此外又不過仍是一些水塔和一些磚屋。人類在這裏居住，他們怎樣居住呢？每家就住在這種陰暗的窗戶的裏面嗎？他們怎樣生活呢？說來令人咋舌。在那兩三個窗戶的後面，就住着一對夫妻，每天到了晚上就像鴿子那樣地回到那鴿子式的房子裏去睡覺。早晨起來后，喝了些咖啡，丈夫出去到某地方，為家人去尋求麵包，妻子便在家裏不斷地、拚命地把塵埃掃出去，使那一塊小小的地方乾淨一些。下午四五點鐘，她們跑到門邊和鄰居們談談天，吸了一些新鮮空氣。到了晚上，他們又拖着疲乏的身體睡上床去。他們就是這樣生活下去的。

其他家道較小康的人家便住在較好的公寓裏。他們有着較“美術化”的房間和燈罩。房間裏佈置得較乾淨！房中稍有空處，但也僅是一些些而已。租上七個房間的已算是奢侈生活，更不用說是自己擁有一套七個房間的公寓了！但是住在公寓裏，也不一定會有更大的快樂，只不過是少受一些經濟和債務的煩擾。可是情感上的糾紛、離婚案件、晚上不回家的丈夫，或夫妻各自在晚上出去遊樂放蕩等類事件，卻反而較多了。他們所需要的是娛樂。真是天曉得，他們要離開這些單調的牆壁和發光的地板去另找刺激！於是他們去看裸體女人。因此患神經衰弱症啦，吃阿司匹林藥片啦，患貴族病啦，結腸炎啦，消化不良啦，腦部軟化啦，肝臟變硬啦，患十二指腸潰爛症啦，患腸部撕裂症啦，胃動作過度和腎臟負擔過重啦，患膀胱炎啦，患肝臟損壞症啦，心臟脹大啦，神經錯亂啦，患胸部平坦和血壓過高啦，還有什麼糖尿病、腎臟炎、風濕痹、失眠症、動脈硬化症、痔瘡、瘺管、慢性痢疾、慢性便秘、食慾減退和生之厭倦等等，真是到處可見，比比皆是。這樣還不夠，還得多養幾隻狗和幾個孩子。快樂的成分完全須看這些住在高雅的公寓裏的男女的性質和脾氣而定。有些人確是過着歡樂的生活，可是其他的人卻並不見得歡樂。而且普遍地說來，他們甚至還比不上那些勞苦工作的人們，他們只覺得無聊和厭倦。不過他們有一輛汽車，也許還有一座造在鄉間的住宅。啊！鄉村住宅，這便是他們的救星。人們在鄉村中勞苦工作，希望能夠到都市去，在都市裏賺足了錢，可以再回到鄉村中去隱居。

如果你在都市街上散步，你可以在大街上看見美容院、鮮花店和運輸公司。在後面的一條街上可以看見藥店、食品雜貨店、鐵器鋪、理髮店、洗衣店、小餐館以及報攤。如果那都市是很大的話，就是閒蕩了一個鐘頭，還是在那都市裏。只不過多看一些街道，多看見一些藥店、食品雜貨店、鐵器鋪、理髮店、洗衣店、小餐館和報攤。這些人都怎樣過生活？他們都來此幹什麼？問題很筒單，就是洗衣服的去洗理髮匠和餐館堂倌的衣服，餐館裏的堂倌去侍候洗衣匠的飯食，而理髮匠則替洗衣匠和堂倌剃頭，那便是文明。這不是太令人驚奇了嗎？我敢說，有些洗衣匠和理髮匠或堂倌一生中不曾到過十條街以外的地方。總算還好，他們還有電影可看，可以看見鳥兒在唱歌，樹木在滋長，在搖擺。也可以看見世界之大，土耳其、埃及、喜馬拉雅山、安第斯山（Andes）暴風雨、船舶沉沒、加冕典禮、螞蟻、毛蟲、麝鼠、蜥蜴跟蠍的搏鬥、山丘、波浪、沙土、雲霞，甚至月亮——一切的一切統統在銀幕上而已。

啊！聰明智慧的人類！我頌讚你。人們為了生活而任勞任怨地工作，為了要活下去而煩慮到頭髮發白，甚至忘掉游息，真是不可思議的文明！

中國的悠閑理論

美國人是聞名的偉大的勞碌者，中國人是聞名的偉大的悠閑者。因為相反者必是互相欽佩的，所以我想美國勞碌者之欽佩中國悠閑者，是跟中國悠閑者之欽佩美國勞碌者一樣的。這就是所謂民族性格上的優點。我不曉得將來東西文明是否會溝通起來，可是在事實上，現在的東西文明已經聯繫起來了。如將來交通更進步，現代的文明更能遠布時，它們間的關係將更加密切。現在至少我們可以這樣說，機械的文明中國不反對，目前的問題是怎樣把這二種文化加以融合——即中國古代的物質文明——使它們成為一種普遍可行的人生哲學。至於東方哲學能否侵入西洋生活中去的這一個問題，無人敢去預言。

機械的文明終於使我們很快地趨近於悠閑的時代，環境也將使我們必須少做工作而多過遊玩的生活。這雖然是環境問題，當人類覺得有很多的閑暇工夫時，他不得不去想出一些消磨空閑的聰明方法。這種空閑是飛快進步的結果，不管他願意不願意，他必須接受。一個人終不能預測下一代的事物。三十年後的生活怎樣，只有大膽的人們才敢去擬想。對於這世界不斷的進步，人類總有一天會感到厭倦，而去清查他對於物質方面的成就。當物質環境漸漸改善了，疾病滅絕了，窮困減少了，人壽延長了，食物加多了，到那時候，人類絕不會像現在一樣的匆忙。而且我相信這種環境或者會產生一種較懶惰的性格。

此外，主觀的因素常是和客觀的因素同樣重要的。哲學不但變換了人類的觀念，同時也改變了人類的性格。人類對於機械文明的反應，是視人類本性而異的。在生物學上講到有下列一類的情形，如對刺激的敏感性，反應的緩急。以及各種動物在同樣的環境之下所做的不同行為。有些動物的反應比較遲緩。就是在機械文明裡（美英法德俄等包括在內）我們看見各民族的不同氣質，對於這個機械時代也產生不同的反應，同時，在個人方面，在同樣的環境中也會產生不同的反應。我認為中國未來的機械文明所創造的生活方式，一定近於現代的法國生活方式，因為中國人和法國人的氣質是極相近的。

今日的美國是機械文明的先導者，大家都以為世界在未來的機械控制下，一定傾向於美國那種生活形態。這種理論我卻抱着懷疑，誰也不會知道未來的美國人又將是怎樣的一種氣質，勃魯克（VanWychBrook）在新著《新英格蘭文化時代》一書中所描寫的也許會重現於今日，我以為這是可能的。沒有人敢說新英格蘭文化的產物不是典型的美國文化，也沒有人敢說惠特曼在他的民主主義的憧憬里所預測的理想——自由人類和完美母親的產生——不是民主主義進步中的理想。假如美國能有短期的休息，我相信它或許會產生新的惠特曼，新的梭羅與新的羅威爾（Lewell）。到那時候，那種採金狂熱所弄糟了的美國舊文化，也許會再開花結果。這樣說來，美國將來的氣質，不是又要跟今日的兩樣了嗎？不是將接近於愛默生和梭羅的氣質嗎？我認為文化本來就是空閑的產物。所以文化的藝術就是悠閑的藝術。在中國人心目中，凡是用他的智慧來享受悠閑的人，也便是受教化最深的人。在哲學的觀點上看來，勞碌和智慧似乎是根本相左的。智慧的人絕不勞碌，過於勞碌的人絕不是智慧的，善於優遊歲月的人才是真正有智慧的。在此我不想講些中國人的悠閑過活技巧和分類，只是想說明那種養成他們喜閑散，優遊歲月，樂天知命的性情——常常也就是詩人的性惰——的哲學背景。中國人那種對成就和成功的發生懷疑，和對這種生活本身如此深愛的脾性研究是怎樣生出來的呢？

中國人的悠閑哲學，可以在十八世紀的一個不大出名的作家舒白香所說的話里看出來，他以為時間之所以寶貴，乃在時間之不被利用：“閑暇之時間如室中之空隙。”做女工的女人租不了小小的一個房間住着，房裏滿是東西，一無旋轉的餘地，因而感到不舒服；如果一旦她的薪水略為增加，她便要搬到一間較寬敞的房子裏，在那裏除了放置床桌和煤氣爐子外，還有一些迴旋的地方，這就是她感到舒適。同樣理由，我們有了閑暇，才能感到生活的興趣。我曾聽說紐約公園街（ParkAvenue）有一位富婆，她把住宅旁邊的無用地皮都買了下來，原因是恐防有人在她的住宅旁造摩天大廈，她僅僅是為了要得一些棄置不用的空地，不惜花費大量金錢；但我以為她花的錢，再沒有比花在這種地方更精明的了。

關於這點，我可以報告一些我個人的經驗。原先我看不出紐約市中摩天大廈的美點，後來到了芝加哥，才覺得只要在摩天大廈的前邊有相當的地面，而四周又有半里多的空地，倒可成為莊嚴美麗的。芝加哥在這方面比較幸運，空地較紐約曼哈頓市區多一些。如果那些大建築物間的距離比較寬闊，則在遠處看起來，就似乎沒有什麼東西阻礙了視線。這樣比較起來，我們的生活太狹仄了，使我們對精神生活美點不能得到一個自由的視野。我們精神上的屋前空地太缺少了。

悠閑生活的崇尚

中國人之愛悠閑，有着很多交織着的原因。中國人的性情，是經過了文學的熏陶和哲學的認可的。這種愛悠閑的性情是由於酷愛人生而產生，並受了歷代浪漫文學潛流的激蕩，最後又由一種人生哲學——大體上可稱它為道家哲學——承認它為合理近情的態度。中國人能囫圇地接受這種道家的人生觀，可見他們的血液中原有着道家哲學的種子。

有一點我們須先行加以澄清，這種消閑的浪漫崇尚（我們已說過它是空閑的產物），絕不是我們一般想像中的那些有產階級者的享受。那種觀念是錯誤的。我們要明了，這種悠閑生活是窮愁潦倒的文士所崇尚的，他們中有的是生性喜愛悠閑的生活，有的是不得不如此，當我讀中國的文學傑作時，或當我想到那些窮教師們拿了稱頌悠閑生活的詩文去教窮弟子時，我不禁要想他們一定在這些著作中獲得很大的滿足和精神上的安慰。所謂“盛名多累，隱逸多適”，這種話對那些應試落第的人是很聽得進的；還有什麼“晚食可以當肉”這一類的俗語，在養不起家的人即可以解嘲。中國無產階級的青年作家們指責蘇東坡和陶淵明等為罪惡的有閑階級的智識分子，這可說是文學批評史上的最大錯誤了。蘇東坡的詩中不過寫了一些“江上清風”及“山間明月”。陶淵明的詩中不過是說了一些“夕露沾我衣”及“雞鳴桑樹顛”。難道江上清風山間明月和桑樹顛的雞鳴只有資產階級者才能佔有嗎？這些古代的名人並不是空口白話地談論着農村的情形，他們是躬親過着窮苦的農夫生活，在農村生活中得到了和平與和諧的。

這樣說來，這種消閑的浪漫崇尚，我以為根本是平民化的。我們只要想像英國大小說家斯頓（Laurencesterne）在他有感觸的旅程上的情景，或是想像英國大詩人華茲華斯（WordsWorth）和柯勒律治（Coleridge）他們徒步游歐洲，心胸中蘊着偉大的美的觀念，而袋裏不名一文。我們想像到這些，對於這些個浪漫主義就比較了解了。一個人不一定要有錢才可以旅行，就是在今日，旅行也不一定是富家的奢侈生活。總之，享受悠閑生活當然比享受奢侈生活便宜得多。要享受悠閑的生活只要有一種藝術家的性情，在一種全然悠閑的情緒中，去消遣一個閑暇無事的下午。正如梭羅在《瓦爾登湖》（Walden）里所說的，要享受悠閑的生活，所費是不多的。

籠統說來，中國的浪漫主義者都具有銳敏的感覺和愛好漂泊的天性，雖然在物質生活上露着窮苦的樣子，但情感卻很豐富。他們深切愛好人生，所以寧願辭官棄祿，不願心為形役，在中國，消閑生活並不是富有者、有權勢者和成功者獨有的權利（美國的成功者更顯匆忙了！）而是那種高尚自負的心情的產物，這種高尚自負的心情極像那種西方的流浪者的尊嚴的觀念，這種流浪者驕傲自負到又不肯去請教人家，自立到不願意工作，聰明到不把周遭的世界看得太認真。這種樣子的心情是一種超脫俗世的意識而產生，並和這種意識自然地聯繫着的；也可說是由那種看透人生的野心、愚蠢和名利的誘惑而產生出來的。那個把他的人格看得比事業的成就來得重大，把他的靈魂看得比名利更緊要的高尚自負的學者，大家都把他認為是中國文學上最崇高的理想。他顯然是一個極簡樸地去過生活，而且鄙視世欲功名的人。

這一類的大文學家——陶淵明、蘇東坡、白居易、袁中郎、袁子才，都曾度過一個短期的官場生活，政績都很優良，但都為了厭倦那種磕頭的勾當，要求辭職，以便可以回家去過自由自在的生活。

另外的一位詩人白玉蟾，他把他的書齋題名“慵庵”，對悠閑的生活竭盡稱讚的能事：

丹經慵讀，道不在書；

藏教慵覽，道之皮膚。

至道之要，貴乎清虛，

何謂清虛？終日如愚。

有詩慵吟，句外腸枯；

有琴慵彈，弦外韻孤；

有酒慵飲，醉外江湖；

有棋慵奕，意外干戈；

慵觀溪山，內有畫圖；

慵對風月，內有蓬壺；

慵陪世事，內有田廬；

慵問寒暑，內有神都。

松枯石爛，我常如如。

謂之慵庵，不亦可乎？

從上面的題贊看來，這種悠閑的生活，也必須要有一個恬靜的心地和樂天曠達的觀念，以及一個能盡情玩賞大自然的胸懷方能享受。詩人及學者常常自題了一些稀奇古怪的別號，如江湖客（杜甫）、東坡居士（蘇東坡）、煙湖散人、襟霞閣老人等等。

沒有金錢也能享受悠閑的生活。有錢的人不一定能真真領略悠閑生活的樂趣，那些輕視錢財的人才真真懂得此中的樂趣。他須有豐富的心靈，有簡樸生活的愛好，對於生財之道不大在心，這樣的人，才有資格享受悠閑的生活。如果一個人真的要享受人生，人生是盡夠他享受的。一般人不能領略這個塵世生活的樂趣，那是因為他們不深愛人生，把生活弄得平凡、刻板，而且無聊。有人說老子是嫉惡人生的，這話絕對不對，我認為老子所以要鄙棄俗世生活，正因為他太愛人生，不願使生活變成“為生活而生活”。

有愛必有妒。一個熱愛人生的人，對於他應享受的那些快樂的時光，一定愛惜非常。然而同時卻又須保持流浪漢特有的那種尊嚴和傲慢。甚至他的垂釣時間也和他的辦公時間一樣神聖不可侵犯，而成為一種教規，好像英國人把遊戲當做教規一樣的鄭重其事。他對於他在高爾夫球總會中同他人談論股票的市況，一定會像一個科學家在實驗室中受到人家騷擾那樣覺得厭惡。他一定時常計算着再有幾個春天就要消逝了，為了不曾做幾次遨遊，而心中感到悲哀和懊喪，像一個市儈懊惱今天少賣出一些貨物一樣。

塵世是惟一的天堂

我們的生命總有一日會滅絕的，這種省悟，使那些深愛人生的人，在感覺上增添了悲哀的詩意情調。然而這種悲感卻反使中國的學者更熱切深刻地要去領略人生的樂趣。這看來是很奇怪的。我們的塵世人生因為只有一個，所以我們必須趁人生還未消逝的時候，盡情地把它享受。如果我們有了一種永生的渺茫希望，那麼我們對於這塵世生活的樂趣便不能盡情地領略了。基士爵士（SirArthurKeith）曾說過一句和中國人的感想不謀而合的話：“如果人們的信念跟我的一樣，認塵世是惟一的天堂，那麼他們必將更竭盡全力把這個世界造成天堂。”蘇東坡的詩中有“事如春夢了無痕”之句，因為如此，所以他那麼深刻堅決地愛好人生。在中國的文學作品中，常常可以看到這種“人生不再”的感覺。中國的詩人和學者在歡娛宴樂的時候，常被這種“人生不再”“生命易逝”的悲哀感覺所煩擾，在花前月下，常有“花不常好，月不常圓”的傷悼。李白在《春夜宴桃李園序》一篇賦里，有着兩句名言：“浮生若夢，為歡幾何？”王羲之在和他的一些朋友歡宴的時候，曾寫下《蘭亭集序》這篇不朽的文章，它把“人生不再”的感覺表現得最為親切：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群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

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取捨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已，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為陳跡，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后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我們都相信人總是要死的，相信生命像一支燭光，總有一日要熄滅的，我認為這種感覺是好的。它使我們清醒，使我們悲哀，它也使某些人感到一種詩意。此外還有一層最為重要：它使我們能夠堅定意志，去想法過一種合理的、真實的生活，隨時使我們感悟到自己的缺點。它也使我們心中平安。因一個人的心中有了那種接受惡劣遭遇的準備，才能夠獲得真平安。這由心理學的觀點看來，它是一種發泄身上儲力的程序。

中國的詩人與平民，即使是在享受人生的樂趣時，下意識里也常有一種好景不常的感覺，例如在中國人歡聚完畢時，常常說：“千里搭涼棚，沒有不散的宴席。”所以人生的宴會便是尼布甲尼撤（Nebuchadnezzar，古代的古巴比倫王，以強猛、驕傲、奢侈著稱）的宴會。這種感覺使那些不信宗教的人們也有一種神靈的意識。他觀看人生，好比是宋代的山水畫家觀看山景，是給一層神秘的薄霧包圍着的，或者是空氣中有着過多的水蒸氣似的。

我們消除了永生觀念，生活上的問題就變得很筒單了。問題就是這樣的：人類的壽命有限，很少能活到七十歲以上，因此我們必須把生活調整，在現實的環境之下盡量地過着快樂的生活。這種觀念就是儒家的觀念。它含着濃厚的塵世氣息，人類的活動依着一種固執的常識而行，他的精神就是桑塔耶訥所說把人生當做人生看的“動物信念”。這個根據動物的信念，我們可以把人類和動物的根本關係，不必靠達爾文的幫助，也能做一個明慧的猜測，這個動物的信念使我們依戀人生——本能和情感的人生——因為我們相信：既然大家都是動物，所以我們只有在正常的本能上獲得正常的滿足，我們才能夠獲得真正的快樂。這包括着生活各方面的享受。

這樣說起來，我們不是變成唯物主義者了嗎？但是這個問題，中國人是幾乎不知道怎樣回答的。因為中國人的精神哲理根本是建築在物質上的，他們對於塵世的人生，分不出精神或是肉體。無疑地，他愛物質上的享受，但這種享受就是屬於情感方面的。人類只有靠理智才能分得出精神和肉體的區別，但是上面已經說過，精神和肉體享受必須通過我們的感官。音樂無疑地是各種藝術中最屬於心靈的，它能夠把人們高舉到精神的境界裏去，可是音樂必須通過我們的聽覺。所以對於食物的享受為什麼比交響曲不屬於心靈的這一問題，中國人實在有些不明白。我們只有在這種實際的意義上，才能意識到我們所愛的女人。我們要分別女人的靈魂和肉體是不可能的。我們愛一個女人，不單是愛她外表的曲線美，並且也愛她的舉止，她的儀態、她的眼波和她的微笑。那麼，這些是屬於肉體的呢？還是精神的呢？我想沒有人能回答出來吧。

這種人生現實性和人生精神性的感覺，中國的人性主義是贊成的，或者可以說它是得到中國人全部思想方法和生活方法的贊成的。筒單講來，中國的哲學，可說是注重人生的知識而不注重真理的知識。中國哲學家把一切的抽象理論撇開不談，認為和生活問題不發生關係，以為這些東西是我們理智上所產生的淺薄感想。他們只把握人生，提出一個最簡單的問題：“我們怎樣地生活？”西洋哲學在中國人看來是很無聊的。西洋哲學以論理或邏輯為基點，着重研究知識方法的獲得，以認識論為基點，提出知識可能性的問題，但最後關於生活本身的知識卻忘記了，那真是愚蠢瑣碎的事，像一個人，只談談戀愛求求婚，而並不結婚生子；又像操練甚勤的軍隊不開到戰場上去正式打仗。法國的哲學家要算最無謂，他們追求真理，如追求愛人那樣地熱烈，但不想和她結婚。

運氣是什麼

道家不信幸運和命運的這種思想，對中國人好悠閑的性格的形成，有着很重要的關係。道家的重要思想是戒過度，性格勝於事業，靜勝於動。一個人能不受禍福的擾動，才能獲得內心的寧靜。道教哲學家淮南子曾寫過一篇很有名的寓言，名叫《塞翁失馬》。

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馬無敵亡而入胡。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為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壯者引弦而戰。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

顯而易見，這種哲學，使人能夠忍受一些折磨而不煩惱，他相信禍福是相連的，正如古錢必有正反面一樣。這種哲學使人能得到寧靜，不喜忙勞，淡於名利。這種哲學似乎是說：“你以為不要緊，便什麼都不要緊了。”成功的慾望和失敗的恐懼，兩者是差不多的東西，有了這個聰明的意念，成功的慾望就不會大熱切了。一個人的事業越是成功也越怕失敗。不可捉摸的功名報酬及不上隱晦所得的利益。在道家看來，有識之士在成功時是不以為自己成功的，在失敗時也不以為自己是失敗。只有一知半解的人才把外表的成功和失敗當做絕對真實的事情。

佛道二家的區別在於佛家的意念是要一個人無求於世，道家的意念卻相反，要一個人不被世人所求。世上最快樂的人，也就是不被世人所求的無憂無慮的人。道家最有名最有才智的哲學家莊子，他時常告誡我們，不要太著名，也不可太有用。太肥的豬要被人殺死，去供神；羽毛太美麗的飛禽，易遭獵戶的注意。他又說了一個譬喻：說兩個人協同去掘墳，偷竊死人所穿戴的衣物，為了要得到死人口中所含着的珍珠，竟連死人的頭顱，連同頰骨和下顎都用鐵鎚給敲碎了。

為什麼不去過悠閑的生活呢？這是這些哲學理論的必然結論。

美國三大惡習

“一個人以為不要緊，就什麼都不要緊了。”這種中國人所特有的美妙的觀念，同美國人的觀念形成了奇特的對比。人生真的是要麻煩到“心為形役”的境地嗎？這種觀念被悠閑哲學的崇高精神所排斥。在一家工程公司的廣告上，我曾看到一條大字標題：“差不多正確是還不夠的。”這是我們所見到的最特殊的一張廣告。求全的慾望已近於淫。美國人的錯處也就是一定要把已經差不多正確的東西造成更正確些；而中國人則以為差不多正確已經是夠好的了。

講求效率，講求準時，及希望事業成功，似乎是美國的三大惡習。美國人所以那麼不快樂，那麼神經過敏，原因是因為這三種東西在作祟。於是享受悠閑生活的天賦權利被剝奪了，許多閑逸的、美麗的、可愛的下午被他們錯過了。一個人第一步應相信世界上並無災難，也應相信“把事情放着不做”比“把事情做好”更要高尚。大體上說，一個人在接信后馬上寫回信，結果是好壞各居其半。如果不寫回信，雖然一個人也許會錯過幾次良好的約會，但也會避免幾次不歡而散的約會。假如把擱置在抽屜里已三個月的信件拆開來看一下，覺得多數的信是毋需答覆的；三個月後再拿起來看，那麼你竟或覺得全無答覆的必要了，答覆只是把光陰浪費掉。寫信實也可以變成一種罪惡，它使寫信者變成推銷貨品的優等掮客，能使大學教授變成有效率的商業經理。在此種意義上，對那些時常上郵局的美國人抱輕視心理的梭羅，使我頗能了解他。

講求效率能夠把事情做完，而且做得甚是良好，這是毋庸爭論的。我老是不喜歡用中國的自來水龍頭，而喜歡美國製造的，那也是一種安慰，因為美國所制的自來水龍頭不漏水。可是我們對大家“必須有用，必須有效率，必須做官，必須掌握大權”的這箇舊觀念，我們不約而同地回答：“世界上自有許多傻子，他們願意做有用的人，不怕煩惱，勞碌終日，喜歡掌握大權，而自會將一切事業都辦好的。”緊要的問題卻是：是誰比較聰明——悠閑者，還是勞碌者呢？我們不贊成講求效率是因為講求效率太費功夫，為了想把事情做得十全十美，連享受悠閑的樂趣也失掉，並且連神經也跟着損壞了。美國有一個雜誌編輯，為了要嚴密校正錯字，就連頭髮也校得灰白。中國的編輯便聰明得多，他把幾個沒校出來的錯字留下，以便增加讀者發現錯誤的樂趣，增加讀者細心觀察的能力。不但這樣，並且中國雜誌上，都是按期刊登一篇連載小說，登了幾期之後，便突然失蹤，而讀者和編者也就淡忘了。這在美國，那編輯或許因此會大受攻擊，但中國的編輯是沒有關係的，原因就是沒有關係而已。美國工程師在建設橋樑時，核算準確，兩端的接榫點，一寸的十分之一也不會相差。要是兩個中國工人，在山的兩面分掘山洞，結果是會掘成兩個進口，兩個出口。只要山洞掘得出，中國人就覺得是沒有關係的，有兩個山洞反而可以築雙軌鐵道了。如並不匆忙的話，兩個和一個是沒有關係的，山洞總是山洞，掘也算掘了，工作也算完畢了，要是火車能夠行走如常，那也就算不錯了。中國人也極守時，不過你須給予他們充足的工作時間。只要這規定的時間是夠長的話，那麼他們總能把一份工作按照規定時間做完。

這種偉大的悠閑生活在現代工業生活的速度下使我們沒法享受。何況，現在拿鍾來計時，使每個人的腦中對於時間這件物事印下一種特異的觀念，以致連我們聰明的人類也變成了鍾。這種情形自然會傳到中國。譬如一家僱用兩萬個工人的工廠，如若全數的工人都依着各人的興趣隨隨便便依着自己的時刻進廠做工，這情形豈不要變得非常可怕，於是這種按時按刻的上工規則便定了出來，造成了生活之所以那樣困苦，那樣緊張。一個人如要在下午五時準時到達某地，結果連五時以前所有的時候，都會因此犧牲在預備這件事上。在美國，幾乎每個成人都參照小學生上課方式去決定他自己的工作時刻——三時做這件事，五時做另一件事，六時三十分換襯衣，六時五十分上汽車，七時到達旅館。這樣一來，生活險乎失掉了他的重要價值了。

美國人過於注意安排時間，已使這件事漸臻於凄慘之境。他們不但把明天的工作時刻預先排定，不但把下星期的工作時刻完全排定，並且連下一個月的工作時刻也完全排好，甚至三星期後的一個約會時刻也會預先排定，這似乎是太過分了一些。一個中國人接到他朋友一張請帖時，不必答覆他的朋友到或不到，如在請客名單上寫一個“到”字，即表示要來的，不來的話呢，即寫上一個“謝”字，這樣就算了事，可是另有多數被邀者都直截了當地寫上一個“知”字，意思即是已經知道，來不來不一定。一個即將離開上海的美國人或歐洲人，他會很有把握地告訴我說，他將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九日下半天三時正，在法國巴黎參加一個委員會議，之後，又將在五月二十一日乘早班七時的火車直達奧京維也納。假如我們要把一個人下午判處死刑，難道一定將行刑期判決得這樣早嗎？一個人既然做了自己的主人翁，難道竟不能隨着他的趣味旅行，任着自己的意思來去嗎？

但是美國人之所以不懂悠閑，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在：他們做事如上所述情趣太高，把工作看得高於生存，比生存來得緊要。世界上一切出名的藝術，大家都一定要求要有一個名副其實的特性，我們的生活同樣地也該要求他具有一種特性。但特性這種奇妙的東西是跟酒的醇熟一樣的，它必須要靜止着不動，並且還需要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時間，並不是馬上就可以製造出來的。在東方人的心目中，美國男女老少，一概都覺得十分好笑，因為他們統想做工作，用盡方法來獲得寶貴的自尊心和使後起者尊敬。其實老年人做工作，正如在教堂上裝設播音機，播送爵士音樂的節目罷了。老人家做了一輩子還不夠嗎？難道他們一定要永遠做工作嗎？壯年不悠閑已經是很糟糕的了，若到了老年再不優遊歲月享享清福，這真是人類天性上的一種罪惡。

特性常和那些古舊的事物，那些依靠時間去生長的事物保持着密切的聯繫，特性在創造中的標識很多，人到中年時，面孔上一些美麗的線條，就是這標識的表現。但特性在每個人都把舊型汽車去貼換新型式汽車的那種生活方式中，是很難找到的。我們對於自身的好壞正和我們對所造的物事一般，隨着時間而變換。在一九三七年，我們男女都是一九三七年式樣，到了明年，每個人又都具有明年的式樣了。古教堂、舊式傢具、版子很老的字典以及古版的書籍，我們是喜歡的，但大多數的人都忘卻了老年人的美。這種美是值得我們欣賞，在生活上是十分需要。我以為古老的東西，圓滿的東西，飽經世變的東西才是最美的東西。

有一些時候，我會發生一種先知式的幻覺，幻想在一千年之後，紐約曼哈頓市區的住戶都變成了行動緩慢者，美國的“進取者”（Go-getter）都成了東方式的悠閑人。美國的紳士們或許都披上了長袍，着上了拖鞋，要是學不會像中國人的模樣將兩手縮在袖中呢，那麼將兩手插在褲袋內，在百老匯大街上踱方步。十字路口的警察同踱方步的人搭訕，車水馬龍的馬路中，開車者相遇，大家來寒暄一番，互問他們祖母的健康。有人在他店門口刷牙，一邊卻叨叨地向他鄰人談笑，偶然還有個自稱為滿腹經綸的學者踉踉蹌蹌地走路，袖子裏塞着一本連角都卷的爛書。午館店的櫃枱拆除了，自動飲食店裏低矮而有彈力的安樂椅子增多了，以供來賓的休息。有一些人則會到咖啡店去坐上一個下午，半個鐘頭才喝完杯橘汁，喝酒也不再是一口氣地灌上一大杯，而是沾唇細酌，品味談天，體會其中無窮的樂趣。病人登記的辦法取消了，“急症房”也廢除掉，病人同醫生可以討論人生哲學。救火車變得像蝸牛那樣地笨，慢慢地爬着，救火人員將會跳下車來，賞識人們的吵架，他們是為了空中飛雁的數目而引起的。這種快樂的時代可惜在紐約曼哈頓市區是沒有實現的希望的。如若一旦能實現，則人民一定可以盡情享受許多悠閑的下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