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 7 救世和自救

精神生活的普遍平庸化是我們時代的一個明顯事實。這個事實是如此明顯，以至於一個人並不需要有多麼敏銳的心靈，就可以感受到了。其主要表現是：一、信仰生活的失落。人生缺乏一個精神目標，既無傳統的支持，又無理想的引導。尤其可悲的是，人們甚至喪失了對信仰問題的起碼認真態度，對之施以鬨笑，以無信仰自誇。二、情感生活的縮減。畸形都市化堵塞了人與自然的交感，功利意識擴張導致人與人之間真情淡薄。情感體驗失去個性和實質，蛻化為可模仿的雷同的流行歌詞和禮品卡語言。三、文化生活的粗鄙。訴諸官能的大眾消費文化泛濫，訴諸心靈的嚴肅文化陷入困境。娛樂性傳播媒介冒充為文化主流，絕無文化素養的記者和明星冒充為文化主角，幾有席捲天下之勢。

毫無疑問，對於這種平庸化現象，凡注重精神生活的人都是持否定和批判的態度的。不過，其中又有區別。據我觀察，可分為兩大類。

一類人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以拯救天下為己任，他們的反應又因性情和觀念的差異而有區別。大抵而論，宗教和道德型的人主要表現為憤怒，視這個世道為末世，對之發出正義的譴責乃至神聖的詛咒，欲以此警醒世人，尋回盛世，或者——審判世人，以先知的口吻預言某種末日審判。張承志是當今最典型的代表。理智型的人主要表現為憂慮，視這個世道為亂世，試圖規劃出某種救世方案，以重建精神生活的秩序，恢復或營造他們心目中的治世。相當一批人文學者正在為此竭精殫慮，搖唇鼓舌。不論憤怒還是憂慮，救世是共同的立場，所以我把兩者歸作一個類別。

另一類人是比較個人化的知識分子，相對而言，他們沒有太直接的救世抱負，而是更加關注自己獨立的精神探索和文化創造活動。他們對於作為一種社會現實的精神平庸化過程同樣反感，但似乎不像前一類人那樣有切膚之痛，如坐針氈，為之寢食不安。由於他們更多地生活在一個相當穩固的屬於自己的精神世界裏，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隔膜於或超脫於他們所反感的那種外部變化了。他們的反應主要不是憤怒或憂慮，而更多地表現為一種近乎寬容的淡漠和蔑視。屬於這一類的大抵是一些真正迷於藝術的藝術家，真正迷於學術的學者，以及執著於人生和人類根本問題之思索的哲人智者。在這樣的人看來，末世論或亂世論似乎都有些危言聳聽，這個世道和別的世道沒有本質的不同，不過是一個俗世罷了。時代變遷，俗的表現形式相異，或官或商，無精神性則為一。所以，他們始終與俗世保持距離，而把精神上的獨立追求和自我完善視為人生在世的安身立命之本。在此意義上，他們的立場可歸結為自救。

當然，上述劃分只是相對的，畢竟可能有一些個人性和社會性皆很強的知識分子，在他們身上，自救和救世的立場會發生重迭。我無意在這兩種立場之間評優劣，以我之見，真誠的救世者和自救者都是寶貴的，我們之缺乏有感召力的傳道士和啟蒙思想家，一如缺乏埋頭於自己園地的耕耘者。不過，就目前而言，說句老實話，我實在聽厭了各種名目的文化討論，從這些熱鬧中只聽出了一種浮躁和空洞。無論是標榜為“新國學”的復古主張，還是以“後現代”名義裝飾現狀的學術拼貼，事實上都沒有提出切實的救世良策，很可能只是成全了個人的一種功利慾望。至於種種關於“文化失落”、“人文精神失落”的喟嘆，透出的多是一種焦躁不安的心態。在這種情況下，我寧願為自救的立場作一辯護，儘管真正的自救者是不需要任何理論上的辯護的。

一個人立志從事精神探索和文化創造的事業，應該是出於自身最內在的精神需要。他在精神生活的範圍內幾乎一定有很重大的困惑，所以對於他來說，不管世道如何，他都非自救不可，唯自救才有生路。可是，在精神生活與世俗的功利生活之間，他的價值取向是明確而堅定的，不會有任何實質性的困惑。張三不耐貧困，棄文經商，成了大款，李四文人無行，媚俗嘩眾，成了大腕，這一切與他何干？他自己是在做着他今生今世最想做、不能不做的一件事，只要環境還允許（事實上允許）他做下去，何失落之有？立足於自救的人，他面對外部世界時的心態是平靜的。那些面對浮躁世態而自己心態也失衡的人，他們也許救世心切也心誠，但同時我又很懷疑他們自己內心缺乏精神生活的牢固根基，要不何止於如此惶惶不安。

我確實相信，至少在精神生活領域內，自救是更為切實的救世之道。當今之世不像是一個能誕生新救世主和新信仰的時代，但這並不妨礙每一個熱愛精神文化事業的人在屬於自己的領域裏從事獨立的探索和創造。這樣的人多了，時代的精神文化水準自然會提高。遺憾的是，我們擁有許多不甘寂寞的信仰呼喚者、精神吶喊者和文化討論者，少的是宗教、哲學、藝術上的真信徒甚至真虛無主義者。透底地說，真正精神性的東西是完全獨立於時代的，它的根子要深邃得多，植根於人類與大地的某種永恆關係之中。唯有從這個根源中才能生長出天才和精神傑作，他（它）們不屬於時代，而時代將跟隨他（它）們。當然，一個人是否天才，能否創造出精神傑作，這是無把握的，其實也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不失去與這個永恆源泉的聯繫，如果這樣，他就一定會懷有與羅曼·羅蘭同樣的信念：“這裏無所謂精神的死亡或新生，因為它的光明從未消失，它只是熄隱了又在別處重新閃耀而已。”於是他就不會在任何世道下悲觀失望了，因為他知道，人類精神生活作為一個整體從未也決不會中斷，而他的看來似乎孤獨的精神旅程便屬於這個整體，沒有任何力量能使之泯滅。

紀念“五四”，中國年輕一代知識分子的心情是複雜的，悵惘和悲愴多於振奮。

法國人一定會懷着平靜的心情紀念他們的啟蒙運動，因為狄德羅們的理想已經實現，這一頁歷史已經翻過去。我們卻仍然在演七十年前揭幕的同一台劇，儘管佈景和演員屢變，但腳本和題目依舊。令我們慚愧的是，我們還失去了第一代主角所擁有的那種天真的自豪，在無奈的重複中感到了幾分疲倦。

傳統和現代化是一個多麼陳舊的熱門話題，一切可能的主張都提出過了，出路依然迷茫。中西文化的文章做了又做，五花八門而又千篇一律。這種兩難抉擇本身似乎也成了我們無法擺脫的傳統，糾纏着一代又一代知識分子的頭腦和步伐。什麼時候我們才真正具備現代文明世界一員的自信，強壯得既不怕自己的傳統，也不怕外來的文化，對兩者都泰然處之呢？

中國知識分子始終在出處之間徘徊，身在書齋，心繫廟堂。想當年，多少書生慷慨投身政治風雲，到頭來又乖乖地回到書齋，專心地做學問或瀟洒地玩學問了。我們恐怕連這點安慰也沒有，商潮滾滾而來，一旦失意，冷板凳也有坐不下去之勢。什麼時候我們才真正具備現代民主社會公民的從容，無需憤激於政局又消沉於書齋，政治不再是關注的中心，學術也不再是一種逃避，從政和治學都成為具有獨立人格的公民的自由選擇？

我期待着這一天。唯有到那時，“五四”這一頁歷史才真正翻了過去，我們的後人將會懷着平靜的心情紀念“五四”。當然，為了把這一頁歷史翻過去，我們只好堅持寫完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