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老大哥

一、老大哥

一、老大哥

每天早上,王二都要在床上從一數到十。這件事具有決定一天行止的意義。假如數出來是一個自然數列,那就是說,他還得上班,必須馬上起床。假如數出的數帶有隨機的性質,他就不上班了,在床上舒舒服服地睡下去。假如你年齡不小並且曾在技術部工作多年,可能也會這樣干。因為過去你遇到過這種情況:早上到班時,忽然某個同事沒來。下班時大家去看他,他也不在家。問遍了他的親戚朋友,都不知他上哪兒去了。在這種情況下,你作為部里的老大哥,就會提心弔膽,生怕他從河裏浮出來,腦蓋被打得粉碎——這種情況時有發生。過些日子你收到一張通知:某同志積勞成疾,患了數盲症,正在療養。這時你只好嘆口氣,從花名冊上勾去他的名字,找人作見證,砸他的柜子,撬他的抽屜,取出他的技術文件,把他手上的活分給大家;再過些日子,他就出來了,但不是從河裏出來——簡言之,上了電視,登上報紙,走上了領導崗位,見了面也不認識你。這一切的契機就是數盲症。這種病使你憤憤不已、心理不平衡,但是始終不肯來光顧你,你恨數盲症,又怕得數盲症,所以就猜測並且試探它發作起來是何種情形。未離婚時,我前妻見到我這種五迷三道的樣子,就說:你簡直像女孩子怕強姦一樣。我認為這是個有益的啟示,遺憾的是我沒當過女孩子,不知道是怎樣一種情形;問她她也不肯講。她甚至不肯告訴我數盲症是像個男人呢,還是像男人的那個東西。

2010年我住在北戴河,住在一片柴油燃燒的煙雲之下。冬天的太陽出來以後,我看到的是一片棕色的風景。這種風景你在照片和電視上都看不到,因為現在每一個鏡頭的前面都加了藍色的濾光片。這是上級規定的。這種風景只能用肉眼看見。假如將來有一天,上級規定每個人都必須戴藍色眼鏡的話,就再沒有人能看到這樣的風景。天會像上個世紀一祥的藍。領導上很可能會做這樣的規定,因為這樣一來,困擾我們的污染問題就不存在了。在我過四十八歲生日那一天早上,我像往日一樣去上班。這一天就像我這一輩子度過的每一天一樣,並不特別好,也不特別壞。我選擇這一天開始我的日記,起初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寓意。只是在時隔半年,我在整理這些日記時,才發現它是一系列變化的開始。所以我在這一天開始記日記,恐怕也不全是無意的了。

有關數盲症,我還知道這樣一些事;它只在壯年男子身上發作,而且患這種病的人都是做技術工作的。官方對它的解釋是:這是一種職業病,是過度勞累造成的,所以數盲症患者總能得到很好的待遇。這一點叫人垂涎欲滴,而且心服口服。數盲者不能按行閱讀,只能聽彙報;不能辨向,只能乘專車;除了當領導還能當什麼?這是正面的說法。反面的說法是:官方宣佈的癥狀誰知是真是假。數盲清正廉潔,從來沒有一位數盲貪贓枉法(不識數的人不可能貪),更沒有人以權謀私,任何人都服氣。這也是正面說法。反面的說法是他們用不着貪贓枉法,只要拿領導分內的就夠多了。正面的說法是領導上的待遇並不超過工作需要,反面的說法是超過了好幾百倍;所以應該算算賬。為此要有一種計數法、一種記賬法、一種邏輯,對數盲和非數盲通用,但又不可能。有位外國的學者說,數盲實質上是不進位,只要是工作需要,吃多少喝多少花多少都不進位,始終是工作需要,故而是用了無窮進制計數法。這種算法我們學不會。假如你就這一點對數盲發牢騷,他就笑眯眯地安慰你說:你們用的二進制、十進制我們也不會嘛。大家各有所長,都是工作需要。

現在要說明的是,北戴河是華北一座新興的科技城市,它之所以是科技城市,是因為技術部設在這裏。王二是技術部的老大哥,也就是常務副部長。這是未患數盲症的人所能擔任的最高職務,是一種類似工頭的角色。有時他把自己叫做“王二”,有時把自己叫做“我”;但從來不把自己叫做“老大哥”,這個稱呼是專供別人使用的。

我總是從反面理解世界。早上起來時,我數數,同時也是把靈魂注入了肉體。我爬起來,從側屋裏推出摩托車,從山上駛下來,駛到一片黑煙和噪聲里去。這種聲音和黑煙是從過往車輛上安着的柴油機上噴出來的,黑煙散發著一種燃燒衛生球的氣味,而噪聲和你的腦子發生共振。這種情形可惜以往那些描寫地獄的詩人——比方說但丁——沒有見過,所以他們的詩顯得想像力不夠。

只要你到了大街上,睾丸都會感到這種震蕩(對於這件事,有一個對策,就是用一個泡沫塑料外殼把睾丸包裝起來,此物商店有售,但是用了以後小便時有困難),而黑煙會使你的鼻涕變得像墨汁一樣(你也可以用棉花塞住鼻子,用嘴呼吸,然後整個舌頭都變黑,變得像臟羊肚一樣)。早幾年,還可以用我設計的防毒面具,後來嚇死過小孩子,不讓用了。當然,假如你坐在偶爾駛過的日產轎車裏,感覺會有不同。日本人對出口中國的車輛都做了特殊設計,隔音性能極好,而且有空氣濾清器。當然,日本人很少得救盲症,故而這些車的售價都到了天文數字,只有得了數盲症的領導才不覺得貴。因為這些原故,乘日本車的人極少,大多數人乘坐在吼聲如雷的國產柴油車輛上。駕車的傢伙們還表現出了破罐破摔的氣概,十之八九把消聲器拆了下來。讓黑煙橫掃街道,讓噪聲震破玻璃。因此街上的行人都打傘,見了黑煙過來,就把傘橫過來擋擋,而臨街的窗戶都貼了米形紙條,好像本市在遭空襲。這都是因為有人拆了消聲器。假如你逮住一個問他為什麼這麼干,他就說,消聲器降低馬力增加油耗,而且裝上以後還是黑,還是吵,只不過稍好一點,實屬不值。當然,你還可以說,取下消聲器,省了你的油,吵了大家,所以應該安上。他則認為安上消聲器,大家安靜,卻費了他的油,所以應當取下來。歸根結底,假如消聲器能省油,誰也不會不安它。如果說到了這兒,所有的人都會同意:也不知是哪個王八蛋設計的這種破機器。只有我不同意,因為這個王八蛋就是我。所有街上跑的、家裏安的柴油機,只要是黑煙滾滾,吼聲如雷,就是我設計的,假如既不吵,也不黑,那就是進口的,而且售價達到了天文數字,具體數字是多少是國家機密,我們不該知道,而知道這些數字的人,又根本不知是多少。

2

每個當了老大哥的人,都有這樣一種特殊的品行,就拿我來說,有時候我就是我,有時候是王二,他是一個隨時隨地就在眼前的四十八歲的男人。在後一種情況下,“我”卻不知到哪裏去了。小徐沒有摩托車,必須有人去接他上班。好吧,王二就在眼前,那麼王二就去接他吧——這時根本就沒有“我”這種東西。等到“我”回來時,就會發現這樣做消耗了我的汽油,毀了我的車——這種小摩托設計載重是八十公斤,王二一個就有八十公斤。除此之外,他像個雞姦者一樣趴在我身上。小徐這東西佔了你的便宜也不說你好。這都是責任心過強帶來的害處。

責任心過重常常使我大受傷害,每次部里有人失蹤了,我都到處去找:去公安局,去醫院,甚至低聲下氣去問保安(他們對裁員不友好,摩托車在他們門前停片刻,車胎就會癟)。到處都找不到之後,坐在技術部里長吁短嘆道:假如某某能回來,咱們就開party慶祝——我貢獻一百美元。同事們說;算了吧老大哥,這小子準是得了數盲症。但我不愛聽這話。我從來不相信哪個某某會得救盲症。結果他真的就得了數盲症。每次發生了這種事,我都有被欺騙、遭遺棄的感覺,一屁股坐在凳子上,叫道:給我拿救心丹來!

其實我根本不保表面上那樣天真。我已經四十八歲了,我認識的人發數盲的,多到我記不住。這就是說,我完全知道誰會發數盲——我見過的太多了。就以目前為例,我可以打賭,技術部有一個數盲,就是趴在我背上這個姓徐的。早上他提着塑料水桶,裏面只有點底子,或者底子都沒有(你要知道班上不供應飲水,自己不帶水就是想喝別人的);頭上戴頂二戰時期飛行員的帽子,哆哆嗦嗦地站在路邊上,拖着兩截清鼻涕,長相尖嘴猴腮。就是把他行將發數盲這一點撇去,也足夠不討人喜歡。我不知道有誰喜歡他,不論是男人女人。但是他現在沒有發數盲,他是我的人。他沒有錢可以找我借,當然事後准不還;沒水嗎可以找我要,但是我的水也不多。這就是說,我必須愛他,因為我是老大哥。

二十年前我來過北戴河,達地方東西兩端各有一座小山,山上樹木蔥蘢,中間是一片馬鞍形的地帶,有海灘,海灘背後的山坡上樹林裏面是一些別墅——一些優雅的小房子。現在海灘的情形是這樣的:海灘背後沒有了樹,那些別墅還在那裏,但都大大地變了樣。所有的門窗都不見了,換上了草帘子、包裝箱上拆下的木板、瓦楞紙箱,裏面住着施工隊、保安員、小商小販,總之,各種進城打工的人,門窗都被他們運回家去了。他們在院子裏用磚頭壘起了一些類似豬圈的東西,那是他們的廁所。煙囪里冒出漆黑的煙,因為燒着廢輪胎。海灘上一片污黑,全被皮油污染了。海面上漂滿了膠袋,白花花的看不到海水。廢輪胎、廢油、膠袋我們大量地擁有,而且全世界正源源不斷地往這裏送。簡言之,海灘變成了一片黑煙和廢油的沼澤地,如果山上很髒的話,這裏就是個糞坑。而小徐卻偏願意住在這裏——這就是說,我不得不過下來接他。假如不是這樣,我情願永遠不上這裏來。出於過去的職業訓練,我見了醜陋的東西就難受。

技術部的房子在東山邊上,三面環有走廊,這說明這座房子有年頭了,過去是某位達官貴人的避暑別墅。前幾年站在走廊上可以望見大海,現在在刮大風的日子裏還可以看見,在其他的日子裏只能看到一片黑煙。走廊用玻璃窗封上了,這些玻璃原來是無色的,現在變成了茶色。這些變化的原因當然是柴油機冒出的黑煙,現在這所房子頂上有一根鐵管煙囪也在突突地冒這種黑煙。但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因為這間房子也需要取暖、需要照明,取暖就需要柴油機冷卻水來供給暖氣,照明則需要柴油機帶動地下室里的發電機。這個嘣嘣亂響的鬼東西是我十年前的作品,代表我那時的能力。現在我應當能設計出一種柴油機,起碼像泰國的產品,那種機器發出蠶吃桑葉的沙沙聲;或者像日本柴油機,那種機器無聲,也不排廢氣;當然,誰也不能要求我設計出瑞典柴油機,那種東西你就是把屁股坐在上面,也不知開動了沒有。但是應當是應當,實際上我就會造這種鬼東西——開動起來像打夯機和煙霧彈的東西。世界上其他地方不像我們這樣,人家甚至很少用柴油機,這是因為那裏能找到足夠多的未患數盲症的人,來設計、製造、維修那些清潔、有效的集中供電系統。雖然現在已經證明了數盲不傳染,但是要請這種人到中國來做技術顧問,卻沒人應聘;因為人們懷疑它與環境有關係。人們還說,數盲是二十一世紀的愛滋病,在未搞清病因、發現防護措施之前,科技人員絕不敢拿自己的前途冒險——事實上,的確有幾位到中國服務的科技人員在這裏發了數盲症,後來成為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享受中國政府的終身養老金。此後有人敢來冒險,但各國政府又禁止科技人員到中國來——科技人員是種寶貴的資源。來的和平隊都是些信教青年,所學專業都是藝術、人文學科。就算在來中國前學習一點科學技術的突擊課程,頂多只能勝任科技翻譯的工作,而希望全在末患數盲症的中國人身上。這些人在早上八點鐘以前到了這問房子裏,滿懷使命感開始工作。

王二來上班的時候,已經是最後一個。他從摩托車座位下面的工具箱裏拿出一個塑料水箱,走進那間房子,有一個大號的洋鐵壺放在小小的門廳里,旁邊放了一個量杯,王二從水箱裏量出一升水,倒進水壺裏,然後旋緊蓋子,把水箱放到一個架子上——那上面已經故了四十多個水箱,每個水箱上都有一塊橡皮膏,寫着名字。然後他脫掉大衣,走到水池子前面,擰開水管子,裏面就流出一種棕色的流體——這種東西被叫做自來水。王二從水池邊拿起一條試紙試了,發現它是中性的,就在裏面洗了手。不管它是不是中性,都沒人敢在裏面洗臉。因此他拿出了一塊濕式的衛生紙巾,先擦了臉,又擦了手,然後走進大廳。這是一種精細的作風,和數盲作風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開大會時,你常能看到領導在主席台上倒一塑料杯礦泉水,喝上幾口,把剩下的扔在那裏,過一會再去倒一杯。等開完了會,滿桌子都是盛水的杯子。造就叫領導風度。好在這些水也不會浪費,我們當然不肯喝,想喝也喝不着。保安員都喝了,他們也渴。水這種東西,可不止是H2O而己。

因為每人每天只有五公升的飲水,所以燒茶的開水都要大家平攤。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當然想利用一下自來水——這種水是直接從河裏抽上來的,沒有經過處理——就算不能達到飲用的標準,能洗澡也成。有時候它是鹹的,這不要緊,因為不管怎麼說,它總比海水談,甚至可以考慮用電滲析。有時含酸,有時含鹼,這可以用鹼或酸來中和。有時候水裏含有大量的苯、廢油,多到可以用離心機分離出來當燃料,有時候又什麼都不含。有時它是紅的,有時它是綠的,有時是黃的——水管里竟會流出屎湯子——這就要看上游的小工廠往河裏倒什麼了。有時候他們倒酸,有時倒鹼,有時倒有機毒物,有時倒大糞。要凈化這種水,就要造出一個無所不能的凈化系統,能從酸、鹼、有機毒物甚至屎里提取飲用水。這對於科班出身的工程師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更何況我們四十一個人里有四十個是半路出家。除此之外,還有兩個辦法可以解決洗澡問題,其一是在夏天到海里去游泳,上岸後用砂子把身上的柴油漬擦去,然後用毛巾蘸飲水擦,因為柴油漬總不能擦得很乾凈,故而洗了以後像匹梅花鹿;另一個辦法是在冬天用蒸餾水來洗澡——我們有利用榮油機廢熱制蒸餾水的設備。蒸餾水雖然無色透明,但也不幹凈。洗這種澡鼻子一定要靈,聞見汽油味不要大驚小怪;酚味也不壞,這是一種消毒刑;聞見騷味也不怕,有人說尿對頭髮好。假如聞見了苯味,就要毫不猶豫地從噴頭下逃開,躲開一切熱蒸汽,赤身裸體逃到寒風裏去。苯中毒是無葯可醫的毛病,死以前還會腫成一個大水泡,像海里的水母一樣半透明。同事們說,洗澡這件事要量力而行,並且要有措施。跑得慢的手邊要有防毒面具,女孩子要穿三點式,但是老大哥和有病的不準洗。他們堅決勸阻我在冬天洗澡,雖然我自己說,老夫四十有八不為夭壽,但他們還是不讓我在乾淨和肺炎之間一搏,並且說,現在我們需要你,等你得了數盲症,幹什麼我們都不管。所以我只好髒兮兮地忍着。

我到現在還在設計凈水器,一想就是七八個小時,把腦子都想疼了。一種可能是我終於造出了巧奪天工的凈水器,從此可以得到無限的乾淨水,這當然美妙無比。但我也知道遙遙無期。另一種可能是我沒有造出這樣的凈水器就死掉了,死了就不再需要水,問題也解決了;但也是遙遙無期。最好的一種可能性是我得了數盲症,從此也沒了水的問題。

3

王二坐在繪圖桌前的高腳凳上,手裏拿了一把飛魚形的刀子在削鉛筆。那刀子有一斤多重,本身是一件工藝品,除了削鉛筆,還可以用來削蘋果、切菜、殺人。現在的每一把刀子都是這樣笨重,這是因為每把刀子都是鑄鐵做的,雖然是優質的球墨鑄鐵,但畢竟不像鋼材那樣可以做得輕巧。他在考慮圖板上的柴油機時,心裏想的也全是球墨鑄鐵,不到萬不得已,不能考慮像金子一樣貴重的進口鋼材。除此之外,鋼是危險品,要特批,報告打上去,一年也批不回來。在這種情況下,當然只能設計出些粗笨、低效的東西,這是可以原諒的。只不過他的設計比合理的粗笨還要粗笨,比合理的低效還要低效,這就是不能原諒的了。他只能在另一個領域施展想像力;把柴油機做成巧奪天工的形狀,有些像老虎,有些像鯉魚,有些什麼都不像,但是看上去尚屬順眼。不管做成什麼樣子,粗笨和低效都不能改變,而且像這樣稀奇古怪的東西根本不能大批生產,每種只能造個三五台,然後就被世界各國的藝術館買了去,和貝寧的烏木雕、尼泊爾的手織地毯陳列在一起。如今全世界所有的藝術經紀人都知道中國有個“WangTwo”,但是不知道他是個工程師,只知道他是個結合了后工業社會和民族藝術的雕塑家。這樣他的設計給國家掙了一些外匯,但是到底有多少,他自己不知道。這是國家機密。

有一件事我們尚未提到,就是王二和他技術部的絕大多數同仁一祥,雖然現在做着技術工作,但是他們的生活並不是在工學院裏開始的。王二本人從工藝美術學院畢業,同事則來自音樂學院、美術學院、中文系、哲學系、歌劇院等等;是一鍋偏向藝術和人文學科的大雜燴,但是這鍋雜燴在這一點上是一致的:每個人的檔案里,在最後學歷一條上,都有“速校二年”一條。這是因為隨着數盲症的蔓延,所有未患這種病的人都有義務改行,到“速成學校”突擊學習技術學科,然後走上新的崗位。還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就是原來的工程師患起數盲症來很快,改行的工程師卻比較耐久。他們是科技精英,雖然假如沒有數盲症這件事的話就夠不上精英,只能叫做蹩腳貨。就以我自己來說,就曾找領導談過多次,說明自己在速校把數學老師氣得吐血的事實。領導上聽了以後只給了這樣的指示:加強業務學習——水平低是好事,還有提高的餘地,所以我們不怕水平低。我說我快五十了,沒法提高。他卻說五十很年輕。我問多少歲不年輕,他說是二十,同時伸出三個指頭,幾乎把我氣死。和數盲辯理行不通。順便說一句,數學老師吐血是真的,但他有三期肺癆;而且不是氣的,而是笑的。上課時他講不動了,就讓大家講故事。我講了個下流笑話,他吐了血,後來就死掉了。

除了這技術部里坐着一些蹩腳貨,還有一些更蹩腳的在鋼鐵廠里,指揮冶鍊球墨鑄鐵,另一些在煉油廠指揮煉劣質柴油,所到之處都是一團糟,但是離了他們也不行。不管怎麼說,王二在這群人里還算出類撥萃。他削好了鉛筆,忽然大廳里響起了小號聲,還有一個壓倒卡羅索的雄渾嗓音領唱道:“Happybirthdaytoyou!”他在一片歡聲笑語裏伸直了脖子,想看看這位壽星是誰。但是一把紙花撒到了他頭上。這個壽星老原來就是他自己。然後他就接受了別人的生日祝賀,包括了兩個女實習生的親吻,並且宣佈說,等你們結婚時,一人送一件毛衣。這是因為當時她們每個人都穿了一件毛衣——一件藍毛衣和一件紅毛衣,當然都是機織毛衣,看起來像些氈片,穿在漂亮姑娘身上不適宜。而王二的手織毛衣都是工藝品,比之刀子更送得出手。這些毛衣需要些想像力才能看出是毛衣,需要更多的想像力才能看出怎麼穿。但是穿上以後總是很好看。但是這兩記親吻帶來了麻煩——他上衣的口袋裏出現了兩張紙條。這肯定是她們塞進來的,但是各是誰塞的,卻是問題。有一個規定說,禁止把未患數盲症的人調離技術崗位,這就是說,技術部門實在缺人。還有一個規定說,女人不在此列。這就是說,領導機關也要些不是數盲的人,來擔任秘書工作。還有一條並不是最不重要,那就是秘書必須長得順眼,不能長得像王二一樣。因此女孩子最好的出路是在十八歲時考上工學院(工學院考分高得很,而且不招男生),二十二歲畢業,到技術部實習一年,然後到上級部門當秘書。此後很快就成了首長夫人。這是一條鐵的規律,甚至不是孩子的人都不例外,只要漂亮就可以。因為這個原故,工學院挑相貌,挑來桃去,簡直招不上生來。現在聽說條件放寬了,但是要簽合同,保證接受整容手術。我覺得以後可能會接受肯變性的男生。當然,這種貨色,就如藝術家改行的我們,是二等品。

有關藝術家改行的事,還可以補充幾句,我們改行后,原來的位子就被數盲同志們接替了。所以現在簡直沒有可以看得進去的小說、念得上嘴的詩歌、看得入眼的畫;沒有一段音樂不走調,假如它原來有調的話。與此同時,藝術家的待遇也提高到了令人垂涎欲滴的程度。但是這也叫人心服口服——你總得叫人家有事可幹嘛。而且藝術現在算是危險性工作了,它教化於民,負有提升大家靈魂的責任,是“靈魂的工程師”。萬一把別人的靈魂做壞了,你得負責任;這種危險還是讓數盲來承擔。假如大家都去當領導,領導就會多得讓人受不了,假如不讓人家當領導,人家又勞苦功高。所以就讓他們當特級作家、特級畫家,這還是虧待人家了。

4

我有個哥哥,已經六十多歲了,現在住在美國。1970年左右,他在鄉下當過知青。我那時只有七八歲,也知道他當時苦得很,因為每次回家來,他都像只豬一樣能吃。他告訴我,他坐車不用買票,而且表演給我看。有一回被售票員逮住,他就說:老於是知青!售票員大姐聽了連忙說:我弟弟也是知青。就把他放了。他還告訴我說,他們在鄉下很快活,成天偷雞摸狗不幹活也沒有人管。這件事告訴我,為非作歹是倒霉蛋的一種特權。我們就是一批倒霉蛋,所以擁有這種特權。舉例來說,假如我看中了一間空房子,就可以撬開門搬進去住,不管它貼着什麼封條。過幾天房管局的人找到我,無非是讓我把原來房子的鑰匙交出來,再補辦個換房手續。但是不管我搬到哪裏,房子都沒有空調,沒有乾淨的供水,沒有高高的院牆,門口也沒有人守衛,所以搬不搬也差不多。再比方說,我們和哪個女孩子好,就可以不辦任何手續地同居,假如風紀警察請去談話,無非是說:你們雙方都沒有結婚,何不辦個結婚手續?只是過不了幾天,這位女孩子調到機關去,就會和我們離婚。然後就是傍肩,天天吵吵鬧鬧。據我所知,大家都有點煩這個。但這種生活方式是不能改變的,除非得了數盲症。

我簡直想患數盲症,主要是因為現在的工作不能勝任。今天早上搞電力的小趙遞給我一張紙,說道:對不起老大哥,遇到了問題。我拿起來一看,是道偏微分方程。我就知道這一點,別的一概不知。我舉起手來說;大家把手上的事放一放,開會了。於是我們這些前演奏家、前男高音、過去的美術編輯、攝影記者等等,搬着凳子圍成個圈子,面對着黑板上的微分方程,各自發表宏論。假如此時姓徐的不在,那也好些。他在場只會增加我們的痛苦。我說過,我們這間屋子裏的人幾乎都是蹩腳貨,這孫子是個例外。他是個工科碩士(很多年以前得的學位),像這種人不是發了數盲症,就是到了國外,這孫子又是個例外。他聽了某些人的意見,面露微笑。聽了另一些人的意見,捧腹大笑。聽了我的意見之後,站在椅子牚上,雙手掩住肚子,狀如懷孕的母猴,在那裏扭來扭去。坐在他旁邊的人想把他拖出去。他拚命地掙扎道:讓我聽聽嘛!一個月就這麼點樂子……這使大家的面子都掛不住了。大胖子男高音跳起來引吭高歌,還有人吹喇叭給他伴奏。在音樂的伴奏下,有些人動手擰他——懷着藝術家那種行業性的妒賢嫉能,以及對卑鄙小人的仇恨。這傢伙是個賤骨頭,挨擰很受用。等到亂完了之後,我就宣佈散會。偏微分方程不解了,因為解不出來,改用近似算法。這個例子說明我們設計的東西為什麼這麼蹩腳——用了太多的近似算法。而在近似算法方面,我們都是天才。我們已經發明了一整套新的數學,覆蓋了整個應用數學的領域,出版了一個手冊,一流裝幀,一流插圖,詩歌的正文,散文家的註釋,但是內容蹩腳之極。手冊的讀者,我們下級單位的同行經常給我們寄子彈頭,說再把書寫得這樣不着邊際,就要把我們都殺掉。其實我們不是故作高深,而是要掩飾痛腳。

不光數學是我們的痛腳,還有各種力學、熱力學、化學、電工學等等。事實上,我們的痛腳包括了一切科學部門。我知道美國有個《天才科學家》雜誌(這個天才當然是帶引號的),專門刊載我們的這些發明,而有一些漢奸賣國賊給他們寫稿,還把我們的照片傳出去,以此來掙美元稿費,其中就包括了這個姓徐的。因為他的努力,我已經有兩次上了該刊的中心頁,三次上了封面,還當選過一次年度“天才數學家”。據說正經搞理工的讀了那本刊物,不僅是捧腹大笑,還能起性,所以我經常接到英文求愛信和裸體照片,有男有女,其中有些還不錯,但多數很糟糕;危險部位全被炭筆塗掉了。我一封信都不回。對於某些搞同性戀的數學家,我比《花花公子》的玩伴女郎還性感。為此我不止一次起了宰掉小徐的心。但是我也明白,就是倒霉蛋也不能殺人。

我覺得外國的科學家缺少同情心——假如他們和工程師都傻掉,只剩下一些藝術家,我倒想看看他們那裏會發生什麼樣的事。假如畢加索活着,馬蒂斯活着,高更和莫奈都活着,我也想看看他們畫起柴油機是否比我高明。但是最沒有同情心的是小徐這種人。我曾經把炭筆塞到他手裏,強迫他畫一張畫,哪怕是畫個雞蛋也行。但是他就是不接,還笑嘻嘻地說:我不成,我有自知之明。這話又是暗諷,說我們都沒有自知之明。

在馬蒂斯決定復活,替我來回柴油機之前,我還有一件事要提醒他:他休想得到一點頂用的技術資料。有件事和他死前大不一樣:國外所有的技術書刊都以光盤、磁盤的形式出版,而這類東西是禁止進口的,以防夾帶了反動或者下流的信息。至於想用計算機終端從國外查點什麼,連門都沒有。這是因為一切信息,尤其是外國來的信息都是危險的。打電話可以,必須說中文,因為有人監聽,聽見一句外文就掐線。我不知馬蒂斯中文說得怎麼祥,假如說得不好,就得準備當個啞巴。除此之外,什麼材料都是危險品:易燃的、易爆的、堅硬的。危險這個詞現在真是太廣義了。在這種條件下,讓馬蒂斯來試試,看他能搞出些什麼!

會後小徐對我說:你把你的貝寧木雕結我,我就給你算這道題。我說你媽逼你想什麼呢你,又不是我要算這道題。那時候我的臉色大概很難看,嚇得他連連後退,過了老半天才敢來找我解釋:“老大哥,要是你要算這道題我馬上就算,要你什麼我是你孫子!”

這時我已經恢復了老大哥的風度,心平氣和地說:我不要算這道題,是公家要算這道題。我盡心儘力要把它算出來,這是我的責任,但它畢竟不是我的題。小徐說:只要是公家的題他就不算,這是他的原則。但是他不願為此得罪老大哥。我說:我怎麼會?堅持原則是好事。為了表示我不記恨他,我和他擁抱,吻了他的面頰,這讓我覺得有點噁心——這傢伙有點娘娘腔。但我既然是老大哥,對所有的人就必須一視同仁。

有關那件木雕,有必要說明幾句。那是上大學時非洲同學送我的,底座上刻着歪歪斜斜的中國字:老大哥留念——我們是有色人種。這是個紀念品,其一,它說明我上大學時就是老大哥;其二,它說明有個黑人把我當成黑人。一般來說,我們黃種人總是被黑人當成白人,被白人當成黑人,被自己人不當人,處處不落好。我能被黑人當黑人,足以說明我的品行。這姓徐的竟想把它要走,拿到黑市上賣。只此一舉,就說明他要得數盲症了。

開完了數學討論會後,我坐到繪圖桌前,那個穿紅毛衣的實習生搬凳子坐在我身邊,假裝要幫我削鉛筆,削了幾下又放下了。說實在的,削鉛筆不那麼容易,刀子鈍筆芯糟,假如她只是心裏有話要說,那就是糟蹋東西。那孩子悄聲對我說:王老師,我會算這道偏微分題。我也悄聲說道:別管我們的事——輔導老師沒關照你嗎?她說:關照過的,但是我的確會算。我不理她(我還要命哪),她還是不走,這叫我心裏一動——於是我壓低了聲音說:讀過《1984》?她臉色緋紅,低着頭不說話。這就是說,讀過了。

我們過去都是藝術家,藝術家的品行就是;自己明明很笨,卻不肯承認。明明學不會解偏微分方程(我們中間最偉大的天才也只會解幾種常微分方程),卻總妄想有一天在睡夢中把它解開,然後天不亮就跑到班上來,激動地走來定去,搓手指,把粉筆頭碾成粉;好容易等到大家來齊了,才宣佈說:親愛的老大哥,親愛的同事們,這道題我解出來了!!然後就在黑板上寫出證明,大體上和數學教科書上寫的一樣,只是在講解時雜有一些比喻,和譬如“操他媽”之類的語氣助詞,這能使大家都能理解。有了這些比喻和“操他媽”,證明就屬於我們了。講解者在這種時候十分激動並且能得到極大的快感,有一位天才的指揮家在給大家講解“拉格朗日極值”時倒下去了,發了心肌梗塞,就此一命嗚呼。這種死法人人羨慕。因為這個緣故,我們才不容易得救盲症。也是因為這個緣故,我們不喜歡女人來幫助我們。當然,有些少數喪失了自尊心的人也會這麼干,那就是另一個故事了。

關於藝術家不得數盲症的機理,有必要講得更明確:我們在科技方面十足低能,弄不懂偏微分,所以偏微分才能吸引住我們。假如能弄懂,就會覺得沒有意思了。這就是說,我們不能太聰明,並且要保持藝術家的狂傲的性情,才能在世界上堅持住。

另一個故事是這樣的:以前我有一位同事,是吹薩克管的,是個美男子。因為在十幾歲時玩過一陣子無線電,速校畢業后負責電子工程。此人鑽研業務到了走火人魔的程度,發誓不把概率論里的大數定理搞明白死不瞑目。因此他就喪失了自尊心。有一回,我們部里來了個小眼鏡,她說能證明大致定理,也不知用了什麼手段,居然讓美男子聽懂了證明。然後他就完全惟小眼鏡馬首是瞻。聽說他們在家裏玩一種性遊戲:小眼鏡穿着黑皮短裙,騎在美男子脖子上。後來她實習期滿要調到上級單位時,兩人就雙雙殉情而死——這當然又是小眼鏡的主意。剛畢業的女孩子總是對殉情自殺特別感興趣(她們最愛說的一句話就是——讓我們一塊死吧!彷彿只剩下電死弔死還是淹死這樣一些問題),但是不能聽她們的,都死了誰來幹活?我就接到過多次同死的邀請,都拒絕了,是這麼說的:你能調到上面去很好呀,別為這個內疚;我們大男人,不和女孩子爭,等等。講完了,挨個耳光,事情就過去了。這是因為我從來不請教女人數學問題。假如請教過,知道了她們有多聰明——她們的美麗已經是明擺着的了——多半就沒有勇氣拒絕死亡邀請。這是活下去的訣竅。

有關這個訣竅,必須再說明一遍,因為它很嚴重。不能問女人科學問題,因為你已經四十多歲了,做了多年科技工作,不植大致定理、不會解偏微分方程,而且得不了數盲症,又有何面目活着?我們都在危險中,所以就不要讓一個二十歲的女孩子告訴你,你不會的她都會。這是因為你是男高音、畫家、詩人,她要得到你。活下去的訣竅是,保持愚蠢,又不能知道自己有多蠢。有一句話,我要與大家共勉:好死不如惡活。我的兄弟們,我已經四十八歲了,還有一身病,但還在堅持。

5

今天是星期四,也是我四十八歲的生日。這一天的一切,都有必要好好總結一下。我像往常一樣上班去,天像往常一樣黃,自來水像往常一樣臭,像往常一樣,有人遇到了一道數學題,我們開會討論,並且像往常一樣沒有解出來。這都是表面現象。實際上,我比往常老了一歲,天比往常更黃了一點,自來水比往常更臭了一點,沒有解出的數學題比往常多了一道,一切都比往常更糟糕。我在制止這個惡化的趨勢方面竭盡了心力:力圖忘掉今天是我生日,力圖改進我的柴油機想讓它少冒點煙,力圖想出一種凈水器,力圖解出那道數學題,但是全都沒有結果。我們技術部里每個人都在力圖解決這些問題(只有第一個問題除外),但是都沒有結果,因為他們都比我還笨。只有一個人除外。首先,他可以解出那道數學題,其次,他是學化工的,在水處理方面肯定有辦法;最後,他是管燃料的,假如能給我純凈一點的燃料,柴油機就可以少冒一點姻。但是他什麼都不幹,到班上打一晃,看完了我們的洋相后,就溜出去了,而且是借了我的摩托車。我有確實的情報,他是跑到上級那裏去打小報告去了——雖然他自己說是去醫院看病——此種搞形說明他很快就會發數盲症。我應該不借他車,但是我不能。他說,他要去看病。而且我是老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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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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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老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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