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老大哥
一、老大哥
每天早上，王二都要在床上從一數到十。這件事具有決定一天行止的意義。假如數出來是一個自然數列，那就是說，他還得上班，必須馬上起床。假如數出的數帶有隨機的性質，他就不上班了，在床上舒舒服服地睡下去。假如你年齡不小並且曾在技術部工作多年，可能也會這樣干。因為過去你遇到過這種情況：早上到班時，忽然某個同事沒來。下班時大家去看他，他也不在家。問遍了他的親戚朋友，都不知他上哪兒去了。在這種情況下，你作為部里的老大哥，就會提心弔膽，生怕他從河裏浮出來，腦蓋被打得粉碎——這種情況時有發生。過些日子你收到一張通知：某同志積勞成疾，患了數盲症，正在療養。這時你只好嘆口氣，從花名冊上勾去他的名字，找人作見證，砸他的柜子，撬他的抽屜，取出他的技術文件，把他手上的活分給大家；再過些日子，他就出來了，但不是從河裏出來——簡言之，上了電視，登上報紙，走上了領導崗位，見了面也不認識你。這一切的契機就是數盲症。這種病使你憤憤不已、心理不平衡，但是始終不肯來光顧你，你恨數盲症，又怕得數盲症，所以就猜測並且試探它發作起來是何種情形。未離婚時，我前妻見到我這種五迷三道的樣子，就說：你簡直像女孩子怕強姦一樣。我認為這是個有益的啟示，遺憾的是我沒當過女孩子，不知道是怎樣一種情形；問她她也不肯講。她甚至不肯告訴我數盲症是像個男人呢，還是像男人的那個東西。
2010年我住在北戴河，住在一片柴油燃燒的煙雲之下。冬天的太陽出來以後，我看到的是一片棕色的風景。這種風景你在照片和電視上都看不到，因為現在每一個鏡頭的前面都加了藍色的濾光片。這是上級規定的。這種風景只能用肉眼看見。假如將來有一天，上級規定每個人都必須戴藍色眼鏡的話，就再沒有人能看到這樣的風景。天會像上個世紀一祥的藍。領導上很可能會做這樣的規定，因為這樣一來，困擾我們的污染問題就不存在了。在我過四十八歲生日那一天早上，我像往日一樣去上班。這一天就像我這一輩子度過的每一天一樣，並不特別好，也不特別壞。我選擇這一天開始我的日記，起初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寓意。只是在時隔半年，我在整理這些日記時，才發現它是一系列變化的開始。所以我在這一天開始記日記，恐怕也不全是無意的了。
有關數盲症，我還知道這樣一些事；它只在壯年男子身上發作，而且患這種病的人都是做技術工作的。官方對它的解釋是：這是一種職業病，是過度勞累造成的，所以數盲症患者總能得到很好的待遇。這一點叫人垂涎欲滴，而且心服口服。數盲者不能按行閱讀，只能聽彙報；不能辨向，只能乘專車；除了當領導還能當什麼？這是正面的說法。反面的說法是：官方宣佈的癥狀誰知是真是假。數盲清正廉潔，從來沒有一位數盲貪贓枉法（不識數的人不可能貪），更沒有人以權謀私，任何人都服氣。這也是正面說法。反面的說法是他們用不着貪贓枉法，只要拿領導分內的就夠多了。正面的說法是領導上的待遇並不超過工作需要，反面的說法是超過了好幾百倍；所以應該算算賬。為此要有一種計數法、一種記賬法、一種邏輯，對數盲和非數盲通用，但又不可能。有位外國的學者說，數盲實質上是不進位，只要是工作需要，吃多少喝多少花多少都不進位，始終是工作需要，故而是用了無窮進制計數法。這種算法我們學不會。假如你就這一點對數盲發牢騷，他就笑眯眯地安慰你說：你們用的二進制、十進制我們也不會嘛。大家各有所長，都是工作需要。
現在要說明的是，北戴河是華北一座新興的科技城市，它之所以是科技城市，是因為技術部設在這裏。王二是技術部的老大哥，也就是常務副部長。這是未患數盲症的人所能擔任的最高職務，是一種類似工頭的角色。有時他把自己叫做“王二”，有時把自己叫做“我”；但從來不把自己叫做“老大哥”，這個稱呼是專供別人使用的。
我總是從反面理解世界。早上起來時，我數數，同時也是把靈魂注入了肉體。我爬起來，從側屋裏推出摩托車，從山上駛下來，駛到一片黑煙和噪聲里去。這種聲音和黑煙是從過往車輛上安着的柴油機上噴出來的，黑煙散發著一種燃燒衛生球的氣味，而噪聲和你的腦子發生共振。這種情形可惜以往那些描寫地獄的詩人——比方說但丁——沒有見過，所以他們的詩顯得想像力不夠。
只要你到了大街上，睾丸都會感到這種震蕩（對於這件事，有一個對策，就是用一個泡沫塑料外殼把睾丸包裝起來，此物商店有售，但是用了以後小便時有困難），而黑煙會使你的鼻涕變得像墨汁一樣（你也可以用棉花塞住鼻子，用嘴呼吸，然後整個舌頭都變黑，變得像臟羊肚一樣）。早幾年，還可以用我設計的防毒面具，後來嚇死過小孩子，不讓用了。當然，假如你坐在偶爾駛過的日產轎車裏，感覺會有不同。日本人對出口中國的車輛都做了特殊設計，隔音性能極好，而且有空氣濾清器。當然，日本人很少得救盲症，故而這些車的售價都到了天文數字，只有得了數盲症的領導才不覺得貴。因為這些原故，乘日本車的人極少，大多數人乘坐在吼聲如雷的國產柴油車輛上。駕車的傢伙們還表現出了破罐破摔的氣概，十之八九把消聲器拆了下來。讓黑煙橫掃街道，讓噪聲震破玻璃。因此街上的行人都打傘，見了黑煙過來，就把傘橫過來擋擋，而臨街的窗戶都貼了米形紙條，好像本市在遭空襲。這都是因為有人拆了消聲器。假如你逮住一個問他為什麼這麼干，他就說，消聲器降低馬力增加油耗，而且裝上以後還是黑，還是吵，只不過稍好一點，實屬不值。當然，你還可以說，取下消聲器，省了你的油，吵了大家，所以應該安上。他則認為安上消聲器，大家安靜，卻費了他的油，所以應當取下來。歸根結底，假如消聲器能省油，誰也不會不安它。如果說到了這兒，所有的人都會同意：也不知是哪個王八蛋設計的這種破機器。只有我不同意，因為這個王八蛋就是我。所有街上跑的、家裏安的柴油機，只要是黑煙滾滾，吼聲如雷，就是我設計的，假如既不吵，也不黑，那就是進口的，而且售價達到了天文數字，具體數字是多少是國家機密，我們不該知道，而知道這些數字的人，又根本不知是多少。
2
每個當了老大哥的人，都有這樣一種特殊的品行，就拿我來說，有時候我就是我，有時候是王二，他是一個隨時隨地就在眼前的四十八歲的男人。在後一種情況下，“我”卻不知到哪裏去了。小徐沒有摩托車，必須有人去接他上班。好吧，王二就在眼前，那麼王二就去接他吧——這時根本就沒有“我”這種東西。等到“我”回來時，就會發現這樣做消耗了我的汽油，毀了我的車——這種小摩托設計載重是八十公斤，王二一個就有八十公斤。除此之外，他像個雞姦者一樣趴在我身上。小徐這東西佔了你的便宜也不說你好。這都是責任心過強帶來的害處。
責任心過重常常使我大受傷害，每次部里有人失蹤了，我都到處去找：去公安局，去醫院，甚至低聲下氣去問保安（他們對裁員不友好，摩托車在他們門前停片刻，車胎就會癟）。到處都找不到之後，坐在技術部里長吁短嘆道：假如某某能回來，咱們就開party慶祝——我貢獻一百美元。同事們說；算了吧老大哥，這小子準是得了數盲症。但我不愛聽這話。我從來不相信哪個某某會得救盲症。結果他真的就得了數盲症。每次發生了這種事，我都有被欺騙、遭遺棄的感覺，一屁股坐在凳子上，叫道：給我拿救心丹來！
其實我根本不保表面上那樣天真。我已經四十八歲了，我認識的人發數盲的，多到我記不住。這就是說，我完全知道誰會發數盲——我見過的太多了。就以目前為例，我可以打賭，技術部有一個數盲，就是趴在我背上這個姓徐的。早上他提着塑料水桶，裏面只有點底子，或者底子都沒有（你要知道班上不供應飲水，自己不帶水就是想喝別人的）；頭上戴頂二戰時期飛行員的帽子，哆哆嗦嗦地站在路邊上，拖着兩截清鼻涕，長相尖嘴猴腮。就是把他行將發數盲這一點撇去，也足夠不討人喜歡。我不知道有誰喜歡他，不論是男人女人。但是他現在沒有發數盲，他是我的人。他沒有錢可以找我借，當然事後准不還；沒水嗎可以找我要，但是我的水也不多。這就是說，我必須愛他，因為我是老大哥。
二十年前我來過北戴河，達地方東西兩端各有一座小山，山上樹木蔥蘢，中間是一片馬鞍形的地帶，有海灘，海灘背後的山坡上樹林裏面是一些別墅——一些優雅的小房子。現在海灘的情形是這樣的：海灘背後沒有了樹，那些別墅還在那裏，但都大大地變了樣。所有的門窗都不見了，換上了草帘子、包裝箱上拆下的木板、瓦楞紙箱，裏面住着施工隊、保安員、小商小販，總之，各種進城打工的人，門窗都被他們運回家去了。他們在院子裏用磚頭壘起了一些類似豬圈的東西，那是他們的廁所。煙囪里冒出漆黑的煙，因為燒着廢輪胎。海灘上一片污黑，全被皮油污染了。海面上漂滿了膠袋，白花花的看不到海水。廢輪胎、廢油、膠袋我們大量地擁有，而且全世界正源源不斷地往這裏送。簡言之，海灘變成了一片黑煙和廢油的沼澤地，如果山上很髒的話，這裏就是個糞坑。而小徐卻偏願意住在這裏——這就是說，我不得不過下來接他。假如不是這樣，我情願永遠不上這裏來。出於過去的職業訓練，我見了醜陋的東西就難受。
技術部的房子在東山邊上，三面環有走廊，這說明這座房子有年頭了，過去是某位達官貴人的避暑別墅。前幾年站在走廊上可以望見大海，現在在刮大風的日子裏還可以看見，在其他的日子裏只能看到一片黑煙。走廊用玻璃窗封上了，這些玻璃原來是無色的，現在變成了茶色。這些變化的原因當然是柴油機冒出的黑煙，現在這所房子頂上有一根鐵管煙囪也在突突地冒這種黑煙。但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因為這間房子也需要取暖、需要照明，取暖就需要柴油機冷卻水來供給暖氣，照明則需要柴油機帶動地下室里的發電機。這個嘣嘣亂響的鬼東西是我十年前的作品，代表我那時的能力。現在我應當能設計出一種柴油機，起碼像泰國的產品，那種機器發出蠶吃桑葉的沙沙聲；或者像日本柴油機，那種機器無聲，也不排廢氣；當然，誰也不能要求我設計出瑞典柴油機，那種東西你就是把屁股坐在上面，也不知開動了沒有。但是應當是應當，實際上我就會造這種鬼東西——開動起來像打夯機和煙霧彈的東西。世界上其他地方不像我們這樣，人家甚至很少用柴油機，這是因為那裏能找到足夠多的未患數盲症的人，來設計、製造、維修那些清潔、有效的集中供電系統。雖然現在已經證明了數盲不傳染，但是要請這種人到中國來做技術顧問，卻沒人應聘；因為人們懷疑它與環境有關係。人們還說，數盲是二十一世紀的愛滋病，在未搞清病因、發現防護措施之前，科技人員絕不敢拿自己的前途冒險——事實上，的確有幾位到中國服務的科技人員在這裏發了數盲症，後來成為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享受中國政府的終身養老金。此後有人敢來冒險，但各國政府又禁止科技人員到中國來——科技人員是種寶貴的資源。來的和平隊都是些信教青年，所學專業都是藝術、人文學科。就算在來中國前學習一點科學技術的突擊課程，頂多只能勝任科技翻譯的工作，而希望全在末患數盲症的中國人身上。這些人在早上八點鐘以前到了這問房子裏，滿懷使命感開始工作。
王二來上班的時候，已經是最後一個。他從摩托車座位下面的工具箱裏拿出一個塑料水箱，走進那間房子，有一個大號的洋鐵壺放在小小的門廳里，旁邊放了一個量杯，王二從水箱裏量出一升水，倒進水壺裏，然後旋緊蓋子，把水箱放到一個架子上——那上面已經故了四十多個水箱，每個水箱上都有一塊橡皮膏，寫着名字。然後他脫掉大衣，走到水池子前面，擰開水管子，裏面就流出一種棕色的流體——這種東西被叫做自來水。王二從水池邊拿起一條試紙試了，發現它是中性的，就在裏面洗了手。不管它是不是中性，都沒人敢在裏面洗臉。因此他拿出了一塊濕式的衛生紙巾，先擦了臉，又擦了手，然後走進大廳。這是一種精細的作風，和數盲作風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開大會時，你常能看到領導在主席台上倒一塑料杯礦泉水，喝上幾口，把剩下的扔在那裏，過一會再去倒一杯。等開完了會，滿桌子都是盛水的杯子。造就叫領導風度。好在這些水也不會浪費，我們當然不肯喝，想喝也喝不着。保安員都喝了，他們也渴。水這種東西，可不止是H2O而己。
因為每人每天只有五公升的飲水，所以燒茶的開水都要大家平攤。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當然想利用一下自來水——這種水是直接從河裏抽上來的，沒有經過處理——就算不能達到飲用的標準，能洗澡也成。有時候它是鹹的，這不要緊，因為不管怎麼說，它總比海水談，甚至可以考慮用電滲析。有時含酸，有時含鹼，這可以用鹼或酸來中和。有時候水裏含有大量的苯、廢油，多到可以用離心機分離出來當燃料，有時候又什麼都不含。有時它是紅的，有時它是綠的，有時是黃的——水管里竟會流出屎湯子——這就要看上游的小工廠往河裏倒什麼了。有時候他們倒酸，有時倒鹼，有時倒有機毒物，有時倒大糞。要凈化這種水，就要造出一個無所不能的凈化系統，能從酸、鹼、有機毒物甚至屎里提取飲用水。這對於科班出身的工程師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更何況我們四十一個人里有四十個是半路出家。除此之外，還有兩個辦法可以解決洗澡問題，其一是在夏天到海里去游泳，上岸後用砂子把身上的柴油漬擦去，然後用毛巾蘸飲水擦，因為柴油漬總不能擦得很乾凈，故而洗了以後像匹梅花鹿；另一個辦法是在冬天用蒸餾水來洗澡——我們有利用榮油機廢熱制蒸餾水的設備。蒸餾水雖然無色透明，但也不幹凈。洗這種澡鼻子一定要靈，聞見汽油味不要大驚小怪；酚味也不壞，這是一種消毒刑；聞見騷味也不怕，有人說尿對頭髮好。假如聞見了苯味，就要毫不猶豫地從噴頭下逃開，躲開一切熱蒸汽，赤身裸體逃到寒風裏去。苯中毒是無葯可醫的毛病，死以前還會腫成一個大水泡，像海里的水母一樣半透明。同事們說，洗澡這件事要量力而行，並且要有措施。跑得慢的手邊要有防毒面具，女孩子要穿三點式，但是老大哥和有病的不準洗。他們堅決勸阻我在冬天洗澡，雖然我自己說，老夫四十有八不為夭壽，但他們還是不讓我在乾淨和肺炎之間一搏，並且說，現在我們需要你，等你得了數盲症，幹什麼我們都不管。所以我只好髒兮兮地忍着。
我到現在還在設計凈水器，一想就是七八個小時，把腦子都想疼了。一種可能是我終於造出了巧奪天工的凈水器，從此可以得到無限的乾淨水，這當然美妙無比。但我也知道遙遙無期。另一種可能是我沒有造出這樣的凈水器就死掉了，死了就不再需要水，問題也解決了；但也是遙遙無期。最好的一種可能性是我得了數盲症，從此也沒了水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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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坐在繪圖桌前的高腳凳上，手裏拿了一把飛魚形的刀子在削鉛筆。那刀子有一斤多重，本身是一件工藝品，除了削鉛筆，還可以用來削蘋果、切菜、殺人。現在的每一把刀子都是這樣笨重，這是因為每把刀子都是鑄鐵做的，雖然是優質的球墨鑄鐵，但畢竟不像鋼材那樣可以做得輕巧。他在考慮圖板上的柴油機時，心裏想的也全是球墨鑄鐵，不到萬不得已，不能考慮像金子一樣貴重的進口鋼材。除此之外，鋼是危險品，要特批，報告打上去，一年也批不回來。在這種情況下，當然只能設計出些粗笨、低效的東西，這是可以原諒的。只不過他的設計比合理的粗笨還要粗笨，比合理的低效還要低效，這就是不能原諒的了。他只能在另一個領域施展想像力；把柴油機做成巧奪天工的形狀，有些像老虎，有些像鯉魚，有些什麼都不像，但是看上去尚屬順眼。不管做成什麼樣子，粗笨和低效都不能改變，而且像這樣稀奇古怪的東西根本不能大批生產，每種只能造個三五台，然後就被世界各國的藝術館買了去，和貝寧的烏木雕、尼泊爾的手織地毯陳列在一起。如今全世界所有的藝術經紀人都知道中國有個“WangTwo”，但是不知道他是個工程師，只知道他是個結合了后工業社會和民族藝術的雕塑家。這樣他的設計給國家掙了一些外匯，但是到底有多少，他自己不知道。這是國家機密。
有一件事我們尚未提到，就是王二和他技術部的絕大多數同仁一祥，雖然現在做着技術工作，但是他們的生活並不是在工學院裏開始的。王二本人從工藝美術學院畢業，同事則來自音樂學院、美術學院、中文系、哲學系、歌劇院等等；是一鍋偏向藝術和人文學科的大雜燴，但是這鍋雜燴在這一點上是一致的：每個人的檔案里，在最後學歷一條上，都有“速校二年”一條。這是因為隨着數盲症的蔓延，所有未患這種病的人都有義務改行，到“速成學校”突擊學習技術學科，然後走上新的崗位。還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就是原來的工程師患起數盲症來很快，改行的工程師卻比較耐久。他們是科技精英，雖然假如沒有數盲症這件事的話就夠不上精英，只能叫做蹩腳貨。就以我自己來說，就曾找領導談過多次，說明自己在速校把數學老師氣得吐血的事實。領導上聽了以後只給了這樣的指示：加強業務學習——水平低是好事，還有提高的餘地，所以我們不怕水平低。我說我快五十了，沒法提高。他卻說五十很年輕。我問多少歲不年輕，他說是二十，同時伸出三個指頭，幾乎把我氣死。和數盲辯理行不通。順便說一句，數學老師吐血是真的，但他有三期肺癆；而且不是氣的，而是笑的。上課時他講不動了，就讓大家講故事。我講了個下流笑話，他吐了血，後來就死掉了。
除了這技術部里坐着一些蹩腳貨，還有一些更蹩腳的在鋼鐵廠里，指揮冶鍊球墨鑄鐵，另一些在煉油廠指揮煉劣質柴油，所到之處都是一團糟，但是離了他們也不行。不管怎麼說，王二在這群人里還算出類撥萃。他削好了鉛筆，忽然大廳里響起了小號聲，還有一個壓倒卡羅索的雄渾嗓音領唱道：“Happybirthdaytoyou！”他在一片歡聲笑語裏伸直了脖子，想看看這位壽星是誰。但是一把紙花撒到了他頭上。這個壽星老原來就是他自己。然後他就接受了別人的生日祝賀，包括了兩個女實習生的親吻，並且宣佈說，等你們結婚時，一人送一件毛衣。這是因為當時她們每個人都穿了一件毛衣——一件藍毛衣和一件紅毛衣，當然都是機織毛衣，看起來像些氈片，穿在漂亮姑娘身上不適宜。而王二的手織毛衣都是工藝品，比之刀子更送得出手。這些毛衣需要些想像力才能看出是毛衣，需要更多的想像力才能看出怎麼穿。但是穿上以後總是很好看。但是這兩記親吻帶來了麻煩——他上衣的口袋裏出現了兩張紙條。這肯定是她們塞進來的，但是各是誰塞的，卻是問題。有一個規定說，禁止把未患數盲症的人調離技術崗位，這就是說，技術部門實在缺人。還有一個規定說，女人不在此列。這就是說，領導機關也要些不是數盲的人，來擔任秘書工作。還有一條並不是最不重要，那就是秘書必須長得順眼，不能長得像王二一樣。因此女孩子最好的出路是在十八歲時考上工學院（工學院考分高得很，而且不招男生），二十二歲畢業，到技術部實習一年，然後到上級部門當秘書。此後很快就成了首長夫人。這是一條鐵的規律，甚至不是孩子的人都不例外，只要漂亮就可以。因為這個原故，工學院挑相貌，挑來桃去，簡直招不上生來。現在聽說條件放寬了，但是要簽合同，保證接受整容手術。我覺得以後可能會接受肯變性的男生。當然，這種貨色，就如藝術家改行的我們，是二等品。
有關藝術家改行的事，還可以補充幾句，我們改行后，原來的位子就被數盲同志們接替了。所以現在簡直沒有可以看得進去的小說、念得上嘴的詩歌、看得入眼的畫；沒有一段音樂不走調，假如它原來有調的話。與此同時，藝術家的待遇也提高到了令人垂涎欲滴的程度。但是這也叫人心服口服——你總得叫人家有事可幹嘛。而且藝術現在算是危險性工作了，它教化於民，負有提升大家靈魂的責任，是“靈魂的工程師”。萬一把別人的靈魂做壞了，你得負責任；這種危險還是讓數盲來承擔。假如大家都去當領導，領導就會多得讓人受不了，假如不讓人家當領導，人家又勞苦功高。所以就讓他們當特級作家、特級畫家，這還是虧待人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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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個哥哥，已經六十多歲了，現在住在美國。1970年左右，他在鄉下當過知青。我那時只有七八歲，也知道他當時苦得很，因為每次回家來，他都像只豬一樣能吃。他告訴我，他坐車不用買票，而且表演給我看。有一回被售票員逮住，他就說：老於是知青！售票員大姐聽了連忙說：我弟弟也是知青。就把他放了。他還告訴我說，他們在鄉下很快活，成天偷雞摸狗不幹活也沒有人管。這件事告訴我，為非作歹是倒霉蛋的一種特權。我們就是一批倒霉蛋，所以擁有這種特權。舉例來說，假如我看中了一間空房子，就可以撬開門搬進去住，不管它貼着什麼封條。過幾天房管局的人找到我，無非是讓我把原來房子的鑰匙交出來，再補辦個換房手續。但是不管我搬到哪裏，房子都沒有空調，沒有乾淨的供水，沒有高高的院牆，門口也沒有人守衛，所以搬不搬也差不多。再比方說，我們和哪個女孩子好，就可以不辦任何手續地同居，假如風紀警察請去談話，無非是說：你們雙方都沒有結婚，何不辦個結婚手續？只是過不了幾天，這位女孩子調到機關去，就會和我們離婚。然後就是傍肩，天天吵吵鬧鬧。據我所知，大家都有點煩這個。但這種生活方式是不能改變的，除非得了數盲症。
我簡直想患數盲症，主要是因為現在的工作不能勝任。今天早上搞電力的小趙遞給我一張紙，說道：對不起老大哥，遇到了問題。我拿起來一看，是道偏微分方程。我就知道這一點，別的一概不知。我舉起手來說；大家把手上的事放一放，開會了。於是我們這些前演奏家、前男高音、過去的美術編輯、攝影記者等等，搬着凳子圍成個圈子，面對着黑板上的微分方程，各自發表宏論。假如此時姓徐的不在，那也好些。他在場只會增加我們的痛苦。我說過，我們這間屋子裏的人幾乎都是蹩腳貨，這孫子是個例外。他是個工科碩士（很多年以前得的學位），像這種人不是發了數盲症，就是到了國外，這孫子又是個例外。他聽了某些人的意見，面露微笑。聽了另一些人的意見，捧腹大笑。聽了我的意見之後，站在椅子牚上，雙手掩住肚子，狀如懷孕的母猴，在那裏扭來扭去。坐在他旁邊的人想把他拖出去。他拚命地掙扎道：讓我聽聽嘛！一個月就這麼點樂子……這使大家的面子都掛不住了。大胖子男高音跳起來引吭高歌，還有人吹喇叭給他伴奏。在音樂的伴奏下，有些人動手擰他——懷着藝術家那種行業性的妒賢嫉能，以及對卑鄙小人的仇恨。這傢伙是個賤骨頭，挨擰很受用。等到亂完了之後，我就宣佈散會。偏微分方程不解了，因為解不出來，改用近似算法。這個例子說明我們設計的東西為什麼這麼蹩腳——用了太多的近似算法。而在近似算法方面，我們都是天才。我們已經發明了一整套新的數學，覆蓋了整個應用數學的領域，出版了一個手冊，一流裝幀，一流插圖，詩歌的正文，散文家的註釋，但是內容蹩腳之極。手冊的讀者，我們下級單位的同行經常給我們寄子彈頭，說再把書寫得這樣不着邊際，就要把我們都殺掉。其實我們不是故作高深，而是要掩飾痛腳。
不光數學是我們的痛腳，還有各種力學、熱力學、化學、電工學等等。事實上，我們的痛腳包括了一切科學部門。我知道美國有個《天才科學家》雜誌（這個天才當然是帶引號的），專門刊載我們的這些發明，而有一些漢奸賣國賊給他們寫稿，還把我們的照片傳出去，以此來掙美元稿費，其中就包括了這個姓徐的。因為他的努力，我已經有兩次上了該刊的中心頁，三次上了封面，還當選過一次年度“天才數學家”。據說正經搞理工的讀了那本刊物，不僅是捧腹大笑，還能起性，所以我經常接到英文求愛信和裸體照片，有男有女，其中有些還不錯，但多數很糟糕；危險部位全被炭筆塗掉了。我一封信都不回。對於某些搞同性戀的數學家，我比《花花公子》的玩伴女郎還性感。為此我不止一次起了宰掉小徐的心。但是我也明白，就是倒霉蛋也不能殺人。
我覺得外國的科學家缺少同情心——假如他們和工程師都傻掉，只剩下一些藝術家，我倒想看看他們那裏會發生什麼樣的事。假如畢加索活着，馬蒂斯活着，高更和莫奈都活着，我也想看看他們畫起柴油機是否比我高明。但是最沒有同情心的是小徐這種人。我曾經把炭筆塞到他手裏，強迫他畫一張畫，哪怕是畫個雞蛋也行。但是他就是不接，還笑嘻嘻地說：我不成，我有自知之明。這話又是暗諷，說我們都沒有自知之明。
在馬蒂斯決定復活，替我來回柴油機之前，我還有一件事要提醒他：他休想得到一點頂用的技術資料。有件事和他死前大不一樣：國外所有的技術書刊都以光盤、磁盤的形式出版，而這類東西是禁止進口的，以防夾帶了反動或者下流的信息。至於想用計算機終端從國外查點什麼，連門都沒有。這是因為一切信息，尤其是外國來的信息都是危險的。打電話可以，必須說中文，因為有人監聽，聽見一句外文就掐線。我不知馬蒂斯中文說得怎麼祥，假如說得不好，就得準備當個啞巴。除此之外，什麼材料都是危險品：易燃的、易爆的、堅硬的。危險這個詞現在真是太廣義了。在這種條件下，讓馬蒂斯來試試，看他能搞出些什麼！
會後小徐對我說：你把你的貝寧木雕結我，我就給你算這道題。我說你媽逼你想什麼呢你，又不是我要算這道題。那時候我的臉色大概很難看，嚇得他連連後退，過了老半天才敢來找我解釋：“老大哥，要是你要算這道題我馬上就算，要你什麼我是你孫子！”
這時我已經恢復了老大哥的風度，心平氣和地說：我不要算這道題，是公家要算這道題。我盡心儘力要把它算出來，這是我的責任，但它畢竟不是我的題。小徐說：只要是公家的題他就不算，這是他的原則。但是他不願為此得罪老大哥。我說：我怎麼會？堅持原則是好事。為了表示我不記恨他，我和他擁抱，吻了他的面頰，這讓我覺得有點噁心——這傢伙有點娘娘腔。但我既然是老大哥，對所有的人就必須一視同仁。
有關那件木雕，有必要說明幾句。那是上大學時非洲同學送我的，底座上刻着歪歪斜斜的中國字：老大哥留念——我們是有色人種。這是個紀念品，其一，它說明我上大學時就是老大哥；其二，它說明有個黑人把我當成黑人。一般來說，我們黃種人總是被黑人當成白人，被白人當成黑人，被自己人不當人，處處不落好。我能被黑人當黑人，足以說明我的品行。這姓徐的竟想把它要走，拿到黑市上賣。只此一舉，就說明他要得數盲症了。
開完了數學討論會後，我坐到繪圖桌前，那個穿紅毛衣的實習生搬凳子坐在我身邊，假裝要幫我削鉛筆，削了幾下又放下了。說實在的，削鉛筆不那麼容易，刀子鈍筆芯糟，假如她只是心裏有話要說，那就是糟蹋東西。那孩子悄聲對我說：王老師，我會算這道偏微分題。我也悄聲說道：別管我們的事——輔導老師沒關照你嗎？她說：關照過的，但是我的確會算。我不理她（我還要命哪），她還是不走，這叫我心裏一動——於是我壓低了聲音說：讀過《1984》？她臉色緋紅，低着頭不說話。這就是說，讀過了。
我們過去都是藝術家，藝術家的品行就是；自己明明很笨，卻不肯承認。明明學不會解偏微分方程（我們中間最偉大的天才也只會解幾種常微分方程），卻總妄想有一天在睡夢中把它解開，然後天不亮就跑到班上來，激動地走來定去，搓手指，把粉筆頭碾成粉；好容易等到大家來齊了，才宣佈說：親愛的老大哥，親愛的同事們，這道題我解出來了！！然後就在黑板上寫出證明，大體上和數學教科書上寫的一樣，只是在講解時雜有一些比喻，和譬如“操他媽”之類的語氣助詞，這能使大家都能理解。有了這些比喻和“操他媽”，證明就屬於我們了。講解者在這種時候十分激動並且能得到極大的快感，有一位天才的指揮家在給大家講解“拉格朗日極值”時倒下去了，發了心肌梗塞，就此一命嗚呼。這種死法人人羨慕。因為這個緣故，我們才不容易得救盲症。也是因為這個緣故，我們不喜歡女人來幫助我們。當然，有些少數喪失了自尊心的人也會這麼干，那就是另一個故事了。
關於藝術家不得數盲症的機理，有必要講得更明確：我們在科技方面十足低能，弄不懂偏微分，所以偏微分才能吸引住我們。假如能弄懂，就會覺得沒有意思了。這就是說，我們不能太聰明，並且要保持藝術家的狂傲的性情，才能在世界上堅持住。
另一個故事是這樣的：以前我有一位同事，是吹薩克管的，是個美男子。因為在十幾歲時玩過一陣子無線電，速校畢業后負責電子工程。此人鑽研業務到了走火人魔的程度，發誓不把概率論里的大數定理搞明白死不瞑目。因此他就喪失了自尊心。有一回，我們部里來了個小眼鏡，她說能證明大致定理，也不知用了什麼手段，居然讓美男子聽懂了證明。然後他就完全惟小眼鏡馬首是瞻。聽說他們在家裏玩一種性遊戲：小眼鏡穿着黑皮短裙，騎在美男子脖子上。後來她實習期滿要調到上級單位時，兩人就雙雙殉情而死——這當然又是小眼鏡的主意。剛畢業的女孩子總是對殉情自殺特別感興趣（她們最愛說的一句話就是——讓我們一塊死吧！彷彿只剩下電死弔死還是淹死這樣一些問題），但是不能聽她們的，都死了誰來幹活？我就接到過多次同死的邀請，都拒絕了，是這麼說的：你能調到上面去很好呀，別為這個內疚；我們大男人，不和女孩子爭，等等。講完了，挨個耳光，事情就過去了。這是因為我從來不請教女人數學問題。假如請教過，知道了她們有多聰明——她們的美麗已經是明擺着的了——多半就沒有勇氣拒絕死亡邀請。這是活下去的訣竅。
有關這個訣竅，必須再說明一遍，因為它很嚴重。不能問女人科學問題，因為你已經四十多歲了，做了多年科技工作，不植大致定理、不會解偏微分方程，而且得不了數盲症，又有何面目活着？我們都在危險中，所以就不要讓一個二十歲的女孩子告訴你，你不會的她都會。這是因為你是男高音、畫家、詩人，她要得到你。活下去的訣竅是，保持愚蠢，又不能知道自己有多蠢。有一句話，我要與大家共勉：好死不如惡活。我的兄弟們，我已經四十八歲了，還有一身病，但還在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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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星期四，也是我四十八歲的生日。這一天的一切，都有必要好好總結一下。我像往常一樣上班去，天像往常一樣黃，自來水像往常一樣臭，像往常一樣，有人遇到了一道數學題，我們開會討論，並且像往常一樣沒有解出來。這都是表面現象。實際上，我比往常老了一歲，天比往常更黃了一點，自來水比往常更臭了一點，沒有解出的數學題比往常多了一道，一切都比往常更糟糕。我在制止這個惡化的趨勢方面竭盡了心力：力圖忘掉今天是我生日，力圖改進我的柴油機想讓它少冒點煙，力圖想出一種凈水器，力圖解出那道數學題，但是全都沒有結果。我們技術部里每個人都在力圖解決這些問題（只有第一個問題除外），但是都沒有結果，因為他們都比我還笨。只有一個人除外。首先，他可以解出那道數學題，其次，他是學化工的，在水處理方面肯定有辦法；最後，他是管燃料的，假如能給我純凈一點的燃料，柴油機就可以少冒一點姻。但是他什麼都不幹，到班上打一晃，看完了我們的洋相后，就溜出去了，而且是借了我的摩托車。我有確實的情報，他是跑到上級那裏去打小報告去了——雖然他自己說是去醫院看病——此種搞形說明他很快就會發數盲症。我應該不借他車，但是我不能。他說，他要去看病。而且我是老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