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寫作與心靈生活

從八十年代進入九十年代，中國的社會場景發生了重大變化，思想啟蒙的氛圍突然消散，商業熱風迅速刮遍全國，時尚取代思潮成為時代的主要風景。人文知識分子被這個轉折從中心甩向了邊緣，有些人因此發出了人文精神失落的悲鳴。面對這個轉折，我的心情卻十分平靜。我對做風雲人物本來就沒有興趣，現在正好順乎我的天性，與時代拉開距離，回歸我的內在生活。個人生活中接連發生的變故也迫使我回到內心，沉思令我困惑的各種人生難題。

九十年代發生了一件出乎我自己意料的事，就是我成了一個著名的散文作家。其實，寫這些東西的時候，我哪裏是在寫散文啊。因為妞妞的災難，因為婚變，我不得不勸慰自己，開導自己，而我的資源只有哲學，手段只有文字，於是寫下了許多哲學性的感悟和思考，這些東西便被人稱做了哲理散文。同時，由於變故導致的心情，我難以潛心做系統的學術工作和寫大部的著作，篇幅短小的文字就成了最合宜的形式。正是在那變故頻繁的五六年裏，我寫的散文數量最多，質量也比較高。表面看來，這好像是一個外力把我從一條軌道上撞到了另一條軌道上。可是，我因此脫離哲學的軌道了嗎？我相信沒有。在我迄今為止的全部生涯中，再也找不出這樣一個時候，我從哲學那裏獲得了如此重要的幫助，為此我對哲學滿懷感激。

在此之後，彷彿由於慣性，我仍寫了不少散文。有一段時間，因為所謂名氣，約稿特別多，我又不善於拒絕，不免寫了一些臭文章，對自己並無真切感受和深入思考的問題發表了議論。好在我對這種情況及時引起了警惕，下決心基本上謝絕了約稿。我給自己確立了一個原則：我的寫作必須同時是我的精神生活，兩者必須合一，否則其價值就要受到懷疑。好的作者在寫作上一定是自私的，他決不肯僅僅付出，他要求每一次付出同時也是收穫。人們看見他把一個句子、一本書給予這個世界，但這只是表面現象，實際上他是往自己的精神倉庫里又放進了一些可靠的財富。這就給了我一個標準，凡是我不屑於放進自己的精神倉庫里去的東西，我就堅決不寫，不管它們能給我換來怎樣的外在利益。

到2002年為止，我發表了三百多篇散文，先後結為《守望的距離》（1996）、《各自的朝聖路》（1999）、《安靜》（2002）三個集子。可以算作散文的還有隨感錄《人與永恆》（1992）和紀實作品《妞妞，一個父親的札記》（1996）、《南極無新聞——喬治王島手記》（2002）。我還出過一些別的集子，基本上是上述作品不同方式的選本，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人生哲思語編》（2000），它彙集了我的散文和隨感中的所謂精彩句子和段落，按照主題分類編排，能收一目了然之效。在所有作品中，我自己很喜歡《人生寓言》，其中多數正是在妞妞病重時寫的，卻看不出一點悲苦的痕迹，一切悲苦都被智慧化解了。在南極寫的那些思想札記包括讀《聖經》札記也不錯，在千古荒原上沉思兩個月，這是多麼奢侈的事情，不寫出一點好東西是說不過去的。

回過頭去看，我的寫作之路與我的心靈之路是相當統一的，基本上反映了我在困惑中尋求覺悟和走向超脫的歷程。我原是一個易感的人，容易為情所困，跳不出來。我又是一個天性悲觀的人，從小就想死亡的問題，容易看破紅塵。因此，我面臨雙重的危險，既可能毀於色，也可能墮入空。我的一生實際上都是在與這兩種危險作鬥爭，在色與空之間尋找一個安全的中間地帶。我在尋找一種狀態，能夠使我享受人生而不沉湎，看透人生而不消極，我的寫作就是藉助於哲學尋找這種狀態的過程。經常有人對我說，他們通過我的作品發現，我的內心既寧靜又有激情，我對人生看得很透徹卻仍充滿理想主義，相反的因素結合得十分和諧。我不敢說我真的達到了這種境界，但我自信正在形成一種比較成熟的生命態度，這種態度體現了我的個性與世界之間的恰當關係。我還相信，我今天的生命狀態和寫作狀態包容了我的全部過去，我童年和少年時的敏感，讀大學時的熱愛文學和對生命感受的看重，畢業後山居生活中的淡泊心境，生命各階段上內心深處時隱時顯的哲學性追問，彷彿都在為這種狀態做着準備，並在其中找到了歸宿。

我的一些朋友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要用作品直接影響社會進程。我不給自己樹這樣的目標。我寫作從來不是為了影響世界，而只是為了安頓自己。我的所思所寫基本上是為了解決自己的問題，也許正因為如此，寫出的東西才會對那些面臨著相似問題的人有所啟迪，從而間接地產生了影響社會的效果。一個作品如果對於作者自己沒有精神上的價值，它就對任何一個讀者都不可能具有這種價值。自救是任何一種方式的救世的前提，如果沒有自救的覺悟，救世的雄心就只能是虛榮心、功名心和野心。中國知識分子歷來熱中於做君王或民眾的導師，實際上往往只是做了君王的臣僚和民眾的優伶，部分的原因也許在這裏。

說到我的作品的社會意義，我想提一下我的好友鄧正來寫的一篇評論。正來是學界公認的成就卓著的嚴肅學者，多年來專註於學術，從不寫學術之外的東西。可是，在讀了我的《南極無新聞》之後，他破例寫了一篇題為《社會的“眼睛”與獨行的個人》的評論，寫完后按捺不住興奮的心情，激動地給好幾人打電話朗誦。這本書是我參加人文學者南極行活動的記錄，由日記和思想札記組成。全書既記錄了我在南極生活兩個月的新鮮體驗，字裏行間又貫穿着我對活動的強烈新聞色彩的不滿和抵制。正來獨能從後者中看出，這本書是“一個哲學家以其獨特的視角對他個人在社會‘眼睛’盯視下的抗爭實踐所做的描述”，抗爭方式是“參與其間但決不放棄自我，生活於其間但決不放棄對它進行批判的權利，力圖以一種獨語的方式去重構這個社會”。顯然，他說的不只是這次南極之行，而是我對待社會性事物的一般方式。他抓得真准，我讀了有恍然大悟之感，雖然我一向是這樣做的，但自己從來沒有如此清晰地意識到。我相信，他的這個解讀也完全能用來解釋我的一般散文作品之介入社會的方式。

我的書帶給我的最寶貴收穫之一是友誼。三年前，一個在法國長大的美麗女子捧着鮮花來訪問我，跟我談《妞妞》，說她沒想到中國有這樣的作家，思想與歐洲人接近，是人類性的，這番話使我立刻信任了她。一位可愛的女子出於喜歡而把我的作品錄了音，刻成光盤，分送給許多人。她把光盤帶來讓我聽，朗誦得真好，自然的聲音，飽含真實的感情，我彷彿不是在聽自己的作品，那些話語好像是從另一個靈魂中發出，並且使我感動。大洋彼岸一位女士給我發電子信，說她最欣賞我對那些看不見的事物的“看見”和那種低調的執著，我心中嘆為知音。在一次活動中，偶遇江鑄久、芮乃偉圍棋九段，先生把太太介紹給我，落落大方地說：“她很喜歡你的書，自己不好意思跟你說。”我與這一對高智商但又極其質樸的夫婦從此成了好朋友。經常有人揶揄說，我的書獨受女性青睞。大學裏曾經流傳一句話：“男生不可不讀王小波，女生不可不讀周國平。”我的確擁有一大批熱心的女讀者，對此我只感到愉快，絲毫不覺得難為情。我揣測，女性之所以喜歡我的書，原因可能有二。第一，我比較能夠欣賞女性並體會她們的心理，誰不喜歡聽中肯的恭維呀。第二，女性離功利戰場比男性遠，心比較靜，又看重情感生活，容易與我的價值取向產生共鳴。然而，我知道，我不只擁有女性讀者，確確實實還擁有許多忠實的男性讀者。前不久，一個公司老總，身材魁梧，性格粗獷，一米八幾的個子開一輛大三菱，在不惑之年突然迷上了我的書，那樣天真地向我坦言，他從此才開始思考人生。不過，我無須在這裏舉證了，如有必要，自會有各界男士為我作證的。我常常遇見一些政界和企業界人士，他們在學生時代都曾經喜歡我的書，現在已走上關鍵的崗位。當他們向我敘述自己的閱讀史時，我心中既感動又深感欣慰。

我的作品為我在專業範圍之外贏得了廣大讀者，同時也使我在一些專業人士那裏遭到了不務正業的譏評。好在我對此不太在意，當我做着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的時候，別人的褒貶是不重要的。對於我來說，不存在正業副業之分，凡是出自內心需要而做的事情都是我的正業。若一定要說專業才是正業，那麼，我的專業是哲學，而我所寫的多數作品完全沒有離開哲學的範疇。在我的散文中，我的思考和寫作始終圍繞着那些最根本的哲學問題，例如生命的意義、死亡、時間與自我、愛與孤獨、苦難與幸福、靈魂與超越等。在現代商業化社會裏，這些問題由於被遺忘而變得愈發尖銳，成為現代人精神生活中的普遍困惑。我想，也許正因為這個原因，我的作品才會獲得比較廣泛的共鳴。我不過是在用文學的方式談哲學，如果認為哲學只能有學術論著一種表達方式，是對哲學史的無知，只要提一下狄德羅、盧梭、伏爾泰、尼采甚至柏拉圖就可以了。從讀者的接受來說，這麼多人通過我的作品領略了哲學的魅力，走近了哲學，這使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我所做的正是不折不扣的哲學事業。讀者看重的顯然主要是我的作品的哲學內涵，而非文學的技巧。我不得不克服我的羞恥心提及這個事實：人們普遍把我看作中國當今最有影響的哲學家之一。指責這樣一個哲學家不務哲學之正業，多少有點說不過去吧。

我絲毫不低估學術工作的重要性，並且對踏實地做着這種工作並且取得了成績的同行懷有敬意。就我自己而言，我不願意做所謂純學術研究，而寧願以我的方式把學術工作納入我的精神探索的整體軌道。九十年代以來，我的確甚少出版學術專著，在《尼采與形而上學》（1990）之後，直到1995年，為了應付與人合作的一個課題，才又花了半年時間啃胡塞爾和伽達默爾的著作，就他們的意義理論寫了若干篇論文。我極其耐心地在胡塞爾的哲學迷宮裏摸索，跟隨他一步步探尋意義的源頭，終於弄明白了迷宮的路徑，發現它其實是一條並不能通向源頭的死胡同。九十年代末，我先後在瑞士Sils-Maria和德國海德堡的兩個國際研討會上發言，討論一個長期盤旋在我頭腦中的問題，即中國人對西方哲學的接受問題，我的觀點使與會的學者們大為吃驚。我由尼採在中國的接受史發現，西方哲學一旦進入中國，便往往失去了形而上學的品格，因而不再是哲學，成了某種用來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學說，這種情況顯示了中西文化傳統的深刻差異。我決定對清末民初西方哲學傳入中國時的情況進行個案分析，以此方式展開這項研究，目前這部專著仍在寫作之中。最近我還在構思並開始寫作一本關於尼採的精神哲學的著作，與《轉折點》之人生哲學、《尼采與形而上學》之本體哲學湊成一個系列，算是對我的尼采研究工作做一個了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