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與尼采結伴

碩士生畢業后，我留在哲學研究所工作。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室當時的一位負責人很欣賞我，向所里要我，我被分配到了那個室。可是，我很快發現，那裏的氣氛是非常不適合於我的。在賈老師的幫助下，第二年我歸口到了現代外國哲學研究室。順着碩士生時期的慣性，我所做的主要學術工作仍是蘇聯哲學的介紹、翻譯和馬克思人性理論的研究。作為消遣，我讀各種閑書，讀到徐梵澄、楚圖南在解放前翻譯的幾種尼采著作，頓感一見如故。那一年，所里有人籌備《外國美學》叢刊，向我約稿，我便決定寫一篇談尼采美學的文章。於是，我開始抱着詞典讀尼採的德文原著，一邊翻譯《悲劇的誕生》和《權力意志》中的若干段落。我譯得慢極了，艱難極了，但別有一番趣味，覺得尼采薄薄幾頁東西比一大堆俄文書包含遠為豐富的內容，像一個美麗的謎語，經過枯燥的勞動卻探得了奇妙的謎底。我於1983年寫出《從酒神精神到權力意志——尼采藝術哲學初探》一文，直到1986年4月才在《外國美學》第二輯上刊出，這是我從事尼采研究的開始。

嘗到甜頭后，我停不下來了，於1983年9月開始翻譯《悲劇的誕生》全文。一發而不可收，接着又譯別的著作，編成《尼采美學文選》，計二十八萬字。開譯時我並沒有想到出版，只是因為喜歡，同時也可以練德語。譯出后，恰逢甘陽創辦人文學術文庫，便收了進去，於1986年12月在三聯出版。譯過尼采之後，我再也不肯去譯蘇聯哲學的書了，無法再忍受那樣拙劣的文體和連篇的空話。同時，我也厭煩了在馬克思主義人學問題上糾纏不休。我留所工作一年半后，所里討論我們這批研究生的助理研究員轉正問題，有人堅決反對給我轉正，理由之一便是我在人性問題上的觀點。此後不久，開展清除“精神污染”運動，把人道主義和異化的學術問題與淫書淫畫一鍋煮，我被列入所內清理名單。我不是寧願嘗神設的禁果而不屑於闖人設的禁區嗎？好吧，現在我在尼采這裏已經品嘗到了神設的禁果，回過頭去看那些人設的禁區就更覺得滑稽了。事實上，一旦回到事物本身，意識形態的壁壘就不復存在了。八十年代初的人學論戰無非是在爭論思考人的根本問題的合法性，一派以馬克思的名義宣佈其不合法，另一派也以馬克思的名義申辯其合法。可是，一個思想者豈不應該直接去思考本質問題，而無須理會任何名義之爭？

1984年，全國開始正式招博士生，我在職做了汝信的學生，確定以尼采哲學為研究主題。事後聽一位知情者說，汝信也正對尼采感興趣並已開始進行研究，然而，為了不影響我的獨立探索，便悄悄轉移了研究方向。他自己從未對我提及此事，惟其如此，我心中就更加感動。常見的情形正相反，導師往往支使學生替自己做事，然後把成果佔為己有。考上博士生時，我已經在醞釀寫一本關於尼採的書，那是方鳴提議我寫的。方鳴當時是人民出版社的編輯，策劃編一套叢書，想讓我來打頭炮。1985年的年初，我把自己關在那間充當宿舍的地下室里，用了兩個月時間——日記記載：1月28日動筆，3月25日完成——寫出了這本十八萬字的小冊子，題為《尼采，在世紀的轉折點上》。

我和方鳴可謂一見如故。他比我小一輪，那時二十多歲，在出版社第一次遇見，我就從他眼中讀出了百分之百的友情。我們都寫詩，他寫的散文詩有泰戈爾之風，可惜後來不寫了。他來看我，發現我成年累月一個人住在地下室里，對我忍受孤獨的能力感到震驚。我說，你沒有看見我用拳頭捶牆又哭又喊的樣子呢。他對人感嘆說：“周國平是最有人性的人，既文雅又瘋狂，一點兒不像他的歲數。如果沒有他，這個世界就會太沒有人味了。”我有一篇文章題為《人性、愛情和天才》，他指着這個題目說：“這完全是周國平自己的問題啊！”他還說過一句“髒話”，成為朋友間流傳的名言：“別人寫東西像撒尿，周國平寫東西像射精。”這些話表明他對我何等偏愛，而他正是懷着這樣的偏愛催促我寫尼採的。稿子出來后，他十分興奮，但也擔心我的觀點一反習見，出版會遇到阻礙，便建議我請汝信寫個序。我心想，汝信身居高職，又曾因文革后率先發表為人道主義正名的文章而遇到過麻煩，此事未免強人所難。但是，不管怎樣，我終歸要把稿子送給我的導師看一看，請他提意見。

汝信看得很認真，看完后把我叫去，對我說了一番話。我追記了大意，今天看仍覺得好，所以抄在這裏：“哲學著作這樣寫是很好的，我很喜歡，一掃過去那種沉悶的寫法，使人耳目一新。這本書出來，是會有很大影響的，會引起注意。不過，我還是覺得，不要講得過分，有些地方要衝淡一下。尼採的某些觀點，該批評的要批評。修改時不要搞得四平八穩，不要抹去你的鋒芒。”他又說：“其實，對一個思想家，主要應當吸取他的精華，加以消化，而把糟粕排泄掉。問題就看你有沒有堅強的胃。有堅強的胃怕什麼毒素？沒有堅強的胃，無論吃進什麼，都不能消化，反正要得病，怪得了誰呢？”聽了這些話，我就斗膽請他寫序了，他欣然應允。

幾天後，序寫出來了，相當精彩，尤其是這句話：“在歷史的審判台前，只有弱者才需要辯護，而尼采卻決不是弱者。他所需要的不是辯護，而是理解。”可是，就在我拿到序的同一天，方鳴來找我，一進門就說：“你的尼采遭惡運了。”他告訴我，他們社總編輯對哲學編輯室主任薛德震說：“尼采不是法西斯思想家嗎，為什麼要寫他？現在有一股翻案風。蘇聯沒有給尼采翻案，我們翻了，蘇聯會怎麼看？”老薛向方鳴發牢騷：“到今天居然還有人說這種話！”其後，總編輯責成社裏一個資深編輯審稿並拿出意見。那位老先生寫了審讀意見，大意是說要幫助作者用馬列主義認識尼采，這當然明確否決了書的出版。不過，他也寫了一句勉勵的話：“作者很有才情，如能得到健康發展，將是一位很有前途的作家。”方鳴氣憤地說：“很有前途的作家？現在不是，還要等將來？”

方鳴當然不甘心，他積極活動，把汝信的序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又先後跑了北京五家出版社，推薦我的書稿。答覆是一致的：書不錯，但不敢出。整整一年後，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邵敏來北京組稿，自告奮勇把稿子帶回上海碰運氣。奇迹發生了：半個月三審通過，五個月出版發行。在編輯過程中，邵敏不斷向我訴苦，說他看了許多遍原稿和校樣，每次仍興奮得通宵失眠。我們原先就認識，通過這本書的出版成了朋友，後來我的《人與永恆》、《妞妞》都是交給他出版的。

1986年9月，我到上海參加書的發行活動。這是我獨立寫作的第一本書，寫的又是我自己真正思考過的東西，因而可以算做我的處女作，心情自然是很激動的。對於出版社安排的簽名售書、報告會之類，我不太起勁，知道那些不過是排場罷了。最喜歡做的事是站在櫃枱附近，沒有人知道我是作者，偷偷觀察讀者的反應。有一個看上去挺傲氣的戴眼鏡大齡青年，營業員向他推薦這本書，他瞄了一眼封面，鄙夷地說：“中國人寫的尼采有什麼看頭！”營業員說：“這本不一樣。”他拿起來翻了一下，說：“這還差不多。”便付了錢。我一直在旁邊裝着翻別的書，終於鬆了一口氣。當時最大願望是變成一個隱身人，跟着每個買了我的書的讀者回家，看他們閱讀時臉上的表情。

雖然汝信曾預言這本書會有很大影響，但是，反響之熱烈仍出乎我的意料。一年內暢銷十萬冊，讀者來信如雪片般飛來，其後成為不斷重印的長銷書。出版后若干年裏，一再被列在最受大學生歡迎的書籍之榜首。香港1992年出版了一本書題為《八十年代：改變中國的33本書》，把它列為其中之一本。它為我贏得了許多藝術家朋友，崔健告訴我，好些搞搖滾的都喜歡這本書，王廣義告訴我，這本書成了新潮畫家的必讀書，幾乎人手一冊。不少人用幾乎相同的語言向我斷言，說這本書啟蒙了一代人。直到現在，我還經常會遇見四五十歲的人向我談起當年這本書給他們帶來的震撼。

當然，我自己明白，這本書充其量不過是一本比較有特色的介紹尼采思想的通俗小冊子而已。之所以會有如此轟動效果，據我自己分析，原因有三。其一，在我國長期的宣傳和教學中，尼采哲學一直遭到全盤否定，被簡單地歸結為法西斯主義的思想淵源和反動的唯心主義唯意志論。八十年代中期，雖然開始出現了正面評價和研究尼採的零星文章，但這本書畢竟是第一部旗幟鮮明的著作，把一個面目猙獰的政治狂人還原成了一個真誠思考人生問題的個性鮮明的哲學家，評價上的這種巨大逆轉自然會給人以深刻印象。其二，這本書的文字風格不同於一般哲學書，流暢而富於激情，因而能給人以新鮮感，也容易被普通讀者接受。事實上，當我寫作時，我始終浸潤在尼采本人文字風格的氛圍之中，不由自主地受到了影響。其三，最主要的是，我在書中借尼采之口談了我自己的真實感受和思考。許多地方，簡直分不清哪是尼采說的，哪是我說的。我一面闡發尼采哲學，一面我自己的生命體驗也如同找到了突破口一樣噴涌而出。當我對尼采發生巨大共鳴之時，實際上已把尼採在昨日歐洲思考的問題轉換成了我自己的問題，而讀者的巨大共鳴表明，它們也是今日中國許多人面臨的問題，觸及到了轉型時期普遍存在的人生困惑和精神危機。所以，若要論這本書的地位，肯定不是在學術史上，而是在當代中國人的心靈史上。對於我自己來說，這本書的意義主要在於使我明確了我的哲學研究方嚮應是我一向關注的人生課題，因而可以看做我的哲學之路的真正開端。

在出書同時，我還在北京和外地一些大學做講座。最難忘的是平生第一次講座，書尚未出版，在北大辦公樓禮堂，近千個座位坐得滿滿的。我剛開口，突然停電了，講台上點燃一支蠟燭，底下一片漆黑，我感到自己像在佈道，講的卻是宣告上帝死了的尼采。剛講完，又突然燈火通明，全場歡呼。除大學外，我還應邀在一些高層幹部學習班上講尼采，主辦者包括團中央和省委宣傳部，這很能反映那個年代氣氛的活躍。在團中央的班上，聽眾是全國大學團委書記二百多人，我講完后，一個當年著名的德育專家要求也安排他做講座，名曰消毒，被主辦者婉言拒絕。

如果說《轉折點》是我在兩個月內一氣呵成的即興之作，那麼，我的博士論文《尼采與形而上學》的分娩過程就格外艱難了，從動筆到完稿拖了一年多，直到1988年中才完成，致使答辯和畢業也相應延期。在這部也是十八萬字的著作中，我自信我的學術能力經受住了考驗，對尼採在本體論和認識論方面的思想和建樹給出了一個相當清晰的分析，證明了他不只是一位關心人生問題的詩性哲人，更是一位對傳統形而上學問題有着透徹思考並且開闢了新思路的嚴格意義上的哲學家。使我難以忘懷的是，汝信為我組織了一個堪稱最高規格的答辯委員會，聘請了學界耆宿賀麟、馮至、楊一之、熊偉諸位先生，他們不久后均相繼去世了。此外還有中年俊秀葉秀山、王樹人先生。賀麟先生擔任主席，他當時真正已經老態龍鍾了，走路和說話都很艱難，需人攙扶和傳達。馮至先生不愧是德國文化領域的大學者，十分熟悉尼采著作，指出了兩處事實性錯誤，我查書後均得到確證。我與汝信的師生之誼可謂淡如水，非十分必要我是不去打擾他的，但我始終感謝他在指導我時所表現的開明作風和默默提攜的善意。我的博士論文於1990年9月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在葉秀山和我主編的“博士論叢”叢書中，僅印了二千冊，出版后無聲無息，與《轉折點》適成鮮明對照。不過，虧得有了這本書，哲學界的朋友再不敢說我只能寫通俗小冊子了，一些海外學者對此書也十分推崇，台灣一所大學哲學系還把它列為研究生的必讀書。總的來說，這本書的價值尚未得到應有的認識。我讀到兩本論尼採在中國的專著，一本是國內的，一本是在德國出版的博士論文，都辟專章談我的尼采研究，但主要都是談《轉折點》，對此書則一筆帶過。我自己認為，就學術水準和思想深度而言，《轉折點》完全不能與此書相比，寫《轉折點》時我不過是尼采作品的一個愛好者，而在這本書中，我真正進到了尼採的問題思路之中，其深入的程度還很少有人達到過呢。

在終於卸下博士論文的重負之後，我便宣佈與尼采告別了。常有學界的朋友表示惋惜，他們認為尼采如此重要，我又做得不錯，太應該做下去了。我自己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雖然做尼采翻譯和研究也使我感到極大的愉快，但我不甘心把全部精力耗盡在某一個思想家身上，哪怕他是尼采。儘管如此，我仍一直在做一點翻譯的事，累積起來已有百萬字，準備在校訂后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