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不是老師的寵兒

在某一個節日，我去我女兒的幼兒園看孩子們表演。有的節目只有少數孩子上場，演出時，其餘孩子都睜大眼睛注視着，眼中射出羨慕的光芒，我的女兒和另一個小女孩情不自禁地在場下做起了節目中的動作。我默默看着，意識到在孩子們眼裏，被老師選中是何等的光榮。我想起了我小時候在這方面遭到的挫折。上小學不久，有一次我被老師選中參加節日的演出。那是一個表演唱，演出時，幾個孩子圍成一個圈，一邊唱“康玲玲康玲玲騎馬到北京”，一邊轉圈子作騎馬狀。那天我特意穿了一雙新皮鞋，不爭氣的是，剛走了幾步，鞋帶就鬆了，我彎身系鞋帶，別人只好也停下來。我怎麼也系不上，老師便上台來幫我系。一會兒另一隻鞋的鞋帶又鬆了，節目再次被打斷，老師又上台，但不是幫我系鞋帶，而是拉着我的手把我帶下了台。從此以後，演節目再沒有我的份了，每逢節日會演，我就深感自卑。

我也曾經為不能加入少先隊而傷心。那時候入隊必須滿九歲，三年級時班上建隊，大多數同學在同一天戴上了紅領巾，我因為不夠年齡而被排除在外。那一天放學后，我走在街上，周圍都是紅領巾，我的胸前空空的，感到特別羞愧，甚至不好意思回家見我的姐姐，因為她也是紅領巾。當時少先隊有一個規定，隊員在街上迎面相遇要互敬隊禮，每看見這個情景，我心裏就羨慕得不得了。那一年的時間過得格外慢，好不容易盼來了入隊的一天，才覺得能抬起頭來了。我無比自豪，戴着紅領巾一口氣跑回家，滿以為父母和姐姐也會表示驚喜，不料他們毫無反應。

這類事情在我現在看來當然小得不能再小，但在一個孩子眼裏卻是十足的大事。我一再發現，孩子對於榮譽極其敏感，那是他們最看重的東西。可是，由於尚未建立起內心的尺度，他們就只能根據外部的標誌來判斷榮譽。在孩子面前，教師不論智愚都能夠成為權威，靠的就是分配榮譽的權力。我是一個很不自信的人，在相當程度上也許可以溯因於小時候極少分配到榮譽。孩子越是年幼，就越迷信老師的權威，這是一個無法省略的階段。我這樣一個看破身份的人，當年還不是把老師的寵兒視為英雄。

當時班上同學中，我最佩服的兩個人，一個是中隊長郁華，一個是大隊長陳心田。郁華是一個聽話的小姑娘，學習很用功，經常受老師表揚，雖然長相平常，在我眼裏卻是一尊小偶像。課餘活動跳集體舞時，一個打扮得像洋娃娃的班上年齡最小的女生總喜歡找我，但我看不上她，心裏念着郁華，可惜郁華又看不上我，她多半是找陳心田。陳心田是全校學生第一人，班上男生女生都崇拜他。他臉上有一對小酒窩，模樣很可愛。他倒不是小綿羊型的學生，憑着強烈的優越感，他時而會對老師耍脾氣。有一回，他發很大的脾氣，把大隊長標誌摔在地上，表示辭職不幹了，老師只得好言勸慰，越發增添了他的威風，使我們都相信缺了陳心田就辦不成少先隊。

畢業那一年，陳心田背着老師玩了一個大遊戲。他把班上多數男生組織起來，給每人封職，自己當軍長，其餘人依次為較低的職務，直至連長排長。惟獨一個年齡最大的男生，功課不好，擅長打架，卻被他封為總司令。當時我不理解他為什麼要這樣做，現在想來，他這一着頗有心機，用虛名穩住這個男生，又用這個傀儡鎮住眾人，他自己就可以放心做實際上的司令了。官職明顯是根據與他關係的親疏分配的，等級又一目了然，很快就引起了矛盾。於是，他宣佈撤消原來的任命，大致按照軍隊機關的職務重新任命，諸如科長、參謀之類，不易看出官職大小，用這個辦法基本平息了風波。那些日子裏，他的家變成了司令部，上門請示彙報的人川流不息。我遠非他的親信，不管他怎麼玩花樣，我的職務都不大，對此我心裏是清楚的。和我要好的兩個男生也都任職卑微，於是我們決定自己成立一個秘密組織，同時繼續潛伏在陳心田的組織中。至於潛伏在那裏做什麼，我們根本不知道。我記得我好幾次心懷鬼胎地爬上陳家小木樓梯，試圖去刺探情報，結果總是在請示了一件無關緊要的事之後，一無所獲而歸。這個遊戲佔據了我們幾乎全部的課外興趣和時間，終於被老師發現，勒令終止。

我最要好的小學同學叫黃萬春，我們性格相近，都好靜。在班上，他也是一個沒有風頭可出的學生。他出的唯一一次風頭是，陸老師在課堂上批評他不用功，接著說如果他用功，會是全班成績最好的。放學后，我們常在一起做作業，然後畫畫、看小人書、下象棋。活動地點基本上在我家裏，去他家要趁他母親不在，因為她太愛整潔，規矩太多，不歡迎別的孩子。受他外婆的影響，他有一點兒信佛，向我傳授心得說，如果在馬路上丟失了東西，只要默誦阿彌陀佛，就一定能找回來。我聽了試過一下，卻無效。我有另一種迷信心理，走有圖案的馬路時特別小心不踩線，覺得踩了就不吉利。快畢業時，黃萬春沒有報考中學，因為他的父親準備接全家去香港。畢業后的那個暑假裏，我們都感到依依不捨。有一天，我帶他去看我已經考上的那所中學，假期里關着校門，我倆隔着籬笆朝里窺看，看見操場和操場盡頭的一排教室，相視驚嘆真大啊，其實那是一所很普通的中學。我最後一次去他家裏，看見一個戴黑邊眼鏡的斯文男子，正在忙碌地收拾行裝。那是他的父親，全家日內就要動身了。他家樓下有一個製造麻將和筷子的小作坊，他經常從那裏得到一些象牙或塑料邊料，在我眼裏全是寶貝，這時他都慷慨地送給了我。我揣着這些寶貝，在街角和他揮手相別。後來我們一直通信，他去紐約讀大學后，我們仍通過他在香港的家人互轉信件，直到文化大革命爆發才斷了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