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鄉人

我們是替朋友的太太去上墳的。

朋友坐輪椅，到了墓園的大門口，汽車便不能開進去，我得先將朋友的輪椅從車廂內拖出來，打開，再用力將他移上椅子，然後慢慢的推着他。他的膝上放着一大束血紅的玫瑰花，一邊講着閑話，一邊往露斯的墓穴走去。

那時荷西在奈及利亞工作，我一個人住在島上。

我的朋友尼哥拉斯死了妻子，每隔兩星期便要我開車帶了他去放花。

我也很喜歡去墓園，好似郊遊一般。

那是一個很大的墓園，名字叫做——聖拉撒路。

拉撒路是聖經上耶穌使他死而復活的那個信徒，墓園用這樣的名字也是很合適的。

露斯生前是基督徒，那個公墓里特別圍出了一個小院落，是給不同宗教信仰的外國死者安眠的。其他廣大的地方，便全是西班牙人的了，因為在西班牙不是天主教的人很少。

在那個小小的隔離的院落里，有的死者睡公寓似的墓穴一層一層的，有的是睡一塊土地。露斯便是住公寓。在露斯安睡的左下方，躺着另外一個先去了的朋友加里，兩個人又在做鄰居。

每一次將尼哥拉斯推到他太太的面前時，他靜坐在椅上，我便踮着腳，將大理石墓穴兩邊放着的花瓶拿下來，枯殘的花梗要拿去很遠的垃圾桶里丟掉，再將花瓶注滿清水。這才跑回來，坐在別人的墓地邊一枝一枝插花。

尼哥拉斯給我買花的錢很多，總是插滿了兩大瓶仍有剩下來的玫瑰。

於是我去找花瓶，在加里的穴前也給放上幾朵。

那時候尼哥拉斯剛剛失去妻子沒有幾個星期，我不願打擾他們相對靜坐的親密。放好了花，便留下他一個人，自己悄悄走開去了。

我在小院中輕輕放慢步子走着，一塊一塊的墓碑都去看看，也是很有趣的事情。

有一天，我在一塊白色大理石光潔的墓地上，不是墓穴那種，念到了一個金色刻出來的中國名字——曾君雄之墓。

那片石頭十分清潔、光滑，而且做得體面，我卻突然一下動了憐憫之心，我不知不覺的蹲了下去，心中禁不住一陣默然。

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曾先生，你怎麼在這裏，生前必是遠洋漁船跟來的一個同胞吧！你是我的同胞，有我在，就不會成為孤墳。

我拿出化妝紙來，細心的替這位不認識的同胞擦了一擦並沒太多的灰塵的碑石，在他的旁邊坐了下來。

尼哥拉斯仍是對着他的太太靜坐着，頭一直昂着看他太太的名字。

我輕輕走過去蹲在尼哥拉斯的輪子邊，對他說：“剛剛看見一個中國人的墳，可不可以將露斯的花拿一朵分給他呢？”我去拿了一朵玫瑰，尼哥拉斯說：“多拿幾朵好！這位中國人也許沒有親人在這兒！”

我客氣的仍是只拿了一朵，給它放在曾先生的名字旁。我又陪着曾先生坐了一下，心中默默的對他說：“曾先生，我們雖然不認識，可是同樣是一個故鄉來的人，請安息吧。這朵花是送給你的，異鄉寂寞，就算我代表你的親人吧！”“如果來看露斯，必定順便來看望你，做一個朋友吧！”

以後我又去過幾次墓園，在曾先生安睡的地方，輕輕放下一朵花，陪伴他一會兒，才推着尼哥拉斯回去。

達尼埃回來了——尼哥拉斯在瑞士居住的男孩子。而卡蒂也加入了，她是尼哥拉斯再婚的妻子。

我們四個人去墓地便更熱鬧了些。

大家一面換花一邊講話，加里的墳當然也不會忘記。一攤一攤的花在那兒分，達尼埃自自然然的將曾先生的那份給了我。

那一陣曾先生一定快樂，因為總是有人紀念他。

後來我做了兩度一個奇怪的夢，夢中曾先生的確是來謝我，可是看不清他的容貌。

他來謝我，我歡喜了一大場。

以後我離開了自己的房子，搬到另外一個島上去居住，因為荷西在那邊做工程。

曾先生的墳便沒有再去探望的機會了。

當我寫出這一段小小的故事來時，十分渴望曾君雄在台灣的親屬看到。他們必然因為路途遙遠，不能替他掃墓而心有所失。

不久我又要回到曾先生埋骨的島上居住，聽說曾先生是高雄人，如果他的親屬有什麼東西，想放在他的墳上給他，我是十分願意代着去完成這份願望的。

對於自己的同胞因為居住的地方那麼偏遠，接觸的機會並不多，回想起來只有這一件小小的事情記錄下來，也算是我的一份心意吧！

後記

上面這篇小文章是朋友，作家小民託付我要寫的，為了趕稿，很快的交卷了。

這件事情，寫完也忘記了，因為文短。

過了很久很久，快一年多了，我有事去《聯合報》，在副刊室內碰到編輯曼倫，她說有人托她找一篇三毛去年在報上發表的短文。

曼倫翻遍了資料，找不到刊過這篇文章的事實。其實，它當時發表在《中華日報》上，並不在《聯合報》。“有人打電話來報社，說三毛寫過一個在西班牙姓曾的中國人的事情，名字是他失蹤了多年的兄弟，聽說在西班牙失蹤的，你有沒有這個記憶？”曼倫問我。

我很快的將在西班牙認識的中國人都想了一遍，裏面的確沒有一個姓曾的。

我告訴曼倫，大概弄錯了，沒有姓曾的朋友，也沒聽說有什麼在西班牙失蹤的中國人。

沒有想起這篇文章，他們在找的是一個失蹤的兄弟，我完全沒有聯想。

過了不久，收到一封寄去報社轉來的信，拆開來一看，裏面赫然寫着曾君雄的名字，當我看見這個全名出現了時，尖叫了起來：“他家屬找的原來是這個人——他早死了呀！一九七二年還是七一年就死了呀！”

那封家屬的信，是一九八○年的五月收到的。

高雄來的信，曾先生的兄長和弟弟，要答謝我，要我去高雄講演時見見面，要請我吃飯，因為我上了他們兄弟在海外的孤墳。

面對這樣的一封信，我的心緒非常傷感，是不是我上面的文章，給他家人報了這個死亡的消息？是事實，可是他們心碎了。

見了面，我能說什麼？那頓飯，曾家人誠心要講的，又如何吃得下去？

結果，我沒有再跟他們連絡。

去年夏天，一九八二年，我又回到迦納利群島去。一個酷熱的中午，我開車去了聖拉撒路公墓，在曾君雄先生的墳上，再放了一朵花，替他的大理石墓碑擦了一下。

今年，一九八三年的夏天，我又要重返那個島嶼，請曾君雄先生在高雄的家屬一定放心，我去了，必然會代替曾家，去看望他。

人死不能復生，曾先生的家人，我們只有期望來世和親人的重聚。那個墓，如果您們想以中國民間的習俗，叫我燒些紙錢，我可以由台灣帶去，好使活着的人心安。

因為讀者來信太多，曾家高雄的地址已找不到了，請看見這篇後記的南部朋友代為留意，如果有認識曾家的人，請寫信到皇冠出版社來與我連絡。謝謝！

上墳的事，不必再掛心了，我一定會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