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陽為誰升起

那隻小豬又胖了起來。

豬小，肚子裏塞不下太多東西，它也簡單，從不要求更多，喂那麼兩件襯衫、一條長裙、一把梳子和一支牙刷，就滿足的飽了。

我拍拍它，說：“小豬！我們走吧！”

窗外，又飄着細雨，天空，是灰暗的。

拿起一件披風，蓋在小豬的身上，扛起了它，踏出公寓的家。走的時候，母親在沙發邊打電話，我輕輕的說：“媽媽，我走了！”

“你吃飯，火車上買便當吃！”母親按住話筒喊了一聲。“知道了，後天回來，走啦！”我笑了一笑。

一個長長的雨季，也沒有想到要買一把傘。美濃的那一把，怕掉，又不捨得真用它。

小豬，是一隻咖啡色真皮做成的行李袋，那一年，印尼癚里島上三十塊美金買下的。行李袋在這三年裏跟了二十多個國家，一直叫它小豬。用過的行李都叫豬：大豬、舊豬、秘魯豬、花斑豬。一個沒有蓋的草編大藤藍，叫它豬欄。其中，小豬是最常用又最心愛的一隻。人，可以淋雨，豬，捨不得。

出門時，母親沒有追出來強遞她的花傘，這使我有一絲出軌的快感，趕快跑下公寓的三樓，等到站在巷子裏時，自自然然的等了一秒鐘，母親沒有在窗口叫傘，我舉步走了。右肩背的小豬用左手橫過去托着，因為這一次沒有爭執淋雨的事，又有些不習慣，將小豬抱得緊了些。

只要行李在肩上，那一絲絲離家的悲涼，總又輕輕的撥了一下心弦，雖然，這只是去一次外縣。每一個周末必然坐車去外縣講演的節目，只是目的地不同而已。

可是，今天母親在接電話，她沒有站在窗口望我。

車子開過環亞百貨公司，開過芝麻百貨公司，開過遠東百貨公司，也慢慢的經過一家又一家路邊掛滿衣服的女裝店。雨絲隔着的街景里，一直在想：如果周末能夠逛逛時裝店，想來會是一種女人的幸福吧！那怕不買，看看試試也是很快樂的，那麼遙遠的回憶了，想起來覺得很奢侈。

小豬的衣服，都舊了，沒有太多的時間去買新的。在台北，一切都很流行，跟不上流行，舊衣服也就依着我，相依為命。這一份生命的妥貼和安然，也是好的，很舒服。候車室里買了一份《傳記文學》和《天下雜誌》，看見中文的《漢聲》，雖然家中已經有了，再見那些米飯，又忍不住買了一本。這本雜誌和我有着共同的英文名字，總又對它多了一份愛悅。

“你的頭髮短了兩寸。”賣雜誌的小姐對我說。

我笑了笑，很驚心，頭髮都不能剪，還能做什麼？賣雜誌的小姐，沒有見過。

剪票的先生順口說：“又走啦！”

我點點頭，大步走向月台，回頭去看，剪票的人還在看我的背影，我又向他笑了笑。

那一班午後的莒光號由台北開出時很空，鄰位沒有人來坐，我將手提包和雜誌放在旁邊，小豬請它擱在行李架上。

前座位子的一小塊枕頭布翻到後面來，上面印着賣電鑽工具的廣告，位子前，一塊踩腳板。大玻璃窗的外面，幾個送別的人微笑着向已經坐定了的旅客揮手，不很生離死別。

月台上一個女孩子，很年輕的，拎着傘和皮包定定的望着車內，走道另一邊一個大男孩子，穿灰藍夾克的，連人帶包包撲到我的玻璃上來，喊着：“回去啦！回去嘛！”

女孩也不知是聽到了沒有，不回去也不搖頭，她沒有特別的動作，只是抿着嘴苦苦的笑了一下。“寫信！我說，寫信！”這邊的人還做了一個誇張的揮筆的樣子。這時候火車慢慢的開了，女孩的身影漸漸變淡，鮮明的，是那一把滴着雨珠的花傘。

車廂內稀稀落落的乘客，一個女學生模樣的孩子坐得極端正，雙手沒有擱在扶手上，低着頭，短髮一半蓋在臉上，緊並着膝蓋，兩腳整整齊齊的平放在踏板上，手裏的書，用來讀，也用來蓋住臉——那本書成了她的臉，上面寫着《音樂之旅》。身邊又靠了一本，是《觀人術》。

她的兩本新書，我都有，這個景象使我又有些高興，順便又觀察了她一眼。這個孩子是一枝含羞草，將自己拘得很緊張，顯然的孤單，身體語言裏說了個明明白白。火車，對她來說，是陌生的。

告別那個月台女孩的男孩，放斜了位子，手裏一直把玩着一個卡式小錄音機，開開關關的，心思卻不在那上面，茫茫然的注視着窗上的雨簾。

出發，總是好的，它象徵著一種出離，更是必須面對的另一個開始。火車緩慢的帶動，窗外流着過去的風景，在生命的情調上來說是極浪漫的。火車絕對不同於飛機，只因它的風景仍在人間。

車到了桃園，上來了另一批擠擠嚷嚷的人，一個近六十歲的男子擠到我的空位上來，還沒來得及將皮包和雜誌移開，他就坐了下去，很緊張的人，不知道坐在別人的東西上。那把濕淋淋的黑傘，就靠在我的裙子邊。

我沒有動，等那個鄰位的人自己處理這個情況。他一直往車廂的走道伸着頸子張望，遠遠來了一個衣着樸素而鄉氣的中年女人，這邊就用台語大喊了起來：“阿環哪！我在這裏——這裏——”那個女人顯然被他喊紅了臉，快步走過來，低聲說：“叫那麼大聲，又不是沒看見你！”說著說著向我客氣的欠了欠身，馬上把那把濕傘移開，口裏說著：“失禮失禮！”那個做丈夫的，站了起來，把位子讓給太太，這才發覺位子上被他壓着的雜誌。

上車才補票的，急着搶空位子，只為了給他的妻。我轉開頭去看窗外，心裏什麼東西被震動了一下。那邊，做丈夫的彎腰給妻子將椅子放斜，叫她躺下，再脫下了西裝上衣，蓋在她的膝蓋上，做太太的，不肯放心的靠，眼光一直在搜索，自言自語：“沒位給你坐，要累的，沒位了呀！”

我也在找空位，如果前後有空的，打算換過去，叫這對夫婦可以坐在一起，這樣他們安然。

沒有空位了，實在沒有，中年的丈夫斜靠着坐在妻子座位的扶手上，說：“你睡，沒要緊，你睡，嗯！”

我摸摸濕了一塊的紅裙，將它鋪鋪好，用手撫過棉布的料子，舊舊軟軟的感覺，十分熟悉的平安和舒適。那個相依為命——就是它。

又是一趟旅行，又是一次火車，窗外，是自己故鄉的風景，那一片水稻田和紅磚房，看成了母親的臉。

擴音機里請沒有吃飯的旅客用便當，許多人賣了。前面過道邊的婦人，打開便當，第一口就是去喂她臉向後座望着的孩子；做母親的一件單衣，孩子被包得密密的，孩子不肯吃飯，母親打了他一下，開始強喂。

那個《音樂之旅》的女孩子姿勢沒有變，書翻掉了四分之一，看也不看賣便當的隨車工作先生。她，和我一樣，大概不慣於一個人吃飯，更不能在公共場所吃便當，那要羞死的。

我猜，我的母親一定在打長途電話，告訴舉辦講演的單位，說：“三毛一個人不會吃飯，請在她抵達的時候叫她要吃東西。”

這是一個周末的遊戲，母親跟每一個人說：“那個來講話的女兒不會吃飯。忍不住那份牽挂，卻嚇得主辦人以為請來的是個獃子。

隨車小姐推來了飲料和零食，知道自己熱量不夠，買了一盒桔子水。鄰座的那個好丈夫搖搖晃晃的捧來兩杯熱茶，急着說：“緊呷！免冷去！”做太太的卻雙手先捧給了我，輕輕對先生說：“再去拿一杯，伊沒有茶……”

我道謝了，接過來，手上一陣溫暖傳到心裏，開始用台語跟這位婦人話起她和丈夫去日本的旅行來，也試着用日語。婦人更近了，開始講起她的一個一個孩子的歸宿和前程來。

然後，她打開皮包，很小心的拿出一疊用塑膠小口袋裝着的彩色照片，將她生命里的人，一個一個指出來請我欣賞。

當我年輕的時候，最不耐煩飛機上的老太婆嚕嚕嗦嗦的將一長條照相皮夾拿出來對我東指西指，恨死這些一天到晚兒女孫子的老人。現在，那麼津津有味的聽着一個婦人講她的親人和懷念，講的時候，婦人的臉上發光，美麗非凡。她自己並不曉得，在講的、指的，是生命里的根，也許她還以為，這些遠走高飛的兒女，已經只是照片上和書信上的事了。“你有沒有照片？你親人的？”

“沒有隨身帶，他們在我心肝里，沒法度給您看，真失禮！”我笑着說。

“有就好啦！有就好啦！”

說完，那疊照片又被仔細的放回了皮包，很溫柔的動作。然後，將皮包關上，放在雙手的下面，靠了下去，對我笑一笑，拉拉丈夫的袖口，說：“我困一下，你也休息。”那個拉丈夫袖口的小動作，十分愛嬌又自然。突然覺得，她——那個婦人，仍是一個小女孩。在信任的人身邊，她沉沉睡去了。

“今天去哪裏？”隨車的一位小姐靠過來笑問我。“彰化市。”我說。

“晚車回台北？”

我搖搖頭，笑說：“明天在員林，我的故鄉。”“你是員林人呀？”她叫了起來。

“總得有一片土地吧！在台北，我們住公寓，踩不到泥土，所以去做員林人。”

“真會騙人，又為什麼特別是員林呢？”

“又為什麼不是呢？水果鮮花和蜜餞，當然，還有工業。”“去講演？”

“我不會做別的。”

我們笑看了一眼，隨車小姐去忙了。

為什麼又去了彰化？第三次了。只為了郭惠二教授一句話：“我在彰化生命線接大夜班，晚上找我，打那兩個號碼。”

生命線，我從來不是那個值班的工作人員。可是，這一生，兩次在深夜裏找過生命線，兩次，分隔了十年的兩個深夜。

“活不下去了……”同樣的一句話，對着那個沒有生命的話筒，那條接不上的線，那個悶熱黑暗的深淵，爬不出來啊的深淵。

“救我救我救我救我啊——”

對方的勸語那麼的弱，弱到被自己心裏的吶喊淹沒；沒有人能救我，一切都是黑的，黑的黑的黑的……那條生命線，接不上源頭，我掛斷了電話，因為在那裏沒有需要的東西。

就為了這個回憶，向郭教授講了，他想了幾分鐘，慢慢的說了一句：“可不可以來彰化講講話？”

那一天，只有兩小時的空檔和來台北的郭教授碰一個面，吃一頓晚飯。記事簿上，是快滿到六月底的工作。“要講演？”我艱難的問。

“是，請求你。”

我看着這位基督徒，這位將青春奉獻給非洲的朋友，不知如何回絕這個要求，心裏不願意，又為著不願意而羞慚。

生命線存在一天，黑夜就沒有過去，值大夜班的人，就坐在自己面前。我禁不住問自己，這一生，除了兩個向人求命的電話之外，對他人的生命做過什麼，又值過幾秒鐘的班？“好，請您安排，三月還有兩天空。”

“謝謝你！”郭教授居然說出這樣的字，我心裏很受感動，笑了笑，說不出什麼話來。

回家的路上，經過重慶南路，一面走一面搶時間買書，提了兩口袋，很重，可是比不得心情的重。

公開說話，每一次要祈禱上蒼和良知，怕影響了聽的人，怕講不好，怕聽的人誤會其中見仁見智的觀念，可是，不怕自己的誠實。

我欠過生命線。

那麼，還吧！

本來，生日是母親父親和自己的日子，是一個人，來到世間的開始。那一天，有權利不做任何事。吃一碗面，好好的安心大睡一天。

既然欠的是生命線，既然左手腕上那縫了十幾針的疤已經結好，那麼在生日的前一日將欠過的還給這個單位；因為再生的人，不再是行屍走肉。第二日，去員林，悄悄的一個人去過吧！

員林，清晨還有演講，不能睡，是鄉親，應該的。然後，青年會和生命線安排了一切。

你要講什麼題目？長途電話里問着。

要講什麼題目？講那些原上一枯一榮的草，講那野火也燒不盡的一枝又一枝小草，講那沒有人注意卻蔓向天涯的生命，講草上的露水和朝陽。

就講它，講它，講它，講那一枝枝看上去沒有花朵的青草吧！

火車裏，每一張臉，都有它隱藏的故事，這群一如我一般普通的人，是不是也有隱藏的悲喜？是不是一生里，曾經也有過幾次，在深夜裏有過活不下去的念頭？

當然，表面上，那看不出來，他們沒有什麼表情，他們甚而專心的在吃一個並不十分可口的便當。這，使我更愛他們。

下火車的時候，經過同車的人，眼光對上的，就笑一笑。他們常常有一點吃驚，不知道我是不是認錯了人，不太敢也回報一個笑容。

站在月台上，向那對同坐的夫婦揮着手，看火車遠去，然後拎起小豬，又拿披風將它蓋蓋好，大步往出口走去。收票口的那位先生，我又向他笑，對他說：“謝謝！”

花開一季，草存一世，自從做了一枝草之後，好似心裏非常寧靜，總是忍不住向一切微笑和道謝。

“你的媽媽在電話里說，你整天還沒有吃一口東西，來，還有一小時，我們帶你去吃飯。”

果然，媽媽講了長途電話，猜得不會錯。

接我的青年會和生命線，給我飯吃。

“很忙？”雅惠問我。我點點頭：“你們不是更忙，服務人群。”“大家都在做，我們也盡一份心力。”高信義大夫說。

我們，這兩個字我真愛。我們裏面，是沒有疆域的人類和一切有生命的東西，我們這裏面，也有一個小小的人，頂着我塵世的名字。這個，不太願意，卻是事實。“還有十分鐘。”雅惠說，她是青年會的人。

“只要五分鐘換衣服，來得及。”

側門跑進禮堂，小豬里的東西拔出來，全是棉布的，不會太縐，快速的換上衣服，深呼吸一口，向司儀的同工笑着點一下頭，好了，可以開始了。

你要將真誠和慈愛掛在頸項上，刻在心版上，就能夠得到智慧。

箴言第四章的句子，我刻了，刻在心上很多年，越刻越深，那拿不去、刮不掉的刻痕，是今日不再打生命線那支電話的人。

既然躲不掉這個擔在身上的角色，那麼只有微笑着大步走出去，不能再在這一刻還有掙扎。走出去，給自己看；站在聚光燈下的一枝小草，也有它的一滴露水。告訴曾經痛哭長夜的自己；站出來的，不是一個被憂傷壓倒的靈魂。

講演的舞台，是光芒四射的，那裏沒有深淵，那裏沒有接不上的線，那裏沒有呼救的吶喊。在這樣的地方，黑暗退去，正如海潮的來，也必然的走，再也沒有了長夜。

沒有了雨季，沒有了長夜，也沒有了我，沒有了你，沒有了他。我的名字，什麼時候已經叫我們？

我們，是火車上那群人；我們，是會場的全體，我們，是全中國、全地球、全宇宙的生命。

“你要送我什麼東西？”那時，已經講完了。

我蹲在講台邊，第一排的那個女孩，一拐一拐的向我走來，她的左手彎着，不能動，右手伸向我，遞上來一個小皮套子。

“一顆印章。”她笑着說。

“刻什麼字？”我喊過去，雙手伸向她。

“春風吹又生。我自己刻的——給你。”

我緊緊的握住這個印，緊緊的，將它放在胸口，看那個行動不便、只能動一隻手的女孩慢慢走回位子。全場、全場兩三千人，給這個美麗的女孩響徹雲霄的鼓掌。

在那一剎那，我將這顆章，忍不住放在唇上輕輕快速的親了一下，就如常常親吻的小十字架一樣。這個小印章，一隻手的女孩子一刀一刀刻出來的；還刻了么多字，居然送給了我。這裏面，又有多少不必再訴的共勉和情意。

我告訴自己，要當得起，要受得下，要這一句話，也刻進我們的心版上去，永不消失。

那是站着的第七十五場講話——又一場汗透全身、筋疲力盡的兩小時又十五分種。是平均一天睡眠四小時之後的另一份工作，是因為極度的勞累而常常哭着抗拒的人生角色——但願不要做一個筆名下的犧牲者。

可是，我欠過生命線，給我還一次吧！

那是第一次，在人生的戲台上，一個沒有華麗聲光色的舞台，一個只是扮演着一枝小草的演員，得到了全場起立鼓掌的回報。

曲終人不散，每一個人都站了起來，每一個人，包括行動困難的、包括扶拐杖的、包括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我們站着站着，站成了一片無邊無涯的青青草原，站出了必來的又一個春天。

晴空萬里的芳草地啊！你是如此的美麗，我怎能不愛你？

也是那一個時刻，又一度看見了再升起的朝陽，在夜間的彰化，那麼溫暖寧靜又安詳的和曦，在瞳中的露水裏，再度光照了我。

塵歸於塵，土歸於土，我，歸於了我們。

悲喜交織的裏面，是印章上刻給我的話。好孩子，我不問你的名字——你的名字就是我。

感謝同胞，感謝這片土地，感謝父母上蒼。

感謝慈愛和真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