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世紀初

接近世紀初

如我這樣出生於五十年代的人,世紀末正是悲觀主義生長的中年,情緒難免是低沉的,所以要以“接近世紀初”作題目,是為了激勵自己,好去看見結束之後的開始,破壞之後的建設。

然而,目下是悲觀的,不幸的感受總是更加尖銳,甚至蓋住了希望。並且,悲觀的理由也都準備充分了。這是一個痛苦的認識階段,有些像瓜熟蒂落的秋收季節,摘下來的果實死亡了,枝葉藤蔓作了來年的肥料,留下荒涼的即將冬眠的土地。

世紀末就在這時節來臨了。

於是,便看見了最為破碎的表情。這真是一個不幸的遭遇,不僅不能互添光色,還互減了期望。

一切都是明了的,理解的,卻無法釋然,唯一的出路就是陳述理由。當所有的理由都陳述完畢,相反的理由或許能夠絕處逢生,現在卻是未可知的。這就像掘地,穿過熟土,再穿過生土,底下是什麼在等着我們呢?一個巨大的懸念,說懸念是太輕鬆了。

就像方才說的瓜熟蒂落,所有的理由都基於此。在這世紀的下半葉里,一些事物飛快地成熟着,從開始走向終局。還有一些事物在經歷了漫長的道路之後,卻在這下半葉里突然加快了節奏,進入全速奔跑。似乎是,長距離和短距離的跋涉在這一時期里,都接近了它們的目標,問題都有了答案。

這是個生產力格外發達的世紀,也是在經過漫長的起跑以後進入全速的狀態。我說的生產力不僅指物質的生產力,還指思想的生產力。那是因為生產關係終於達到了最合理和最協調,於是,性能良好地發動了,效率是驚人的。

對了,這是個極有效率的世紀。當地里的莊稼都在催長素的刺激下飛快地成熟,將自然的規律拋在一邊,思想這樣人性的產物,便也逃不脫催熟的命運了。思想就像暖房裏的蔬菜,縮短了季節。

於是,物質和思想便堆積成山,人們只能以揮霍的方式享用它們,不至辜負它們的生產者。消耗也是飛快的,消耗過後的垃圾便跟着堆積起來。

我們已經走向了我們的目標,昔日裏抽象的王國終於變為具體的景象。接下來的是什麼呢?

就好像一個堅硬的核,被無堅不催的二十世紀敲破,四散落地。

事情是向人們的心愿接近,抵達之後則走上了背離的路途,似乎都是不由己的,煞不住腳。創造力在完成任務之後,依着慣性變成了破壞的力量。而破壞是比創造更見成效,更觸目驚心。因力量已經度過了積累的階段,量變到了質變。就這樣,我們看見了破壞。

在我悲觀主義的視野里,本世紀幾乎是以破壞為結局的。這個破壞是以取消為方式實現,取消差別和界限,科學和思想的武器都非常強大,攻無不克,隔絕的藩蘺拆除了,踩在腳下,餘下的是什麼呢?

我想將這些仔細地看個明白。

先從我們身邊着眼,這是一樁小事情,也許證明不了什麼,那就是美國的可口可樂打遍了全世界。這種有着強烈汽體的飲料穿透了堅實森嚴的壁壘,無所不至。

記得是一九八八年的秋天,有一次穿越莫斯科航線的經歷。作為一個成功的開放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公民,我驚訝地品嘗了莫斯科航空公司的飲料,它們被封閉在質地粗陋的玻璃瓶里,從撬開的鐵皮瓶蓋下散發出奇異的氣味。這是一種離群索居的氣味。在洪大的可口可樂的浪潮中,它孤立其中。它帶着壁壘的表情。現在,它還會在嗎?我們在報上早已看見過莫斯科街頭的麥當勞的照片,有麥當勞就有可口可樂。麥當勞也打遍了全世界。還有肯特基大叔的笑臉。還有香格里拉,希爾頓,HolidayInn,走進那裏,可以想像是在任何一個國家。世界在這一刻走進了大同,變成一個地球村。寫字樓也是國際化的,英語成為世界語,而真正的世界語——這個語言的烏托邦,退向邊緣的邊緣。

奧林匹克成為世界的節日,奧斯卡成為世界的節日,諾貝爾也成為世界的節日。當我們走通隔絕之後,就這樣走到一起了。差別僅在於誰走在前誰走在後,強者總是在前弱者則在後。

還有一樁不大不小的事情,也許依然不能證明什麼,那只是發生在人類生活的一個局部,就是拉美文學大爆炸。八十年代初,那位來自偏僻的哥倫比亞的加西亞.馬爾克斯來到了瑞典斯德哥爾摩,摘取了諾貝爾文學獎的桂冠,於是,拉丁美洲的文學撩開了神秘的面紗,展現了它們隱士般的面目。

如今回想起它帶給我們的欣喜,悲哀油然而起。我們將它視作榜樣,以為找到了文學的方向,就是那句膾炙人口的語錄:最民族的乃是最世界的。我們純樸地說出“世界”兩個字,滿心以為那真是“世界”的含義,於是虔誠地爭取着世界的認同。我們從各自的所在出發,又走到一起來了。土著人的舞蹈登上了國際舞台。誰擔任看客呢?

而我們在盡情地歌舞,為使我們的聲音被世界聽見,就特別地突出差異。而差異只存在於過去,前景是日益統一,面目一致。於是,我們只得掉過頭去,往回走,直走進原始的叢林。那前方的合唱已經聲部齊全,效果圓滿,多我們不多,少我們不少。它將徹底吞沒我們幼稚學舌的聲音。

當世界如我們願成為一個地球村,誰是村落的酋長?

再說一件本世紀的大事情,就是科學和民主。它們取消了人和自然的差異,也取消了人和人的差異。事情的開頭激動人心,有多少憧憬誕生,前途壯麗。它們成為一代又一代熱血青年的理想和信念,寫下了多少歌泣的詩篇。

開頭也總是艱難的,佈滿風險,並且虛無。說它是理想,其實更接近空想。它似乎只是一個巨大的動力,催促着積極的行動。就像希臘神話中的西西弗斯,永遠推石頭上山,而石頭一上山頂,便轟然而下,再開始又一輪的推石頭。不料事情忽然有了轉機,二十世紀就是這樣,時有轉機,是力量積蓄的成果。科學和民主加快了腳步,事情終有了結果。

沒有神的日子到了,沒有英雄的日子也到了。眾所周知,一個需要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大眾的狂歡日來臨了。倘若要用現成的場面來形容這個狂歡日,我想最合適不過的就是《巴黎聖母院》的第一卷,在巴黎司法官上演流浪詩人的聖跡劇的一幕。那樣鬧騰騰,熱騰騰,亂七八糟且生氣勃勃。市民、商販、學生、詩人、親王、官員、教士、外交使節,聚於一堂,卑賤者和高貴者不分彼此,調笑和被調笑,嘲弄和被嘲弄。這是十九世紀的雨果所懷想的一四八二年一月六日的情景,他身處革命和復辟迭起的法國,進出於帝國王朝和共和體制的交替上演之中,於是便把這個大眾狂歡的節日推回到了四百年前。然而,雨果卻還是在大眾之上創造了俯瞰人間的神——卡西莫多和艾思米拉達。是出於他浪漫的心,還是出於先知?他處身專制就已經預感到了民主來臨的恐懼。

這些我們無從推測。大眾的狂歡節平均分配在我們的日常生活里,當然不那麼隆重和熱烈,而是細水長流,從長計議。雨果筆下的戲劇場面化成了瑣碎的情節。

而神是沒有的。它們終被雨果關在巴黎聖母院的地牢裏,風一吹,便化成了灰。灰飛雲散。

精英也沒有了。導師、智者、先知,所有能夠在講台上說教群眾的人都沒有了。大眾成長起來了,啟蒙的時代已經過去,那是發生在世紀初的事情了。好了,上演聖跡劇的狂歡是沒有了,可是,我們至少可以一起喝酒和聊天。不再有精神的不平等,存在的差異被社會分工的合理性取消了。我們享用同一道精神的大餐。

今天我們說的是:一切都事出有因,一切都能夠理解。我們和你們都是一樣的人,誰也談不上原諒誰。

就像在二十年前的知識青年運動中,我們下放了我們的身體,如今,在平民意識的大力倡導下,我們積極地下放了我們的精神。我們的精神流入那些幽暗的污垢的後巷,去貫注我們的同情。結果是同流合污。

現在,靈魂工程師已經成為無數社會分工中的一種,三百六十行的一行。不再有拯救和被拯救。靈魂之光普照人間。

而藝術呢?像藝術這樣具有虛無的精神特徵的東西,到了強勁的本世紀,就更加脆弱,不堪一擊。

藝術的理論就像人類開發自然的工具,有了工具,事情就有了飛躍性的進展,那就是藝術的產業大軍蓬勃壯大起來了。藝術一代接一代的積累就像地底的礦藏,遭到飛快的挖掘和消耗。於是,新的理論便像新的工具,接踵而至,勞動是不會中止的。

藝術的規則顯見得束縛了生產力,然後就是,打破規則。

音樂的調性已經殫精竭慮,再也不可能有新的創造,就像一塊用盡了地力的老土地,那麼就取消調性;小說的故事成了陳年舊話,所有的人物關係都開始了第二輪甚至第三輪的重複,取消故事也在所必然;戲劇的舞台也束住了手腳,那麼就走到觀眾席里,和觀眾共同演出,本來嘛,戲劇和人生就是一回事;還有京劇,程式化的形式早已拒絕了大批的年輕的觀眾,而年輕人則代表着未來,因此,便證明它進不了未來,革命的呼聲更加高漲。

事情就這樣發生了。

音樂,小說,戲劇又走進了繁榮,美術也走進繁榮,誰說它是靜止的?它也可以附着時間的流程,就像戲劇,有人的活動和行為。事情變得彼此都有些像來像去的,小說像散文,京劇像歌曲和話劇,話劇則像聯歡,像沙龍。無調性的音樂彼此相像,因為一切都漫無邊際,互相滲透。事情還沒到頭呢!

再接着,更徹底的事情發生了。無聲的音樂誕生了,白紙一張的圖畫誕生了,總算,暫時的,無字的文學還在醞釀之中,尚未出殼。無人的戲劇也未出殼。但別著急,更驚人的奇迹很快就會來臨的。

先撿那些最極端的作例子吧。讓我推測一下它的動因。無聲的音樂,空白的時間在指揮棒下進行了十幾個小節,人們屏息期待着,音樂廳里一片寂靜。這就是音樂要我們聆聽和欣賞的嗎?無聲。中國的美學思想里有“大音稀聲”之說,這就是效果嗎?好了,果然,我們什麼也沒聽見。可是,接下來的問題是:我們還要音樂作什麼?

還有,什麼都沒有的畫,是不是同樣的道理,中國人的哲學,無就是有的意境?空白的意境?此空白就是彼空白?我們為什麼還要去圖畫展覽會呢?

在取消規則的限止之後,事情的存在已經沒有必要了。藝術其實就是由這些限止決定的,沒有限止就沒有藝術。限止就是藝術的形式。

有時候,我特別想回到最初的寫作的狀態,那種慎重地拿起筆,鋪開紙,字斟句酌,寫着寫着,忽然迷失了方向,再掉過頭尋覓足跡,重新出發。工作是困難得多,勞動艱苦,可是到達目的地的快樂真是叫人心裏踏實。這是一種自然的狀態,就好像農人收割去年種下的莊稼。種的是麥子,收的就是麥子。

今天的情形是大不同了,四面都是方向,腳下就是路,真是隨風而去,隨處落地開花。

倘若將稿紙比作土地,我們的筆犁破了多少地啊!肥土變瘦土。哪裏還有未開墾的處女地?世界上的土地究竟是有限還是無限,人類的力量又究竟有沒有止境?還有自然,自然是否至高無上?

我們是不是真是自己的掘墓人?我們奮力建造輝煌的宮殿,取土製磚,結果挖空了地基,動搖了立身之本。

也許一切都和世紀末無關,世紀末的說法,只是為自己的悲觀情緒製造寬闊的背景,好有所依賴,也是軟弱,生怕孤寂的表現。悲哀就是悲哀,絕望就是絕望,它發生在我們內心裏,隨着生命的周期按時出現,世紀末不過標明它發生的時間。

只有事情本身是有意義,時間僅是時間。

情緒低落的時分,最好是走出戶外,再走遠點,走出深街長巷,去到田野。那裏,能聽見布谷鳥的叫聲,農人們平整了秧田,正在落谷。赤裸的腳插在黑肥的泥水中,一步一步,谷種揚了滿天又落了滿地。架子上的葫蘆青了,豆也綠了,南瓜黃了,花卻謝了。原來,自然依然在生生熟熟地運動,活力勃發。野草野花在莊稼里偷長,這地的勁道還足得很哪!日月星辰也在各自的軌道航行,潮汐大起大落着。

好吧,就期待着下一個周期,悲觀主義終會走到盡頭,快樂應運而起,那時節,就當是世紀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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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憶短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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