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煙愁
一九八二年的西班牙那份電報稿幾乎發不出去，電信局的人和我在簿子上查了又查，並沒有發現那個地名，在這之前，也看過一般的西班牙行車地圖，找不到小村落的位置。
我跟馬德里電信局的人說，試試看，發給村莊附近大約在六十公里距離外的小城，看看能不能轉過去。那發電報的人問我怎麼知道就在那小城附近呢？我說那個山區，是我朋友的故鄉。
於是，就那麼發了電報：“邦費拉達城附近小鎮德爾·席。洛貝斯家庭收。”內容只有一個電話號碼和旅館的名字，叫我的朋友巴洛瑪和她的丈夫夏依米快快與在馬德里停留的我連絡。
說起來，當年在沙漠結婚的時候，夏依米還是我們婚禮時簽字的證人。西屬撒哈拉結束佔領之後，這一對夫婦和他們的孩子因為謀職不易，搬了許多次家。最後搬來加納利群島時，我的丈夫荷西已經過世七個月了。無形中，巴洛瑪和夏依米成了親密的家人，逢年過節總是一起度過。那時候，沙漠老友大半凋零，他們和我都是酷愛那片土地的人，相處起來，總有一份鄉愁和傷感可以了解。而，離開沙漠之後的幾年，好似每一個人的日子都加倍艱難。夏依米一直沒有持續的工作都好些年了。他們的日子十分拮据。
等到我在一九八二年由台灣回到加納利島家中去時，鄰居們一個一個奔來告訴我，說巴洛瑪病重，眼睛瞎了，雙腿麻痹。夏依米匆匆跑來拜託鄰居轉告我，他們無法再付房租，帶着兩個男孩子搬回西班牙本土，巴洛瑪母親有些祖產的小村落去居住了。而我們，平日是不通信的。
知道巴洛瑪的情況之後，我提早離開島上，飛去了馬德里。趕去巴洛瑪父母親在城郊的花園房子，卻發現那兒變成了土地，正在建公寓。
在出於實在找不到人的焦念心態下，發出了那封沒有地址的電報。
第二日清晨，夏依米的長途電話就來了。他說次日一早開車來馬德里接我，一同去鄉下住幾天。本來，那個叫做德爾·席的故鄉，是巴洛瑪每年孩子放暑假必回去度夏的一片夢土，照片里早已看過許多次，只是沒有跟去過。這一回，想不到是在這種情形和心境下去的。
中午的時候我在旅社的大街上站着，跟認識多年的老門房說，車子一來接，就得趕快幫忙放箱子。那個小旅社在熱鬧的大街上，是絕對不可以停車的，一停警察立即會來罰。
算算車程，如果夏依米清晨六時由故鄉開出來，中午一點左右便可以抵達馬德里。我住的是老地方，朋友們都曉得的。
站到下午一點半，夏依米胖大的身影才一出現，我就跑去搬行李，匆匆忙忙將東西塞進後車廂，跟老門房擁抱了一下，就跳上車去了。以為來接的只是他一個人，進了前座，才發覺巴洛瑪半躺在後車廂。那部老破車子體型大，我從前座趕快爬過手排檔的空隙，擠到前面去。
那麼熱的天氣里，巴洛瑪卻包着毛毯，用大枕頭墊着。我上去親親她的面頰，拉起她的雙手，將它們放在我的臉上，輕輕的問：“親愛的，看得清楚我嗎？”說時濕了眼睛，可是聲音是安靜的。她不說話，只是笑了笑，剪得亂七八糟的短髮梳也沒梳，如同枯黃了的麥梗。想到當年我們在沙漠時一起用舊布做針線時的情形，我的心裏升起一片滄桑。“帶我出城去，快點，四周太鬧了”。巴洛瑪說。我在一個比較不擠的街角下車，買了一大口袋飲料、乳酪、火腿和麵包，又上了車。夏依米說一路開車去鄉下，七八小時的路，晚上十點可以到家了。巴洛瑪一直拉住我的手，削瘦的面容使她蒼老了許多。吃了一口三明治，說沒有胃口，叫我接去吃，不一會，沉沉睡去了。
我趴在後座，輕聲和開車的夏依米說話。“怎麼才離開你們不過五個月，病成這樣了？”夏依米嘆了口氣，說：“查不出來，身體上完全健康。焦慮太久搞出來的，你知道，失業都快兩年了。”我深知巴洛瑪的性格，在沙漠時好好的人都在隨時神經緊張的等待一切災禍——她想像出來的。這兩年靠社會福利金過日子，天天迎接一個找事無着而回家的丈夫，必然承擔不下。
“怎麼發生的？”我悄聲問。
“福利金停了，積蓄眼看快要貼光，她天天在家發脾氣。有天打了孩子，自責很深，到下午說一隻眼睛看不清楚。過了幾天，我又沒找到事，回到家看見她在地上爬，問她怎麼了，說腿沒有知覺，眼睛完全看不見了。將她送到醫院去，從此就不肯講話，也不吃，也不問孩子，拖了一個月完全查不出毛病來，實在撐不下去，就下決心搬回故鄉來。”“有沒有再找事？”我問。
“也是在找，她要人照顧，孩子的飯我得煮，得去城裏找，村裡沒有事情好做。”說著夏依米突然淚如雨下。我快快回頭看了巴洛瑪一眼，抽了一張化妝紙遞上去，夏依米很大聲的擤鼻涕，吵醒了巴洛瑪。
“我們在哪裏了？”她問，看看窗外烈日下一片枯乾的大平原和不斷出現的古堡，跟她說，還在加斯底亞行政區裏面開呢。加斯底亞的意思，就是古堡。
巴洛瑪要起來，我用身體斜過去給她靠着。她說要看古堡。“你看！親愛的，你的眼睛沒有瞎，是心理上給關閉住了，乖！你靠住我，試一試，去看。”我摸摸巴洛瑪的頭髮，在她耳邊說。“看不見。”說完這話又要躺下，我用枕頭墊着膝蓋，給她枕着。“你住多久？”巴洛瑪突然張開眼問我。“高興我住？”
我問。她點點頭，將臉側過一邊去，慢慢流下了眼淚。“我來，給你剪頭髮，洗小孩，煮中國菜，然後說話，講我們的沙漠，還有台灣……。”我替她擦眼淚，又輕輕的說。
“那你住多久呢？家裏房間好多。”巴洛瑪問。
不敢講台灣學校就得開課，要趕回去。也根本沒講決定回台教書的事。我說住一陣再講。
我們由馬德里往西班牙西北部開。在我的觀點裏，阿斯都里亞的山區是人間少有的一片美土。大學時代復活節春假時，開車去過。也是在這一個山區里，看過一次成群飛躍的野馬，在長滿着百合的原野上奔跑。那一幅刻骨銘心的美，看了劇疼，只想就在那一刻死去。再也無法忘懷的地方，今生這才是第二次回去。
“這一回，可以看到強尼，還有那個神父了！”我說。強尼是一個白痴，在村裏面做泥土幫工。神父是神父，村落教堂的。這兩個人，是巴洛瑪多年來一再講起的故鄉人。巴洛瑪討厭村裡其他的人，說他們自私、小氣、愛管閑事又愚昧保守和長舌，她不跟他們來往。只這兩個人，白痴心好，神父談得來，是巴洛瑪所摯愛的。她最恨村裏的寡婦，說她們是巫婆變的，一生穿着黑色衣服還不夠，總是包着黑頭巾，老在窗口陰沉沉的偷看別人，而寡婦又偏偏好多個。
其實，巴洛瑪的父母家原是好的，父親是空軍少將，母親是一個畫家。巴洛瑪也學畫，師範畢業了出來教小學生的書，十九歲那年認識了孤兒夏依米——在馬德里的一個教堂聚會裏，沒多久就嫁了。夏依米沒有一計之長，做的是行政工作，婚後連着生了兩個孩子，日子一向艱難。直到去沙漠做了總務方面的事情，才算安定了幾年。這一回，貧病交集，出於不得已，才回到父母度夏的故居來——那個一到冬天就要被雪封去通路的小村。
說起白痴強尼和神父，巴洛瑪噗一下笑了。說強尼分不清時間，必然整天呆站在村子口的泥巴路上等我去。強尼不是西班牙名，是有一天白痴看見電視裏有一個美國兵叫這個名字，他就硬要別人也叫他強尼，如果再叫他“璜”這個本名，就在村裡拿了磚頭追着人打。
講起村裏的事，巴洛瑪話多了些。我說那些寡婦們怎麼啦？巴洛瑪哈哈笑起來，接着突然指着我身上披的一個花綢西班牙披肩說：“你穿這種顏色的東西，她們馬上罵你。不要跟她們講你的事，不要理她們——。”
她不自覺，夏依米和我嚇得跳起來——巴洛瑪什麼時候看得見我的顏色了？！她根本沒有瞎，她是要瞎就瞎，要不瞎就不瞎的。視神經絕對沒有毛病，是心理上的巨大壓力造成的自閉。夏依米兩年多的失業將她搞出來的。
“你看見我了？看見了？”我用力去掐巴洛瑪的肩，拚命搖她。
“啊，啊——”她不承認也不否認，歇斯底里的用手來推我，然後一趴下來，又不說話了。
“媽媽爸爸呢？”我又趴上去跟夏依米講悄悄話。“爸爸在馬德里心臟開刀，不要告訴她。”當然是認識巴洛瑪全家人的，她的母親是一個慈愛又有風韻的女人，巴洛瑪不及媽媽，每天亂七八糟的也不打扮自己，可是她的家仍是極美的，她愛打扮家庭和做蛋糕。我的結婚蛋糕當年就是巴洛瑪做的。因為太敏感，不會出來做職業婦女，人也心氣高傲，看不順眼的人，一句話都不講，看順的，就把心也給了人。
天暗了，原野上的星空亮成那個樣子，一顆一顆垂在車窗外，遼闊的荒夜和天空，又使我的心產生那熟悉的疼痛。對於西班牙這片土地的狂愛，已經十七年了，怎麼也沒有一秒鐘厭倦過它？這樣的事情，一直沒有答案。
氣溫開始變了，一過“加斯底亞”，那夏日的炎熱便也退去，初秋的微涼，由敞開的窗口吹進來。
巴洛瑪好似睡去。夏依米又要我做了第七個厚三明治。他已經很胖很胖了，也不高，都九十六公斤了，還拚命吃。那種吃法，使人覺得他是個自暴自棄的傢伙，很不快樂的胖子。將吃，當成了一種生命欠缺的唯一慰藉。
經過了拍電報上寫的小城“邦費拉達”，看見火車站邊堆着煤山，相當閉塞的一種冷靜，罩着沒有一切活動的城市。
民風保守又沉悶，是我的印象。夏依米每天就開車來這裏找事，而事情不可能太多的。這個城的經濟，可能是守成多於開發，一看就猜到了。城內餐館不多，表示人們不大出來花錢。倒是藥房，看見好幾家。
穿過了城，我們彎進了一條柏油公路，小的，兩旁全是大松林。車子開始爬山，山下小城的燈火，暗暗淡淡。山區里，東一盞西一盞燈，距離得那麼遠，使人覺着夜的寂寞和安詳。可是畢竟是寂寞多了太多。
又開了四十多分鐘，來到一個小橋邊，車子向左一轉，柏油路面結束了，真正的泥巴路加上大石頭，顛醒了又不說話的巴洛瑪。她坐起來，靠在我的身上，用手摸索，摸她的毛線披肩。她用摸的。
“教堂到了。”巴洛瑪說。“你看到？”“不，我知道。從小在這裏度夏天，我知道。”黑暗中，黃泥巴的老教堂沒有一絲燈火，墳地就在教堂旁邊，十字架成排成排的豎著，不知名的大樹嘩嘩的在風裏亂搖。車燈照過的一幢又一幢老破房子全很大，上面住人，下面住牛馬，那股味道，並不討厭，很農村味。
孩子和白痴，就站在路邊一個交叉口等着。看見那兩個長高了的身影，我的心又痛起來。當年小的那個費南度，我們叫他“南”，總在沙漠裏騎在我先生荷西的肩上，那時他才二歲多。而今，一個高高瘦瘦的長發大眼少年在車燈下靜靜的站着。也不迎上來。
“南——。”我向他叫了起來，他抿抿嘴，不動。倒是那個微胖的哥哥叫西撒的，喜出望外似的一臉傻笑沖向車子。
我要下車，夏依米也不停，說家還要得開山路上去。我說孩子呢？叫他們上車，還有強尼。說時，那等的三個根本不走山路，斜斜的向樹林裏爬，抄近路跑了。
這是巴洛瑪鄉村的家，白白的竹籬笆後面，是一個大院子，三幢有着厚木窗的尖頂小房子，建在院子的坡上。院內野花遍地。一盞小燈亮着，恰好射在一樹結實累累的蘋果樹上。
我下車，動了一下僵硬的腳，白痴不上來打招呼，搶着行李就走，也不敢看我。夏依米下了車，將巴洛瑪抱起來，用毯子蓋好，送進了一幢小房子的客廳。
是夏天，可是山區涼，白痴拿個大鋸子進來，又沒鋸什麼，對着壁爐揮了揮，這才出去抱了一堆柴進來。“巴洛瑪，我們煮好了一鍋馬鈴薯給ＥＣＨＯ吃。”大的那個西撒奔到廚房去。這家人，只叫爸爸，不叫媽媽的——除非是在生氣。孩子一向叫巴洛瑪的名字，叫得那麼自然又親愛。
兩個孩子臉上都是泥巴，衣服也臟，倒是那個家，火爐一點上，四周的藝術風味——巴洛瑪的風格，全顯出來了。“我來弄。”我快速進了廚房。開始煎蛋。南沒有說什麼，在身後圍上來一條圍裙。我忍不住轉過身去，抱住了他。“乖不乖？”我說。他深深的看了我一眼，那雙眼睛裏，有一份比年齡長了太多的痛。我親親他，拍了南一下屁股，催他開飯去了。
三幢小屋，巴洛瑪說另外兩小幢也是空的，隨我住。我挑了孩子們的閣樓。南和西撒擠一個床，另外一個床分給我。我們仍然住同一幢。那天太累了，碗也沒有洗，就上床了。夜很靜，風吹過山岡，帶來嗚咽的調子。院子裏不時有聲音，砰一下砰一下的發出聲響。我問孩子，那是什麼，他們說是蘋果在掉。
黑暗中，西撒問我：“荷西的鬼來不來看你？”我說來的，偶爾來。我問西撒：“媽媽怎麼了？”西撒說：“我們快要沒飯吃了，爸爸有一天說銀行還有六萬多塊（台幣兩萬塊左右）。巴洛瑪馬上出去找事，去推銷花被單，去了一天回來，沒有賣掉一塊。後來，她慢慢病了，瞎了，也不會走路，我們就搬回來這裏了。”
夜，阿斯都里亞的夏夜，有若深秋似的涼。我起床給孩子掖好毯子，叫他們睡了。閣樓上的斜窗看出去，山巒連綿成一道道清楚的稜線，在深藍色的穹蒼下，也悄然睡去。
蘋果樹下的小桌子邊坐着南和西撒，南耐心又友善的在考哥哥：“那麼，安達露西亞行政區又包括哪幾省呢？”西撒亂七八糟的給答，連北部的省也搞到南部去了。
我從廚房的窗口望出去，淡淡陽光透過樹梢，金錢斑似的光影落在兩兄弟的臉上。西撒已經留級過一年，跟南同班了，今年又是四科不及格。山區的小學不在附近，要走一個多鐘頭的路才能到，眼看九月下旬要開學了，西撒的補考還不知過不過。
洗好了碗，我跟巴洛瑪說，我們去院子裏曬太陽，夏依米馬上過來抱她，我向他輕輕一搖頭，兩人蹲下去架巴洛瑪，不用抱的。巴洛瑪的腳沒有力，可是拖着也拖了幾步。
“啊！巴洛瑪走路了。”西撒睜大了眼睛微微張着口。
“我累。”巴洛瑪講完就躺下了，躺在一張長椅上。
家在村落的最高處，鄰居用斜斜的屋頂層層節節的迤邐到小坡下。天那麼高，遠山的松林里冒着一串黑煙也沒將天染灰。院子裏爛果子掉了一地，花是野的，自己會開，老狼狗懶懶的躺着，也不理人。是老了，沙漠裏抱來喂的，許多年來巴洛瑪不肯棄它，帶來帶去的。
“有沒有看見光？”我將巴洛瑪的臉輕轉一下，叫她對着太陽。“有，感覺亮。”我跪下去，拿一枝樹枝看準巴洛瑪腳底中樞神經反射的位置，用力給她刺下去。她沒有叫痛。“南，去揀石頭，比你拳頭小的，要上面鼓，下面平的那種。”小孩立即跑開了，一會兒抱了一小堆回來。“你把我做什麼？！”巴洛瑪問。“撐你站起來。”我把石頭放在地上，彎身抱她，小孩也來幫忙，撐住巴洛瑪叫她站在石頭上。才一上去，她就喊起痛來。“我看不見的！ＥＣＨＯ，為什麼弄痛我？放我去躺呀！我看不見——”“西撒，去壓巴洛瑪的肩。”這一下，她狂叫起來，兩手向空中抓。就在那個時候，年輕的神父推開院子進來了。
“貝尼！來幫忙！”我向他喊過去，也沒介紹自己。我們當然知道誰是誰了。巴洛瑪痛出了冷汗，我不忍心，扶她躺下，叫神父用樹枝壓她中樞神經反射的地方。那時夏依米從坡下上來了，抱着一手臂的硬長麵包。“好，你做。”貝尼就讓給夏依米了。我們都已經知道在做什麼了，台東吳若石神父的治療法其實去年就彼此講過了。巴洛瑪在寂靜的院子裏哀叫。
我和貝尼對看了一眼，笑笑，我向屋后的大樹林偏一下頭，說：“我們去散步？有話問你。”我們走了，聽見巴洛瑪在跟南說：“你跟在他們後面遠一點，一有村子裏的人走進樹林，就吹口哨，叫神父跟ＥＣＨＯ分開走，去——”貝尼氣狠狠的說：“這些死保守黨的活寡婦，連巴洛瑪跟我多講話，村裡人都會亂猜——”我笑了，踩着葉子往森林裏去。
“他們怎麼生活？”我問貝尼，開門見山的。
“房子不要錢，你也知道。牛奶嘛，我父親每天會留一桶給孩子，蔬菜有人拿去的。他們買麵包，還有雞蛋，不吃肉，孩子念書不用錢——水電要付，兩個月收一次，唉——。”貝尼嘆了口氣，掏出一支煙來。“你知道，我要回台灣了，巴洛瑪只有請你多照顧了，很對不起——”我很掛心，放不下這家人。
走出了林子，另一個山谷出現了，那一幅一幅田野，如同各色的棋盤，夢一樣在眼前展開。貝尼跳起來，往栗子樹上拉，我們剝掉青栗子的芒刺，就生吃起來。第一次才見面的，卻十分自然而友愛。
“村裡一共幾個人？”我說。“三十幾家，五十多個吧！年輕人都走了，田產不值錢，活不下去。”“望彌撒的多不多？”“星期天早晨全會來。你知道巴洛瑪和夏依米最恨教堂，說是虛偽。她不來的，小孩也不來，可是她又是有信仰的。”“虛偽嗎？”我反問。“村裡人的確虛偽，上教堂來坐着打瞌睡，講鄰居壞話，這是一種習慣，不是信仰。”“你到底在這個死氣沉沉的村裡做什麼？”貝尼笑了笑，說：“做神父啊！”那副神情，十分淡漠。他是因為家貧，自小送去小修院的，是母親硬送進去的，就成了這一生。“可以再多做一點事？”我說。他笑笑，說：“人們不大需要我，臨死的時候，才想起來要一個神父，平日要的是麵包。這東西，我自己也要，一份薪水養爸爸、媽媽還有三個弟妹，你說我們在吃什麼？”我不說話。貝尼又說：“有幾個月，我去城裏做兼差，主教知道了，說要對教區專心些，後來只有不去上工，才不講了。”我知道，貝尼一個月所得的神父薪水不多，巴洛瑪告訴我的。他也養家。村裡沒有人給教堂奉獻的。
附近有牛鈴的聲音，南的口哨是把手指放在口裏吹的那種，尖銳而急切的傳過來。貝尼一低頭，匆匆走了。中午吃過馬鈴薯餅，我說要進城去買東西。巴洛瑪要跟，夏依米臉上很快樂，傻子似的。巴洛瑪被我們架上車，她自己走的，很吃力的走，神經質的笑個不停。
那天進城有如提早過聖誕節。火腿、香腸、臘肉、乳酪、蛋、雪糕，還有糖、油、醬、醋、咖啡、茶、麵粉、毛衣一大車裝回來……。大家都開心得不得了。晚上開了一桶酒，強尼喝醉了，拿起西班牙北部的風笛叭叭叭的吹個不停。“我們去教堂玩，我們去墳場看鬼火，走嘛走嘛——”巴洛瑪叫起來，我們拿毯子把她包紮好，抱着，開車往坡下沖，一路叫下去，村裡早睡的寡婦一定嚇死了。
“小時候，我們四個姐妹就坐在這一條條板凳上打瞌睡，有一回板凳突然垮了，我跌得四腳朝天，媽媽立即上來打，口裏念着聖母馬利亞、耶穌基督、天啊！巴洛瑪，你的內褲給人看見了啦呀——”巴洛瑪在教堂里大笑個不停。幽暗的教堂只有一盞油燈點在聖母面前。我跪下去，急急的禱告，很急，因為白痴在拉人的辮子，不給安靜。一直向聖母喊——繼續叫巴洛瑪看得見，她又看見了，天呀！不要叫她再關閉自己了。行行好，給夏依米一個事情做吧。
貝尼看見我們吵鬧，也沒說聖母馬利亞會生氣，一直要鎖門趕我們出去，說吵醒了村裏的母親，會責罵他的。於是我們抱起巴洛瑪去了墓地。
墓地是全暗的，那些大樹給風刮著，葉子亂響。巴洛瑪就說：“你看，牆上有一片磷火，是墳場裏的泥巴砌的牆，我的祖宗統統躺在裏面，有沒有藍火？有沒有？”我專心去看，什麼也沒有，可是那風的聲音太怕人了。就在這時候，白痴手上拿的風笛叭一下又響了，我們哇的叫起來往車裏跑，丟下了巴洛瑪。她抱住教堂走廊上的柱子，喊救命。
家裏的必須用品又去城裏買了一滿車，都是可以儲存的食物。那幾日，大家的心情好似都放鬆了。巴洛瑪也不要人抱，每天撐扶在火爐邊壓她的中樞神經。孩子們睡下時，我們在深夜裏起火，圍着壁爐說話，神父和白痴還有老狗，照例是在的。問巴洛瑪眼睛怎麼了，她說看得見人影和光。那一陣，她有時很瘋狂的笑鬧，有時悶悶的坐在門檻上用手剝豆子。
“這麼破費，總是叫我於心不安的。”她說。
“萬一老了，還不是來跟你住，別講啦！”我給罵一句過去。
說到這裏巴洛瑪突然喊了一聲：“這種無望的日子，要到哪一天？冬天大雪封路，孩子不能上學幾天，他們的教育——。”說著說著，撲到膝蓋上去，豆子撒了滿地。而天氣的確已經涼透了，暑假也快過去。
只要那天巴洛瑪哭過，她就什麼都看不見，也不能站起來，只是不響。上廁所也不叫人，用爬的去浴室。
黃昏時我出去散步，村人懷懷疑疑的看我，一些惡狗跳出來作勢要咬。村人看上去很悶，都是些老人。我走過，一位包着黑頭巾的老婦人從家裏出來，說是巴洛瑪的姨婆，硬拉我進去吃自己做的香腸，又問巴洛瑪的病，然後叫我告訴巴洛瑪，明天姨婆要去看她。
“她來做什麼？把門鎖上，不給她進來。”巴洛瑪發怒的叫：“這種樣子，誰也不給看，沒有看過瞎子和失業的，是不是？是不是？”我答應她，姨婆來只我出去應付，這才不鬧了。巴洛瑪不肯見人，除非是她信任的。
我們散步，總是往村落相反的方向走。巴洛瑪一手掛住我，一手撐一根拐杖，走幾步就休息，一直可以走到樹林後面的山岡上去看谷里的平原。她看不清，可是能看。那時候，我已在小村住了七天。
姨婆叫我拿幾顆大青椒給巴洛瑪，我收下了，又拿了另外一個老婆婆的包心菜。老婆婆怎麼也弄不清我的名字，姨婆告訴她：“就是跟電視廣告上沖牛奶的那種巧克力粉一個發音，叫ＥＫＯ，懂了吧！ＥＫＯ、ＥＫＯ！”
等我喝完了咖啡提着菜往家裏去時，那個老婆婆追出來，狂喊：“喂！你，那個叫什麼來的，對——啦——雀巢咖啡——再來玩呀！”
那個晚上，講起這個故事，大家笑得嗆出了淚，只有白痴強尼不懂，可是他看見巴洛瑪笑得叫肚子痛，就歡喜得一上一下的跳。
許多年了，沒有那麼狂笑過，笑着笑着夏依米、巴洛瑪和神父的表情，都很傷感，才知這三個人，在鄉居生活上實在是寂寞的。村裡人，不是壞人，根本不是，他們懂的東西，不在村落之外的世界。我講美國人上了月亮，他們也是拚命笑，哪肯相信。
夏日已經快過去了。火燒山是第一天到村裡就看見的，燒了十天，大家就看看，也不急的。
白天的陽光下，都穿了毛衣了，站在院子裏看那股越燒越近的大火，濃煙升得很高，蔓延成十幾道火了。“還不救！”我說。夏依米望着望着，說：“等一下去敲鐘吧！要燒過來了。”巴洛瑪一直十分泰然，她說她家沒有森林了，燒也不是她的事。
“村裡都是樹——”我也不敢嚇她，可是怕大火來燒屋子。
黃昏時分的火光在暮色里衝出來了，村莊下的一口鐘這才、的敲得緊急。空氣里，滿天落塵飄下來，我們退到屋子裏去。關上了門窗，將巴洛瑪安頓好才走。
跑到村子口去，看見出來的男人都是老的，只夏依米和神父還算中年。夏依米的膝蓋在兩年前開過刀，裏面有鋼釘的，又胖，去了也沒有什麼用。看看男人肩上扛了一些鏟子和鋤頭，覺得這些工具對待大火實在太弱了。就算去擋，只得二十幾個人。
我嗆着煙塵跑回去看巴洛瑪，她一個人把睡房的門鎖了躺在床上。“看見南和西撒沒有？”我問她。“沒有！好一會不見了！”巴洛瑪開始摸她的毛線披肩，急着要掙紮下來。“我去換球鞋，你留着，我跑——。”我脫掉了靴子，叫了一聲：“把門關好、當心趁火打劫。”就跑了。
也看見直升機在轉，也看見鄰近山區的人三三兩兩的低頭往火光處跑。寒冷的夜裏，找不到神父和夏依米，火，都燒到泥巴路那個小橋邊來了。
我奔到公路上，拚命喘着，才看見原來有開山機一樣的大機器在壓樹林，大約兩百多個人用各種方法鋸火巷。那些人的身邊，不時落下燃燒着的小火枝。火光里，每個人都被襯成黑紙影般的一片一片晃動着。
“南——，西——撒——”我放開喉嚨向人群里喊。煙太重了，一些人受不了嗆，鋸一回樹就奔到路上來喘氣。恨這些人的愚昧，真是火急燃眉了才來救。而孩子呢？孩子呢？
“南——”我又忙叫起來，不敢入火林去。
一個不認識的人給我一根大棍子，說：“你守路這邊，有小火種飛過來，就上去打熄。”不停的有樹枝着火，那些頂端的不可能夠得到，路邊的小火也來不及打。女人們也來了，我們在這邊打大，男人深入那邊火林里去了。
“西——撒——”我一面工作一面喊，總沒有迴音。火，帶着一種恐怖的聲音，急惶惶的吞過來。
“林務局是死人呀！怎麼只老百姓在救！”我喊“怎麼沒有，十幾處在一起燒，他們來不及！”
一面罵一面打火，等到燒得最劇烈的地方被人向相反方向也故意放了火，對燒過去，那條火巷才隔出來了。
夜深了，村裏的女人，對着自己燒焦的樹林，嚎啕大哭起來。
想到巴洛瑪一個人在家，丟掉了棍子慢慢走回去。
夏依米也回來了，已經深夜兩點多，孩子沒有到家。“如果孩子出事，我也不活了。”巴洛瑪也不哭，就這麼一句。說時兩張烏黑的臉就那麼進門來了。我走上去，捉過來就打，頭上身上給亂打，打完這個追來那個又打。孩子也不抵抗，抱住頭蹲着。
那個晚上，怕余火再燃，大家都不敢睡沉。閣樓上的南，悄悄問我：“ＥＣＨＯ，你什麼時候走？”我說過幾天。他又說：“如果巴洛瑪死了，你來不來帶我和西撒一起去台灣？”我跑過去，將他連毯子一起抱在懷裏，下巴頂住他的頭，不說什麼。旁邊睡著了的西撒，身上一股重重的煙味。
“接是快樂的，送人沒有意思，我坐火車走。”我說。
巴洛瑪不講話，那天她一直沒有講話，把一條沙漠毯子摸出來，要我帶走。又寫了生辰八字，說平日不通信，這回到中國，一定要給算個命用西班牙文寫來。
講好大家都睡，清晨只我和夏依米去小城的車站趕火車去馬德里。然後我飛瑞士，回台灣了。
那個晚上，其實沒睡。將孩子的衣服、褲子都修補了一下，給廚房悄悄打掃乾淨，浴室也輕輕擦了一遍。回房數了一下旅行支票，除了留下一百美金，其餘的都簽好字放入一個信封里合上了。
這些，南都看我在燈下做，他很專註的盯住我看。我們不說話。
清晨六點二十的火車，出門時孩子都在睡。夏依米提了箱子裝上車，巴洛瑪用爬的爬到院子裏來。我跑過去扶起她，摸摸她的臉，說：“親愛的，不要愁，安心等，上天不會叫人餓死的。”她點點頭，在輕微的發抖，身上一件單睡袍。我親親她，問她看得見早晨的山林嗎，她說看不見。“我走了。”我輕聲說。她揮手叫我去，一隻手將身體掛在籬笆上。
我再看了她一眼，晨霧裏，巴洛瑪的眼睛張着，沒有表情，好似在看着一片空茫的未來。
車門砰一下關了起來，我們開出小路，還看見巴洛瑪呆掛在那個門邊上，動也沒動。
強尼守在自家門口，也只得一個寡母和他相依為命，強尼看見車經過，就去躺在路上。我下去拖他，他死也不肯起來。他的母親，包着永遠也不解下來的黑頭巾，出來拉兒子，白痴、瘋子的罵，也打得驚天動地。我們的車就這樣跑了。
橋頭邊等着的是貝尼，我下車，笑着向他跑去，四周除了夏依米沒有別人。我們很自然的親吻了一下彼此的面頰，我對他說：“好兄弟，我走了。”他從口袋裏掏出一個聖像牌來送給我，說得很輕，說：“唉！親愛的妹妹，哪年再來啊？”不知哪年再來了，拍他一下，說：“走了！做個好牧人呀！”在小城幾乎無人的月台上，夏依米跟我踱來踱去的散步。他反反覆復的講，希望過不久能有一個差事做，我啊啊的應着。天那麼涼，鐵軌看上去冰冷的。這不過是一個夏季的結束，到了冬天，這裏會是什麼樣子？
車來了，我將行李放上去。跳下來，跟夏依米緊緊的抱了一下，把那個前晚預備好的支票信封順手塞進他的口袋。他要推，看我眼睛一濕，就沒再講什麼，他的眼眶，也慢慢繞上了一圈淡紅。
“謝謝！”我說。他追了幾步，火車開了，我撲在車窗上向他揮手，直到那個胖胖的身影淡成了一片落葉。
上面過的是一九八二年的夏天。一九八三年又去了西班牙。巴洛瑪的家人，在馬德里的，沒人接電話，打了數十次，電信局說那已是空號了。發電報也沒有迴音。一九八四年我在美國，寫信去小村莊，回信的是夏依米，信中欣喜若狂，說在小城的一個旅館終於找到了櫃枱的工作，是夜班，收入可以維持生活，不必再匯錢去。留下了旅館的電話號碼，叫我打去。
立即撥了長途電話，那邊接話的是一位小姐，問起夏依米，她叫了起來，喊着：“你一定是他的好朋友ＥＣＨＯ，夏依米天天在挂念你。”我問：“那他人呢？為什麼沒有上班？”她說：“哎！很可憐的，旅館生意不好，前三天把他裁員裁掉了。
巴洛瑪又突然發病，送去醫院，說是昨天送去了馬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