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成吉思汗陵的思考

20餘年來，我或者以一騎牧人之身，或者以一名考古隊員之職，一直在中國大

陸北方彷徨。後來久了才發覺自己有着一種觀點；也許是大陸北方養育造成的一種

脾性或烙印吧——我極度地要求一切外來人：首先要尊重這片大地的心情，然後才

能進入。

草原、黃土高原、戈壁和沙漠都是沉默不語的。也許它們需要我代它們發言。

聽說日本學者趁蒙古人民共和國滄桑巨變青黃不接之機，動員巨額堅挺的日元，

與蒙古官方協議，要勘查成吉思汗陵寢——當然若找到了，發掘問題即將擺上桌面。

我聽說后，一連幾天，腦海里浮現的都是給我青春的烏珠穆沁草原。

我那永遠無言的額吉（母親——蒙語），若聽說了，一定依然是無言的。

而我覺得這消息鬱塞胸間，使我不安。

——世界從來如此，權與錢談判，決定了一切。至於百姓的心情，是無關緊要

的。

這就是學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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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既然以學術為名，我也從學術開始。

大名鼎鼎的成吉思汗歿后，葬在哪裏呢？通常有兩說：一在蒙古人民共和國東

部的草原之間，一指中國寧夏南部的六盤山地。

在《元史》中，成吉思汗及元朝皇帝們的埋葬處，被寫成“起輦谷”3字。一

代代學者們推敲之後，擬音為Keluren谷，即元代漢譯中的“怯綠漣”河。今天多

用漢字“克魯倫”音譯——那是一條名河，河谷遼闊，地表上並沒有封土（即“塚”）

或其他陵寢遺痕。

認為成吉思汗葬在寧夏南部（隴東）六盤山者，主要據那位大英雄猝死於對西

夏國戰爭之中——可能虛張聲勢作向漠北送葬狀，其實已經就地埋了。

不知道是否日本學者已經與中國政府談判過，雙管齊下，同時也向中國回民聚

居的六盤山一帶調查。

——其實，我本人還可以編個遊戲，再指一條並非不可能的路；以供當代富翁

學者參考：清代蒙文史料《黃金史綱》講成吉思汗葬地，音為“柴麻”（Chima），

另外又有不少資料提及成吉思汗喪事與“薩里川”有關——那麼或者可以推理“薩

里川”即“薩里畏吾兒”即歷史上的“黃頭回鶻”居地——河西走廊之某地；若可

說通，則河西大走廊盡頭、甘肅西頭倒是有一片神秘的山地，地名恰好叫做“昌馬

山”。有誰能說Chima與“昌馬”其音不諧？！雖作戲筆，也許在方法論上並沒有

與學者們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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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成吉思汗葬地，若是動員本地人尋找，是一定可以找到的。至今尚未發

現成陵，是因為學者們沒有把功夫煉就——無論是在對牧人心情的尊重上，或是在

因地制宜的田野考古技術上。

說到這裏，我又聯想起一些趣事：

若是在萬頃牧草中丟了一件東西，可以用羊群來找。60年代，當我還是一個牧

羊人時，曾經多次用這個辦法。有時摘下眼鏡，上馬剛走開幾步，就再也找不到了

——後來學會了用羊群。讓羊群自由自在地吃着草，散成一線，朝丟失了眼鏡的那

片草走去。突然間，羊群在一個點上驚炸四散，擠命逃開——盯住那個點，縱馬路

過去，眼鏡就在那裏。

羊群對於草原上任何異樣的東西——比如骨頭、怪石、木頭、皮鞭，都很敏感。

我們不止一人、不只一次地用這個“羊群梳草法”找回過鞭子、書、套馬竿等東西。

成吉思汗陵寢即使不起封土，也一定多少有留在地表的痕迹——如果“起輦谷”

確是草原植被，那麼至少應當有用羊群“梳”一遍的本領。這需要每個考古隊員都

應當有一點牧人味兒。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沒有世世代代生息於斯的人不知道的事。這是一條定理。

以前我當牧羊人時，從來沒有留心我生活4年之久的汗烏拉有什麼考古學遺址。后

來，從北京大學考古學系（當時歷史學系考古專業）畢業后，又幾年來在新疆考古；

有一年回到汗烏拉，便問我的蒙古哥哥阿洛華，問隊裏有沒有什麼墳呀古物的。

——結果令人吃驚：次日阿洛華哥哥領我去了年年駐夏的泰萊姆（我有4個夏

天在那兒度過），泰萊姆山坡上有一串串幾排鏈式古墓，在新疆我們稱為烏孫或塞

種墓。它們應當與斯基泰文化、漢代西域之烏孫國關係密切——那是我見過的亞洲

最靠東部的這種古墓。

第三天我們又發現了突厥石人雕像，按照以前大學裏和考古隊裏的常識，這種

突厥石人很難在烏珠穆沁東頭髮現。

——考古學教科書就這樣在兩天之間過時了。然而我對於考古學的認識，從那

兩天之後，才剛剛開始。

我敢說：在確實埋葬着成吉思汗的那個地方，正生活着像阿洛華哥哥那樣的人。

他們不寫書甚至不讀書，但是他們熟知比書本更精確的細節。關鍵在於，學者們從

來沒有住進他們的泥屋或氈房，從來沒有真正平等地以他們為師。也許還可以容忍

我更尖銳的、但我自認為是更原初的質問：學者和學術難道就是如此嗎？研究難道

是一種新的歧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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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有其三，在沉睡安息的成吉思汗陵被驚擾之前還有一些話該說。

無論起輦谷或成吉思汗陵在蒙古草原還是在六盤山——那裏都是一種宗教性很

強的地域。

人人都知道藏族人的神鳥天葬，但很少有人知道蒙古人的葬法。至少在烏珠穆

沁牧區，蒙古牧人對於埋葬，多少是有些忌諱的。對於這種葬法，我為了尊重，從

來在作品中迴避描寫。比如拙作《黑駿馬》中，主人公只是說：“自古以來，畜群

從不來這兒吃草，人家也不靠近這兒居住。”——這就是蒙古牧人（或一部分）的

天葬地。我從未進入過汗烏拉的天葬地；不進入，不言及——都是草原上無文的法

律。為的是對逝者尊重，為的是遵循一種道德。

人們也許對六盤山周邊的住民——回民的葬俗更生疏。我出身於回族，近年來

一連6年參與着六盤山區哲合忍耶派回族的事業。在六盤山周邊，處處都有回族—

—伊斯蘭教的聖徒墓。窮苦的回民們洗過宗教的沐浴之後，虔誠地到那些聖墓上誦

經悼念。我多次參加這樣的活動。有時，隨着一些年長的老人行走；路過一片墳園，

老人捧起兩掌，為死者接“都哇爾”（祈願）；我注意到那是漢族墓，便問：“那

不是回民啊。”老人對我說：

——要為眾亡人舉念！

舉念，這是一個不易解釋的詞彙。它很深沉，含意盡在兩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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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我想我可以結束這篇文章了。

誠然是，學術無國界，研究不簽證。但是在考古隊的鐵鏟上，究竟有沒有一種

更高的道德呢？

蒙古草原由於它承載的文化的游牧性質，用一句考古學行話：草原上很難形成

文化層堆積。連續兩千餘年的北亞游牧文化，並沒有如數地留存至今。我不能說，

游牧的蒙古人只有成吉思汗陵這一處國寶；但是，成吉思汗陵確是蒙古人和北亞游

牧民族擁有的最貴重的遺產，——若是匆匆挖了它，那麼後世的蒙古孩子就用不着

學習考古學了。

“心比天高，身為下賤”，也許是我們中國文人的固癖。但是對於蒙古高原的

那萬頃牧草來說，我並不是一名第三者。我在那片草海中度過了自己的青春，而且

從那裏獲得了後日學術和文學的基礎。聽說了日本向成吉思汗陵伸手的消息之後，

我無法安寧。我感到那茫茫青草在向我搖曳，我感到無言的牧人們正在凝視着我。

明知日本富翁背後一定有數不清的蒙古人和中國人志願當買辦，我仍然決心再三挑

起這個話題。

成吉思汗陵寢應當由蒙古牧民的子弟自己去決定發掘與否。如果連這樣的事情

也由有錢人說了算，那麼人文科學便再無人道可言。

50年前，日本學者們在皇軍的威風下進行了一系列考古活動；50年後，日本學

者們又在日元的威風下捲土重來了。一介書生之美，清貧文章之美，難道已毫無價

值了嗎？

我相信，未來的某位蒙古學者——他曾經是一個牧羊小孩——會站出來為我作

證；這並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這是一種學者的重要道德。

我沒有錢，但我有筆，這就足夠了。

我能夠坦然地迎接草原神明的凝視了。

1991·1·東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