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詩案——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

倔強與剛毅

時光流逝，誰的風起雲湧，誰的塵埃落定，在史冊里，不過是薄薄幾行書，抵不過一首詩的風流。

讀劉禹錫的《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和《再游玄都觀》，忍不住莞爾。真是個有意思的人，性格又倔又強，脾氣又臭又硬，說得好聽叫不屈不撓，說得不好聽叫死不悔改。先來看他這兩首廣為流傳的桃花詩：

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觀里桃千樹，儘是劉郎去后栽。

——《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

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凈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再游玄都觀》

這兩首詩，我習慣將它們稱為《游玄都觀》和《再游玄都觀》，前後相隔十年。這個人性格中的狂放激揚依然故我。

偶爾做鬥士吆喝一下容易，一如既往堅持不懈做鬥士就難能可貴了。

十年之前，他好不容易從貶謫之地回到京城，因去郊外道觀賞花時，看不慣新興權貴的驕盛之態，作詩譏諷。言下之意是，你們這些跳樑小丑有什麼了不起，算起來都是老子的後生晚輩。一時富貴，看爾等能風光幾時？都是文名惹的禍，詩作一傳，劉禹錫再遭貶謫，收拾包袱再離京城。

我不是為劉禹錫搖旗吶喊、憤憤不平的人，以他執拗的性格在官場上混，不被人暗算才是怪事，沒死算是上天保佑了。一入官場猶如身陷娼門，一入此門，紅或衰，不是你說了算，說不上誰可憐，誰不可憐。政治鬥爭的結果必然是你死我活，幾家歡樂幾家愁。

十年之後，他高歌凱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瞧瞧，他一樣以自得的心態看着在他面前倒下的人亦不曾憐憫他們。正如他作《浪淘沙》一詩自明心跡：“莫道讒言如浪深，莫道遷客似沙沉。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

人生的際遇都有高低。我只是在想，人生有幾個十年，能供人恣意揮灑？如果十年之後他沒能再回來，死在貶謫之地，那麼後人解讀這首詩時，也許心境就會不同。多了幾層憐君薄命的意思，非今日笑談權貴們風吹雲散，歌頌勇敢的詩人凱旋。

是否會惋惜他授人以柄，剛剛回到京城，前途未卜之際，還沒站穩腳跟就貿然出言，行為魯莽呢？這樣做不能說不對，只是不值當。歷朝歷代因言獲罪的例子並不鮮見。劉禹錫不爽，我要是權貴我還不爽呢！肯定要給他點顏色看看。

口出狂言，你是苦還沒吃夠吧？那接着再去吃點苦頭吧。

此番，劉禹錫的勝利並不是詩品上的超拔，實貴在生命的盎然和不被惡劣環境擊潰的樂觀。權貴們敗走在時間裏，唯他從時間裏昂首闊步回來。他在時間中存留下來，是以他成了勝者。

一個人在逆境中，不管幾多沉浮，幾多磨難，仍將靈魂置於高處，與命運抗爭，也懂得與命運和解，相視一笑，前怨盡消，這才是真的可貴。

劉禹錫的鬥士性格並不止於官場。他寫詩也力求新意，開出於前人不曾道及的境地，且看他的兩首《秋詞》：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勝春朝。晴空一鶴排雲上，便引詩情到碧霄。（其一）

山明水凈夜來霜，數樹深紅出淺黃。試上高樓清入骨，豈如春色嗾人狂。（其二）

說實話，從古至今春愁春恨已被人吟誦多年。到了春天集體發春，多愁善感更是文人的通病，是人之常情，不可能因為他這兩首詩改變風氣。春風拂面勾引多少情思、詩情，他卻是這樣絕不肯人云亦云的人。一定要頌揚秋天，寫出不一樣的風度來。

無須驚訝，他絕不人云亦云的性格由來已久。翻開時間往前看，看他最開始為什麼遭貶謫，你就明了前因後果了。

805年開始，唐順宗時發生的革新運動，史稱“永貞革新”，或是“二王八司馬事件”。短短的146天，展開一場聲勢浩大的改革，初時頗得民心。這時從內廷發出的新皇帝的接連幾道詔書都大快人心：一道詔書處置了大貪官京兆尹道王李實，詔命一出，市井歡呼；一道詔書召回被貶逐的陸贄、陽城等幾位名臣；一道詔書釋出後宮女子三百人，放出教坊女子六百人，家屬來宮門迎接時，悲喜交集的人們哭聲震天；一道詔書宣佈停止鹽鐵使給皇帝的“月進錢”；一道詔書宣佈大赦，同時還蠲免所有積欠官府的錢糧，停止節度使常貢之外對皇帝的“進奉”。幾項舉措針砭時弊，大大減輕民眾負擔，博得讚譽一片。

身為改革中年輕的仕途得益者，劉禹錫也志得意滿。王叔文贊他“有宰相器”。《舊唐書》中《劉禹錫傳》說，此時劉禹錫“喜怒凌人，京師人士不敢指名，道路以目，時號二王劉柳”。

往常，我們通過劉禹錫和柳宗元的詩文看見的是，兩人遭貶謫之後如何心情苦痛，身在險地依然關注民生勵精圖治，這是事實，只不過，我們看不見另一些被文字詩情掩蓋的事實。

改革風頭最勁、形勢大好之際，“二王劉柳”一度頭腦發熱，互相吹捧是伊尹、周公、管仲再世，他們過於樂觀地估計了形勢，不清楚自己對的是一群老謀深算實權在手的藩鎮節度使和老臣。他們最大的後台是久病在身口不能言的順宗。皇帝本身又很大程度上受制於宦官。這依靠的基礎就太不穩當。

柳宗元生性孤寒，劉禹錫盛氣凌人。王收受賄賂，還專門打造了一個大木箱，放在床下存放賄金，享受睡在錢堆上的快感——真是樸素低調的奢華。王叔文在母親去世后，想不按禮制規定在家守喪。這些都成為他們受攻擊的焦點。

同時，糾結朋黨、任人唯親的弊病也出現了。內部人員升遷極快，惹人側目。改革後期，權力引起的紛爭越來越大，原本就不多的支持他們的元老掉頭轉向。握有實權的人物王叔文和韋執誼決斷時意見不一致，直接導致了很多良機錯過。

改革一開始如火如荼，是因為還未觸及到根本，利刃還未刺到軍政方面，未刺激到宦官和藩鎮的死穴。一旦牽涉到軍政方面，宦官和藩鎮就強強聯手，拒不交出軍權，繼而打出一記重拳——推出太子李純監國，以身體為由，逼順宗禪位為太上皇。

安史之亂之後，除了飛揚跋扈的藩鎮，專權攝政的宦官也成為大唐潰爛至無法癒合的傷口。銳意革新的改革派根基淺薄，無法駕馭如此複雜的朝廷局勢。一群手中有筆卻無劍的文人面對反擊幾乎無計可施。

艱危之際，韋執誼的老丈人杜黃裳出了個主意，讓韋執誼率百官主動請太子監國，這不失為一個審時度勢、搶佔先機的好主意，若然此計成功，至少能幫助他們拖延些許時日，日後被清算的時候也不至於太難看。但是，韋執誼拒絕了。

由此看來，不善妥協不是劉禹錫一人的毛病，是他們那群人共同的毛病。順宗退位后，蜜月結束，一場轟轟烈烈的改革就此落幕。失去倚仗的改革派被清算，王叔文被貶為渝州司戶，第二年被惦記他的政敵們賜死；王貶為開州司馬，很快死在任所，免卻了賜死的下場；韋執誼、劉禹錫、柳宗元、凌准、韓泰、韓曄、陳諫、程異八人也都被貶到遠地做司馬。這就是著名的“二王八司馬”事件。

像中國歷史上其他朝代著名的變法一樣，變革之路充滿艱辛，重振大唐的理想似乎遙不可及。在陣痛和搖擺中蹣跚前進，“永貞革新”最終免不了失敗的結局。不管過程如何輝煌，對於參與變法的始作俑者們，都是個無言、慘淡的結局。